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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痛苦的事情之一是对自己拍摄的影视素材进行剪辑，最痛苦的，是对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素材进行剪辑。
在剪辑纪录片《瑗珲——腾冲之旅》时，我用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是大洋ME400。ME：英文的意思是第三人称的“我”，坐在这台机器前与剪辑师一起进行剪辑时，我不只 次地觉得这个名字与我的遭遇和感受如此相称，纪录片的剪辑过程，就是导演面对另一个自己的过程。只不过这种面对不仅仅是400次，而是无数次。对前期拍摄的纪录片素材进行归类、整理、编辑，相当于对前期拍摄时做为一个导演的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解读人们内心世界的过程，甚至自己由于特定的场景触发的思绪和情感进行梳理。清算、扬弃。这个过程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即使如我现在这样描述，但没有过这种抽茧剥丝般痛苦的人也难以体会这种感受。大洋ME400，这个名称似乎准确地概括了我在100多个小时的镜头之海中无数次面对冷静的自己、愤怒的自己、痛苦的自己、快乐的自己甚至那个在大自然中变得如孩童般幸福的自己的时刻，而对这些镜头进行整理与剪辑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梳理自己的思想，形成在客观纪录背后的那种带有导演特有的影视观或者世界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2007年，我坐了近5000多公里的长途车，从黑龙江边的瑗珲镇、经吉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最后到了地处云南边陲的腾冲，我到底在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上发现了什么?我的镜头里所纪录的一切，是真实而残酷的客观现实世界，但在经过我选择与剪辑之后而完成的纪录片，是否已成了我个人的主观现实世界?
在行走中拍摄，在拍摄中行走，没有刻意的选择，完全随机的采访，这种简单而自然的纪实拍摄方式在当时，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经费完成我们即定的路线行走与采访任务的唯一选择。一个人背着轻便的CanonHXG1摄像机、另一个人扛着三角架拿着话筒，两个人组成的摄制团队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本应该是四个人完成的拍摄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种近乎疯狂的拍摄与行走方式透支了我们的精力和体力，而且直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每一个采访对象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以及面对生活的无奈，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的震动与冲击也是难以想像的强烈。但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面对这种简陋而粗放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遗憾，我不止一次地怀疑我所选择的工作方式是否真的是唯一现实而合理的选择。尽管现在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很多在前期拍摄中造成的遗憾，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很多在前期拍摄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时间更充裕、前期的设备与人员更齐全，我们也许会比现在有更多角度拍摄的镜头、会有比现在更清晰而干净的声音。可是，我们采访的人物还会像现在这样在镜头面前随意而自然吗?我看过太多主人公被灯光烤得连舌头都焦了的纪录片，也许，就我们所采访的普通人而言，在自然光下要比在灯光下更容易面对镜头，面对一台HDV的摄像机、一个采访人时可能更容易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在像这样对自我不断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我逐渐理清了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剪辑思路，我的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升华。
与国内很多喜欢亲自坐在剪辑台前，使用非编系统进行剪辑的导演不同，我更喜欢与比我更能熟练使用诸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编系统的剪辑师共同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剪辑，在很多技术细节的处理上，我甚至宁愿听从剪辑师的意见。我觉得一个纪录片导演在后期需要掌控的，应该是纪录片的整体架构与风格、大场景的取舍、采访对象及其语言的选择与截用、音乐的创作或者选用，而不应该过度纠缠干技术细节、应该把编辑形式和技巧上的决定权留给剪辑师。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剪辑师不仅仅是操机员，也应该是纪录片后期剪辑中的艺术创作者与技术实现者。记得在剪辑黄河壶口瀑布的时候，为了把我们一台机器多个角度拍摄的将近两小时的镜头组接成多机位拍摄的感觉，我开始建议剪辑师打开几个轨道，把我们拍摄的素材按不同的角度切成不同的片断然后进行拼接，剪辑师却建议用ME400里的虚拟切换台进行多镜头编辑，结果在虚拟切换台上，我们尝试了多种切换效果，既节约了时间，也达到了我想要的壶口瀑布气势磅礴、水声轰鸣的视觉冲击力。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在纪录片的剪辑过程中，导演绝对是可以与剪辑师一起通过最佳的技术手段达到艺术创作的最佳效果的。
