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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还有客家学吗？
时下，客家研究可说是众声喧哗，此起彼伏，一个声音高过一个声音，尤其是高校里，更是热闹非凡，几乎所有的客家研究所都升格为“研究院”了，似乎不叫院就不够响亮，不够规格，不够……级别。而各种客家的学术著作，每本都洋洋上十万字，用来“拍砖”都令人恐怖。所谓的大师更拿到了一个个课题，滋养得脑满肥肠，经费用不完——凭此，能不说客家学在兴旺发达，凯歌高奏么？
却偏偏有人不识时务，质疑客家学的有无。
而质疑者，偏偏还是白发苍苍、学富五车的老学者，当然，也不乏对当前客家研究颇为关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客家社团。
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竟可以成大问题了么？
猝然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似乎也有点发懵了，怎么现在就没有了客家学了呢？
要问现在还有没有客家学，当然得搞清楚，客家学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来的？
刚进入19世纪，因珠江三角洲周遭发生的土客矛盾，和平县人徐旭曾写了篇《丰湖杂记》，被视为“客家宣言”，最早提出客家人来自中原。而后，增城人赖际熙在20世纪初创立最早客家社团“崇正总会”时，更有一篇颇为详尽的《崇正同人谱 源流》阐述了客家的形成、迁徙，[1]到30年代，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及其后的《客家源流考》则最终奠定了客家学的基础，为客家人的民族归属正名，以“大迁徙”历史确立客家的移民属性。
当然，不少客家学者，如古直、温仲和、温廷敬、邹鲁、钟用和，还有非客籍学者章太炎、罗常培等对建立客家学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丘逢甲、黄遵宪，乃至陈寅恪等客籍大家更提升了客家影响力。而太平天国的发生，瑞典人韩山文亲撰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译名）更让世界知道了客家，这是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这时，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客属地，不约而同地对客家人予以颇高的评价——恰恰与土客矛盾引发的对客家人的污名化成鲜明对照。
客家学的建构，其核心价值，当因此形成。
其实，从命名便可以基本了解。“客”者，外来者，也就是移民，所以人们常把客家人与犹太人等族群相比较，移民便是最根本的属性，相对于原住民土著而言，否则，何以为“客”？况且，近千年来，这个族群形成之后，也不曾停止过脚步：走得出去是条龙，走不出去是条虫，这是基本的生存观；而“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则是移民属性引伸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如同犹太人敬重“教书先生”一样。抽掉了移民属性，也就没有了客家人——这正是客家学之本。
而汉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就是客家学的核心，即“中原说”，客家人来自中原，姑且不论是否“华夏贵胄”“衣冠士族”，但族源是不可改变的。当年，客家人的正名，正是由此而起，这关系到民族自尊、历史担当，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正统观念——承袭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客家人对自己汉民族的身份的强调，不愿被边缘化、不愿作化外之民，不愿被贬抑、被排斥。无论是汉族身份，还是中原之源，这都是客家学创立时的根基。
我们更不难发现，无论“贵胄”“士族”是否涵盖全体客家人，客家学强调的中原文化，无论是山歌、围屋，还是习俗、文艺，均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尤其是近現代出现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将军领袖，都在证明其高素质、高品位与所谓不开化的土著拉开距离，把自身塑造成形而上的，精神高贵的族群——这在相邻的族群中几乎没有，强调到了近乎病态。这也是客家学形成之际的历史背景所造就的，但也与近千年，尤其是近现代客家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所分不开的。
作为客家学这样一门学问，当今已成为“显学”，它所跨的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还有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中国传统说的不分家的文史哲。再分，则与迁徙史、革命史、文明史密切相连，而从精神领域上看，客家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乃到生命观，都值得深入探究。应当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野去审视这一门学问。尤其是它与其他同类学问的不同之处，从而有所鉴别，区分。
上面几点，当是学者的共识，同样，也是普通老百姓所认可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归于常识之列。
可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常识，如今却被那些故作高深、玩弄辞藻的象牙塔中的“高手”弄得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了。这才有文前不少人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有客家学么？
是提问者故作惊人之词，还是被提问者的装腔作势？
当常识受到质疑时，则意味着这个世界——至少是学术界已颠三倒四了。
二
