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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艰巨任务。从当前的保增长自然联想到10年前即1998年的保增长，两者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上何其相似：同样是遭遇国际性的危机；同样是经历多年的紧缩性调控；同样是宏观调控实行方向性调整；同样是将扩大投资作为调控重点。当前保增长的前景如何？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1998年
的保增长实践可为前车之鉴。
一、1998年保增长时的经济运行态势
1998年是不寻常的、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这一年的经济运行是在“扩大内需，确保（全国）经济增长8%”的大情势下展开的。最后，全国GDP增长7.8%，比1997年回落1.5个百分点；1999年又下行至7.6%，2000年才趋升至8.4%。浙江情况相仿，1997—2000年的GDP增长率分别是11.1%、10.2%、10%和11%。总的情况是，保增长十分不易，1998年的预期增长目标没有达到。
从浙江工业和投资增长的角度，看当年经济运行态势：
（一）工业增长方面
1998年工业增长势头较弱，经济启动效应不明显。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9.6%，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从产品销售来看：
外销增长低迷。1998年，规模以上企业出口交货值仅增长4.7%，比上年回落7个百分点，对工业销售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8.5%，比上年低11.4个百分点。
内销增长同样低迷。1998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国内销售产值只增长5.7%，比上年回落1.3个百分点，仅高于出口交货值增长率1个百分点。二、三季度的累计增长率甚至跌到3.8%和3.5%，上半年内销对工业销售增长的贡献率下滑至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全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仅增长8.7%。经济运行情况表明，启动最终消费需求的即期效果很有限。
（二）投资增长方面
在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力度的大背景下，投资增长仍不够快。1998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1.7%（可比价，下同），虽高于1997年的5.3%，但远低于此轮投资增长高峰年即1993年的39.2%。投资增长不够快状况延续到1999年，增长率不升反降至9.7%。
投资增长主要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国有单位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1998年，以政府为主的国有单位投资比上年增长17.5%（现价，下同），而非国有单位投资仅增长5%。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也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基础设施之外的更新改造投资仅增长5.6%，比上年增长率还低了2.6个百分点。
总的看，1998年在经济景气预期不高、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生产领域投资没有真正启动。
二、1998年保增长实践对当前的启示
（一）保增长必须立足扩大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1998年保增长难度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流行的说法，当时经济增长减速主要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实，内需不足的问题更突出。
扩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方面。根本的还是要扩大最终消费。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1998年及1999年消费需求不振，主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长偏低。1996—1998年3年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幅仅为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幅也只有4.9%。
（二）保增长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投资
保增长必须保投入。1998年面临保增长的巨大压力，重要起因是投资连年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后劲。1998年和当前一样，将加大投资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主要手段；明确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性项目的政府投资加以控制，防止引起新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扩投资、保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企业投资快速跟进。企业投资不能不防结构性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不扩大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投资的要点是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三）保增长必须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企业不活，经济不振。1998年保增长的难度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活力不强。持续多年的紧缩性调控和有效需求不足，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元气受创，相当部分生产经营困难。当时的调控注重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缺少帮助企业解困和发展的微观措施。
实践证明，保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有赖于微观基础的内在活力涌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压力主要压在企业身上，解决经济困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必须牢固树立稳定企业就是稳定增长和稳定社会、保护企业就是保护生产力和保护民生的理念，进一步在微观上推出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持续开展为企业服务活动，更有效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确保经济增长大局稳定。
1998年保增长还给出一个重要启示：刹车容易启动难。经济紧缩往往短期即能见效，经济启动则不然，因为“形势比人强”，市场力量是行政力量难以拗过的。特别是经济周期性下行时，导致下行的需求萎缩具有刚性，短期很难扭转。1998年的经济启动，宏观调控措施不可谓不大，但短期效果不显著。事实上，调控措施阻延了经济下行的速度，而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直到2000年，全国经济运行才出现以加速回升为标志的的重大转机。
经济启动所以难，还有个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现实中，宏观调控的行政行为与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有着明显差异。与宏观调控方的政府不同，微观主体行为更多地受市场需求约束和风险责任约束。1998年宏观调控突出扩大投资，但企业受市场预期和收益预期影响，慎投现象普遍，政府投资上去了，企业投资没有上去，由此也减弱了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
三、当前保增长需付出比1998年更大努力
（一）从有利条件看
当前的保增长与1998年的保增长，许多有利条件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有利条件是：前些年经济紧缩程度低于那时，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高于那时，经济内在活力强于那时；经过10年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更加雄厚，工业产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抗風险、化危机、保增长的能力更加增强。这些有利条件必须充分看到，进而增添信心，力保增长。
