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春节的意味在最近二十年中变化甚大，但它依然是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
　　从前的春节很热闹，它就是一场盛大但又充满各种细节的仪式，渗透在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从饮食起居、穿衣打扮，到家族和社会的伦理交际，都仿佛在这一仪式中重新获得审视、确认。它就是一年中预留出来的凝固时间，为了让人们在繁忙中看清那个很哲学化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比如，一副对联不仅是书法手艺的展示，它的良好祝愿更是对未来的寄托形式，是生活信念的表达；一顿民俗风格的饭菜不仅仅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更是对大地、粮食的礼赞，对人们借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尊重；一家人的团聚，不仅是家族秩序的威严的束缚，更是一个人的身份感在最小的社会单位内的强化；一句“过年好”的问候，不止是俗套，更是对社区、邻里、家族间人伦关系的敬重，而且表达得毫无功利性；甚至漫天响起的鞭炮声，也都不仅仅是奢侈的浪费，在那种宏大的声音中，人们仿佛听到了某种召唤，你可以理解它为生命本身的洪钟大吕，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百姓共时性地沉浸在某种氛围中，并获得情感认同的一种方式……
　　春节确实是中国的古老文化在具体生活中的呈现，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过它，而是通过它我们才集中地认知和体验了自身。老人们常常瞩盼子女如从前那样对待春节，这里面的情感，不仅仅是基于孤独感而产生的需要，更内在的，也许正是背后那种说不清但又很重要的集体潜意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寒假放假，很庆幸可以赶在春运高峰之前回家。毕业后，有很多年，每年春节都要为购买车票费尽心机。一路奔波终于回到家，一切好像都是熟悉的，但又变得陌生。这种陌生感每一年都在加剧。表面看好像是年岁增大后的自然反应，但细细想，原因也许深刻得多。
　　当你的生活从平静、舒缓状态一变而为急速的运动状态时，你对时间、生命的感觉方式就彻底改变了。“年岁”的概念就被更加科学、细化的“计量”观念代替。回家变成假期天数的核算，休養变成下一步工作步骤的补充。你开始疏于对邻居表达祝福，因为他们不再是你情感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用一个更恶俗的说法：他们不是你“人脉”资源的一部分。你不再感兴趣于一副春联的美好说辞，因为瞬息万变的生活充满了变数和偶然，岁月静好的想法显得非常呆板。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资源和环境开发带来的暂时负面效应也那么明显，此时你再竖起耳朵聆听那种宏大的声音，听到的就不再是某种古老文明的召唤，而是对更现实的环境问题的惊醒。说到底，不是“春节”本身变质了、回不去了，而是人的生活形态已经不可能再围拢在“春节”这样的仪式中了。
　　许多人都感叹传统的没落，并常常将此归结为人性变得粗俗的结果，仿佛只要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本身的存在和美好，人们就会回归到它的秩序中，它也会再次焕发出从前那样的光彩。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设想有一种本质的、不变的过去，无论是节日还是文化，都是非常荒谬的，文化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只是我们生来就在其中，于是将一种历史的构造演化为仿佛是自然的属性。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下人们面对春节这样的节日时产生的困惑，反倒再正常不过。心灵焦虑也罢，现代都市病也罢，这些问题都不能通过营造、回归一个完美的过去而解决。
　　现代的问题只能通过现代的方式医治，正如高铁是对90年代后拥挤不堪的“春运”的有效应对，住房是对大地的微观仿制。经历了这些年的社会变化，我意识到，每一种选择都不能自诩为永恒和真理。过去的未必意味着彻底消失，再过多少年，它也许几经变形终于又返回到我们生活中；现在的也未必意味着坚固永存，再过多少年，它也许终于谦卑地寻找到一种接纳过去的方式，从而变得更加人性，至少是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人性。转型时代的痛苦和幸运也许都在这里吧，我们既不舍地瞭望着，又勇敢地朝前看；我们既见证着，又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