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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统治阶级和士人阶级来说,物质基础相对充足,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渥。对比起前面的民众来说,不存在缺衣少穿的情况,也不会成为路有冻死骨的一员,且这个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更加丰富,可获取的资源也更多,接触“义”的机会和教化也更充足。其次在社会地位上来说,他们所处地位更高,对他人的命运和生活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很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孟子对于“义”的要求更高,是远先于“利”的。
关键词:马克思;义;利;孟子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君主和诸侯所考虑的都只是如何扩张自己的领土范围以得霸业,然而“为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是知刃以杀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杀人也。”杀人的固然是刀,但是关键在于刀是拿在谁的手里,拿在父母官的手里,就不止是可叹二字了。政治与刀子无异,且更甚于刀子。作为执政者,爱民之心要始终摆在第一位,百姓是相对弱势的存在,一个人,一家人甚至一个阶层的命运可能就被一句话或者一个政令彻底该写,百姓是依赖君主且始终期盼为政者能够更加贤能,更加仁义,能够为他们悲惨的生活稍微多考虑一些的,现在也依然如此。我们依旧生活在社会的规则之下,生活在执政者强者制定的规则和法律范围之中,君主是一个仁义的人就更不容易对百姓苛捐杂税,更会把百姓当人看,而这对于当时的人治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毕竟当时绝大多数的政策都是君主决定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推行“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人治”的社会中要把宝压在君王是一个仁义贤明的人身上,这种几率实在不可控,而孟子要做的就是通过仁义治国的方式努力让百姓过得更好一些。“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侧重强调在上者没有行为准则,在下者没有法规遵循,官员不相信原则,工匠不相信尺度,君子触犯义理,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保存下来乃是侥幸的道理,论述了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地发展所应推崇的社会规则和运行的内在规律法度,“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學,则易与为乱。”身为君主要保持仁心,遵守道义,身为官员和臣民要遵守法度,君子讲义,小人守法,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健康运行的方式了。
孟子极力推崇“义”的另一个方面是“仁义治国”确实有其可行性。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天时地利人和中最重要的在于人,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想得民心关键在于有道义。“人和,得民心之和也”“言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政治归根结底是人的政治,国家归根结底是人的国家,人才是构成社会的要素。而人是有情感的,这种情感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判断和选择。所谓政治斗争,投票选举,群众基础说到底都是在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组织,这个集团乃至这个班级里面谁拥有更大的人和,拥有大多数的拥护和支持,民心所向。所以我认为孟子在这里的观点不仅是正确的,更是智慧的,他精准地把握住时代特征和政治的本性,当时各国割据,且人口流动性极大,一个国家大或者小,主要看的是财富和人口,人越多,国家实力就越雄厚。孟子在交谈过程中一直在极力引导君主施政方向朝“仁政”前进,“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孟子借齐宣王爱好音乐这件事,推己及人,如若宣王因喜爱音乐而感到快乐,就应该想到自己的臣民是否生活在痛苦之中,劝说宣王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即使他在音乐中感受到的快乐也是不长久不纯粹的。范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孟子煞费苦心,面对民不聊生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及冥顽不化的君王,孟子为了不伤害他向善向仁之心,只能慢慢对君主进行劝导,却又句句离不开百姓,孟子之心实属不易。
孟子在此也对统治者管理者具体提出了要求。首先,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说孟子主张君主要对他们对一些关照“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个社会中,老幼永远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孤身一人者,客观来说对他们的照拂并不会让整个社会的效率变高或带来什么实际的收益,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年富力强者,一国之君都应该做出一部分牺牲来考虑到这些失去生存能力体力又明显不支的弱势群体,不仅是出于人类对同类本身的同情和理解,更是为整个社会增添了人情的意味,有些事情,不是一定要效率高或者回报高才是好的,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首先考虑到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一个好的社会,其他人心里也要有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其次,他进一步要求君主不仅仅要有“仁心”,更要有“仁行”,真正把“义”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释中举齐宣王和梁武帝为例,佐证君主尽管有“不忍人之心”不能施之以“不忍人之政”,依旧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强调仁心仁行的统一。程子在这里详细列举了所认为的为政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或者职责所在“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谓徒法。”引入“徒善”“徒法”的概念,论述具体实施仁政的重要性。最后,对于士人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同范氏所表述的“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则就人臣事君之道进行了阐述。