（二）从不利方面看
一是两次危机实质大相径庭。1998年遭遇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本质是区域性危机，风暴核心在东南亚，美欧经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危机在不长时间即消除。此次遭到旷世大危机，有可能是百年一遇，危机何时见底？现在仍未可知，预计经济复苏比过去经济周期缓慢得多。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与1998年显然不同。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急剧萎缩，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其负面影响是1998年远不能及的。
二是投资支撑因素明显变化。1998年及以后的扩大投资，有几个显著特点：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大规模构筑工业园区（开发区），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大规模利用土地资源。其中，建设工业园区和开发房地产，可以说是投资扩张的超级因素。那时确定取消福利分房、发展商品房，其后引起房地产爆炸性增长，促成重化工业产能大扩张；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更是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乘数效应。现在这些显著特点均已逊色，并且，随着经济下行和财政吃紧，不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有所削弱。当前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难度比1998年明显增大。
三是企业经营风险有所增大。1998年的企业总体经营规模明显小于现在，如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是3162万元，2008年扩张到7165万元，企业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相应发生了变化。企业规模大，实力相对也大，这是长处，但短处是不如小企业遇到危机时“船小好掉头”。并且，现在的工业企业大量涉足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积累了较大的经营风险特别是资金链风险，这一情况是1998年所没有的。
总起来判断，当前保增长任务比1998年更为艰巨，需要付出比1998年更大的努力。特别是要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力争在经济转型升级上有较大突破。1998年保增长，虽然也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没有多大实质性进展。许多地方依然片面追求速度和片面依靠投资，2002年后就导致经济过热和收缩性宏观调控。当前保增长一定要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软性投资，避免旧体制复归和旧机制重演。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有几个关节尤要注意：
一是保增长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增长动力最终来自市场，保增长根本的要靠市场力量，不能夸大政府调控的作用，更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都让政府包起来解决。政府在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进行调控时，应避免过度的市场干预，尤要避免替代市场调控的行为。
二是保增长要推动投资驱动模式转变。保增长需要扩大投资，但更需要刺激消费，如果消费不能有效提升，以后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投资驱动。去年底中央增加1000亿元的投资规模，再次引发“跑部钱进”现象。由此不免使人担忧，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投资弊端会不会放大？5年来调控投资过快增长的努力是不是白耗了？投资驱动不仅要向消费驱动转变，还要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创新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是保增长不是保数字。1998年保增长时就出现层层压数字，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保增长关键在于保增长质量，有质量有后劲，即使增长速度低于8%，天也塌不下来。
（作者单位：浙江省经贸委）
的保增长实践可为前车之鉴。
一、1998年保增长时的经济运行态势
1998年是不寻常的、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这一年的经济运行是在“扩大内需，确保（全国）经济增长8%”的大情势下展开的。最后，全国GDP增长7.8%，比1997年回落1.5个百分点；1999年又下行至7.6%，2000年才趋升至8.4%。浙江情况相仿，1997—2000年的GDP增长率分别是11.1%、10.2%、10%和11%。总的情况是，保增长十分不易，1998年的预期增长目标没有达到。
从浙江工业和投资增长的角度，看当年经济运行态势：
（一）工业增长方面
1998年工业增长势头较弱，经济启动效应不明显。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9.6%，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从产品销售来看：
外销增长低迷。1998年，规模以上企业出口交货值仅增长4.7%，比上年回落7个百分点，对工业销售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8.5%，比上年低11.4个百分点。
内销增长同样低迷。1998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国内销售产值只增长5.7%，比上年回落1.3个百分点，仅高于出口交货值增长率1个百分点。二、三季度的累计增长率甚至跌到3.8%和3.5%，上半年内销对工业销售增长的贡献率下滑至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全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仅增长8.7%。经济运行情况表明，启动最终消费需求的即期效果很有限。
（二）投资增长方面
在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力度的大背景下，投资增长仍不够快。1998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1.7%（可比价，下同），虽高于1997年的5.3%，但远低于此轮投资增长高峰年即1993年的39.2%。投资增长不够快状况延续到1999年，增长率不升反降至9.7%。
投资增长主要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国有单位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1998年，以政府为主的国有单位投资比上年增长17.5%（现价，下同），而非国有单位投资仅增长5%。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也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基础设施之外的更新改造投资仅增长5.6%，比上年增长率还低了2.6个百分点。
总的看，1998年在经济景气预期不高、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生产领域投资没有真正启动。
二、1998年保增长实践对当前的启示
（一）保增长必须立足扩大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1998年保增长难度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流行的说法，当时经济增长减速主要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实，内需不足的问题更突出。
扩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方面。根本的还是要扩大最终消费。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1998年及1999年消费需求不振，主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长偏低。1996—1998年3年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幅仅为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幅也只有4.9%。
（二）保增长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投资
