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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究天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三玄”天人观是华夏先民圆通天人的宏构伟制。通过对“三玄”天人观的全新解读，可以突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成说，认识上古文化的“褶子”生态与源发本质，揭示其重时、几、势、感、缘、化的本真势域与生命感性特征，辨析文明同质化的弊端，寻求文化差异共生的出路。
关键词：文明； 褶子； 三玄； 天人观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以文字、典章、制度为标志的文明史，就是自然的人化史，就是精神的物化史。文明与原始、野蛮、蒙昧相对，是智识的开启与人文的化育。文明也由此而被理解为历史的线性进化之路。然而，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从来就并非线性之展开，而是处处充满着不规则的样态：绵延的山脉，湍急的涡流，流动的浮云，漂移的人群，变幻的史迹，股市的涨跌……所有事物和现象间都存在着普遍的纽结与折叠，交叉错合，兼顾彼此，同枝连理。此种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我们名之为“褶子”。
以“褶子”思维而非“线性”进化论思维重新观照文明的历史，可以避免陷世界于同质的一元或对立的二元之极端与偏颇。本文以先秦“三玄”的天人观为个案，深入分析中国文明的褶子样态及其精神实质，揭示上古文化注重时运转化、感性通化、形势变化的总体特征，必将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延续古代文化的气脉，从而走向天人和谐相处与文明异质共存的新文化境界。
一、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际天人”，是司马迁等汉代学者提出的考察宇宙自然及社会人事的重要思想。该思想肇端于“三玄”，是中国文明初创期冥会天地神人的创制，是容摄天人差异互通，突破原始混沌，平衡文明机制的佳构。
天，《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观堂集林》云：“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可见，“天”的初义既超越了人，体现出天人差异，又涵摄了人，表征出天人类通。其后，天、人之义各自演化。天，为天道、天命、天文，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普遍性，意味着不可言说的未开化世界；人，是人道、世俗、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定性，意味着可言说的开化世界。
天人关系即为“际”。“际”，《说文》：“壁会也。”段注云：“两墙相合之缝也。引申之，凡两合皆曰际。”“际”的初义是两墙会合的缝隙。其后，意义演变，兼有际会、际遇、交错、贯通、匹配、合拢、不违背、不排斥等多重意思。以“际”收拢“天人”关系，映射出一种褶子式的文化生态理念：天人交互，原始与文明错合，此在与彼在共存。
天人褶子就是天与人互相折叠翻转而生成的一个巨大褶子（le grand pli）①。这个褶子充分表明，在宇宙系统中，事物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而是一种普遍的耦合互依。“天人两维交织而生成第三维。天人两维关系开辟了中国思维特有的‘双车道’，但这种双车道之间存在着贯通它们的第三条道即它们之间的并连线。”②天人际会即天人随附、互依、交胜、相资、共赢，如同无处不在的褶子，起伏不平，错合交叉，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褶子套褶子，直至无穷。神奇的褶子显现出世界非平面化非线性化的生成态。褶子扭动、套叠、并合，标示着宇宙联系的环节，寓含着世界随缘变化的多重可能。
天、地、人的褶子式运演而生无穷变数。整个文明系统正是包含着无穷小褶子的庞大褶子，其各组成部分服从互依性原则，彼此不同而又互相连接、互相沟通、互相类似。天人际会即差异性的永恒错叠与调谐。天人际会就是天人交织，天人联姻，天人游戏，这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是差异性的会合，是在争执中达成圆满，是在对话中实现和谐。
秦汉以后，学者渐以同质化的“天人合一”关系取代了褶子式“天人际会”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渐趋同质化，人成为天的副本和拷贝，天人之间交参互含，差异共生的褶子关系被敉平。张载《正蒙》：“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然程颐仍以张载之“天人合一”不彻底，而更倡“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张的“合一”，程的“无二”，都表明天人同气、同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是天的赋予，人的善良本性皆从天而来，人必须敬事天，感应天。
