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震惊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戈壁大漠深处爆炸成功。当天傍晚，消息传到远在上千公里之外祁连山北麓的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又称404厂），一位年轻技工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他面向夕阳落山的方向，激动得哭了。
　　他听不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看不到原子弹爆炸升起的蘑菇云，但在他的心中，却是山崩石裂，天雷地火，烟云四起——因为这颗代号“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深深刻下了他的烙印。
　　他的名字叫原公浦。
　　五年前……
　　原公浦是山东掖县人，12岁当上儿童团团长。有一回，他半夜里偷了国民党的子弹，跑去送给八路军；14岁，他就随支前民工背粮食背弹药往前线送。全国解放了，16岁那年，他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大上海，进入工具厂当学徒。
　　他是一个要强敢拼的人，工具厂是培养车工的好地方，他非常痴迷车工技术，认为这项技术精细严谨，对培养人的性情也有帮助，更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梦想：会技术的人多了，国家就能强盛。因此他要做一个顶尖的、呱呱叫的车工。他每天在岗位上刻苦用功，晚上还要上夜校补习班，加强理论学习。三年之后，他就达到了四级工的标准。又过了一年，他跃升为五级工。这在厂里是个奇迹，老工人们都说，没见过学技术这么玩命的。
　　1956年，原公浦所在的工具厂合并到上海汽车底盘厂。这一年他入了党，担任了团总支书记，而他的年龄也才只有21岁。又过了一年，他认识了比他小5岁的上海姑娘郭福妹，两人日久生情。郭福妹的母亲察觉后，明确反对女儿跟原公浦谈恋爱，她希望女儿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上海人。当父母的，有这种想法也不为过。
　　郭福妹却是怎么也离不开原公浦，她发现这个山东小伙子正直、憨厚，事业心强，而且他还很有孝心——他月工资75.28元，每月要寄20元给老家的父母。这在有些人眼里，是个拖累、负担，但在郭福妹眼里，孝心满满的原公浦更加的优秀。渐渐地，郭母也看到他的质朴、上进、孝顺，便松了口，接纳了原公浦。
　　1959年春天，原公浦和郭福妹结婚了。他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团总支书记，是厂里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前途光明。如果不出意外，夫妇二人会平平安安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生活一辈子，儿孙满堂，家庭幸福。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后，北京派人来到上海汽车底盘厂，说是选派技术好的车工，到二机部所属企业工作。他们多方考察，选中了两个人。但当那两人听说有可能要派去大西北工作，死活不愿意离开上海。据说他们为此还受了处分。
　　原公浦并不清楚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上海工业最发达，来上海选技工，说明国家很需要人。他掂量了掂量，感觉自己已经是六级车工，在厂里的年轻人里面，技术算是拔尖的，唯一的“不足”可能是年龄问题，他才24岁，在常人眼里，这个年龄有点不牢靠。
　　他鼓起勇气，主动去报名，说：“我愿意去！”
　　人家反反复复地考察他，不光是技术，还有政治面貌、家庭情况等等，严格得很。他琢磨，越严格说明这工作越重要，对他越是有吸引力。
　　他经受住了考察，人家同意選他去。先去北京培训，然后再到具体的工作单位上班。报名考察期间，他没敢给家人说，怕遭遇阻拦。上级一同意，他回家硬着头皮说了。郭福妹还没吭声，岳母先不干了，她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天天为儿子回上海发愁呢，便生气地说：“你又要把我女儿弄走啊？”
　　原公浦赔着笑脸说：“她不走，就我一个人去。已经定了。”
　　家里人都愣在那里。
　　虽然家里人都想不通，但也没有再阻拦他。因为阻拦也没用——已经定了，尤其是他铁了心！
　　他的偶像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他最喜欢看的书，是《把一切献给党》。他想成为吴运铎那样的人。现在，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三年前……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或者说404厂根本不在酒泉，而是在嘉峪关以西、祁连山北麓的玉门，工厂就建在戈壁滩上。那是个极其神秘的工厂，甚至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只有一个信箱，留的还是“兰州##号”，实则与兰州八竿子打不着。
　　404厂是我国最早的核反应堆生产基地，鼎盛时期有数万职工和家属，外围还有数千人的卫戍部队。
　　原公浦的落脚点就是这里。