保增长必须保投入。1998年面临保增长的巨大压力，重要起因是投资连年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后劲。1998年和当前一样，将加大投资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主要手段；明确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性项目的政府投资加以控制，防止引起新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扩投资、保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企业投资快速跟进。企业投资不能不防结构性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不扩大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投资的要点是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三）保增长必须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企业不活，经济不振。1998年保增长的难度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活力不强。持续多年的紧缩性调控和有效需求不足，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元气受创，相当部分生产经营困难。当时的调控注重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缺少帮助企业解困和发展的微观措施。
实践证明，保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有赖于微观基础的内在活力涌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压力主要压在企业身上，解决经济困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必须牢固树立稳定企业就是稳定增长和稳定社会、保护企业就是保护生产力和保护民生的理念，进一步在微观上推出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持续开展为企业服务活动，更有效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确保经济增长大局稳定。
1998年保增长还给出一个重要启示：刹车容易启动难。经济紧缩往往短期即能见效，经济启动则不然，因为“形势比人强”，市场力量是行政力量难以拗过的。特别是经济周期性下行时，导致下行的需求萎缩具有刚性，短期很难扭转。1998年的经济启动，宏观调控措施不可谓不大，但短期效果不显著。事实上，调控措施阻延了经济下行的速度，而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直到2000年，全国经济运行才出现以加速回升为标志的的重大转机。
经济启动所以难，还有个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现实中，宏观调控的行政行为与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有着明显差异。与宏观调控方的政府不同，微观主体行为更多地受市场需求约束和风险责任约束。1998年宏观调控突出扩大投资，但企业受市场预期和收益预期影响，慎投现象普遍，政府投资上去了，企业投资没有上去，由此也减弱了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
三、当前保增长需付出比1998年更大努力
（一）从有利条件看
当前的保增长与1998年的保增长，许多有利条件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有利条件是：前些年经济紧缩程度低于那时，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高于那时，经济内在活力强于那时；经过10年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更加雄厚，工业产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抗風险、化危机、保增长的能力更加增强。这些有利条件必须充分看到，进而增添信心，力保增长。
（二）从不利方面看
一是两次危机实质大相径庭。1998年遭遇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本质是区域性危机，风暴核心在东南亚，美欧经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危机在不长时间即消除。此次遭到旷世大危机，有可能是百年一遇，危机何时见底？现在仍未可知，预计经济复苏比过去经济周期缓慢得多。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与1998年显然不同。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急剧萎缩，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其负面影响是1998年远不能及的。
二是投资支撑因素明显变化。1998年及以后的扩大投资，有几个显著特点：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大规模构筑工业园区（开发区），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大规模利用土地资源。其中，建设工业园区和开发房地产，可以说是投资扩张的超级因素。那时确定取消福利分房、发展商品房，其后引起房地产爆炸性增长，促成重化工业产能大扩张；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更是给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乘数效应。现在这些显著特点均已逊色，并且，随着经济下行和财政吃紧，不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有所削弱。当前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难度比1998年明显增大。
三是企业经营风险有所增大。1998年的企业总体经营规模明显小于现在，如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是3162万元，2008年扩张到7165万元，企业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相应发生了变化。企业规模大，实力相对也大，这是长处，但短处是不如小企业遇到危机时“船小好掉头”。并且，现在的工业企业大量涉足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积累了较大的经营风险特别是资金链风险，这一情况是1998年所没有的。
总起来判断，当前保增长任务比1998年更为艰巨，需要付出比1998年更大的努力。特别是要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力争在经济转型升级上有较大突破。1998年保增长，虽然也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没有多大实质性进展。许多地方依然片面追求速度和片面依靠投资，2002年后就导致经济过热和收缩性宏观调控。当前保增长一定要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软性投资，避免旧体制复归和旧机制重演。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有几个关节尤要注意：
一是保增长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增长动力最终来自市场，保增长根本的要靠市场力量，不能夸大政府调控的作用，更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都让政府包起来解决。政府在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进行调控时，应避免过度的市场干预，尤要避免替代市场调控的行为。
二是保增长要推动投资驱动模式转变。保增长需要扩大投资，但更需要刺激消费，如果消费不能有效提升，以后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投资驱动。去年底中央增加1000亿元的投资规模，再次引发“跑部钱进”现象。由此不免使人担忧，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投资弊端会不会放大？5年来调控投资过快增长的努力是不是白耗了？投资驱动不仅要向消费驱动转变，还要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创新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是保增长不是保数字。1998年保增长时就出现层层压数字，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保增长关键在于保增长质量，有质量有后劲，即使增长速度低于8%，天也塌不下来。
（作者单位：浙江省经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