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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宝贝”给国家博物馆】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世，享年105岁。杨先生在遗嘱中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5月27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出讣告，其中就钱家财物特别提及：“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它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让人意外的是，这份讣告是在杨先生生前亲自审阅过的。从身外遗物到个人遗体，一个人生前居然作了如此彻底地交代，今人中有几个能做到？学者周国平就说：
“总之，散尽全部称得上财产的东西，还原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洁净生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拥有钱家遗物最多、最集中，也最有文物价值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杨先生早已有意识地将自己精心整理的珍贵文物分批捐出。2002年，国家博物馆筹办“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向杨先生征集有关实物和照片，当时她就将一些她和钱锺书在英法留学时的照片，和钱锺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穿过的学士袍提供给了国博。2014年8月，杨先生让吴学昭主动联系国博，表示愿意将一批家藏实物资料捐赠出去。国博几次走进钱家，分批接受了杨先生的捐赠。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介绍，杨先生捐赠的珍贵文物共250余件套，其中包括名人字画、册页、遗墨、手迹、碑帖、印章、书籍、手稿以及钱锺书夫妇使用过的文具和生活用品等，类别之丰富，时代跨度之大，在博物馆近现代名人相关收藏方面实属罕见。
史料价值高的，如张之洞手书《大俄国太子来游汉口飨燕晴川阁索诗索书即席奉赠》《张文襄公遗墨》《张文襄公七言行书》等；文化价值高的，如当年杨荫杭送给女婿钱锺书的见面礼，有刘鹗题跋的《大观贴》（一套十卷，缺五、六卷，后又增加了钱基博题跋）；艺术价值高的，如《急就章》拓片，为清末邹安拓送连文澂，后为张难先收藏，辗转到钱家，一直悬挂于客厅。
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物品中，还有一批钱锺书夫妇用过的书籍、文具、印章、生活用品等。衣服中有钱先生的蓝色中式外衣、棕色中式棉衣，杨先生的深色格子衬衫，以及她为钱先生编织的毛衣、缝补的衣物、针线盒等。据说，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也给了国家博物馆。该词典自20世纪60年代购入，钱先生得空就读，新版出来后，就将与旧版的不同之处填写于词典空白的地方，相互对照，而对词典原解所发观感，也随手写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锺书生病住院后，才不再翻阅。杨先生曾在受访中提及该词典：“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
杨先生将自己的《堂吉诃德》译文手稿也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人员每次去钱家迎取文物，离开时，杨先生必送到门口，他们每劝老人留步，老人都不肯。吴学昭说：“先生是在送她的‘宝贝’去国家博物馆！”
钱锺书和杨绛的母校清华大学，是拥有钱家现金最多与默存先生手稿最多的单位。2001年，杨先生将她和钱锺书先生全部作品的稿酬及版税所得，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对生前收到的各种礼物，杨先生尽可能地做到物归原主。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她要求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和周晓红）在其身后归还送礼之人。其它的许多物件，她一一贴上亲笔所书“还某某”的小纸条。如，她托人将李文俊、张佩芬夫妇送的百岁诞辰祝寿纪念品——一只白色的玉佛手，归还给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杨先生还将一本手抄资料托人交给了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这应是上世纪70年代末，蒋天枢寄给钱锺书的残缺的陈寅恪诗稿）。
【准备“我们仨”的团聚】
杨先生生前，对所有写给她的信件，凡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的信，大都进行了销毁；对未及处理的亲友来信，她委托遗嘱执行人，要在征得本人意见后，或退还本人，或销毁，或封存。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在烧毁别人来信的同时，她还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吴学昭说，因为其中涉及自己和他人隐私，杨先生不想被小人利用拨弄是非。杨先生一生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数量显然不少，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非常值得期待，而现在却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惊叹与惋惜。
在钱家的遗物中，房產如何处理没有明说。国家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在文中偶有提及：“将自己的房产、财产和藏书文物全部捐给国家和有关单位。”（《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此房产当指三里河南沙沟6号楼2单元6室的房子。这是1977年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他们分配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钱、杨共同住了20余年，社科院曾有意愿将房子永久保存。2012年3月26日，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陈奎元来看望杨先生，他建议永久保存此房，供后人参观；钱、杨先生的一应物件由杨先生处理，留下诸物当陈列于此。对此建议，杨先生当即表示不同意。