先从客家一致公认的标准——非地域性文化说起。这本来就不是问题，作为一个移民族群，近千年一直在流动之中，从中原，到近海的山区，从山区到滨海，从乡村到都市，从海内到海外，直至全世界。移民文化自然也是非区域文化，其文化正是在移动即迁徙中形成与发展，并与沿途不同的文化发生交织，“客”字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表述十分清晰的非区域文化，却一下子被颠覆为区域文化，乍一听，简直匪夷所思。毕竟，南方十一个省都有客家人，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地域称呼。不过，偷换概念每每是学术高手所擅长的，他们提出来的是，赣闽粤边聚集有最多的客家人，而这连成一片的三省边地就可以称之为其共同的地域，所以客家就是这个地域的文化，客家社会就是这个地域。（其实，广西客家人口就比这三省之一的福建多上百万，逼近江西，是否还可以称“两广客家更具地域性”？）以地域为研究的路径，梳理这个地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而通过这个区域的民族源流，早前的民族语言或方言，以及文化深层、外来者与原住民的文化互动、区域开发与地域社会演进的研究，重新探讨客家本身的历史由来。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以此地域作为重新认识、解释客家的唯一标本，摆脱中原移民观对客家学的束缚，“突破”，其实是否定罗香林的“中原说”。
于是，就有房学嘉于1994年的“土著说”。土著说论定，南迁的中原汉人，与赣闽粤边地域的古越遗民混化后才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便是客家。所以客家的主体是土著，即古越人，而流落到此地的中原人是少数，末了，他更断言，所谓中原人南下是“空穴来风”。[2]他的依据是，粤东北考古，已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痕迹，而这便是当地客家人的先祖。对此，王东觉得“问题在于，秦以前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古越人，就一定是后来的‘客家共同体’的主体吗？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客家共同体’具有怎样内在的联系？”[3]他认为，房学嘉是不曾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是“不证自明”。而房学嘉的例证，则是南朝时的一位文化名人程旻作为土著先贤，已有了客家意识并用来排解纠纷。 至于程旻是否土著即古越人，而非永嘉之乱南下汉人，恐怕毋须考证。因为在之前粤东（今大埔及其周遭）被称之为“义招”县，其义是以“义”招徕众多已在当地形成的南下中原人的 “流人营”，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只是“客家共同体”可提前这么久么？
我们先放下“土著说”。
由于土著说显而易见的破绽，其追随者做了很大的修正，但却走得更远。
没有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下，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如此，有的是当地的土著。畬、瑶等少数民族广布赣闽粤边，这有大量的“峒”“那”的古地名为证。而之所以会形成今日的客家文化，只是历朝历代，由中原来的官员，在当地力推儒家文化，教会刀耕火种的畬民使用农具，久而久之，这种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结合，才有了“客家”的语言，才有了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换句话说，没有“中原迁徙说”，而只有“土著教化史”进而至“土著归化史”，所以，如今的畬族、瑶族，大都说的是客家话。早年的韩愈、刘禹锡是明证，后来到宋明，文化人或有文化的官员就更多了，他们“培养”了终于有相应文化品位的客家人。
因此，客家仅仅是一个文化族群，与中原没有一文钱的关系，更不用提什么血缘、宗族。至于谱牒上的记载，更一言以蔽之，宋之易朝，对文化的毁灭相当彻底，所以，凡是有宋及宋之前的记载，只能是假托与攀附的，“厓门之后无中国”，文化如此，语言如此，族谱也如此。语言学家也认为，客家话已是最后期的古汉语了。
就这样，客家被彻底地“去中原化”了。
可这似乎还不够，原先还力主罗香林中原说的王东，在他2007年的《那方山水那方要：客家源流新说》新著中，提出了“方言群”一说。
本来嘛，否定了客家人来自中原后，总得交代一下，客家人原本是哪里的，房学嘉称的“古越人”未免太久远了，不那么靠谱，直接说来自畬瑶，又似乎有点“霸王硬上弓”， 人们未必一下子接受得了。
然而，方言群的提法并不新鲜，三、四十年前，台湾学者麦留芳就有过一部《方言群认同》[4]的专著。只是，他并没有把海外的客家人视为同一个方言群，而分为闽西汀州、粤东嘉应，还有惠潮等等，至于广府人，也有三邑、四邑之分，闽南人更有漳泉人、潮汕人等。也可以说，王东与麦留芳的“方言群”不完全是一回事。
王东借用“方言群”这个词，恐怕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而且，他从来没研究过方言，甚至连方言的概念，以及语言学者考察的科学实证技术都不曾掌握。
以至为此书作序的两位学者朱政惠、胡逢祥也在序言中不客气地指出：
对于“方言群”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方言群划分的相关理论等问题，却并没有加以明确的厘定和系统的梳理。再如，作者把客家界定为方言群，但是全书有关客家方言的实证性研究，却稍显薄弱。[5]
全书的主要 “创新”主旨被这么一否定，连立足之处都没有了，
之后，朱、胡不得不安抚一下，扣上大帽子，称此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视野开阔，结论缜密的学术成果”，“把客家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倒不算什么。
一位語言学教授只直接问了他本人一句：：“畬族人大都讲客家话，依你的划分，畬族也应属于这样一个方言群了。”
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
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回答。
这就是，畬族才是客家的真正族源，至少是主要族源，畬族人讲客家话是教化的结果，而这更可证明客家人是原住民，而非南下的中原人。没有迁徙史，只有归化史。笔者曾与持同一观点的学者做调查，发现他每每刻意地追问，这里基本没有外来人，有的是外来官员与私塾先生，是他们把官方文化或儒家文化灌输给原住民的，这才让他们有了文化，这文化，便是如今的客家文化。