这种“人”为“天”的副本，“人”之“性”皆源于“天”的理念，实际上取消了人的独立和自主，逼迫人在天的威严下驯顺与服从。这种“天人合一”说深深地烙下了文化同质化与一元化的印记，天遮蔽了人。而这种文化的同质化又与专制皇权强化、个体被弱化具有同一进路。帝王乃天之子，“天”的放大就是“皇权”的放大，这造就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中小写的“人”。
二、道任天势
天人褶子是“势”的张力场。个体、群体、人类、人文的小褶子、大褶子是天道、自然、宇宙等更大褶子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人际会耦合，就是人必须任天势行动，入“时”贵“机”，敬畏天命，效法天道自然。这种重因缘、时机，而非前定必然可预测性的文化，是一种境域生成性的文化，是自然秩序、人类秩序、社会秩序以其原态、生命力、精神力展现出其本来面容的褶子式文化。
华夏民族最初的元典《周易》是这种思想最集中最精微的体现。“知几其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都是《易》作者对天人关系中表征着“势”的不确定因素及可能性态势的思考。这种具有神秘性不可理性言说的天势与时机，只可在人生践履中得到体认，而难以在理性思辨中得到认知。如《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这种逐猎的事功也充满着任随天势而动的神秘生命体验。君子应“几”而动，也见“几”而退。“几”玄微莫测，可以神会而不可言说。在人的活动中，它逐渐化成一种损益互动、泰否相成、正反嵌合的人文褶子式生态。
先秦道家对道任天势的褶子式状态体悟尤为深刻。《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难以言诠，它是一种委运任化的自然天势，其运行即体现在天、地、人错综复合不断延展的褶子式关系中。天、地是一种原始的生态，人是一种文明的生态，天、地、人和谐运作，就是道任天势的生命化表达。老子实际指出了天与人的关系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脱离道的天势。文明文化始终嵌套在原始文化的母体中。
庄子从根本上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褶子式的天人之道，并汲取《周易》重“时”、“几”的思想，而更深地察觉道任天势中“时”与“几”的微妙运作。《至乐》：“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里“几”与“机”互通，指宇宙万物微妙难测而又自然而然的潜在态势与运行法则。《庄子·秋水》明确提出了“时”与“人谋”的关系问题，人事成败，不仅要看“人谋”，更要看“天时”，体察了“时”，就是领悟了天命所在，不懂天时，只顾人谋，是“乱天之经，逆物之情”，是“遁天倍情”，圣人懂得天时与人谋互动互化的错综关系，就能深入天地神人的游戏。《秋水》：“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这都是不知然而然，任随天机发动，是道任天势得真如的自然结果。《应帝王》进一步将“几（机）”从宇宙本体论与生物自然论层次转化到人生的境界论层次。文中所说的生命的“德机”、“善机”、“气机”皆合乎“天势”。“德机”隐伏在“地文”中，“善机”隐蔽于“天壤”里，“气机”潜藏在“太冲”内，它们相互嵌套、并合，在天地神人的契合中，隐蔽着超越的“神圣”，昭显着现实的“形势”。过分的人谋，如《庄子》中神巫季咸的算卦，就可能遮蔽甚至毁损原始天机的神圣与形势。
道任天势开启的是中国文化的宏大境域，守护的是个体生命的本真精神，延续的是文明文化的先天气脉。道任天势的思想充溢着中国文化的兵、农、医、艺等各个领域，它在“三玄”中孕育，在历代王朝更替中屡遭压制而能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天势”如“褶子”，道任天势就是褶子式的起伏变化，是宇宙生命混沌与复杂形态的开合运转。“时”、“几”、“势”、“神”是“天势”或“褶子”中不可理性测度的隐秘点，是“三玄”契合天地造化的因缘枢机所在。
三、感道化生
天和人处于不断消长的关系中，但其消长的双方势力并不均衡。天有着先在的优势，而人凭借其灵性从自然中获得生存繁衍，既随顺自然，又对抗自然。既随顺又对抗的不可预测关系在天人“感道化生”的变数中，更体现出其褶子式的自然感性特征。天人以感互通，生生感应，变化无穷。同感，通感，交感，“通化交感”的宇宙有机整体生命学说，使其区别于“主客二分”的宇宙机械学说。近现代技术文化常常因其强大的整合力量而抹平了天人褶子关系中差异性的生命变数，使文化日益呈现出轨道化运作。中国上古文化因为守护着天人褶子关系中差异性的变数，从而在文明的发展中始终涵摄着原始的感性异质因子，以一种天人互通互化的姿态与自然和好。
