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在几十年前的案件中寻找DNA证据绝非易事。除了不停探监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团队成员还要通过电话寻找并登门拜访当年办案的警察、法医和辩护律师等。他们要不断向当局乞求，才能获准接触到当年的物证。而每一个步骤执行起来，均可谓步履维艰。令人沮丧的是，不懈努力换来的往往只有失望。在超过75%的案件中，那些陈年旧证早已遗失或损毁，想在检测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无异于痴人说梦。

　　戈德森喜欢用“足够幸运”形容那些能够找到DNA证据的案件当事人，但幸运并不代表无辜。经过DNA检测，50% 的当事人被证明正是凶手，25%的案件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剩下的25%可能成功洗冤。 　　“这就像一条拥挤的公路，每前进一段就会出现几条岔路分流走大部分车辆，走到公路尽头时，车辆已是历历可数”。戈德森说，俄州洗冤工程开展10年至今，只有约30人一路前行直到向法院申请重审案件，比例约为0.5 %。
　　“但是这并不表示剩下的99.5%的人有罪。只能说很多人不够幸运，找不到可以检测的DNA。”戈德森说。

崎岖的正义

　　然而，向法庭申请重审案件远非这条路的尽头。在俄州洗冤工程约30名申请重审的当事人中，最终沉冤得雪的只有17人。
　　“从现在的情形看，洗冤工程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检察官和法官不愿承认自己犯错。即使普通人看过案件报道后都认为这个人是冤枉的，到了检察官和法官那儿，他们还是会说‘不不不，这个人有罪’。” 戈德森说，即使在美国，洗冤工程在办案中同样阻力重重。
　　从寻找证据进行DNA检测开始，司法人员便可利用职务便利和自由裁量权对洗冤施加干预。2004年，被判犯有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的雷蒙·托勒被获准对物证进行DNA检测。然而，在执法人员的两次阻挠和一次无效鉴定后，直到2010年托勒才真正收到最终的检测结果。从错误判刑到最终获释，托勒在监狱中蹉跎了29年的光阴，而为了获取公正的DNA结果，他足足等了6年。
　　对于很多蒙冤者来说，托勒在DNA检测后无罪出狱令人艳羡，因为他们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依据美国法律，如果被告在宣判后发现可以改变原判的新证据，可提交动议申请重审。但现实中，法官对新证据的要求十分严苛，常常超过法律规定本身。很多由洗冤工程代理的案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新证，却无法启动重审，原因正在于此。而案件即使重审，是否重新公诉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检察官手中。
　　俄州洗冤工程正在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被控抢劫一家商店并用塑料绳捆住了女店员的手脚。从店员手腕、脚踝处的塑料绳上，团队成员发现了同一个人的DNA 样本，但显然并不属于他们的当事人。此外，虽然监控录像无法体现劫犯的面部特征，科学家们却通过比照门窗高度测算出劫犯的身高。“录像上的男人只有5英尺10英寸（约1.78米），而我们的当事人很高，足有6英尺4英寸（约1.93米）。这个差距相当明显”，戈德森说。然而，即便手握关键证据，洗冤工程在案件重审后仍然连输两局，“他很有可能要继续坐牢。原因很简单，检察官、法官都不愿认错。”
　　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坦然承认，对于任何人都非易事。在剖析司法人员拒绝认错的微妙心态时，曾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的戈德森说得很直白：这些人不是坏人，不愿认错是人的天性。“这种心理博弈的过程其实非常有趣。当人们在一个事情上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后，很难再按照完全客观的标准进行判断。很多时候他们真的认为这个人有罪，但在新证据面前就是脑子转不过弯儿来”，戈德森说，“当然，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很多检察官想当法官或者政客，如果办了错案，无疑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
　　此外，多年冤狱往往意味着巨额赔偿。根据俄州法律，埃尔金斯出狱后，可以获得包括因监禁损失的工资、律师费等在内的共28万余美金的赔偿。此后，他又以俄州萨米特县检察官办公室、县政府和巴伯顿市警察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仅巴伯顿市就要因此承担540万美金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侦查、起诉过程中执法人员哄骗6岁的受害人做出了不利于埃尔金斯的证言，而这份证言并不准确。“巴伯顿市为这场诉讼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那样一座小城，540万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概相当于纳税人一年的税款。”佩特罗的妻子南希说到，“不过这或许可以改变警察的做事方式，因为肯定有人告诫他们永远别再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然而，那些抗拒洗冤的司法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事实——正如俄州公设辩护人蒂姆·杨所说：在全州范围内，检察官用于对抗犯人获得DNA检测的时间和金钱远远高于检测成本本身。而佩特罗也在《冤案何以发生》中算过一笔账：在迈克尔·格林案中，如果进行了DNA检测，俄州及克利夫兰市将省去赔偿冤狱损失的260万美元，以及约25万美元的监禁成本。