的确，在粤北等地，一度有十万客家人要求恢复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主要是畬族。当时不乏功利的动机，在计划生育的严控下，作为汉族一分子的客家人，只允许生一胎，而作为少数民族，是允许生二胎的。
在整个广东，无论珠三角及粤西的广府人，粤东的潮汕人及粤东北的客家人，都与畬族人关系密切，而潮汕人更甚，因凤凰山在那里，但是，不曾有过把潮汕人当作畬族的说法。而钟、蓝、雷三姓，在广府、客家、潮汕中都有。盘姓则罕见一些。
资深的民族学教授吴永章说过，畬族是散居分布的，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关，一个村，一个乡还好，但要形成一个镇、一个县，则很罕见，所以，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治县，但畬族是没有的。因此，畬族除开他们内部有自己的语言，一旦外出，就得说围绕着他们村子的民族或族群的语言或方言，如周围是客家人，则必定得说客家话，如是潮汕人，当然得说潮汕话了，凭此，把畬族说成是客家人，或把客家人说成为畬族人，均不足为据。[6]
况且，畬族的生产方式落后，粮食每每匮乏，所居之处自然条件恶劣，且不断在迁移中，所以，人口的繁衍，比有相对安居的族群要少得多，加上历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的镇压方式——这在赣闽粤的史志上记载不少，所以，直到上次人口登记，也不过百万。请注意，这仍是计划生育期间，他们是不受计划生育一胎所限的。较之上8000万的客家人，仅1%略多点。无论如何，这都不成比例，非要把客家族源说成是畬族，而非经过大迁徙来到南方的中原人——其中相当部分形成客家人，简直不讲道理。
也请大家关注，在不少方志上，都记录有客家人有严格的族规，不与异族通婚，这现象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前。这也是他们守护其文化边界的必然举措，也是客家人的自我保护。不少客家老人都有这样的遗嘱，我们也不难理解他们在历史上为何会这样恪守这样的规则。别说异族，甚至于对邻近的广府人等，也一样。
在台湾，蕉岭人，即原镇平人，比现在的蕉岭的人数更多，著名的爱国民族志士、大诗人丘逢甲就是蕉岭人。有人找出若干范例，解释为何台湾的蕉岭人会比原址的多，说的是，当初入册，原住民因受排斥，所以依附上客家人，而被依附的客家人为帮他们，入册时把家中不曾来台的兄弟姓名写了上去，让他们去顶。这一来，蕉岭人在台湾的人口便超过了原蕉岭地方上的了。然而，仔细研析，就不难破解，在台湾，闽南人比客家人多五六倍，原住民是否依附闽南人更多呢？而台湾蕉岭人有几十万人，能依附上的有多少，比例多大？能超过一半么？其实，这暗含另一重意义，把客家人说成是非大陆人，从而达到“去中国化”。 希望那些在象牙塔中，摆出一付俨然是学术权威面孔的人，真正做到深入实际，做好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是煞费苦心去证明、附和某种脱离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种种外来的“高深”理论。
笔者一直很钦佩从事方言调查工作的专家们，他们几乎一年到头都深入到田间地角，认真地、甚至是小心翼翼地捕捉每一个发音，从实证出发，从科学出发，将海量的录音加以累积、综合与辨析。为何方言学者如此坚定地主张“中原说”，恐怕，就如语言学家罗常培早年所说的：“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就已经揭示出来了。
把客家的一部“中原迁徙史”写成“土著教化史”或“驯化史”“归化史”，在很多人或许会以为是痴人說梦，可在象牙塔里却明明白白有人在这么做——当然，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且自以为是在“超越”“突破”“标新立异”，并以主流自居而沾沾自喜。
而他们口口声声的“土著说”，自诩的“原生性”“在地化”与“草根精神”，到底有几许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方言学家们的努力，一脚水一脚泥，全神贯注的聆听、辨析，则反而无原生性、本土意义与草根精神吗？这实在是教人匪夷所思。
既然客家学的支干，汉民族认同与大迁徙的根本特性被抽掉，那么，客家学又何以立起来，还有什么“建构”的必要呢？
似乎，自徐旭曾、赖际熙、罗香林而来的客家学，该到此终结了。
三
于是，终结者来了。
轰然倒塌，只要再加一把力了。
先是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新”在于，他以铺陈比罗香林[7]更详尽得多的谱牒——这也是他涉猎客家研究之前见长的学术方向，以谱牒中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于闽南人以及广府人属地为记载依据，从而证明客家民系本就是包括广府、闽南人在内的“南方各民系相融合而成”，所以，客家源流与南方的闽、粤、赣各民系无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闽南人、广府人族谱中也有祖先来自客家地域的记载，所以，他们同样也是因与客家一样的迁移与融合而成。
笔者做了较深入的广府研究，不错，珠玑巷南下的广府人，以罗贵为首的36姓97家中，包括罗姓在内，也有不少后人迁入潮汕及客属地，成为潮人或客家人。更早一点，唐代迁入番禺的孔姓，在那里也建了个“阙里南宗”的大宗祠，后人分十一个房，向东南西北分进，如今，每年各房来拜祖先的，不仅有讲广府话，也有讲客家话、潮汕话的。36姓如此，罗、孔、单姓也如此，然而，凭此能得出陈支平这样的结论么？
照此结论，客、广、闽、赣各族群，均无本质区别，那么，独立的客家或广府什么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以一概而论了，从而把南方各大族群统统消解了。
只是陈支平还没说这么“透”。
与他同一所大学的刘镇发，索性推出了一部学术专著，书名就叫作《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最终取消了客家的存在。[8]
颇有意味的是，他也从广府方言、客家方言作为一方入手，也就是方言群切入，以此“庖丁解牛”，把客方言解构掉，最后否定了客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族群！