《周易》是中国生命感性学的大全和源头。《易经》“象天法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类物情”的成书过程就是以“生命感性学”为基础的文化创制。《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生生之谓易”，是对《易经》“生命感性学”本质的浓缩和提炼。《易》六十四卦都是在阐述阴阳相感相生的道理。东晋著名僧人慧远即认为：“《易》以感为体。”③栾栋先生以为，《易经》的咸卦，道出了天地神人相感互通的灵性气质④。《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又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易经》、《易传》作者看来，贯通天人之际的本真存在就是生命的感性特质。应当说，咸卦灵异的生命感性学说是中华民族重生意识的源头，是中华先民对原始与文明褶合的深层体悟。《周易》之“感”是神性、人性、自然性的合而为一。
先秦道家在继承《周易》尚虚灵柔弱的自然天势的同时，又发展了其自然无为，以减损、还原为旨归的生命感性学说。如老子、庄子都重“水”。水本身包蕴着强烈的动态感和生命意识，从水中可悟出宇宙和生命起源。而这种“水”文化精神在老、庄处有最深刻的体现。⑤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78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76章）生命的本源与本质就是水性之柔，丧失水性，就意味着生命死亡。水性就是生命中最本真的色泽。生命应如水之处下谦退，故人要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要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水的智慧，水的精神，水的本真，是文明文化与原始文化在相互涵育中的感性生命映射。
针对老子过于向水性柔弱倾钭，从而导致阳刚不振的弊端，庄子对此作了适当调整，以期达到阳刚的文明文化与阴柔的原始文化的完美结合。庄子重本根，“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生天生地”（《大宗师》）；重本真，“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重归宿，“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在宥》）。这种从原始文化重本根、重本真、重归宿的水性特质方面来思考宇宙与生命的思想旨归，应当说是与老子一脉相通的。但更重要的是，庄子又从文明文化重进取、重内省、重超越的人文精神出发，弘扬了一种阳刚风格与崇高人格。这种阳刚风格实即天人褶子关系在打开之际自然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气象。鲲鹏振荡沧海、牛硕大无庞、大树遮天蔽日、沧海浩浩无边，都是以眩人耳目的宏伟气象，暗隐着“人”之形象的抬头。这种形象预示着随人之成长而伴生的一种文明阳刚之气。
“三玄”是中国古代人文化感通变的渊薮，是神洲诸纹的秘笈，是国人精神的灵枢，是此象与彼象的脉冲，是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平衡的综合体，是生命感性学的大全⑥。在生存态势的褶子式展开中，“三玄”给我们留下了走向未来的启示，它不仅指出“怎么办”，而且指出“不怎么办”，它处处留白，让我们的生命充实而丰盈。在文明的“归根”中，它们都走向了同一的路。
四、大化流行
中国先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多元和合的文化，在天人共存中处处勃发着生机。这种多元和合的文化观直接肇自中国上古冥会天地神人的“物化”观。上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死观，都是一种“物化”的生死观。⑦如大禹的父亲死了化为黄熊，望帝化为杜鹃，精卫化为鸟。《庄子》中的鲲化为鹏、庄周化蝶等寓言故事，则已淡释了上古神话中的“悲剧”意味，而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宁静、欣悦自适的达观心态。正是这种源于上古神话思维与原始意识的“物化”、“大化”观，消解了中国人文中天地神人的对立，表现了对文明文化疆域化、学科化、工具化的拒斥，对原始文化混沌化、生命化、自然化的照护。“化”就是自然与人类、原始与文明的本真际遇。
中国最早论述“大化”思想的是《周易》。《易》的“化”是兼顾自然与人事的“阴阳之化”，其《经》主要是三代巫史对自然人事的经验总结与哲理思考，并隐含了原始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种子，其《传》则是战国儒家、道家、阴阳家思想的融汇。从自然方面言，上古时代的哲人认为“阴”与“阳”是世界的两种根本属性，“阴阳之化”就是世界的普遍存在形态。《易》认为，人是阴阳二气化生之物，生是气聚，死是气散。从人事方面看，《易》认为，人事应效法自然的阴阳之化。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刚柔都是阴阳的另类形态，是人世活动应掌握的法则。这样，在阴阳之化的论述中，《易》就将文明与原始的褶子很好地打开、折叠、再打开，从而达到一种生命的境域化存在。
