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矛盾不断升级，局势持续紧张。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既有美国在背后的纵容偏袒，也有日本国内政客出于自身政治目的的炒作。而在这些诸多推动因素中，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增强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虽然二战结束已经60余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40年，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反而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政治，并屡屡挑起事端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历史教科书，再到否认南京大屠杀，乃至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这些事件的背后总能看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身影。
　　自今年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计划“购岛”，到9月11日政府正式将钓鱼岛“国有化”，野田政府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执意推进钓鱼岛“国有化”，充分暴露出其保守强硬的右倾化政治立场。作为此次“购岛”闹剧的决策层，野田政府虽然在“购岛”之初宣称是为了阻止石原等极右翼势力的不可控行为，才决定由日本政府出面“购岛”；但从事态的发展看，其对中方的再三警告置若罔闻，视察自卫队强硬表态敦促自卫队提高警惕，派遣警察登岛“警戒”等举措，都显示出野田与石原在钓鱼岛问题上仅是处理方式略有不同，其对华强硬的实质却几无差异。日本决策层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的战略冒进，缺乏政治应有的弹性和灵活性，这种政治右傾化趋势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情绪，也大大压缩了双方消极冲突时的回旋余地。
　　日本政府打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默契，完全否定“搁置争议”的共识进行“购岛”，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保守强硬的政治右倾化趋势，并不是偶发事件，其背后有着多重的深层次因素。
　　一是经济、军事两方面因素促使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发展。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日本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上升，使面临众议院选举的民主党政府备感压力，焦虑情绪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力量快速增长，海空军实力不断增强，其军事触角已突破“专守防卫”限制而向海外扩展，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日本政治冒险的实力后盾。在这一正一反两方面因素刺激下，日本政府在决策时更易于采取直接的强硬手段解决问题，政治右倾化趋势得到加强。
　　二是决策层鹰派色彩浓厚加重了政治右倾化。2011年，野田上台伊始就显示出对华强硬的鹰派立场，在参加航空自卫队阅兵式时宣称是由于中国的海洋活动加剧了日本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并告诫自卫队“忘战必危”，成为战后日本首个“言战”的首相。在此次钓鱼岛争端中，野田坚持以强硬姿态解决领土问题，坚决不改变、不退让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更充分说明其保守固执的鹰派色彩。而日本高官也多次强硬表态，宣称钓鱼岛“历史上就是日本的领土”，“这一点不容置疑”，并宣称计划动用自卫队在钓鱼岛实施警备。日本政府决策层的总体保守化态势也加重了其政治右倾化。
　　三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成为日对华强硬政策的依托。近年来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挟美自重、联手制华的意图十分明显。而美国一方面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同时又多次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美国的偏袒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我对抗增添了信心。9月22日，美日更高调在关岛举行抢滩登岛联合演习，其中寓意已很明晰。
　　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从根本上无视我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这一根本性矛盾决定了中日双方无法依靠单纯的外交途径解决当前事态。所以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将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在外交、经济乃至军事领域进行激烈的斗争和博弈。鉴于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强，决策上更趋冒险，缺乏弹性，无论未来是自民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有可能在“国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不登岛、不建设施、不进行勘探开发的“三不”原则，继续挑战我方底线。且日本政府在“购岛”后的预案设计中就包含这些内容，未来日本采取这些行动的可能性极大。一旦日方采取如上举措，我方将陷入更大被动中。针对当前钓鱼岛局势，我须针锋相对，主动作为，积极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发酵恶化；同时借助美国力量遏制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化解其在日决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引导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