实际上，杨先生还有一套房子。在她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清楚地记着：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2001年9月10日，“领到房产证”。而就在领房产证的前3天，即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签订协议，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含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费72万元）。设立奖学金之后，杨先生要再在京城买套房子，估计已很难了。这套房子，她显然不是为己而购，除了赠送亲人，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没有其它更好的理由了。
在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逝后近20年中，杨先生就像时刻在准备着“我们仨”的团聚。离开前，她要和大家一一告别。对身边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她都先后送去了小礼物以作纪念。这些礼物中，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小古玩器物、《杨绛全集》等。吴学昭得到了一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版的《英诗荟萃》，以及一叠杨先生抄录于狂风骤雨年代的唐诗宋词。杨先生将一幅字和11张毛边纸的习字，以及平时用的大圆砚连同一本横格竖写、抄了多首钱诗的笔记本送给了马文蔚。她将一只古董瓷碗送给了钱瑗学生的女儿张雯。其他得赠物者，当不在少数吧。
及至晚年，杨先生看淡一切虚名，唯恐避之不及，对那些该得的或不该得的，她统统拒之门外。吴学昭曾举了三个例子：中国社科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未去领受证书，也不让在讣告中提及。201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已入选“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她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介，并提供照片，她答复：“自揣没有资格。谢谢！”2014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来函，恭贺杨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荣誉院士。得此消息，杨先生两次去函，坚决不要这个荣誉。她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如今103岁，已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
杨先生说，自钱锺书去世后，自己成了“钱办主任”，是留下来独自“打扫现场”的。她要完成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未竟的工作。而对自己，她说，回望一生，“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没有洗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污垢，是不能“回家”的——“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2016年5月初，在杨先生去世当月，她在医院清醒地对人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再活下去就是苦了……”她反复叮嘱：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杨先生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在散尽尘世的物，看淡人间的欲后，她终于可以上路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世，享年105岁。杨先生在遗嘱中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5月27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出讣告，其中就钱家财物特别提及：“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它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让人意外的是，这份讣告是在杨先生生前亲自审阅过的。从身外遗物到个人遗体，一个人生前居然作了如此彻底地交代，今人中有几个能做到？学者周国平就说：
“总之，散尽全部称得上财产的东西，还原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洁净生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拥有钱家遗物最多、最集中，也最有文物价值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杨先生早已有意识地将自己精心整理的珍贵文物分批捐出。2002年，国家博物馆筹办“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向杨先生征集有关实物和照片，当时她就将一些她和钱锺书在英法留学时的照片，和钱锺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穿过的学士袍提供给了国博。2014年8月，杨先生让吴学昭主动联系国博，表示愿意将一批家藏实物资料捐赠出去。国博几次走进钱家，分批接受了杨先生的捐赠。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介绍，杨先生捐赠的珍贵文物共250余件套，其中包括名人字画、册页、遗墨、手迹、碑帖、印章、书籍、手稿以及钱锺书夫妇使用过的文具和生活用品等，类别之丰富，时代跨度之大，在博物馆近现代名人相关收藏方面实属罕见。
史料价值高的，如张之洞手书《大俄国太子来游汉口飨燕晴川阁索诗索书即席奉赠》《张文襄公遗墨》《张文襄公七言行书》等；文化价值高的，如当年杨荫杭送给女婿钱锺书的见面礼，有刘鹗题跋的《大观贴》（一套十卷，缺五、六卷，后又增加了钱基博题跋）；艺术价值高的，如《急就章》拓片，为清末邹安拓送连文澂，后为张难先收藏，辗转到钱家，一直悬挂于客厅。
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物品中，还有一批钱锺书夫妇用过的书籍、文具、印章、生活用品等。衣服中有钱先生的蓝色中式外衣、棕色中式棉衣，杨先生的深色格子衬衫，以及她为钱先生编织的毛衣、缝补的衣物、针线盒等。据说，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也给了国家博物馆。该词典自20世纪60年代购入，钱先生得空就读，新版出来后，就将与旧版的不同之处填写于词典空白的地方，相互对照，而对词典原解所发观感，也随手写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锺书生病住院后，才不再翻阅。杨先生曾在受访中提及该词典：“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
杨先生将自己的《堂吉诃德》译文手稿也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人员每次去钱家迎取文物，离开时，杨先生必送到门口，他们每劝老人留步，老人都不肯。吴学昭说：“先生是在送她的‘宝贝’去国家博物馆！”