《老子》的“化”承继《周易》，而更重视“自然之化”。老子在对宇宙自然的动态考察中，发觉世界从整体上说是一个超越了现成存在的“大化”流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就是对线性进化论思维的一种“化”，就是对文明只推崇强者、刚者、胜者的阳性文化的反动与消解。老子的“反”向之“化”，就是要化除阳刚文明文化的戾气、杀气，而进入母性原始文化的柔气、和气。老子对文明的这种反向化解让人类在后天阳刚气质的过度发展中仍旧保存了一种母性精神的柔和与恬淡。故而，老子极其推崇秉性柔弱的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德，是原始文化的母性涵养化生之德，是和合文明文化戾气的肥沃土壤。
《庄子》继承《周易》、《老子》的自然人事之化，而更着重发挥了一种生命的“境域之化”。庄子既认为“化”是世界存在的自然形态，“天地虽大，其化均也”，是作为世界普遍现象的“自然之化”；又认为“化”是人生存在的自觉形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是和解人文与自然矛盾的“自觉之化”，是人领悟了天地大化的奥秘，而与时俱化的境域性人生。⑧相对于《周易》的阴阳互化、互根，《老子》的自然化生、化成来说，《庄子》重视个体生命的化育、化境。在庄子看来，天、地、鬼、神、人都是大道化生的一种形态，人是物，物也是人，物、人都是大道运衍中的组成部分。人是大道缘化中的本真存在，故应当呵护其道缘，而不致让其在文明文化中遗失、遮蔽。人只要体悟了源于原始文化母体的道缘，使其不被遮蔽，人就是生活在道的大化境域中的“真人”。圣人能参透“生也天行，死也物化”的奥秘，故其动静举止都能与大道的阴阳虚实融合无间，能“应于化而解于物”，达到一种心灵自适其适的存在。
因为“三玄”都重视自然社会人事的“化通”，出神入化，神而化之，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突破惯性，化解盲点，清除徼向性的误区，冥合事物间的疆域，实现文明与原始的融会，从而呈现出中国上古文化褶子式境域性的本质特征。中国上古文化重天人缘合、际会关系的褶子式思想是其区别于秦汉以后文化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所在。
余论
无独有偶，当我们观照欧洲文化这一他者时，同样发现其褶子生态的敉平与激活。如古希腊时代，神人关系错综复杂，叠合交叉，其文化相应地呈现出多元绽放的灿烂。中世纪后，犹太—基督教系统神话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系统神话，唯一的全能的神取而代之，自然、社会、人事交织的神人关系消失了。教会将“神”转化为控制民众、禁锢思想的工具。文化的机制化、同质化使中世纪成为很多学者诅咒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则是对其文化中褶子生态的激活，但这种激活又因主体理性的张狂与工业技术的运作，导致其文化的再次同一化进路，并由此造成了人被器化与技术统治毁灭世界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对文明同质化的警惕，是对文明褶子生态的呼唤。
这样，当学界袭用“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说来比对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时，便难免问题多多。比如“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是否构成完全的对立？“合一”是否就是同质化？“二分”是否就是不相衔接，彼此分割？如果避开文明同质化尚“合”的套路，摆脱文明疆域化重“分”的壁垒，那么看到的将是文化多元共生多重嵌合的自然生态。
于是，我们便可以明确本文借天人观探讨文明褶子的意义：文明的褶子化是对线性化机制化的反对，是对源生态生命化的呵护，是对二元化分裂化的批判，是对多元化差异化的提倡。天人关系似分若合，文明与原始同气连理，在技术化网络化的运作中，永远保护其褶子生态中潜藏的的道心、天势、时机、感性、缘份与化境。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思想的块垒化与人才的器化，才能清除纳粹的余毒与权力的暴政，才能在化感通变中求得生命的一份充实与丰盈。
①德勒兹.福柯·褶子[M].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于奇智.简说张岱年天人合一观[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5）:72。
③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2。
④栾栋.咸学的先声[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6）:41。
⑤栾栋.水性与盐色[J].唐都学刊，2003，（1）:111。