他倒是不似王东那样一知半解，而且能依照方言研究的技术路线一步步证实：“客家话跟广州话最像——所选的基本词中有79%相同，而单音节中，则有40%相同；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较接近广州话或台山话”……由于“客家民系的共同特征只有客家话”，而客家话作为方言被他归入了广府话，那客家区别于广府或其他族群的特质也就荡然无存了。
不能不说刘镇发引证了很多的材料包括遗传、体态特征等，作为历史、人类学的证据，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客家完全是一部误会的历史，是学者用想象构建出来的，最后也只会似泡沫一样被消解，从而消失。顽固坚持客家理论，等同于食古不化的保守人士，最终阻挡不住客家在一两个世纪内的消亡。
刘镇发是惠州客家人，又在香港教过书，如今，香港的客家人，四五十岁以下的，不少只会说广府话了，因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在回归前除英语外，只认可广府话。在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对自身文化产生怀疑，对弱势文化身份产生恐惧，亦不难理解。而惠州与广府区域相邻甚至交错，惠州客家话中受影响或嵌入的广府词汇，有几百个也不足为奇。
但是，整个的理论，则是建立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上，这如同“土著说”建立在早期人类学的“愈原始愈正宗”一样，“误会说”其实与“土著说”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把客家归于广府人的一部分，这才可能最终消除掉“历史的误会”，毕竟，“整个客家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误会的历史”。
所以，他与陈支平的“新论”并无二致，也许说得更彻底。只是他作为客家人的无奈，与陈支平“他者的眼光”，在心理上有巨大的落差。
这里不想太多阐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脱离了一个族群心理上、情感上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上的异同，只作形而下的考察，势必会走入歧途，无法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这些，我在众多的论文――把客家与广府与潮汕人的比较，以及与湖南人、畬族人的比较，乃至与犹太人的比较等等，已经说得很明白。把“历史地形成”置换为“想象的共同体”。把罗香林的历史追溯置换为想象的“历史的误会”，这不是什么新思考或新发现，而只是走向死胡同罢了。
其实，要反驳客家=广府这一荒谬的观点，有太多的根据。“客人开埠，广人旺埠”就是一大差异，“广府人散沙一团，客家人山头一堆”，亦是。广府人“顶硬上，鬼叫你穷”，客家人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便是。……还可以列举沉淀久远的客家与广府的民谚与格言。
而广府方言与客方言的差异，只要一听就明白了，北方来的，相对而言，会觉得客家话接近些，易懂，但广府话或白话，就不那么容易听懂，那么好学了。至于两种方言交界之处，互有影响，彼此借用，从中挑出几十个、几百个词汇互通，实在是太寻常了，可这能作为两种方言就是一种的依据么？至少在统计学上是不成立的。 总之，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是历史地形成的，今天，更是建立在“已然”与“实然”的认识基础上，也就是说，客家并非由学者的理论、作家的创作而构建起来的，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族群有其形成的历史动因与发展过程。族群认同，并非类似于民族神话的信念，更非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自信與自尊。
四
学术界深知，早年人类学“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故有“历史的历史”之谓，中国一度也被放在文化上较落后的区域与民族上。因此，把客家说成土著，古越人或畬族等不能不说是深受其影响，以批驳早期客家学称客家人乃“中原贵胄”为由，以“草根”、原生态、本土化来否定，排斥作为阳春白雪的文化艺术、历史哲学，也就顺理成章，更理直气壮了。
殊不知，当今人类学，已经有了城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乃至哲学人类学的高点，这种排斥，才是真正的食古不化了。而大迁徙引起的文化变异、互动、融洽、调节等等，同样是文化人类学的重中之重，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者，对此是否心有戚戚？
阉割了一个族群的精神，也就可以任其摆布了，当然，这是“去中原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反“汉民族认同”的最终归宿。
当客家人不再是从中原万里长旋迁徙而来，其汉民族身份受到怀疑直至否定，那古老的、一度先进的并仍在更新、进步的中原文化，那历几千年形成高素质、优品格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之汉族身份，还能剩下什么？客还是客吗？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会认为自己血统就比他人要高贵，我们坚守“中原说”，不仅仅为的学术底线，为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还客家学一片净土！
让客家学守住自己的根基与灵魂！
[1]赖际熙《崇正同人谱 源流》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影印版
[2]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
[3]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麦留芳.《方言群认同》，[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4号，1985年
[5]见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说》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8]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
