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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8届地方公共决策榜单发现，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是地方公共决策“创新地图”上的高地，在创新样本和新锐人物两方面都是亮点。而深圳、成都、南京、武汉则成为地方决策创新的“标杆城市”。
“表哥”杨达才会不会又是一起舆论监督的“烂尾”？
2012年12月，微博上对“烂尾”的讨论，引起广泛共鸣。从陕西省纪律监察部门宣布免去杨达才职务的9月20日算起，100多天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关于杨达才的调查结果发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重庆，63小时“秒杀”一位正厅级官员雷政富，但是雷本人到底涉嫌何种违法行为，至今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
但这并不是2012年独有的现象。 梳理《决策》杂志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的案例，媒体监督遭遇“烂尾”已多次出现过，由于2012年微博反腐的兴起而显得更加突出。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务微博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微博发力年”，更多的地方公共决策案例因为信息渠道的发达而被公众所知。发生在陕西的“表哥”事件，只是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的一个案例。
当普遍认为中国进入又一个改革“窗口期”的当下，本刊对2005年到2012年的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做了一次梳理，从中寻找哪些地方是创新样本的集中地？什么领域的创新最多？新锐人物会呈现什么样的分布状态？
哪里是创新高地
哪个区域的创新样本和新锐人物最多？是浙江、广东还是四川呢？
为了绘制一幅地方创新的分布地图，本刊记者以创新样本和新锐人物为统计对象，对2005年、2007年、2011年、2012年的全部候选样本，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上榜样本，共240个进行了梳理。
从创新的区域分布来看，在240个案例中，广东省最多，占了30个，其次是江苏29个，浙江25个。粤、苏、浙三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创新同样非常活跃。接下来，超过10个的省份，分别是湖北15个，湖南、四川、安徽13个，河南12个。
而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只有6个，与西部的陕西相同。在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山东每年入选的数量都相对较少。与山东同为东部沿海省份的辽宁、河北、福建三省，同样较少，分别只有2个、7个、2个。
综合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创新数量来看，经济总量前5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在地方公共决策创新上的排序变成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南、山东。
从这张地方公共决策“创新地图”上看，粤、苏、浙3省无疑是地方公共决策的创新高地，但在省内的分布，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经济四大金刚”，共有16个样本，占广东省的一半多，呈现地方创新高度集中的状态。在苏浙两省，则是全然不同的分散式分布，江苏的13个地市、浙江的11个地市，全都出现过新锐人物或地方创新样本。
从东部经济区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苏浙沪三省市合计为59个，珠三角经济区有24个。环渤海经济区的京津冀鲁辽五省市共有21个，环渤海经济圈在三大经济区中虽然面积最大，但数量却是最少的，还不及珠三角的广东一个省。
在中西部地区，中部六省共有59个，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湖南、湖北和河南。由此可见，中部的地方创新与中部崛起战略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同步提升的状态。相对来说，在西部，只有四川省是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的一个高地，每年都会有超过2个创新样本或新锐人物出现。
有哪些标杆城市
如果从单个城市来梳理，除去京沪津渝4个直辖市，出现新锐人物和创新样本最多的城市是成都和武汉，都是7个；其次是深圳与南京，为6个；然后是佛山有5个，其他超过3个的城市有广州、杭州、绍兴、青岛、徐州、合肥、贵阳。
在这些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次数多的城市当中，深圳与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发生在这两座城市市域内的创新不仅数量多，而且领域广。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在过去8年里，多次面临“改革意识消退”的争议，但地方创新一直在努力探索。
成都虽不像深圳拥有特区的帽子，却在地方创新上用实际行动打造出一个标杆城市，本刊在梳理成都市的创新样本时发现。成都的各个县区在创新上竞相前进，有新都区、锦江区、双流县、温江区、武侯区先后上榜。
最后，把眼光从城市转移到地方新锐人物，80位上榜的地方决策新锐人物的分布地图上，江苏省最多，有14位；广东省位居榜眼，有10位；接下来是湖南有9位，浙江有7位，河北有6位。
由此可见，新锐人物与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样本前6位的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不完全一致。广东的创新样本最多，但新锐人物落在江苏后面，湖南则超过浙江。
这里，四川尤其值得关注。在地方创新样本上，四川是西部的创新高地。但是，放在8届地方公共决策新锐人物榜我们却发现，四川省上榜的地方领导人物并不多，只有4人次，并没有进入到前列。相對来说，广东、江苏、浙江、湖南4省，在地方创新样本与新锐人物榜单上，存在一致性。实际上，这也契合外界对这4个省份的印象，其中湖南省在张春贤、周强相继主政湖南以来，地方创新样本和个性化官员持续涌现。