⑥参见栾栋先生《文史通义》讲稿。
⑦王钟陵.寻找先秦文化与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点[J].中州学刊，2005（1）。
⑧何光顺、王媛.庄子“天人观”刍议[J].唐都学刊，2005（1）:64。
（责任编辑吴勇）
关键词：文明； 褶子； 三玄； 天人观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以文字、典章、制度为标志的文明史，就是自然的人化史，就是精神的物化史。文明与原始、野蛮、蒙昧相对，是智识的开启与人文的化育。文明也由此而被理解为历史的线性进化之路。然而，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从来就并非线性之展开，而是处处充满着不规则的样态：绵延的山脉，湍急的涡流，流动的浮云，漂移的人群，变幻的史迹，股市的涨跌……所有事物和现象间都存在着普遍的纽结与折叠，交叉错合，兼顾彼此，同枝连理。此种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我们名之为“褶子”。
以“褶子”思维而非“线性”进化论思维重新观照文明的历史，可以避免陷世界于同质的一元或对立的二元之极端与偏颇。本文以先秦“三玄”的天人观为个案，深入分析中国文明的褶子样态及其精神实质，揭示上古文化注重时运转化、感性通化、形势变化的总体特征，必将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延续古代文化的气脉，从而走向天人和谐相处与文明异质共存的新文化境界。
一、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际天人”，是司马迁等汉代学者提出的考察宇宙自然及社会人事的重要思想。该思想肇端于“三玄”，是中国文明初创期冥会天地神人的创制，是容摄天人差异互通，突破原始混沌，平衡文明机制的佳构。
天，《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观堂集林》云：“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可见，“天”的初义既超越了人，体现出天人差异，又涵摄了人，表征出天人类通。其后，天、人之义各自演化。天，为天道、天命、天文，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普遍性，意味着不可言说的未开化世界；人，是人道、世俗、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定性，意味着可言说的开化世界。
天人关系即为“际”。“际”，《说文》：“壁会也。”段注云：“两墙相合之缝也。引申之，凡两合皆曰际。”“际”的初义是两墙会合的缝隙。其后，意义演变，兼有际会、际遇、交错、贯通、匹配、合拢、不违背、不排斥等多重意思。以“际”收拢“天人”关系，映射出一种褶子式的文化生态理念：天人交互，原始与文明错合，此在与彼在共存。
天人褶子就是天与人互相折叠翻转而生成的一个巨大褶子（le grand pli）①。这个褶子充分表明，在宇宙系统中，事物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而是一种普遍的耦合互依。“天人两维交织而生成第三维。天人两维关系开辟了中国思维特有的‘双车道’，但这种双车道之间存在着贯通它们的第三条道即它们之间的并连线。”②天人际会即天人随附、互依、交胜、相资、共赢，如同无处不在的褶子，起伏不平，错合交叉，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褶子套褶子，直至无穷。神奇的褶子显现出世界非平面化非线性化的生成态。褶子扭动、套叠、并合，标示着宇宙联系的环节，寓含着世界随缘变化的多重可能。
天、地、人的褶子式运演而生无穷变数。整个文明系统正是包含着无穷小褶子的庞大褶子，其各组成部分服从互依性原则，彼此不同而又互相连接、互相沟通、互相类似。天人际会即差异性的永恒错叠与调谐。天人际会就是天人交织，天人联姻，天人游戏，这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是差异性的会合，是在争执中达成圆满，是在对话中实现和谐。
秦汉以后，学者渐以同质化的“天人合一”关系取代了褶子式“天人际会”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渐趋同质化，人成为天的副本和拷贝，天人之间交参互含，差异共生的褶子关系被敉平。张载《正蒙》：“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然程颐仍以张载之“天人合一”不彻底，而更倡“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张的“合一”，程的“无二”，都表明天人同气、同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是天的赋予，人的善良本性皆从天而来，人必须敬事天，感应天。