但是，在纪录片的剪辑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艺术与技术上的矛盾与冲突，那就是利用后期编辑技术所获得的更加精美的画面，更加清晰的声音是否背离了纪录片原本应该保持的绝对真实的原则?画面的不完美、风格的不统一不也是纪录片即时拍摄所应有的特点吗?记得在把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采访进行粗编之后，就要不要通过关键帧的设置一次性地将所有的素材颜色调成统一，我和剪辑师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从技术完美性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这种关键帧的设置来统一影片整体色调是既省时又省力的做法，而我认为就纪录片而言，表现出拍摄中技术的不完美、甚至色调上的差异也是其真实性的体现。最后，我们把做过色调调整的素材与没有做过色调调整的进行了比较，结果，我投降了。因为纪录片再追求真实，它还是无法脱离视觉艺术所要求的完美与统一的色彩效果。后来，我的剪辑师在运用ME400里的颜色校正改变我们拍摄的日出效果时，我也没再提出异议。但是，我们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雨雾中拍摄的看起来略微有些暗的镜头我却没同意他进行亮度调整。在这里，我要保持艺术与现实中的真实。
纪录片中的很多镜头，往往是导演内心世界的折射，尽管它是以冷静、客观的技术方式呈现出来的，尽管有时拍摄这些镜头的人也不是导演自己，但场景与人物的选择却是导演根据自己多年的拍摄经验和拟完成的纪录片的风格来决定的。就像朋友们常说的那样，我在生活中是个很专注的倾听者，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采访的很多人都能在我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扉，而且在采访者说得很起劲时，我也很少打断他们去问别的问题，所以，我拍摄的人物采访都比一般人拍摄的要长，这也给我的后期剪辑带来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量和更痛苦的选择过程。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要选出一段有代表性能够体现采访人风格的话，往往要花5、6个小时的时间。有时，我会先选上几段话，都让场记把话听录下来，然后上线拍上唱词，这次因为采访的人物多，拍唱词的量也大的惊人，好在这次我的剪辑师可以熟练使用ME400中的字幕功能，而且查出错别字可以直接修改，不用像别的系统那样要返回文字板去修改，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我把我采访过的这些普通人的话进行整理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进入我镜头中的大部分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他们的生活是灰色的甚至是不快乐的。为什么我完全随机选择与采访的这些人有着这样的共性，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对中国现状的理解和忧虑折射到现实中，使我潜意识的选择了他们，也许，在这个多变的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大部分人的内心世界是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正如涨价后就没买过肉吃的下岗工人孙铁军所说的：“我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可并没有找到一个新世界。”
反观我自己行走时的经历，我发现，在东北农村，我常常会推开户农家虚掩的院门，与主人聊个几分钟就坐在人家的炕头上开始采访拍摄，但是在生活环境复杂些的煤矿，害怕某种恶势力的干扰却使我们在矿工家里进行的采访夭折。当我半年之后坐在剪辑台前，听着我的剪辑师谈论大洋ME400的故事板注重用户的个性化设计，使得他在轨道数、默认固定特技、时码线移动方式，甚至窗口布局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进行单独定义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遇到的这些普通人可以像我的剪辑师在ME400中那样可以按自己的习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自定义，这可能也需要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们像大洋ME400的设计者一样，给他们一个可以自定义自己的系统和环境。