作者简介
闫美文(1994—),女,江苏连云港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关键词:马克思;义;利;孟子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君主和诸侯所考虑的都只是如何扩张自己的领土范围以得霸业,然而“为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是知刃以杀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杀人也。”杀人的固然是刀,但是关键在于刀是拿在谁的手里,拿在父母官的手里,就不止是可叹二字了。政治与刀子无异,且更甚于刀子。作为执政者,爱民之心要始终摆在第一位,百姓是相对弱势的存在,一个人,一家人甚至一个阶层的命运可能就被一句话或者一个政令彻底该写,百姓是依赖君主且始终期盼为政者能够更加贤能,更加仁义,能够为他们悲惨的生活稍微多考虑一些的,现在也依然如此。我们依旧生活在社会的规则之下,生活在执政者强者制定的规则和法律范围之中,君主是一个仁义的人就更不容易对百姓苛捐杂税,更会把百姓当人看,而这对于当时的人治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毕竟当时绝大多数的政策都是君主决定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推行“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人治”的社会中要把宝压在君王是一个仁义贤明的人身上,这种几率实在不可控,而孟子要做的就是通过仁义治国的方式努力让百姓过得更好一些。“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侧重强调在上者没有行为准则,在下者没有法规遵循,官员不相信原则,工匠不相信尺度,君子触犯义理,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保存下来乃是侥幸的道理,论述了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地发展所应推崇的社会规则和运行的内在规律法度,“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學,则易与为乱。”身为君主要保持仁心,遵守道义,身为官员和臣民要遵守法度,君子讲义,小人守法,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健康运行的方式了。
孟子极力推崇“义”的另一个方面是“仁义治国”确实有其可行性。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天时地利人和中最重要的在于人,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想得民心关键在于有道义。“人和,得民心之和也”“言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政治归根结底是人的政治,国家归根结底是人的国家,人才是构成社会的要素。而人是有情感的,这种情感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判断和选择。所谓政治斗争,投票选举,群众基础说到底都是在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组织,这个集团乃至这个班级里面谁拥有更大的人和,拥有大多数的拥护和支持,民心所向。所以我认为孟子在这里的观点不仅是正确的,更是智慧的,他精准地把握住时代特征和政治的本性,当时各国割据,且人口流动性极大,一个国家大或者小,主要看的是财富和人口,人越多,国家实力就越雄厚。孟子在交谈过程中一直在极力引导君主施政方向朝“仁政”前进,“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孟子借齐宣王爱好音乐这件事,推己及人,如若宣王因喜爱音乐而感到快乐,就应该想到自己的臣民是否生活在痛苦之中,劝说宣王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即使他在音乐中感受到的快乐也是不长久不纯粹的。范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孟子煞费苦心,面对民不聊生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及冥顽不化的君王,孟子为了不伤害他向善向仁之心,只能慢慢对君主进行劝导,却又句句离不开百姓,孟子之心实属不易。
孟子在此也对统治者管理者具体提出了要求。首先,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说孟子主张君主要对他们对一些关照“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个社会中,老幼永远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孤身一人者,客观来说对他们的照拂并不会让整个社会的效率变高或带来什么实际的收益,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年富力强者,一国之君都应该做出一部分牺牲来考虑到这些失去生存能力体力又明显不支的弱势群体,不仅是出于人类对同类本身的同情和理解,更是为整个社会增添了人情的意味,有些事情,不是一定要效率高或者回报高才是好的,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首先考虑到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一个好的社会,其他人心里也要有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其次,他进一步要求君主不仅仅要有“仁心”,更要有“仁行”,真正把“义”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释中举齐宣王和梁武帝为例,佐证君主尽管有“不忍人之心”不能施之以“不忍人之政”,依旧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强调仁心仁行的统一。程子在这里详细列举了所认为的为政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或者职责所在“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谓徒法。”引入“徒善”“徒法”的概念,论述具体实施仁政的重要性。最后,对于士人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同范氏所表述的“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则就人臣事君之道进行了阐述。
作者简介
闫美文(1994—),女,江苏连云港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