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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今年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突出强调把民生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渠道，进一步增强民生投入。在“十二五”前期，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缓慢的形势，更凸显了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调结构、转方式进入攻坚时期，经济在过去高增长态势下可能逐渐进入增幅缓慢下行的适度增长区间，物价和通胀的压力一段时期依然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要把民生和社会体制融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基础环节，注重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增强与经济体制的协调性和系统性。
一、经济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协调关系
（一）正确区分“社会体制”的多层内容
一是行业性特征的社会体制，如科、教、文、卫，是行业性特征的体制。行业性特征的社会体制有其自身的行业规律，不能以经济体制来包括或替代。如医疗卫生体制，发达国家也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就解决了医疗卫生体制难题，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改革难题，它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没有必然的替代关系。在这个层次上，经济体制改革显然不能完全包含有其自身规律和特性的行业性社会体制，但行业性社会体制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改善它们之间的协调性是必要的。
二是社区性特征的社会体制。社区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建设进程有关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是“单位人”的工作居住模式，社区也就是单位的延伸，什么也都由单位管理。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劳动力流动增强了，原先单位负责的社会服务等逐渐转移到社会承担，“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更多的人群主要通过自购方式解决住房，社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社区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日益迫切，以社区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是对传统“单位人”管理体制的替代。社区的物业管理、安全管理、就医就学服务、文化娱乐和交流活动，体现出自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但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活动，也不能完全采取市场机制办法解决。
三是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通常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人口家庭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需要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更多是与政权、民主和公民行为密切联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对社会管理资源的制度安排，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反映，这个层次的社会体制，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四是社会组织与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功能既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从经济角度看，社会组织是内含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主要是无数单个企业，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济活动又是高度分工与合作的网络，市场经济下政府管理的范围相对有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都比较明确，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都有成熟的法律和规制在约束调整，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联系要通过社会来完成，社会组织是必然的环节。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明显。在这个层次，经济体制必然包含了应有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必须要协调的关系。
（二）市场经济体制内含配套的社会运行机制
政府离开了社会运行机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政府面对无数的企业主体，中间缺少缓冲带和信息沟通的桥梁，就等同于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离开社会运行机制的协调和自律约束，其行为就容易不规范和盲目。例如，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等，主要都是企业活动缺乏行业自律协调机制的作用。社会运行需要尊重人们合理的利益诉求，建立正规化和制度化的矛盾和问题表达机制，社会运行要建立在社会个人和社会组织自律自治管理基础上，否则政府将难以摆脱繁杂的各项社会事务，并不断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和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单靠刚性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就不可能顺畅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把社会组织作为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加以考虑。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在逻辑上甚至优先于行政体制改革。
社会自律运行机制，也是协调利益矛盾，实现和谐有序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食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当前的突出表现就是利益矛盾。社会运行由行政管控为主转变为以自律协调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事务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越来越繁杂，政府可能事无巨细及时处置，为此，政府要从传统的一些管理领域中超脱出来，扩大社会自律的领域，政府努力从管控为主转向服务为主，从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创造良好社会秩序。
（三）社会体制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一是不能割裂，所有社会事业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基础的大前提下的，不能离开这一前提。市场是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中人的行为同样需要激励与约束，这需要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正确处理社会事业自身特点的公益性属性和激励机制。
二是不能等同，把公益性社会事业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但并不等于不能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必须确立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中的责任。社会事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社会事业供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要坚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强化政府在立法、规划、投入、监管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职责，尤其是加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和能力。从改革顶层设计角度考虑的社会事业改革与具体社会事业领域自身改革目标属于不同类别的关系，不能相互取代。改革顶层设计中的社会事业改革是从社会事业的共同属性出发，通过改革社会事业的组织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来保障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并提高社会事业运行效率，主要着力在构建社会事业与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专项改革需深入社会事业各领域的自我特征、自身规律，应更具体化、专业化地规划改革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
二、把“民生”与“分配”融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环节
（一）保障民生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要求