现在还有客家学吗？
时下，客家研究可说是众声喧哗，此起彼伏，一个声音高过一个声音，尤其是高校里，更是热闹非凡，几乎所有的客家研究所都升格为“研究院”了，似乎不叫院就不够响亮，不够规格，不够……级别。而各种客家的学术著作，每本都洋洋上十万字，用来“拍砖”都令人恐怖。所谓的大师更拿到了一个个课题，滋养得脑满肥肠，经费用不完——凭此，能不说客家学在兴旺发达，凯歌高奏么？
却偏偏有人不识时务，质疑客家学的有无。
而质疑者，偏偏还是白发苍苍、学富五车的老学者，当然，也不乏对当前客家研究颇为关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客家社团。
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竟可以成大问题了么？
猝然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似乎也有点发懵了，怎么现在就没有了客家学了呢？
要问现在还有没有客家学，当然得搞清楚，客家学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来的？
刚进入19世纪，因珠江三角洲周遭发生的土客矛盾，和平县人徐旭曾写了篇《丰湖杂记》，被视为“客家宣言”，最早提出客家人来自中原。而后，增城人赖际熙在20世纪初创立最早客家社团“崇正总会”时，更有一篇颇为详尽的《崇正同人谱 源流》阐述了客家的形成、迁徙，[1]到30年代，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及其后的《客家源流考》则最终奠定了客家学的基础，为客家人的民族归属正名，以“大迁徙”历史确立客家的移民属性。
当然，不少客家学者，如古直、温仲和、温廷敬、邹鲁、钟用和，还有非客籍学者章太炎、罗常培等对建立客家学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丘逢甲、黄遵宪，乃至陈寅恪等客籍大家更提升了客家影响力。而太平天国的发生，瑞典人韩山文亲撰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译名）更让世界知道了客家，这是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这时，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客属地，不约而同地对客家人予以颇高的评价——恰恰与土客矛盾引发的对客家人的污名化成鲜明对照。
客家学的建构，其核心价值，当因此形成。
其实，从命名便可以基本了解。“客”者，外来者，也就是移民，所以人们常把客家人与犹太人等族群相比较，移民便是最根本的属性，相对于原住民土著而言，否则，何以为“客”？况且，近千年来，这个族群形成之后，也不曾停止过脚步：走得出去是条龙，走不出去是条虫，这是基本的生存观；而“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则是移民属性引伸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如同犹太人敬重“教书先生”一样。抽掉了移民属性，也就没有了客家人——这正是客家学之本。
而汉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就是客家学的核心，即“中原说”，客家人来自中原，姑且不论是否“华夏贵胄”“衣冠士族”，但族源是不可改变的。当年，客家人的正名，正是由此而起，这关系到民族自尊、历史担当，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正统观念——承袭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客家人对自己汉民族的身份的强调，不愿被边缘化、不愿作化外之民，不愿被贬抑、被排斥。无论是汉族身份，还是中原之源，这都是客家学创立时的根基。
我们更不难发现，无论“贵胄”“士族”是否涵盖全体客家人，客家学强调的中原文化，无论是山歌、围屋，还是习俗、文艺，均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尤其是近現代出现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将军领袖，都在证明其高素质、高品位与所谓不开化的土著拉开距离，把自身塑造成形而上的，精神高贵的族群——这在相邻的族群中几乎没有，强调到了近乎病态。这也是客家学形成之际的历史背景所造就的，但也与近千年，尤其是近现代客家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所分不开的。
作为客家学这样一门学问，当今已成为“显学”，它所跨的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还有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中国传统说的不分家的文史哲。再分，则与迁徙史、革命史、文明史密切相连，而从精神领域上看，客家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乃到生命观，都值得深入探究。应当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野去审视这一门学问。尤其是它与其他同类学问的不同之处，从而有所鉴别，区分。
上面几点，当是学者的共识，同样，也是普通老百姓所认可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归于常识之列。
可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常识，如今却被那些故作高深、玩弄辞藻的象牙塔中的“高手”弄得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了。这才有文前不少人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有客家学么？
是提问者故作惊人之词，还是被提问者的装腔作势？
当常识受到质疑时，则意味着这个世界——至少是学术界已颠三倒四了。
二