由于我的纪录片《瑗珲——腾冲之旅》还没有最后剪辑完成，我现在仍然处于抽茧剥丝般的痛苦中，我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对这部纪录片的剪辑，我可以在面对自己的痛苦中升华，让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纪录片制作水平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在剪辑纪录片《瑗珲——腾冲之旅》时，我用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是大洋ME400。ME：英文的意思是第三人称的“我”，坐在这台机器前与剪辑师一起进行剪辑时，我不只 次地觉得这个名字与我的遭遇和感受如此相称，纪录片的剪辑过程，就是导演面对另一个自己的过程。只不过这种面对不仅仅是400次，而是无数次。对前期拍摄的纪录片素材进行归类、整理、编辑，相当于对前期拍摄时做为一个导演的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解读人们内心世界的过程，甚至自己由于特定的场景触发的思绪和情感进行梳理。清算、扬弃。这个过程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即使如我现在这样描述，但没有过这种抽茧剥丝般痛苦的人也难以体会这种感受。大洋ME400，这个名称似乎准确地概括了我在100多个小时的镜头之海中无数次面对冷静的自己、愤怒的自己、痛苦的自己、快乐的自己甚至那个在大自然中变得如孩童般幸福的自己的时刻，而对这些镜头进行整理与剪辑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梳理自己的思想，形成在客观纪录背后的那种带有导演特有的影视观或者世界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2007年，我坐了近5000多公里的长途车，从黑龙江边的瑗珲镇、经吉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最后到了地处云南边陲的腾冲，我到底在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上发现了什么?我的镜头里所纪录的一切，是真实而残酷的客观现实世界，但在经过我选择与剪辑之后而完成的纪录片，是否已成了我个人的主观现实世界?
在行走中拍摄，在拍摄中行走，没有刻意的选择，完全随机的采访，这种简单而自然的纪实拍摄方式在当时，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经费完成我们即定的路线行走与采访任务的唯一选择。一个人背着轻便的CanonHXG1摄像机、另一个人扛着三角架拿着话筒，两个人组成的摄制团队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本应该是四个人完成的拍摄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种近乎疯狂的拍摄与行走方式透支了我们的精力和体力，而且直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每一个采访对象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以及面对生活的无奈，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的震动与冲击也是难以想像的强烈。但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面对这种简陋而粗放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遗憾，我不止一次地怀疑我所选择的工作方式是否真的是唯一现实而合理的选择。尽管现在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很多在前期拍摄中造成的遗憾，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很多在前期拍摄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时间更充裕、前期的设备与人员更齐全，我们也许会比现在有更多角度拍摄的镜头、会有比现在更清晰而干净的声音。可是，我们采访的人物还会像现在这样在镜头面前随意而自然吗?我看过太多主人公被灯光烤得连舌头都焦了的纪录片，也许，就我们所采访的普通人而言，在自然光下要比在灯光下更容易面对镜头，面对一台HDV的摄像机、一个采访人时可能更容易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在像这样对自我不断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我逐渐理清了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剪辑思路，我的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升华。
与国内很多喜欢亲自坐在剪辑台前，使用非编系统进行剪辑的导演不同，我更喜欢与比我更能熟练使用诸如大洋ME400这样的非编系统的剪辑师共同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剪辑，在很多技术细节的处理上，我甚至宁愿听从剪辑师的意见。我觉得一个纪录片导演在后期需要掌控的，应该是纪录片的整体架构与风格、大场景的取舍、采访对象及其语言的选择与截用、音乐的创作或者选用，而不应该过度纠缠干技术细节、应该把编辑形式和技巧上的决定权留给剪辑师。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剪辑师不仅仅是操机员，也应该是纪录片后期剪辑中的艺术创作者与技术实现者。记得在剪辑黄河壶口瀑布的时候，为了把我们一台机器多个角度拍摄的将近两小时的镜头组接成多机位拍摄的感觉，我开始建议剪辑师打开几个轨道，把我们拍摄的素材按不同的角度切成不同的片断然后进行拼接，剪辑师却建议用ME400里的虚拟切换台进行多镜头编辑，结果在虚拟切换台上，我们尝试了多种切换效果，既节约了时间，也达到了我想要的壶口瀑布气势磅礴、水声轰鸣的视觉冲击力。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在纪录片的剪辑过程中，导演绝对是可以与剪辑师一起通过最佳的技术手段达到艺术创作的最佳效果的。
