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记载：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个故事是说，郑国有个富人在洧水中淹死了，有人捞上了尸体。富人的家属请求赎回，捞尸体的人要价很高。家属请教邓析，邓析说：“别急。又没有其他人想买这具尸体。”家属果然不急着赎回。捞尸体的人很担心，也请教邓析，邓析说：“别急。除了这里，他们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到这具尸体。”
　　这是哲学史上有名的诡辩故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诡辩是否成立？既然双方都不愿让步，这个交易岂不是无法达成？现实中当然很难发生这类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这种买卖双方互相“垄断”的情况，虽然双方都有谈价的资本，但双方也都需要对方的产品。富人的家属需要尸体，捞尸体的人需要钱。最终，他们会达成交易，以避免两伤。
　　进一步看，双方的考虑还有更重要的差别。富人家属处在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单次博弈。如果这次博弈失败，他们承受的损失更大。但是捞尸体的一方却不一样。如果他轻易做出让步，那么，下次再捞到其他尸体的时候，别人就会预期他会让步，因此就不会出高价。因此，对捞尸体的一方来说，他可以索要高价，哪怕本次交易失败，也可以为下次交易树立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不能太高，太高就会吓退所有的交易者。
　　现实中，2009年10月湖北荆州大学生救溺水儿童遇难，就出现了打捞尸体的公司和校方的博弈。
　　政府是否可以干预这种博弈呢？如果政府限制捞尸方的要价，又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会减少捞尸服务的投入，使得很多尸体得不到打捞。
　　市场中的博弈非常复杂，因此，规则必须立足于长远，不能因为当下的所谓特殊情况而做改变。长远的规则就是尊重市场、尊重权利，让人们在权利的基础上自愿博弈。
　　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大银行的救援，就属于这种破坏长远规则的做法。
　　其实，金融危机是政府滥发货币引起的，即便政府拯救濒临破产的大银行，也无法改变被滥发货币所扭曲的生产结构。相反，拯救大银行会使得生产结构更加扭曲，从而使得危机表面上暂时渡过了，实际上却埋下了更深更重的未来的危机。
　　但是，政府担心大银行破产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将使得金融体系崩溃，经济萧条。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却没有看到萧条是一种对经济的修补，阻止这种有益的修补非常危险。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必须阻止眼下的“坏事”。用凯恩斯的名言来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政府拯救大银行，自然是多抢纳税人的钱来埋单（加税或者多印钞票），这就破坏了尊重纳税人产权的长远规则。而金融界都是一帮人精。他们看到政府破坏长远规则对他们有利，于是他们会加重这种博弈趋势。他们会尽力把规模做大，因为他们知道，规模越大，政府越不敢让自己倒闭。同样，当金融灾难爆发的时候，他们会努力做大灾难。这就出现了一种吊诡的情况：做大灾难的人，反倒成了受益者。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倒”的华尔街怪现象。
　　于是，每次金融危机爆发，一方面，政府救市加深危机，另一方面，还有一群人在拼命做大危机，这就是金融救市的恶果。
　　市面上有一本《这次不一样？》的书，主要内容是说，每一次金融危机，大家都以为这次很特别，但其实每一次都一样。政府对大银行就是这种心思。每次都以为“这次非救不可”，其实，每一次都是可以不救的。当政府打破长远的规则以后，就已经在博弈中失去了有利的地位，于是，每一次的博弈都以救市失败告终。
　　问题是，很多民众也误以为金融救市是必要的，支持政府救市。政府的错误政策，其实是有民意基础的。民众不能鼓励政府破坏长远规则。只有坚守长远规则，才是对民众利益的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