　　尽管原公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去那里干什么，但他在国家最需要技术人才的时候，勇于报名，并且来到了大西北戈壁滩上，从此开启了他伟大的梦想。这于他来说，是一生的幸事！
　　1961年，经过在北京等地的培训之后，原公浦来到404厂。来到这里的车工一共有五个人，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每天，他们五人站在五台特种车床前，穿着笨重的洁白防护服，戴着特制的大口罩，双手套着特制的长筒乳胶手套，聚精会神地操作车床，对一个半球形状的钢球进行切削，一丝一丝的钢丝，掉落进切屑盘内……
　　他们每人脚边的大木箱子里，都堆着一些切削过的钢球。
　　有一天，厂里的总工程师姜圣阶来了，随着一声哨子响，他们五人都关了车床，摘下口罩，脱下手套。虽然是严冬，但他们一个个都是热汗淋漓，气喘吁吁。五个人围过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原公浦鼓起勇气道：“姜总工程师，我们想知道，我们整天练这个，到底要做什么？”
　　姜圣阶说：“调你们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但现在不能说。等你们技艺纯熟到家，每人切削过的钢球，装满了那个大木箱子，我再告诉你们。”
　　姜圣阶扭头走了。原公浦他们只好戴上大口罩，套上手套，又干起来……就这样，他们整天练习车同一尺寸的钢球，简直枯燥死了。让他们几个感到莫明其妙的是，要用三年时间，去练习加工相同尺寸的钢球。一闭上眼睛，他们的眼前就是一个球，走起路来眼前也是这个球。他们只是感觉到，将来的产品一定非同小可。但绝没想到，要加工的东西，是20万人经过七八年时间努力，才得到的两块如萝卜大小的、白色的裂变材料。 　　一年前……
　　原公浦自打到404厂报到后，就全身心扑在了学习、工作中，连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都放弃了。再见到郭福妹已是两年半之后。
　　原公浦具体做些什么工作，郭福妹更是不知晓。但郭福妹知道，肯定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她愿意为了支持丈夫，忍受相思别离之苦。
　　1963年2月，原公浦和郭福妹的女儿呱呱坠地。远在戈壁滩的原公浦没有亲眼看到女儿出生。他想念郭福妹，想见见未曾见面的女儿，就写信给郭福妹，希望她来玉门，来他工作的地方，夫妇俩一起生活。厂领导也常常敦促他们这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员，想法把妻子带过来，等夫妻团聚了，大家才能安心工作嘛。并且提醒他们，千万不要把这里说得太苦。原公浦响应领导的号召，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道：“这里牛奶当水喝，骑着马打猎……”
　　这些说辞是大家统一的。
　　后来原公浦承认，他是把妻子“骗”来的。
　　郭福妹想念丈夫，也很想支持丈夫的工作，于是就向单位申请，把工作关系转往原公浦所在的404厂。可是大女儿才半岁，郭福妹犹豫要不要带女儿一起去。这时，母亲站出来说：“把孩子留上海，我来带。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你们都要工作，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带？而且孩子户口留在上海，总比去那里好。”郭福妹满怀感激，跟母亲依依惜别，含泪忍痛把幼小的女儿丢在上海……
　　到了大西北的目的地，她看到原公浦住的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郭福妹哭了。这里远比上海艰苦得多，别说牛奶了，连大米都限量供应，很多时候要吃青稞、粗粮。
　　日子虽然艰苦，但夫妻总算团聚了。
　　郭福妹分配到车间做分析工作，她包揽了家里大小事务，领导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家里出了再大的事都不要去找他，不能影响原公浦的工作。就是领导不说这样的话，郭福妹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大老远跑来，不就是替丈夫分担点什么吗？因为吃不惯粗粮，她常常胃疼，后来发展成胃下垂，对孩子也照顾不上，她这个做母亲的，为此经常难过落泪。
　　当他们年老之后，郭福妹虽然有时会感到委屈，但是郭福妹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原公浦，原公浦在郭福妹的心中，永远是那个质朴、上进、孝顺的小伙子。
　　半年前……
　　原公浦他们终于知道，他们要干一件注定会震惊世界的大事！
　　原子弹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巨系统”，包括科研、设计、制造、生产、试验等许多环节，但最根本的，是要有核材料。
　　从铀矿石开采到铀核材料的提取，再到铀部件的铸造，这其中有无数的工序，无数的艰难险阻。404厂主要负责铀部件的铸造。
　　后来我们知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核材料是两颗总重约15公斤、体积只有橙子大小的铀-235半球。就像一张著名的照片上、著名科学家邓稼先比画的那么大——
　　其工作原理是：外壳的炸药爆炸后，将两个半球紧紧挤压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就会引发核爆炸。