这种“人”为“天”的副本，“人”之“性”皆源于“天”的理念，实际上取消了人的独立和自主，逼迫人在天的威严下驯顺与服从。这种“天人合一”说深深地烙下了文化同质化与一元化的印记，天遮蔽了人。而这种文化的同质化又与专制皇权强化、个体被弱化具有同一进路。帝王乃天之子，“天”的放大就是“皇权”的放大，这造就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中小写的“人”。
二、道任天势
天人褶子是“势”的张力场。个体、群体、人类、人文的小褶子、大褶子是天道、自然、宇宙等更大褶子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人际会耦合，就是人必须任天势行动，入“时”贵“机”，敬畏天命，效法天道自然。这种重因缘、时机，而非前定必然可预测性的文化，是一种境域生成性的文化，是自然秩序、人类秩序、社会秩序以其原态、生命力、精神力展现出其本来面容的褶子式文化。
华夏民族最初的元典《周易》是这种思想最集中最精微的体现。“知几其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都是《易》作者对天人关系中表征着“势”的不确定因素及可能性态势的思考。这种具有神秘性不可理性言说的天势与时机，只可在人生践履中得到体认，而难以在理性思辨中得到认知。如《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这种逐猎的事功也充满着任随天势而动的神秘生命体验。君子应“几”而动，也见“几”而退。“几”玄微莫测，可以神会而不可言说。在人的活动中，它逐渐化成一种损益互动、泰否相成、正反嵌合的人文褶子式生态。
先秦道家对道任天势的褶子式状态体悟尤为深刻。《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难以言诠，它是一种委运任化的自然天势，其运行即体现在天、地、人错综复合不断延展的褶子式关系中。天、地是一种原始的生态，人是一种文明的生态，天、地、人和谐运作，就是道任天势的生命化表达。老子实际指出了天与人的关系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脱离道的天势。文明文化始终嵌套在原始文化的母体中。
庄子从根本上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褶子式的天人之道，并汲取《周易》重“时”、“几”的思想，而更深地察觉道任天势中“时”与“几”的微妙运作。《至乐》：“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里“几”与“机”互通，指宇宙万物微妙难测而又自然而然的潜在态势与运行法则。《庄子·秋水》明确提出了“时”与“人谋”的关系问题，人事成败，不仅要看“人谋”，更要看“天时”，体察了“时”，就是领悟了天命所在，不懂天时，只顾人谋，是“乱天之经，逆物之情”，是“遁天倍情”，圣人懂得天时与人谋互动互化的错综关系，就能深入天地神人的游戏。《秋水》：“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这都是不知然而然，任随天机发动，是道任天势得真如的自然结果。《应帝王》进一步将“几（机）”从宇宙本体论与生物自然论层次转化到人生的境界论层次。文中所说的生命的“德机”、“善机”、“气机”皆合乎“天势”。“德机”隐伏在“地文”中，“善机”隐蔽于“天壤”里，“气机”潜藏在“太冲”内，它们相互嵌套、并合，在天地神人的契合中，隐蔽着超越的“神圣”，昭显着现实的“形势”。过分的人谋，如《庄子》中神巫季咸的算卦，就可能遮蔽甚至毁损原始天机的神圣与形势。
道任天势开启的是中国文化的宏大境域，守护的是个体生命的本真精神，延续的是文明文化的先天气脉。道任天势的思想充溢着中国文化的兵、农、医、艺等各个领域，它在“三玄”中孕育，在历代王朝更替中屡遭压制而能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天势”如“褶子”，道任天势就是褶子式的起伏变化，是宇宙生命混沌与复杂形态的开合运转。“时”、“几”、“势”、“神”是“天势”或“褶子”中不可理性测度的隐秘点，是“三玄”契合天地造化的因缘枢机所在。
三、感道化生
天和人处于不断消长的关系中，但其消长的双方势力并不均衡。天有着先在的优势，而人凭借其灵性从自然中获得生存繁衍，既随顺自然，又对抗自然。既随顺又对抗的不可预测关系在天人“感道化生”的变数中，更体现出其褶子式的自然感性特征。天人以感互通，生生感应，变化无穷。同感，通感，交感，“通化交感”的宇宙有机整体生命学说，使其区别于“主客二分”的宇宙机械学说。近现代技术文化常常因其强大的整合力量而抹平了天人褶子关系中差异性的生命变数，使文化日益呈现出轨道化运作。中国上古文化因为守护着天人褶子关系中差异性的变数，从而在文明的发展中始终涵摄着原始的感性异质因子，以一种天人互通互化的姿态与自然和好。
《周易》是中国生命感性学的大全和源头。《易经》“象天法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类物情”的成书过程就是以“生命感性学”为基础的文化创制。《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生生之谓易”，是对《易经》“生命感性学”本质的浓缩和提炼。《易》六十四卦都是在阐述阴阳相感相生的道理。东晋著名僧人慧远即认为：“《易》以感为体。”③栾栋先生以为，《易经》的咸卦，道出了天地神人相感互通的灵性气质④。《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又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易经》、《易传》作者看来，贯通天人之际的本真存在就是生命的感性特质。应当说，咸卦灵异的生命感性学说是中华民族重生意识的源头，是中华先民对原始与文明褶合的深层体悟。《周易》之“感”是神性、人性、自然性的合而为一。
