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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税费压力太大，中国才成为水货的天堂。”说这话的时候，冯章拿出一支雪茄点上。
冯章做的是电子产品进口生意，在北京中关村某写字楼租了一间上百平米的办公室，除了自己的办公间，公司还另辟出单独的一间作为财务室，其他的两间则分别为产品陈列室以及销售人员办公室。
说起税收的话题，冯章用了四个字来总结：逼良为娼。
作为80后创业者，冯章大学毕业后先是从事了和大学专业相关的IT行业，每天朝九却不能晚五的生活，让冯章迷失在茫茫“IT民工”大军中。在“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平时也都是九十点钟才能离开公司”的状态持续了五年之后，冯章决定，自己单干。
在选择从事什么行业时，冯章久久不能做决定，而一位老友因资金紧张需要低价处理的一批电子产品却意外为他敲开了创业的大门。随后，冯章又很顺利地拿到某国外顶级品牌的国内总代理，当老板的生涯也随之开始。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么多门道，一批货进下来，光海关就得交20%的税，再加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费、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地方教育费、残疾人就业金以及工商、卫生、质监、公安等众多部门征收的各类行政性收费，这就是一大笔，超过了进价的一半以上，而由于这个电子产品品牌国内充斥着水货，根本不允许我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内地的水货就卖三万元左右，而我的成本加上税比他们高出近一万元，税费的支出显然比利润还高，再这么下去只有倒闭关门。”说起刚开始从事进口行业的种种，冯章一把辛酸泪。
“你逃税吗？”
冯章几乎不暇思索地回答：“如果所有的税费我都严格按照规定缴纳，我铁定是赔钱，如果没有逃税，公司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原本也是清白的，只是一年忙到头，常常是白忙活，所以也被‘逼良为娼’了。”
在遭遇高额税费导致的赔钱之后，冯章开始处处留心，各方讨教，终于从身边做进口生意的朋友那里“取得真经”。
所谓真经就是先将进口货物让对方发到香港，在香港，冯章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这家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开发票。“为什么很多进口公司，不管从美国还是瑞士进口，都要先将货发到香港？他们必须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香港发票和内地企业发票不同，香港公司的发票不是香港税务局印制的，没有统一的政府主管部门，而是由公司自己随意印刷或者电脑打印，盖上公司的章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即可生效，其效应相当于内地的收据，因此在发票的数额上，就可以自己做文章。“比如进货价格是100万，我在香港的公司就可以开50万的发票，用这50万的发票来交关税。”冯章说。
作为某电子产品的国内一级代理商，冯章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进货，但久而久之他发现，即使在香港注册公司在发票上做点文章可以降低关税压力，但自己的价格依然拼不过内地疯狂的水货，于是冯章开始“两条腿走路”。“我现在三分之一或者更低比例的货通过正常渠道进来，其余的全部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操作。”
冯章嘴里的“其他渠道”其实就是一度快把他逼疯的水货。“一开始只是找人从香港往深圳带产品，带一台给对方付一定的费用。”时间一长，冯章发现，原来在香港，不仅有蚂蚁搬家式的几十万水客，还有更为上规模的公司。“他们的水特别深，比如我有一批价值100万的货需要他们帮我运到内地，为了让我相信他们，他们会先打100万到我的帐户，并且承诺多少天之内到货，如果没到货，这100万就是我的，如果到货，他们就收取货物3%的费用。如果你的货在香港，他们也可以帮你垫付，垫付的费用相对高一些，是4%。”
如此一来，冯章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但他的价格在水货充斥的市场却并不是最低的。“我五二折从总公司拿货，如果市场上没有水货，我的价格应该是内地市场最低的。但由于市场上水货横行，再加上税费太重，我通过正常渠道进来的货都是赔钱的，所以只能靠抬高水货价格来填补正常渠道产品低价卖出的那些坑。”
实际上，像冯章在税费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并非个案。
来自不同口径的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九成中小企业存在偷逃税问题，大部分并不是想“占国家便宜”，而是不逃税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曾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在调研所涉及的1400多家中西部小微企业中，90%的企业存在逃税的操作。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曾说：“如果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90%的企业不偷漏税可能会倒闭。”