先从客家一致公认的标准——非地域性文化说起。这本来就不是问题，作为一个移民族群，近千年一直在流动之中，从中原，到近海的山区，从山区到滨海，从乡村到都市，从海内到海外，直至全世界。移民文化自然也是非区域文化，其文化正是在移动即迁徙中形成与发展，并与沿途不同的文化发生交织，“客”字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表述十分清晰的非区域文化，却一下子被颠覆为区域文化，乍一听，简直匪夷所思。毕竟，南方十一个省都有客家人，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地域称呼。不过，偷换概念每每是学术高手所擅长的，他们提出来的是，赣闽粤边聚集有最多的客家人，而这连成一片的三省边地就可以称之为其共同的地域，所以客家就是这个地域的文化，客家社会就是这个地域。（其实，广西客家人口就比这三省之一的福建多上百万，逼近江西，是否还可以称“两广客家更具地域性”？）以地域为研究的路径，梳理这个地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而通过这个区域的民族源流，早前的民族语言或方言，以及文化深层、外来者与原住民的文化互动、区域开发与地域社会演进的研究，重新探讨客家本身的历史由来。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以此地域作为重新认识、解释客家的唯一标本，摆脱中原移民观对客家学的束缚，“突破”，其实是否定罗香林的“中原说”。
于是，就有房学嘉于1994年的“土著说”。土著说论定，南迁的中原汉人，与赣闽粤边地域的古越遗民混化后才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便是客家。所以客家的主体是土著，即古越人，而流落到此地的中原人是少数，末了，他更断言，所谓中原人南下是“空穴来风”。[2]他的依据是，粤东北考古，已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痕迹，而这便是当地客家人的先祖。对此，王东觉得“问题在于，秦以前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古越人，就一定是后来的‘客家共同体’的主体吗？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客家共同体’具有怎样内在的联系？”[3]他认为，房学嘉是不曾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是“不证自明”。而房学嘉的例证，则是南朝时的一位文化名人程旻作为土著先贤，已有了客家意识并用来排解纠纷。 至于程旻是否土著即古越人，而非永嘉之乱南下汉人，恐怕毋须考证。因为在之前粤东（今大埔及其周遭）被称之为“义招”县，其义是以“义”招徕众多已在当地形成的南下中原人的 “流人营”，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只是“客家共同体”可提前这么久么？
我们先放下“土著说”。
由于土著说显而易见的破绽，其追随者做了很大的修正，但却走得更远。
没有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下，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如此，有的是当地的土著。畬、瑶等少数民族广布赣闽粤边，这有大量的“峒”“那”的古地名为证。而之所以会形成今日的客家文化，只是历朝历代，由中原来的官员，在当地力推儒家文化，教会刀耕火种的畬民使用农具，久而久之，这种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结合，才有了“客家”的语言，才有了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换句话说，没有“中原迁徙说”，而只有“土著教化史”进而至“土著归化史”，所以，如今的畬族、瑶族，大都说的是客家话。早年的韩愈、刘禹锡是明证，后来到宋明，文化人或有文化的官员就更多了，他们“培养”了终于有相应文化品位的客家人。
因此，客家仅仅是一个文化族群，与中原没有一文钱的关系，更不用提什么血缘、宗族。至于谱牒上的记载，更一言以蔽之，宋之易朝，对文化的毁灭相当彻底，所以，凡是有宋及宋之前的记载，只能是假托与攀附的，“厓门之后无中国”，文化如此，语言如此，族谱也如此。语言学家也认为，客家话已是最后期的古汉语了。
就这样，客家被彻底地“去中原化”了。
可这似乎还不够，原先还力主罗香林中原说的王东，在他2007年的《那方山水那方要：客家源流新说》新著中，提出了“方言群”一说。
本来嘛，否定了客家人来自中原后，总得交代一下，客家人原本是哪里的，房学嘉称的“古越人”未免太久远了，不那么靠谱，直接说来自畬瑶，又似乎有点“霸王硬上弓”， 人们未必一下子接受得了。
然而，方言群的提法并不新鲜，三、四十年前，台湾学者麦留芳就有过一部《方言群认同》[4]的专著。只是，他并没有把海外的客家人视为同一个方言群，而分为闽西汀州、粤东嘉应，还有惠潮等等，至于广府人，也有三邑、四邑之分，闽南人更有漳泉人、潮汕人等。也可以说，王东与麦留芳的“方言群”不完全是一回事。
王东借用“方言群”这个词，恐怕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而且，他从来没研究过方言，甚至连方言的概念，以及语言学者考察的科学实证技术都不曾掌握。
以至为此书作序的两位学者朱政惠、胡逢祥也在序言中不客气地指出：
对于“方言群”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方言群划分的相关理论等问题，却并没有加以明确的厘定和系统的梳理。再如，作者把客家界定为方言群，但是全书有关客家方言的实证性研究，却稍显薄弱。[5]
全书的主要 “创新”主旨被这么一否定，连立足之处都没有了，
之后，朱、胡不得不安抚一下，扣上大帽子，称此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视野开阔，结论缜密的学术成果”，“把客家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倒不算什么。
一位語言学教授只直接问了他本人一句：：“畬族人大都讲客家话，依你的划分，畬族也应属于这样一个方言群了。”
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
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回答。
这就是，畬族才是客家的真正族源，至少是主要族源，畬族人讲客家话是教化的结果，而这更可证明客家人是原住民，而非南下的中原人。没有迁徙史，只有归化史。笔者曾与持同一观点的学者做调查，发现他每每刻意地追问，这里基本没有外来人，有的是外来官员与私塾先生，是他们把官方文化或儒家文化灌输给原住民的，这才让他们有了文化，这文化，便是如今的客家文化。