什么主题是创新靶点
“在2012年的这20个候选案例中，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是给我深刻印象的创新之一，这种创新代表一种方向性、趋势性，是在走正确的路。放大了说，是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做试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增科对《决策》分析说。
在此前的创新榜单上，2005年的长三角排污权交易，焦作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都是同一类的试验样本。放大到8届地方公共决策榜单的80个地方创新样本，哪一类改革出现的更多？什么样的主题更能成为地方公共决策的创新靶点？
统计发现，乡镇基层民主改革有5个。特别是2005年前后，乡镇基层领导的“公推直选”，在各地大量涌现，乡镇政改由此成为地方公共决策评选的一大看点。但从8年来的走势来看，还出现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现象，即乡镇选举类的改革创新点越来越少，2011年只有一个上海浦东新区高东镇的乡镇“公推直选”。但这个样本并不是2012年最新出现的，而是从2006年开始坚持下来的，并且还有上海市委层面的支持。
在80个创新样本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10个；行政体制改革有12个，其中包括随州大部制、顺德大部制这两个著名的地方改革创新。相对于行政改革，党委领域的改革显得较少，80个上榜样本中，只出现过4次。而纪委系统只有1个，是2012年的三门峡“大纪检组制”。同样榜单上较少的还有地方人大系统，有2次，是2007年的乐清“广场政治”、2008年的四川人大在线监督。但政协领域的地方改革，在榜单上一个也没有。
按照创新的方向来分类，城市治理方面的创新最多，在80个上榜中有14个。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2010年后，社会管理类的地方创新增多，有7个样本上榜。在土地领域的改革创新方面，有广东集体土地流转、嘉兴激活宅基地、成都户籍改革、天津宅基地换房、武汉农村产权交易等5个样本。
8年来，涉及“钱”的改革多次出现，温岭参与式预算、广州“晒账本”，这两件被认为具有标志意义的财政预算公开，都登上榜单。与政府花钱相比，官员财产公开更受关注，从新疆阿勒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破冰，到荆门市掇刀区，再到浙江慈溪，以及最近的徐州贾汪区，都曾登上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榜。总结发现，全国已有27个地方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星星之火未能汇集成燎原之势，仅仅停留在试点的层面，有的已经中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12年12月24日，新华社以特稿形式公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从政经历和家庭情况，才会引发社会“围观”。比文章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一种信号。虽然推进很难，2012年底，广东再次推出三地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也意味着这项被公认为反腐利器的制度，又重新上路。
“表哥”杨达才会不会又是一起舆论监督的“烂尾”？
2012年12月，微博上对“烂尾”的讨论，引起广泛共鸣。从陕西省纪律监察部门宣布免去杨达才职务的9月20日算起，100多天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关于杨达才的调查结果发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重庆，63小时“秒杀”一位正厅级官员雷政富，但是雷本人到底涉嫌何种违法行为，至今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
但这并不是2012年独有的现象。 梳理《决策》杂志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的案例，媒体监督遭遇“烂尾”已多次出现过，由于2012年微博反腐的兴起而显得更加突出。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务微博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微博发力年”，更多的地方公共决策案例因为信息渠道的发达而被公众所知。发生在陕西的“表哥”事件，只是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的一个案例。
当普遍认为中国进入又一个改革“窗口期”的当下，本刊对2005年到2012年的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做了一次梳理，从中寻找哪些地方是创新样本的集中地？什么领域的创新最多？新锐人物会呈现什么样的分布状态？
哪里是创新高地
哪个区域的创新样本和新锐人物最多？是浙江、广东还是四川呢？
为了绘制一幅地方创新的分布地图，本刊记者以创新样本和新锐人物为统计对象，对2005年、2007年、2011年、2012年的全部候选样本，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上榜样本，共240个进行了梳理。
从创新的区域分布来看，在240个案例中，广东省最多，占了30个，其次是江苏29个，浙江25个。粤、苏、浙三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创新同样非常活跃。接下来，超过10个的省份，分别是湖北15个，湖南、四川、安徽13个，河南12个。
而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只有6个，与西部的陕西相同。在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山东每年入选的数量都相对较少。与山东同为东部沿海省份的辽宁、河北、福建三省，同样较少，分别只有2个、7个、2个。
综合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创新数量来看，经济总量前5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在地方公共决策创新上的排序变成了广东、江苏、浙江、河南、山东。