但是，在纪录片的剪辑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艺术与技术上的矛盾与冲突，那就是利用后期编辑技术所获得的更加精美的画面，更加清晰的声音是否背离了纪录片原本应该保持的绝对真实的原则?画面的不完美、风格的不统一不也是纪录片即时拍摄所应有的特点吗?记得在把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采访进行粗编之后，就要不要通过关键帧的设置一次性地将所有的素材颜色调成统一，我和剪辑师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从技术完美性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这种关键帧的设置来统一影片整体色调是既省时又省力的做法，而我认为就纪录片而言，表现出拍摄中技术的不完美、甚至色调上的差异也是其真实性的体现。最后，我们把做过色调调整的素材与没有做过色调调整的进行了比较，结果，我投降了。因为纪录片再追求真实，它还是无法脱离视觉艺术所要求的完美与统一的色彩效果。后来，我的剪辑师在运用ME400里的颜色校正改变我们拍摄的日出效果时，我也没再提出异议。但是，我们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雨雾中拍摄的看起来略微有些暗的镜头我却没同意他进行亮度调整。在这里，我要保持艺术与现实中的真实。
纪录片中的很多镜头，往往是导演内心世界的折射，尽管它是以冷静、客观的技术方式呈现出来的，尽管有时拍摄这些镜头的人也不是导演自己，但场景与人物的选择却是导演根据自己多年的拍摄经验和拟完成的纪录片的风格来决定的。就像朋友们常说的那样，我在生活中是个很专注的倾听者，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采访的很多人都能在我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扉，而且在采访者说得很起劲时，我也很少打断他们去问别的问题，所以，我拍摄的人物采访都比一般人拍摄的要长，这也给我的后期剪辑带来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量和更痛苦的选择过程。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要选出一段有代表性能够体现采访人风格的话，往往要花5、6个小时的时间。有时，我会先选上几段话，都让场记把话听录下来，然后上线拍上唱词，这次因为采访的人物多，拍唱词的量也大的惊人，好在这次我的剪辑师可以熟练使用ME400中的字幕功能，而且查出错别字可以直接修改，不用像别的系统那样要返回文字板去修改，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我把我采访过的这些普通人的话进行整理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进入我镜头中的大部分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他们的生活是灰色的甚至是不快乐的。为什么我完全随机选择与采访的这些人有着这样的共性，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对中国现状的理解和忧虑折射到现实中，使我潜意识的选择了他们，也许，在这个多变的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大部分人的内心世界是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正如涨价后就没买过肉吃的下岗工人孙铁军所说的：“我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可并没有找到一个新世界。”
反观我自己行走时的经历，我发现，在东北农村，我常常会推开户农家虚掩的院门，与主人聊个几分钟就坐在人家的炕头上开始采访拍摄，但是在生活环境复杂些的煤矿，害怕某种恶势力的干扰却使我们在矿工家里进行的采访夭折。当我半年之后坐在剪辑台前，听着我的剪辑师谈论大洋ME400的故事板注重用户的个性化设计，使得他在轨道数、默认固定特技、时码线移动方式，甚至窗口布局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进行单独定义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遇到的这些普通人可以像我的剪辑师在ME400中那样可以按自己的习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自定义，这可能也需要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们像大洋ME400的设计者一样，给他们一个可以自定义自己的系统和环境。
由于我的纪录片《瑗珲——腾冲之旅》还没有最后剪辑完成，我现在仍然处于抽茧剥丝般的痛苦中，我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对这部纪录片的剪辑，我可以在面对自己的痛苦中升华，让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纪录片制作水平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