为了生存下去，企业主们想尽了一切方法。“我还会买一些亏损的公司，将我的进口改到这个公司名下，我的利润可以用来填补亏损，这样也可以降低税费带来的压力。当然，前提是这个亏损的公司不能有外债，我只需要改变法人和营业项目。”冯章说。
在冯章的周围，有一大批和他一样以各种方式生存的中小企业，在高税费的压力下，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少电子产品经销商虽然没有冯章所谓的“其他渠道”，但却可以从强大的淘宝网上找到货源。“五万块钱的货，只比‘其他渠道’多出三五百块钱，但风险却少了很多，不少年轻经销商选择淘宝进货。”
再以相机进口商为例，由于配件的关税比整机要低，所以不少人会将相机拆分后过海关，到了内地再重新包装。而对于高端的胶片相机，他们的方法通常是将胶片相机的镜头装上数码相机的机身，这样整个相机看起来就是一台数码相机，而数码相机是不用交关税的。而手机、电脑、摄像机等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存在。“我们在网上查中关村的电子产品价格，通常会发现报价很低，可是真正到你去买的时候才知道，你可能会被要求为该电子产品的配件支付高于其价值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否则对方就不卖，还有的买家需要自行承担17%的税。”
在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企业的税费压力，让企业主们绞尽脑汁与各种税费“绕道而行”，也因此造成了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冯章的遭遇只是广大中小企业主的一个缩影：“在日本，不少行业都有行业协会，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规范市场，避免恶性竞争，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逃税。”
如何有效改变现状，让更多像冯章一样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主们不再遭遇税费高于利润的尴尬，冯章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现在代购行业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关税以及各种税费太高，导致国内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其实可以跟数量庞大的网店收取一部分税，同时降低进口产品关税比例，这样总的税额是平衡的，还能带动人们的消费，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不呢？现在做企业压力太大，要么有关系，要么偷税漏税，否则必亏本无疑。
冯章做的是电子产品进口生意，在北京中关村某写字楼租了一间上百平米的办公室，除了自己的办公间，公司还另辟出单独的一间作为财务室，其他的两间则分别为产品陈列室以及销售人员办公室。
说起税收的话题，冯章用了四个字来总结：逼良为娼。
作为80后创业者，冯章大学毕业后先是从事了和大学专业相关的IT行业，每天朝九却不能晚五的生活，让冯章迷失在茫茫“IT民工”大军中。在“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平时也都是九十点钟才能离开公司”的状态持续了五年之后，冯章决定，自己单干。
在选择从事什么行业时，冯章久久不能做决定，而一位老友因资金紧张需要低价处理的一批电子产品却意外为他敲开了创业的大门。随后，冯章又很顺利地拿到某国外顶级品牌的国内总代理，当老板的生涯也随之开始。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么多门道，一批货进下来，光海关就得交20%的税，再加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费、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地方教育费、残疾人就业金以及工商、卫生、质监、公安等众多部门征收的各类行政性收费，这就是一大笔，超过了进价的一半以上，而由于这个电子产品品牌国内充斥着水货，根本不允许我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内地的水货就卖三万元左右，而我的成本加上税比他们高出近一万元，税费的支出显然比利润还高，再这么下去只有倒闭关门。”说起刚开始从事进口行业的种种，冯章一把辛酸泪。
“你逃税吗？”
冯章几乎不暇思索地回答：“如果所有的税费我都严格按照规定缴纳，我铁定是赔钱，如果没有逃税，公司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原本也是清白的，只是一年忙到头，常常是白忙活，所以也被‘逼良为娼’了。”
在遭遇高额税费导致的赔钱之后，冯章开始处处留心，各方讨教，终于从身边做进口生意的朋友那里“取得真经”。
所谓真经就是先将进口货物让对方发到香港，在香港，冯章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这家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开发票。“为什么很多进口公司，不管从美国还是瑞士进口，都要先将货发到香港？他们必须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香港发票和内地企业发票不同，香港公司的发票不是香港税务局印制的，没有统一的政府主管部门，而是由公司自己随意印刷或者电脑打印，盖上公司的章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即可生效，其效应相当于内地的收据，因此在发票的数额上，就可以自己做文章。“比如进货价格是100万，我在香港的公司就可以开50万的发票，用这50万的发票来交关税。”冯章说。