从个案援助到推动改革

　　在美国，洗冤工程是一个有着长期组织与行动传统的法律人网络。这些来自社会的力量不仅使蒙冤者获释，还试图推动立法，以补救美国法治系统的种种漏洞。
　　21年前，美国人巴里·谢克在纽约叶史瓦大学的卡多佐法学院建立了第一个洗冤工程，如今，美国大部分州都有类似组织，这些通过DNA技术挽回个案正义的法律援助项目，已对司法实践乃至美国法律体系带来变革。
　　在戈德森看来，人们对狱中伸冤者的无视、对法庭判决的盲目信赖，恰恰显示了司法系统的傲慢与自大。而与个案公正相比，让人们认识到司法弊端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并在今后的调查、公诉、审判中谨慎行事，意义似乎更加深远。
　　2003年戈德森创建俄州洗冤工程时，便到州议会讲解冤案问题，并商谈改革刑事司法程序中的细节。十年后，戈德森依然无法忘记当时议员们的反应，“他们看我的那种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
　　在南希·佩特罗看来，改变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对公共政策的改变。“我们只有一点点争取，一个州一个州地逐一争取。”
　　此后的每一年，戈德森都会带着相同的问题来到州议会并提交报告。6年后，议员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戈德森的建议。“大概说了这么多年，他们渐渐适应了”，戈德森笑着说。
　　经过洗冤工程和佩特罗等人的游说和多番激辩，2010年俄州终于通过了证据保存法，其中规定所有刑事证据必须保存至被告出狱。与此同时，规范统一的目击证人指认程序也逐步建立。如今，在目击证人指认嫌犯时，执法人员不能进行任何暗示，且须逐一出示每一位嫌犯照片，同时，参与指认程序的执法人员不得了解警方的调查方向。此外，以得克萨斯州为首的一些检察官建立了“完整定罪联盟”。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检察官们让一些顶尖级的律师复查那些自己可能办错的案件。如果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因为坚持不认罪而多次拒绝、丧失假释的机会，他的案件就可能得到联盟的复查。
　　“我们所做的不仅是纠错，而且是创造”，南希·佩特罗说，“当问题被发现、被正视之后，人们就会想法设法加以解决。”
　　就在越来越多的蒙冤者重获自由时，一些司法人员也在沸腾的民怨中受到惩罚。得克萨斯州的迈克尔·摩根案中，先后两任检察官均对被告隐匿了能够证明其无罪的DNA证据，摩根为此坐牢25年。经媒体多方报道后，摩根案引发了全国性的影响。经手案件的前任检察官，其时已是一名法官，尽管享有绝对的起诉豁免权，却不得不在法官任上尴尬辞职。而那名8年来不断阻挠DNA检测的继任检察官，虽然德高望重，也在之后的选举中大幅落败。“是美国人民在推动改革，迫使检察官们去做那些正确的选择”，南希·佩特罗说。当人民逐渐醒悟到司法体系的缺陷时，那些从俄州、得州或其他地方发起的点滴努力，也逐渐在整个美国遍地开花。
　　目前，戈德森正在推动一项旨在提高指纹鉴定专家独立性、规范指纹鉴定程序的法案。尽管法案尚未通过，但戈德森对此给予厚望。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句话：改变需要时间，或许要持续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