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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将元顺帝赶到草原放羊去了,但此时天下大局未定,很多人还在观望,其中包括衍圣公孔克坚。
朱元璋派人向孔克坚传达了亲切的问候,请他南下面圣。孔克坚前半生备受元朝封赠,对元朝感情颇深,加上此时已年过半百,身体不够硬朗,怕经不起舟车劳顿,于是假托生病,先派儿子去南京觐见。
这副“骑墙”态度让朱元璋有些生气,写信追问:“听说你生病了,是真的吗?”还给孔克坚的儿子下了一道手谕,明确说:“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孔克坚自然清楚“不可”二字背后的凶残,于是战战兢兢地撑起老骨头,来到朱元璋的面前。
一番寒暄后,朱元璋“平易近人”地說:“你身体不好,就负责督促子孙好好读书吧,不要辜负祖宗留下的好法度。”然后赐给他一匹马、一座宅子、20石米。孔克坚拜别后,朱元璋又对身边的臣子说:“你再嘱咐他一遍,让他多读书、少喝酒。孔子的后代养起来就好了,不用让他们做什么官。”曾在元朝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孔克坚闲了两年就病死了。
1369年,朱元璋下诏,“只在曲阜拜拜孔子就好,不必举国祭祀。”这对天下读书人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很多臣子上疏反对,但朱元璋一意孤行。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此举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为本”相矛盾,这才收回成命。
其实,朱元璋屡次挑战孔子及儒家的权威,说到底争的是治理天下的路线。历代读书人奉行“道统”,相信思想可以跨越阶层、指导国计民生;而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独裁帝王推崇“治统”,认定权力才是镇压天下的不二法宝。
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曾与刘伯温对谈,刘伯温说:“孔子一生并未正经做过官,《论语》不过是他与弟子坐而论道的记录,如果真像赵普所说‘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岂不是所有熟读《论语》的人都能挑战皇权?”这话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他当即附和道:“我曾试过在《论语》中找治国之方,可愣是没找到!”
与朱元璋类似,很多统治者都试图把衍圣公当吉祥物,也不是所有衍圣公都有硬骨头。1644年,崇祯惨死,清军入京,衍圣公孔胤植迅速将一封洋洋洒洒的表章送到多尔衮的案头,其中言语深情到肉麻,“率土归城,普天称庆……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此时南方还在永历帝手中,大清连半壁江山都没占全,但这番马屁显然让多尔衮和顺治母子相当受用。于是孔胤植被封为太子太傅,孔府圣裔仍享优渥特权。
孔胤植感激涕零,次年再上表章,说孔府全体男子已响应“剃发易服”的号召。清廷求之不得,将北京最繁华地段的一座豪宅赏给孔胤植。而此时各地民众为坚守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而拒绝剃发,血流成河。孔子第62世孙寝食难安,给多尔衮写信说:“贵国既得中华,当用中华冠服!”多尔衮怒道:“看在你家祖宗的面子上就不砍你的头了,革职为民,永不录用!”
后来袁世凯掌权,孔府连发两封“劝进电”,希望他“早日登极,以慰民望”;到张勋掌权时,孔子第76世孙又忙发电“敬贺大喜”;再后来日本备战侵华,在东京大盖孔庙,孔府人士全程参与,并于1937年鼓吹中日“同文同种”;1938年,曲阜沦陷后,孔府“奉祀官”孔令煜还设宴款待日军各级头目,笑着合影留念。孔子若泉下有知,该何等痛心。
朱元璋派人向孔克坚传达了亲切的问候,请他南下面圣。孔克坚前半生备受元朝封赠,对元朝感情颇深,加上此时已年过半百,身体不够硬朗,怕经不起舟车劳顿,于是假托生病,先派儿子去南京觐见。
这副“骑墙”态度让朱元璋有些生气,写信追问:“听说你生病了,是真的吗?”还给孔克坚的儿子下了一道手谕,明确说:“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孔克坚自然清楚“不可”二字背后的凶残,于是战战兢兢地撑起老骨头,来到朱元璋的面前。
一番寒暄后,朱元璋“平易近人”地說:“你身体不好,就负责督促子孙好好读书吧,不要辜负祖宗留下的好法度。”然后赐给他一匹马、一座宅子、20石米。孔克坚拜别后,朱元璋又对身边的臣子说:“你再嘱咐他一遍,让他多读书、少喝酒。孔子的后代养起来就好了,不用让他们做什么官。”曾在元朝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孔克坚闲了两年就病死了。
1369年,朱元璋下诏,“只在曲阜拜拜孔子就好,不必举国祭祀。”这对天下读书人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很多臣子上疏反对,但朱元璋一意孤行。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此举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为本”相矛盾,这才收回成命。
其实,朱元璋屡次挑战孔子及儒家的权威,说到底争的是治理天下的路线。历代读书人奉行“道统”,相信思想可以跨越阶层、指导国计民生;而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独裁帝王推崇“治统”,认定权力才是镇压天下的不二法宝。
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曾与刘伯温对谈,刘伯温说:“孔子一生并未正经做过官,《论语》不过是他与弟子坐而论道的记录,如果真像赵普所说‘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岂不是所有熟读《论语》的人都能挑战皇权?”这话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他当即附和道:“我曾试过在《论语》中找治国之方,可愣是没找到!”
与朱元璋类似,很多统治者都试图把衍圣公当吉祥物,也不是所有衍圣公都有硬骨头。1644年,崇祯惨死,清军入京,衍圣公孔胤植迅速将一封洋洋洒洒的表章送到多尔衮的案头,其中言语深情到肉麻,“率土归城,普天称庆……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此时南方还在永历帝手中,大清连半壁江山都没占全,但这番马屁显然让多尔衮和顺治母子相当受用。于是孔胤植被封为太子太傅,孔府圣裔仍享优渥特权。
孔胤植感激涕零,次年再上表章,说孔府全体男子已响应“剃发易服”的号召。清廷求之不得,将北京最繁华地段的一座豪宅赏给孔胤植。而此时各地民众为坚守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而拒绝剃发,血流成河。孔子第62世孙寝食难安,给多尔衮写信说:“贵国既得中华,当用中华冠服!”多尔衮怒道:“看在你家祖宗的面子上就不砍你的头了,革职为民,永不录用!”
后来袁世凯掌权,孔府连发两封“劝进电”,希望他“早日登极,以慰民望”;到张勋掌权时,孔子第76世孙又忙发电“敬贺大喜”;再后来日本备战侵华,在东京大盖孔庙,孔府人士全程参与,并于1937年鼓吹中日“同文同种”;1938年,曲阜沦陷后,孔府“奉祀官”孔令煜还设宴款待日军各级头目,笑着合影留念。孔子若泉下有知,该何等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