先秦道家在继承《周易》尚虚灵柔弱的自然天势的同时，又发展了其自然无为，以减损、还原为旨归的生命感性学说。如老子、庄子都重“水”。水本身包蕴着强烈的动态感和生命意识，从水中可悟出宇宙和生命起源。而这种“水”文化精神在老、庄处有最深刻的体现。⑤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78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76章）生命的本源与本质就是水性之柔，丧失水性，就意味着生命死亡。水性就是生命中最本真的色泽。生命应如水之处下谦退，故人要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要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水的智慧，水的精神，水的本真，是文明文化与原始文化在相互涵育中的感性生命映射。
针对老子过于向水性柔弱倾钭，从而导致阳刚不振的弊端，庄子对此作了适当调整，以期达到阳刚的文明文化与阴柔的原始文化的完美结合。庄子重本根，“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生天生地”（《大宗师》）；重本真，“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重归宿，“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在宥》）。这种从原始文化重本根、重本真、重归宿的水性特质方面来思考宇宙与生命的思想旨归，应当说是与老子一脉相通的。但更重要的是，庄子又从文明文化重进取、重内省、重超越的人文精神出发，弘扬了一种阳刚风格与崇高人格。这种阳刚风格实即天人褶子关系在打开之际自然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气象。鲲鹏振荡沧海、牛硕大无庞、大树遮天蔽日、沧海浩浩无边，都是以眩人耳目的宏伟气象，暗隐着“人”之形象的抬头。这种形象预示着随人之成长而伴生的一种文明阳刚之气。
“三玄”是中国古代人文化感通变的渊薮，是神洲诸纹的秘笈，是国人精神的灵枢，是此象与彼象的脉冲，是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平衡的综合体，是生命感性学的大全⑥。在生存态势的褶子式展开中，“三玄”给我们留下了走向未来的启示，它不仅指出“怎么办”，而且指出“不怎么办”，它处处留白，让我们的生命充实而丰盈。在文明的“归根”中，它们都走向了同一的路。
四、大化流行
中国先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多元和合的文化，在天人共存中处处勃发着生机。这种多元和合的文化观直接肇自中国上古冥会天地神人的“物化”观。上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死观，都是一种“物化”的生死观。⑦如大禹的父亲死了化为黄熊，望帝化为杜鹃，精卫化为鸟。《庄子》中的鲲化为鹏、庄周化蝶等寓言故事，则已淡释了上古神话中的“悲剧”意味，而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宁静、欣悦自适的达观心态。正是这种源于上古神话思维与原始意识的“物化”、“大化”观，消解了中国人文中天地神人的对立，表现了对文明文化疆域化、学科化、工具化的拒斥，对原始文化混沌化、生命化、自然化的照护。“化”就是自然与人类、原始与文明的本真际遇。
中国最早论述“大化”思想的是《周易》。《易》的“化”是兼顾自然与人事的“阴阳之化”，其《经》主要是三代巫史对自然人事的经验总结与哲理思考，并隐含了原始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种子，其《传》则是战国儒家、道家、阴阳家思想的融汇。从自然方面言，上古时代的哲人认为“阴”与“阳”是世界的两种根本属性，“阴阳之化”就是世界的普遍存在形态。《易》认为，人是阴阳二气化生之物，生是气聚，死是气散。从人事方面看，《易》认为，人事应效法自然的阴阳之化。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刚柔都是阴阳的另类形态，是人世活动应掌握的法则。这样，在阴阳之化的论述中，《易》就将文明与原始的褶子很好地打开、折叠、再打开，从而达到一种生命的境域化存在。
