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为真相的疼痛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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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颁给非虚构写作题例的作家。作为“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的丰碑”,记者出身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年来一直不受自己的祖国欢迎,长期处于流亡状态,甚至因为报道真相和笔下的人物,她接二连三被告上法庭。可是,这并不影响她始终将笔触伸向历史事件背后的小人物,呈现带血的真实。
  如果真相注定疼痛,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她2岁时,差点饿死。在如今属于乌克兰的一个叫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的小地方,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只能行乞。一日来到一所修道院,门打不开,两个同样饥肠辘辘的同伴把他扛起,让他翻墙而入,找到了里面的修女。修女告诉他,这里没有他待的地方,并叮嘱说:“你老婆可以来这里干两个月的活,我们每天给你半升羊奶。”靠这些羊奶,阿列克谢耶维奇活了下来。
  明斯克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做过几年记者,随后开始了独立写作。她的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太多地批评了前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生于苏联时期的她,亲眼见证了时代的黑暗后,想用“文献文学”式的个人记忆对抗集体性遗忘,用苦难去燃烧相对安逸的人。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五年时间写完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她跑了两百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女性。彼时,超过100万名15岁~30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那场战争。
  和她的第一本书一样,这本书尽管获得了文学界的普遍好评,但官方指责她站在反苏言论的一边,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快丢了工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并卖了二百多万本。官方又开始讨好她,给她发放了共青团国家奖。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苏联得奖。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书不太满意,尽管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体,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了意义。
  直到《锌皮娃娃兵》一书写成,阿列克谢耶维奇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把军队完全撤出,这场从未宣战的战争打了近十年,死亡人数至少有5万。一个超级大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对内却宣称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
  苏联国内将这场战争宣传为崇高的,报纸上甚至说没有战争。许多年轻人觉得国内的生活庸碌平淡,以为阿富汗充满了革命浪漫情怀,主动报名参军。结果当子弹进入身体时,就只剩恐惧了。
  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而医疗是最差的,设计缺陷和粗制滥造使得那些来自本土的供给几乎无法使用,任何缴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比苏制的好。生存本能与欲望占了上风,“既然国家欺骗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也玩点把戏呢?”士兵们从食堂偷走刀子、勺子,从汽车上偷走镜子,偷战友的奖章拿到黑市卖,甚至连子弹都出售:一梭子弹换一套化妆品,一把步枪换两个录音机和几条牛仔裤。
  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下的,是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带血的历史。在官方纪录和大众媒体中,历史的这部分被隐去。书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领兵六年的苏联将军写了一篇长文指责她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忽视了士兵们的忠诚、刚毅和勇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许多受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话被写成书面文字,这似乎把他们的创伤永远定格了。有些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毫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甚至声称不需要她笔下的真实,他们有自己的真实。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生活在自以为是中,至少能获得一点安慰。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声不响地全盘接受诘难。于她而言,采访到的内容才是最痛苦的部分。如果真相注定疼痛,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作品的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它录入了人类史上最浩大的科技悲剧: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因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大量口述事实告诉大家:国家刻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普里皮亚季这个为了核电站而新建的城市,以及它附近的数十个村庄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性。核电站爆炸时,许多市民还叫来自己的孩子,一起观赏这奇异的紫红色大火。被紧急召唤来的消防队员连帆布服都没有,穿着衬衣就去灭火,几个小时后,他们全身水肿,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大量喝牛奶,把他们送到莫斯科治疗。但这无济于事,冲在一线的消防员一般只能活14天。他们下葬时,脚肿得无法穿上任何尺码的鞋子,内脏的碎片从嘴里不停地涌出……
  此书的出版,令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祖国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她被指控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监听监住,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带支录音笔就出发。为此,她不得不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资助下,背井离乡,客居巴黎和柏林。但这并不影响她依然书写真相的执念。
  知识分子更有力一点,国家会更好一点
  流亡海外没有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书写祖国,《二手时代》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它的对象不再限于局部战争和核电站,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采访从1991年开始,持续到2012年,可以说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得最慢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本书。受访者不再悲痛,但都流露出冷漠、虚无和失望的情绪。大部分人的讲述都遵循“过去……现在……”的结构,对这段历史和自己的国家都怀着爱恨交加的情感。
  两股力量牵扯着俄罗斯,一股残酷、快速地奔向未来;另一股失望、颓废,在废墟中叹息。在许多人眼里,苏联解体后,立刻爆发了没有火药的内战。寡头、银行家成为胜利者,他们怀抱模特儿抽着雪茄,而司机、工人和教师们失败了;再也没有保尔·柯察金了,腋下夹着曼德尔施塔姆诗集的人不再受人尊重。这成了“一无所有”的象征。
  卡车司机的挡风玻璃前,依然挂着斯大林的照片。穷苦的人们一边渴望权威,一边走很远的路到火车站的厕所里洗衣服,因为交不起水电费。新人在这种社会丛林环境中成长起来,不愿意接受父辈受难的理论。上一代人依然爱着红场和莫斯科,排六个小时的队瞻仰列宁墓。不远处,一个残疾的老兵唱着经典的苏联歌曲,一堆外国人围着老兵施舍。“从前他们害怕我们,而现在他们花点儿钱就能得到满足。”一枚勇气勋章20美元,一枚列宁奖章100美元。
  在书的末尾,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这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两个世界,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在这巨大的时代震荡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很贫穷,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等待春天,那时候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播种,而春天总是会来的。她不被其他希望折磨,也没有历史观念,如同大地一样卑微而坚强地活着。
  完成《二手时代》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于2011年冒险回到故乡。然而,很多人已移民,后苏联时代的祖国成了空巢。但她依然艰难地留在家乡,坚持文献式写作,直到诺贝尔文学奖选择了她。
  为了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腾地方”,诺贝尔奖不得不扩容文学的范畴,宣称她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她写的算不上最好的文学,但可能是最有效用的文学。她的忧虑,她的勇气,有必要让更多人看到。
  事实上,这些年,获奖的场合多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发言的机会也多了。她总是强调:知识分子如果更有力一点,国家就会好许多。而私下,她承认这些年淹没在事实里的自己,终生无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编辑  张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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