钱锺书和杨绛的母校清华大学，是拥有钱家现金最多与默存先生手稿最多的单位。2001年，杨先生将她和钱锺书先生全部作品的稿酬及版税所得，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对生前收到的各种礼物，杨先生尽可能地做到物归原主。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她要求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和周晓红）在其身后归还送礼之人。其它的许多物件，她一一贴上亲笔所书“还某某”的小纸条。如，她托人将李文俊、张佩芬夫妇送的百岁诞辰祝寿纪念品——一只白色的玉佛手，归还给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杨先生还将一本手抄资料托人交给了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这应是上世纪70年代末，蒋天枢寄给钱锺书的残缺的陈寅恪诗稿）。
【准备“我们仨”的团聚】
杨先生生前，对所有写给她的信件，凡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的信，大都进行了销毁；对未及处理的亲友来信，她委托遗嘱执行人，要在征得本人意见后，或退还本人，或销毁，或封存。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在烧毁别人来信的同时，她还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吴学昭说，因为其中涉及自己和他人隐私，杨先生不想被小人利用拨弄是非。杨先生一生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数量显然不少，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非常值得期待，而现在却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惊叹与惋惜。
在钱家的遗物中，房產如何处理没有明说。国家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在文中偶有提及：“将自己的房产、财产和藏书文物全部捐给国家和有关单位。”（《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此房产当指三里河南沙沟6号楼2单元6室的房子。这是1977年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他们分配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钱、杨共同住了20余年，社科院曾有意愿将房子永久保存。2012年3月26日，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陈奎元来看望杨先生，他建议永久保存此房，供后人参观；钱、杨先生的一应物件由杨先生处理，留下诸物当陈列于此。对此建议，杨先生当即表示不同意。
实际上，杨先生还有一套房子。在她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清楚地记着：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2001年9月10日，“领到房产证”。而就在领房产证的前3天，即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签订协议，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含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费72万元）。设立奖学金之后，杨先生要再在京城买套房子，估计已很难了。这套房子，她显然不是为己而购，除了赠送亲人，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没有其它更好的理由了。
在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逝后近20年中，杨先生就像时刻在准备着“我们仨”的团聚。离开前，她要和大家一一告别。对身边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她都先后送去了小礼物以作纪念。这些礼物中，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小古玩器物、《杨绛全集》等。吴学昭得到了一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版的《英诗荟萃》，以及一叠杨先生抄录于狂风骤雨年代的唐诗宋词。杨先生将一幅字和11张毛边纸的习字，以及平时用的大圆砚连同一本横格竖写、抄了多首钱诗的笔记本送给了马文蔚。她将一只古董瓷碗送给了钱瑗学生的女儿张雯。其他得赠物者，当不在少数吧。
及至晚年，杨先生看淡一切虚名，唯恐避之不及，对那些该得的或不该得的，她统统拒之门外。吴学昭曾举了三个例子：中国社科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未去领受证书，也不让在讣告中提及。201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已入选“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她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介，并提供照片，她答复：“自揣没有资格。谢谢！”2014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来函，恭贺杨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荣誉院士。得此消息，杨先生两次去函，坚决不要这个荣誉。她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如今103岁，已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
杨先生说，自钱锺书去世后，自己成了“钱办主任”，是留下来独自“打扫现场”的。她要完成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未竟的工作。而对自己，她说，回望一生，“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没有洗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污垢，是不能“回家”的——“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2016年5月初，在杨先生去世当月，她在医院清醒地对人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再活下去就是苦了……”她反复叮嘱：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杨先生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在散尽尘世的物，看淡人间的欲后，她终于可以上路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