的确，在粤北等地，一度有十万客家人要求恢复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主要是畬族。当时不乏功利的动机，在计划生育的严控下，作为汉族一分子的客家人，只允许生一胎，而作为少数民族，是允许生二胎的。
在整个广东，无论珠三角及粤西的广府人，粤东的潮汕人及粤东北的客家人，都与畬族人关系密切，而潮汕人更甚，因凤凰山在那里，但是，不曾有过把潮汕人当作畬族的说法。而钟、蓝、雷三姓，在广府、客家、潮汕中都有。盘姓则罕见一些。
资深的民族学教授吴永章说过，畬族是散居分布的，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关，一个村，一个乡还好，但要形成一个镇、一个县，则很罕见，所以，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治县，但畬族是没有的。因此，畬族除开他们内部有自己的语言，一旦外出，就得说围绕着他们村子的民族或族群的语言或方言，如周围是客家人，则必定得说客家话，如是潮汕人，当然得说潮汕话了，凭此，把畬族说成是客家人，或把客家人说成为畬族人，均不足为据。[6]
况且，畬族的生产方式落后，粮食每每匮乏，所居之处自然条件恶劣，且不断在迁移中，所以，人口的繁衍，比有相对安居的族群要少得多，加上历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的镇压方式——这在赣闽粤的史志上记载不少，所以，直到上次人口登记，也不过百万。请注意，这仍是计划生育期间，他们是不受计划生育一胎所限的。较之上8000万的客家人，仅1%略多点。无论如何，这都不成比例，非要把客家族源说成是畬族，而非经过大迁徙来到南方的中原人——其中相当部分形成客家人，简直不讲道理。
也请大家关注，在不少方志上，都记录有客家人有严格的族规，不与异族通婚，这现象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前。这也是他们守护其文化边界的必然举措，也是客家人的自我保护。不少客家老人都有这样的遗嘱，我们也不难理解他们在历史上为何会这样恪守这样的规则。别说异族，甚至于对邻近的广府人等，也一样。
在台湾，蕉岭人，即原镇平人，比现在的蕉岭的人数更多，著名的爱国民族志士、大诗人丘逢甲就是蕉岭人。有人找出若干范例，解释为何台湾的蕉岭人会比原址的多，说的是，当初入册，原住民因受排斥，所以依附上客家人，而被依附的客家人为帮他们，入册时把家中不曾来台的兄弟姓名写了上去，让他们去顶。这一来，蕉岭人在台湾的人口便超过了原蕉岭地方上的了。然而，仔细研析，就不难破解，在台湾，闽南人比客家人多五六倍，原住民是否依附闽南人更多呢？而台湾蕉岭人有几十万人，能依附上的有多少，比例多大？能超过一半么？其实，这暗含另一重意义，把客家人说成是非大陆人，从而达到“去中国化”。 希望那些在象牙塔中，摆出一付俨然是学术权威面孔的人，真正做到深入实际，做好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是煞费苦心去证明、附和某种脱离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种种外来的“高深”理论。
笔者一直很钦佩从事方言调查工作的专家们，他们几乎一年到头都深入到田间地角，认真地、甚至是小心翼翼地捕捉每一个发音，从实证出发，从科学出发，将海量的录音加以累积、综合与辨析。为何方言学者如此坚定地主张“中原说”，恐怕，就如语言学家罗常培早年所说的：“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就已经揭示出来了。
把客家的一部“中原迁徙史”写成“土著教化史”或“驯化史”“归化史”，在很多人或许会以为是痴人說梦，可在象牙塔里却明明白白有人在这么做——当然，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且自以为是在“超越”“突破”“标新立异”，并以主流自居而沾沾自喜。
而他们口口声声的“土著说”，自诩的“原生性”“在地化”与“草根精神”，到底有几许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方言学家们的努力，一脚水一脚泥，全神贯注的聆听、辨析，则反而无原生性、本土意义与草根精神吗？这实在是教人匪夷所思。
既然客家学的支干，汉民族认同与大迁徙的根本特性被抽掉，那么，客家学又何以立起来，还有什么“建构”的必要呢？
似乎，自徐旭曾、赖际熙、罗香林而来的客家学，该到此终结了。
三
于是，终结者来了。
轰然倒塌，只要再加一把力了。
先是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新”在于，他以铺陈比罗香林[7]更详尽得多的谱牒——这也是他涉猎客家研究之前见长的学术方向，以谱牒中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于闽南人以及广府人属地为记载依据，从而证明客家民系本就是包括广府、闽南人在内的“南方各民系相融合而成”，所以，客家源流与南方的闽、粤、赣各民系无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闽南人、广府人族谱中也有祖先来自客家地域的记载，所以，他们同样也是因与客家一样的迁移与融合而成。
笔者做了较深入的广府研究，不错，珠玑巷南下的广府人，以罗贵为首的36姓97家中，包括罗姓在内，也有不少后人迁入潮汕及客属地，成为潮人或客家人。更早一点，唐代迁入番禺的孔姓，在那里也建了个“阙里南宗”的大宗祠，后人分十一个房，向东南西北分进，如今，每年各房来拜祖先的，不仅有讲广府话，也有讲客家话、潮汕话的。36姓如此，罗、孔、单姓也如此，然而，凭此能得出陈支平这样的结论么？
照此结论，客、广、闽、赣各族群，均无本质区别，那么，独立的客家或广府什么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以一概而论了，从而把南方各大族群统统消解了。
只是陈支平还没说这么“透”。
与他同一所大学的刘镇发，索性推出了一部学术专著，书名就叫作《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最终取消了客家的存在。[8]
颇有意味的是，他也从广府方言、客家方言作为一方入手，也就是方言群切入，以此“庖丁解牛”，把客方言解构掉，最后否定了客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族群！