作为某电子产品的国内一级代理商，冯章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进货，但久而久之他发现，即使在香港注册公司在发票上做点文章可以降低关税压力，但自己的价格依然拼不过内地疯狂的水货，于是冯章开始“两条腿走路”。“我现在三分之一或者更低比例的货通过正常渠道进来，其余的全部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操作。”
冯章嘴里的“其他渠道”其实就是一度快把他逼疯的水货。“一开始只是找人从香港往深圳带产品，带一台给对方付一定的费用。”时间一长，冯章发现，原来在香港，不仅有蚂蚁搬家式的几十万水客，还有更为上规模的公司。“他们的水特别深，比如我有一批价值100万的货需要他们帮我运到内地，为了让我相信他们，他们会先打100万到我的帐户，并且承诺多少天之内到货，如果没到货，这100万就是我的，如果到货，他们就收取货物3%的费用。如果你的货在香港，他们也可以帮你垫付，垫付的费用相对高一些，是4%。”
如此一来，冯章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但他的价格在水货充斥的市场却并不是最低的。“我五二折从总公司拿货，如果市场上没有水货，我的价格应该是内地市场最低的。但由于市场上水货横行，再加上税费太重，我通过正常渠道进来的货都是赔钱的，所以只能靠抬高水货价格来填补正常渠道产品低价卖出的那些坑。”
实际上，像冯章在税费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并非个案。
来自不同口径的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九成中小企业存在偷逃税问题，大部分并不是想“占国家便宜”，而是不逃税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曾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在调研所涉及的1400多家中西部小微企业中，90%的企业存在逃税的操作。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曾说：“如果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90%的企业不偷漏税可能会倒闭。”
为了生存下去，企业主们想尽了一切方法。“我还会买一些亏损的公司，将我的进口改到这个公司名下，我的利润可以用来填补亏损，这样也可以降低税费带来的压力。当然，前提是这个亏损的公司不能有外债，我只需要改变法人和营业项目。”冯章说。
在冯章的周围，有一大批和他一样以各种方式生存的中小企业，在高税费的压力下，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少电子产品经销商虽然没有冯章所谓的“其他渠道”，但却可以从强大的淘宝网上找到货源。“五万块钱的货，只比‘其他渠道’多出三五百块钱，但风险却少了很多，不少年轻经销商选择淘宝进货。”
再以相机进口商为例，由于配件的关税比整机要低，所以不少人会将相机拆分后过海关，到了内地再重新包装。而对于高端的胶片相机，他们的方法通常是将胶片相机的镜头装上数码相机的机身，这样整个相机看起来就是一台数码相机，而数码相机是不用交关税的。而手机、电脑、摄像机等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存在。“我们在网上查中关村的电子产品价格，通常会发现报价很低，可是真正到你去买的时候才知道，你可能会被要求为该电子产品的配件支付高于其价值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否则对方就不卖，还有的买家需要自行承担17%的税。”
在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企业的税费压力，让企业主们绞尽脑汁与各种税费“绕道而行”，也因此造成了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冯章的遭遇只是广大中小企业主的一个缩影：“在日本，不少行业都有行业协会，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规范市场，避免恶性竞争，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逃税。”
如何有效改变现状，让更多像冯章一样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主们不再遭遇税费高于利润的尴尬，冯章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现在代购行业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关税以及各种税费太高，导致国内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其实可以跟数量庞大的网店收取一部分税，同时降低进口产品关税比例，这样总的税额是平衡的，还能带动人们的消费，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不呢？现在做企业压力太大，要么有关系，要么偷税漏税，否则必亏本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