从这张地方公共决策“创新地图”上看，粤、苏、浙3省无疑是地方公共决策的创新高地，但在省内的分布，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经济四大金刚”，共有16个样本，占广东省的一半多，呈现地方创新高度集中的状态。在苏浙两省，则是全然不同的分散式分布，江苏的13个地市、浙江的11个地市，全都出现过新锐人物或地方创新样本。
从东部经济区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苏浙沪三省市合计为59个，珠三角经济区有24个。环渤海经济区的京津冀鲁辽五省市共有21个，环渤海经济圈在三大经济区中虽然面积最大，但数量却是最少的，还不及珠三角的广东一个省。
在中西部地区，中部六省共有59个，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湖南、湖北和河南。由此可见，中部的地方创新与中部崛起战略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同步提升的状态。相对来说，在西部，只有四川省是8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中的一个高地，每年都会有超过2个创新样本或新锐人物出现。
有哪些标杆城市
如果从单个城市来梳理，除去京沪津渝4个直辖市，出现新锐人物和创新样本最多的城市是成都和武汉，都是7个；其次是深圳与南京，为6个；然后是佛山有5个，其他超过3个的城市有广州、杭州、绍兴、青岛、徐州、合肥、贵阳。
在这些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次数多的城市当中，深圳与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发生在这两座城市市域内的创新不仅数量多，而且领域广。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在过去8年里，多次面临“改革意识消退”的争议，但地方创新一直在努力探索。
成都虽不像深圳拥有特区的帽子，却在地方创新上用实际行动打造出一个标杆城市，本刊在梳理成都市的创新样本时发现。成都的各个县区在创新上竞相前进，有新都区、锦江区、双流县、温江区、武侯区先后上榜。
最后，把眼光从城市转移到地方新锐人物，80位上榜的地方决策新锐人物的分布地图上，江苏省最多，有14位；广东省位居榜眼，有10位；接下来是湖南有9位，浙江有7位，河北有6位。
由此可见，新锐人物与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样本前6位的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不完全一致。广东的创新样本最多，但新锐人物落在江苏后面，湖南则超过浙江。
这里，四川尤其值得关注。在地方创新样本上，四川是西部的创新高地。但是，放在8届地方公共决策新锐人物榜我们却发现，四川省上榜的地方领导人物并不多，只有4人次，并没有进入到前列。相對来说，广东、江苏、浙江、湖南4省，在地方创新样本与新锐人物榜单上，存在一致性。实际上，这也契合外界对这4个省份的印象，其中湖南省在张春贤、周强相继主政湖南以来，地方创新样本和个性化官员持续涌现。
什么主题是创新靶点
“在2012年的这20个候选案例中，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是给我深刻印象的创新之一，这种创新代表一种方向性、趋势性，是在走正确的路。放大了说，是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做试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增科对《决策》分析说。
在此前的创新榜单上，2005年的长三角排污权交易，焦作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都是同一类的试验样本。放大到8届地方公共决策榜单的80个地方创新样本，哪一类改革出现的更多？什么样的主题更能成为地方公共决策的创新靶点？
统计发现，乡镇基层民主改革有5个。特别是2005年前后，乡镇基层领导的“公推直选”，在各地大量涌现，乡镇政改由此成为地方公共决策评选的一大看点。但从8年来的走势来看，还出现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现象，即乡镇选举类的改革创新点越来越少，2011年只有一个上海浦东新区高东镇的乡镇“公推直选”。但这个样本并不是2012年最新出现的，而是从2006年开始坚持下来的，并且还有上海市委层面的支持。
在80个创新样本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10个；行政体制改革有12个，其中包括随州大部制、顺德大部制这两个著名的地方改革创新。相对于行政改革，党委领域的改革显得较少，80个上榜样本中，只出现过4次。而纪委系统只有1个，是2012年的三门峡“大纪检组制”。同样榜单上较少的还有地方人大系统，有2次，是2007年的乐清“广场政治”、2008年的四川人大在线监督。但政协领域的地方改革，在榜单上一个也没有。
按照创新的方向来分类，城市治理方面的创新最多，在80个上榜中有14个。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2010年后，社会管理类的地方创新增多，有7个样本上榜。在土地领域的改革创新方面，有广东集体土地流转、嘉兴激活宅基地、成都户籍改革、天津宅基地换房、武汉农村产权交易等5个样本。
8年来，涉及“钱”的改革多次出现，温岭参与式预算、广州“晒账本”，这两件被认为具有标志意义的财政预算公开，都登上榜单。与政府花钱相比，官员财产公开更受关注，从新疆阿勒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破冰，到荆门市掇刀区，再到浙江慈溪，以及最近的徐州贾汪区，都曾登上地方公共决策创新榜。总结发现，全国已有27个地方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星星之火未能汇集成燎原之势，仅仅停留在试点的层面，有的已经中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12年12月24日，新华社以特稿形式公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从政经历和家庭情况，才会引发社会“围观”。比文章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一种信号。虽然推进很难，2012年底，广东再次推出三地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也意味着这项被公认为反腐利器的制度，又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