　　核部件的铸造技术过关之后，任务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还有最后一关——对铀部件进行切削加工，使之达到原子弹设计上要求的几何形状和尺寸、重量、光洁度等。
　　然而，这颗铀球的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在没有精密数控机床的那个年代，要用球面机床加工出要求极为严苛的这颗铀球，全中国也数不出几个人。原公浦他们五个人，就是来干这个的。
　　1964年4月初，铀部件快要铸造成功的时候。厂长周秩这才把底儿透露给他们。周厂长说：“这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原公浦回忆说，他当时极度愕然，他真是没有想到。
　　在讨论由谁来主刀的时候，姜圣阶总工程师向周秩厂长推荐了原公浦。姜圣阶说：“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他技艺最精湛。这半年模拟训练，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三十多斤。每天流到手套里的汗，常常把双手泡成白色。”
　　周秩赞同地点点头。
　　当时面臨的情况是，国家还没有数控车床，只有普通的车床，全凭车工的手，加工出二级以上精度的产品来。周秩和姜圣阶找原公浦谈话，说：“原公浦同志，经过严格考察，我们选中了你。你有信心吗？”
　　原公浦愣了好一阵，用力点点头。
　　按照计划和要求，精加工过程由三个人操作，原公浦来主刀，每切一刀，厚度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他在模拟训练中，已经是每一刀都精确无误；第二个人担任监护，一方面监护、提醒他的操作，一方面要把他切削下来的铀屑及时捡起来，这都是宝贝，同时防止铀屑在切屑盘里积聚造成链式反应；还有一个人，专门搞测量计算，原公浦每切三刀，他就要测量一次，看还差多少，还要吃多少刀。
　　姜圣阶说：“我们的铀235铸件只有两个，一个都不能有任何的损坏。”
　　姜圣阶又说：“原公浦同志，这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组织上把它交给你，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核燃料极其珍贵，是我们的命根子，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能在你手上拿出第一个核部件来，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
　　原公浦异常郑重地点点头。
　　1964年4月30日，夜……
　　这一夜，是原公浦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周，原公浦紧张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医务人员为他注射一支葡萄糖，保持体力。他每天上午十点半照常进入18号车间模拟演练，紧急事故逃生路线走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心里清楚：一锤子买卖，怎么样都要把它车到合格水平，什么事故都不能撤。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原公浦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成败在此一举。当他接受这个任务、准备走进铀球加工区域时，他给妻子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回不来的话，你把女儿带大。” 　　妻子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要知道，当时他们的女儿才一岁多。
　　这是一间很小的密闭的操作间，只有一张车床。晚8点，规定时间到了，原公浦和两个助手全副武装，走向车床。车间外面，姜圣阶、周秩等很多人，都默默地、焦虑地翘首望着操作间……
　　一个白色的半球状铀球，夹在夹具上。原公浦来到车床前，久久地、表情有些紧张地望着那个神秘的铀球……特种车床飞快地转动起来……原公浦伸手握住操作手柄，但他许久没有进刀。原公浦此刻要加工的，不是普通的钢球，而是原子弹的“心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他手中握着的，仿佛已不是操作手柄，而是数十万人为之奋斗了八九年的成果，它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否按计划炸响……
　　事情太过重大，此时的原公浦，不免变得慌乱起来。监护手提醒道：“操作手，该进刀了。”
　　原公浦咬咬牙，开始进刀。但是只进了两刀，真空吸盘出了问题，铀部件“当”的一声，从夹具上掉落到切屑盘里！
　　原公浦心提到了嗓子眼。监护手反应过来，伸手关上车床的开关。车床停止了转动。
　　工作停下来了。有人把原公浦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此时已是入夜。原公浦颓丧地坐在周秩厂长面前。有人送来一杯牛奶让他喝下去定定神。这时，姜圣阶进来说，经检查，铀部件没有任何损坏。周秩放心地点点头。原公浦也似乎一下子清醒了一些。姜圣阶提出，有两种办法，一是小原今晚休息，明天再干。二是换一个操作手，今晚接着干。周秩厂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两年规划制定时，我给部里立的军令状，五一，也就是明天之前，必须拿出合格的铀部件！”