《老子》的“化”承继《周易》，而更重视“自然之化”。老子在对宇宙自然的动态考察中，发觉世界从整体上说是一个超越了现成存在的“大化”流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就是对线性进化论思维的一种“化”，就是对文明只推崇强者、刚者、胜者的阳性文化的反动与消解。老子的“反”向之“化”，就是要化除阳刚文明文化的戾气、杀气，而进入母性原始文化的柔气、和气。老子对文明的这种反向化解让人类在后天阳刚气质的过度发展中仍旧保存了一种母性精神的柔和与恬淡。故而，老子极其推崇秉性柔弱的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德，是原始文化的母性涵养化生之德，是和合文明文化戾气的肥沃土壤。
《庄子》继承《周易》、《老子》的自然人事之化，而更着重发挥了一种生命的“境域之化”。庄子既认为“化”是世界存在的自然形态，“天地虽大，其化均也”，是作为世界普遍现象的“自然之化”；又认为“化”是人生存在的自觉形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是和解人文与自然矛盾的“自觉之化”，是人领悟了天地大化的奥秘，而与时俱化的境域性人生。⑧相对于《周易》的阴阳互化、互根，《老子》的自然化生、化成来说，《庄子》重视个体生命的化育、化境。在庄子看来，天、地、鬼、神、人都是大道化生的一种形态，人是物，物也是人，物、人都是大道运衍中的组成部分。人是大道缘化中的本真存在，故应当呵护其道缘，而不致让其在文明文化中遗失、遮蔽。人只要体悟了源于原始文化母体的道缘，使其不被遮蔽，人就是生活在道的大化境域中的“真人”。圣人能参透“生也天行，死也物化”的奥秘，故其动静举止都能与大道的阴阳虚实融合无间，能“应于化而解于物”，达到一种心灵自适其适的存在。
因为“三玄”都重视自然社会人事的“化通”，出神入化，神而化之，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突破惯性，化解盲点，清除徼向性的误区，冥合事物间的疆域，实现文明与原始的融会，从而呈现出中国上古文化褶子式境域性的本质特征。中国上古文化重天人缘合、际会关系的褶子式思想是其区别于秦汉以后文化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所在。
余论
无独有偶，当我们观照欧洲文化这一他者时，同样发现其褶子生态的敉平与激活。如古希腊时代，神人关系错综复杂，叠合交叉，其文化相应地呈现出多元绽放的灿烂。中世纪后，犹太—基督教系统神话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系统神话，唯一的全能的神取而代之，自然、社会、人事交织的神人关系消失了。教会将“神”转化为控制民众、禁锢思想的工具。文化的机制化、同质化使中世纪成为很多学者诅咒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则是对其文化中褶子生态的激活，但这种激活又因主体理性的张狂与工业技术的运作，导致其文化的再次同一化进路，并由此造成了人被器化与技术统治毁灭世界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对文明同质化的警惕，是对文明褶子生态的呼唤。
这样，当学界袭用“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说来比对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时，便难免问题多多。比如“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是否构成完全的对立？“合一”是否就是同质化？“二分”是否就是不相衔接，彼此分割？如果避开文明同质化尚“合”的套路，摆脱文明疆域化重“分”的壁垒，那么看到的将是文化多元共生多重嵌合的自然生态。
于是，我们便可以明确本文借天人观探讨文明褶子的意义：文明的褶子化是对线性化机制化的反对，是对源生态生命化的呵护，是对二元化分裂化的批判，是对多元化差异化的提倡。天人关系似分若合，文明与原始同气连理，在技术化网络化的运作中，永远保护其褶子生态中潜藏的的道心、天势、时机、感性、缘份与化境。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思想的块垒化与人才的器化，才能清除纳粹的余毒与权力的暴政，才能在化感通变中求得生命的一份充实与丰盈。
①德勒兹.福柯·褶子[M].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于奇智.简说张岱年天人合一观[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5）:72。
③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2。
④栾栋.咸学的先声[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6）:41。
⑤栾栋.水性与盐色[J].唐都学刊，2003，（1）:111。
⑥参见栾栋先生《文史通义》讲稿。
⑦王钟陵.寻找先秦文化与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点[J].中州学刊，2005（1）。
⑧何光顺、王媛.庄子“天人观”刍议[J].唐都学刊，2005（1）:64。
（责任编辑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