他倒是不似王东那样一知半解，而且能依照方言研究的技术路线一步步证实：“客家话跟广州话最像——所选的基本词中有79%相同，而单音节中，则有40%相同；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较接近广州话或台山话”……由于“客家民系的共同特征只有客家话”，而客家话作为方言被他归入了广府话，那客家区别于广府或其他族群的特质也就荡然无存了。
不能不说刘镇发引证了很多的材料包括遗传、体态特征等，作为历史、人类学的证据，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客家完全是一部误会的历史，是学者用想象构建出来的，最后也只会似泡沫一样被消解，从而消失。顽固坚持客家理论，等同于食古不化的保守人士，最终阻挡不住客家在一两个世纪内的消亡。
刘镇发是惠州客家人，又在香港教过书，如今，香港的客家人，四五十岁以下的，不少只会说广府话了，因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在回归前除英语外，只认可广府话。在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对自身文化产生怀疑，对弱势文化身份产生恐惧，亦不难理解。而惠州与广府区域相邻甚至交错，惠州客家话中受影响或嵌入的广府词汇，有几百个也不足为奇。
但是，整个的理论，则是建立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上，这如同“土著说”建立在早期人类学的“愈原始愈正宗”一样，“误会说”其实与“土著说”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把客家归于广府人的一部分，这才可能最终消除掉“历史的误会”，毕竟，“整个客家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误会的历史”。
所以，他与陈支平的“新论”并无二致，也许说得更彻底。只是他作为客家人的无奈，与陈支平“他者的眼光”，在心理上有巨大的落差。
这里不想太多阐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脱离了一个族群心理上、情感上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上的异同，只作形而下的考察，势必会走入歧途，无法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这些，我在众多的论文――把客家与广府与潮汕人的比较，以及与湖南人、畬族人的比较，乃至与犹太人的比较等等，已经说得很明白。把“历史地形成”置换为“想象的共同体”。把罗香林的历史追溯置换为想象的“历史的误会”，这不是什么新思考或新发现，而只是走向死胡同罢了。
其实，要反驳客家=广府这一荒谬的观点，有太多的根据。“客人开埠，广人旺埠”就是一大差异，“广府人散沙一团，客家人山头一堆”，亦是。广府人“顶硬上，鬼叫你穷”，客家人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便是。……还可以列举沉淀久远的客家与广府的民谚与格言。
而广府方言与客方言的差异，只要一听就明白了，北方来的，相对而言，会觉得客家话接近些，易懂，但广府话或白话，就不那么容易听懂，那么好学了。至于两种方言交界之处，互有影响，彼此借用，从中挑出几十个、几百个词汇互通，实在是太寻常了，可这能作为两种方言就是一种的依据么？至少在统计学上是不成立的。 总之，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是历史地形成的，今天，更是建立在“已然”与“实然”的认识基础上，也就是说，客家并非由学者的理论、作家的创作而构建起来的，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族群有其形成的历史动因与发展过程。族群认同，并非类似于民族神话的信念，更非虚幻，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自信與自尊。
四
学术界深知，早年人类学“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故有“历史的历史”之谓，中国一度也被放在文化上较落后的区域与民族上。因此，把客家说成土著，古越人或畬族等不能不说是深受其影响，以批驳早期客家学称客家人乃“中原贵胄”为由，以“草根”、原生态、本土化来否定，排斥作为阳春白雪的文化艺术、历史哲学，也就顺理成章，更理直气壮了。
殊不知，当今人类学，已经有了城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乃至哲学人类学的高点，这种排斥，才是真正的食古不化了。而大迁徙引起的文化变异、互动、融洽、调节等等，同样是文化人类学的重中之重，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者，对此是否心有戚戚？
阉割了一个族群的精神，也就可以任其摆布了，当然，这是“去中原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反“汉民族认同”的最终归宿。
当客家人不再是从中原万里长旋迁徙而来，其汉民族身份受到怀疑直至否定，那古老的、一度先进的并仍在更新、进步的中原文化，那历几千年形成高素质、优品格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之汉族身份，还能剩下什么？客还是客吗？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会认为自己血统就比他人要高贵，我们坚守“中原说”，不仅仅为的学术底线，为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还客家学一片净土！
让客家学守住自己的根基与灵魂！
[1]赖际熙《崇正同人谱 源流》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影印版
[2]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
[3]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麦留芳.《方言群认同》，[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4号，1985年
[5]见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说》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8]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