　　周厂长不想违反“军令”。今晚必须干到底。人们都清楚，刚才原公浦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精神过于紧张。说实在的，在场任何人都紧张啊！周厂长、姜总工程师比任何人都紧张。没有人能够说清，他们那一晚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在紧张的等待之中，时间已近深夜。周秩问原公浦：“小原，怎么样？”
　　原公浦渐渐神情变得坚毅，他一咬牙：“干！周厂长、姜总，我请求马上回到操作间，继续加工！”
　　姜圣阶、周秩都点了点头。周秩拍拍原公浦的肩膀：“大胆干！”
　　很快，原公浦等三人，再一次全副武装走向车床。原公浦恢复了往日的沉着与冷静，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特种车床再次启动，操作手柄转动起来……原公浦神情专注。监护手低声道：“开始！”
　　原公浦小心翼翼，一刀一丝，一刀一丝……他聚精会神地切削……三个人配合熟练，原公浦每车三刀，就要测量一次，看看还差多少，还要车多少刀。伴随着咝咝的进刀声，铀坯在原公浦手中慢慢改变着模样。经过四个小时的精细加工，一个精致光滑的小球（半球），渐渐切削出来了。
　　铀球剩下最后三刀。
　　每一刀都需要严密测量，车多车少都不行，一旦车多了，铀球就报废了；数万人忙了多少年的成果就要在他手里泡汤； 车少了，达不到标准，产生了硬化层，就不好加工了。因此，不能车多也不能车少。一旦出现问题，铀球不能拿去组装，原子弹也就不能按时爆炸……
　　后来，原公浦每次回想起这一刻，都很紧张，很后怕。
　　他定了定神，熟练地一刀切下去，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行第二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车完最后一刀，原公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瘫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铀球，像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经过严格检测，完全符合规格要求。
　　当时在场的人们，谁也不知道，5个月又16天之后，装着这个铀球的原子弹，将在新疆罗布泊的塔架上爆响。
　　那一夜，他经历了看不见的刀山火海。
　　车工原公浦，也因此落下了一个令他一辈子感到骄傲的绰号——原三刀。
　　后来，原公浦无数次感慨万千地对人说：“我姓原，这辈子跟原子弹有缘。”
　　五十年后……
　　原公浦在玉门404厂一干就是34年，直到1993年退休。1994年，他携妻子回到上海，享受副处级退休待遇。
　　他一生共参加了十次与核试验有关的具体工作。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先生曾形容他，说他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戈壁滩上艰苦的岁月，成为他一生的荣耀。回到上海后，他像大街上公園里的退休老人那样，过着平静的日子。他的家在闵行区梅陇镇梅陇一村，一套只有60平方米的老房子，客厅只有小小的7平方米。
　　我父亲和陈怀国伯伯联合编剧的电视剧《国家命运》，里面就有原公浦的镜头，我看过电视剧之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当年手握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铀球的特殊技工。怎么说，他都是“大国工匠”的优秀代表，新中国技术工人的标志性人物。
　　我们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曼哈顿工程”顶峰时期参与人员超过50万，苏联仅首次核试验就动用了20万军民，中国的“596计划”参与人数迄今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不少于30万人。
　　如此庞大的人员规模，难道他们都是科学家吗？如果不是，这些参与者又是些什么人呢？
　　从人数上说，科学家仅占极小的比例，参与者大量的是解放军指战员、民兵，以及像原公浦这样的技工，还有数不清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的身份，消隐在一个个群体标签背后，他们的故事，静静躺在保密柜和历史档案之中，他们的故事，在宏大叙事中逐渐变得模糊。
　　虽然我们常常说，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老人也有打盹的时候。好在原公浦不想过多地张扬自己，他默默地过好每一天退休生活，和老伴相濡以沫，相伴而行。
　　参加社区活动时，和别人聊天，原公浦透露说，自己参与了十次原子弹试验，老人们都笑了，说：“老兄，不要吹牛了，搞原子弹的还住在我们这么破烂的地方？”
　　原公浦也笑了。他不指望别人能记住他，只是他自己不想忘记自己的过去。在他仅有7平方米的客厅里，他设了一个小型“展览馆”，珍藏着自己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相关的奖章、照片、报道，以及其他资料。客厅墙上挂着两幅字和一张电视海报，“原三刀”三个字直入眼帘，两幅字分别是“黄河黄浦 大勇大公”和“黄浦江边男子汉 蘑菇云下国公人”，里面均藏有“公浦”两字。
　　这是他的光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