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贫富分化加剧、公众民生诉求增长迅速时期。加快民生事业发展、建立民生保障体系，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近几年，各级政府对民生保障越来越重视，用于民生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农林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商务服务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计达59601.82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66.3%，也就是说我国公共财政的2/3已经用于民生。但公众的反映是感觉民生投入不明显①。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保障民生不仅靠投入，也不是安抚措施，任何保障民生措施的实施都需要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要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职责，积极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市场化运作。财政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保障民生的资源。投入保障民生的资金使用还要高度注重机制合理化的建设，在资金管理上做到管理成本的合理分配，这样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投入保障民生的资金使用还要高度注重机制合理化的建设。同时要大力推动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非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这就要求深化改革，推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中高级要素的市场化。从市场准入、资格评定、投资体制等方面实现公立机构与私立机构机会平等，管理部门要实现从管理公立机构向加强行业管理转变。
（二）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视角
财富分配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也是经济与社会共振的核心部位。财富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社会关系综合决定的。“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②，即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全部体现。我国一贯坚持以初次分配为重点，再分配调整为补充。初次分配重在深化促进机会均等的市场化改革，关键是完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推动城市化，融合城乡生产方式，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再分配重在加强财税和社保制度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一般地讲提高劳动报酬、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作为单项制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所能包揽，必须把深层体制在经济体制的整体关系逐步理顺。
我国分配差距过大，在初次分配中有三层③原因：第一层就是城乡差距的扩大。这在我国当代不是分配制度形成的，是比分配更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决定的两种生产方式的结果。第二层是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缺陷造成的差距拉大。生产要素分配关联劳动、土地、资本等等，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实际是对生产要素报酬机制的设计，也是市场经济基本关系的再完善，涉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统筹考虑，也要看提高谁的劳动报酬。第三层是劳动报酬，是真正的分配问题。如果我们只在劳动报酬机制上研究“分配”问题，似乎不可能触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例如，对基尼系数影响最大的是城乡差距，而促进城市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
当前，我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不同要素由于行政分割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劳动力资源上表现为身份问题，资本、土地等资源上表现为行政和资源的垄断。二是要素流动问题，无法实现城乡、不同市场主体间自由流动。全国总工会专项调研显示，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不足20%和31%。与此同时，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同工不同酬是农民工受到的最大不公正待遇。三是是否有组织协调的问题，集体谈判制度缺乏。特别是在以中小企业为就业主渠道的大背景下，区域性、行业性集体谈判制度的发育严重滞后，使资本收益压缩劳动报酬。
分配制度的改革要从系统性视角来多层次考虑。例如，如果不能在工业化开拓的空间内顺利推进城市化，就只能延续以农村的廉价人力和资源服务于城市和工业，而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又不能分享因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而逐步提高，也就没有城乡差距不持续扩大的道理。
三、建议
（一）把促进形成社会自律机制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环节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各种中介组织，各种商会、协会、学会等协会组织，市场经济运行环节中，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部位，发挥更大作用。要增强社会组织在保障市场配置资源中的中介作用、协调作用、自律解决矛盾的作用。微观经济主体和消费者的活动，要更多通过自律协调来加以调节，遵循一些共同的规范和准则，遵循起码的诚信约束。
（二）注重保障民生的长效体制建设，保障民生的实施手段可与市场机制结合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通过单独的一套体制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把保障民生融入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基础环节。建议在各部门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及项目中，要将保障民生建立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突出保障民生的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同时，各项民生措施的实施手段可尽量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体制。
（三）建议把作为单项改革所称的“分配制度”改称“劳动报酬制度”
重新考虑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范围，优先出台关于我国劳动报酬制度改革方案或指导意见。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协调，有所突破。单纯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或再分配制度都不能有效缓解贫困、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单纯改革收入分配本身也不可能真正理顺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理顺生产要素市场关系，并把健全财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等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措施融为一体，才能从结果上影响分配格局，这实际上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过程，不可能成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作为分配制度本身，当前应当集中针对劳动报酬制度深化改革。建议收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范围，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可以见到效果的实际问题。
（四）尽快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要建立起合理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完善工资市场形成机制，建立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形成促进工资水平正常增长和合理调节的机制。重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保障同工同酬。为此，要着力构建平等就业制度，在准入上赋予农民工在城市的平等就业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实行同工同酬，农民工获得同等劳动报酬权。健全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和谈判机制，建立市场工资形成机制。
注：
①蒋彦鑫：《财政部释疑“民生投入不明显”》，《新京报》2011年10月16日。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2。
③聂高民：《初次分配制度的三个层面及其关系》，载于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集数据库。
（孙长学，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经济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协调关系
（一）正确区分“社会体制”的多层内容
一是行业性特征的社会体制，如科、教、文、卫，是行业性特征的体制。行业性特征的社会体制有其自身的行业规律，不能以经济体制来包括或替代。如医疗卫生体制，发达国家也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就解决了医疗卫生体制难题，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改革难题，它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没有必然的替代关系。在这个层次上，经济体制改革显然不能完全包含有其自身规律和特性的行业性社会体制，但行业性社会体制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改善它们之间的协调性是必要的。
二是社区性特征的社会体制。社区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建设进程有关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是“单位人”的工作居住模式，社区也就是单位的延伸，什么也都由单位管理。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劳动力流动增强了，原先单位负责的社会服务等逐渐转移到社会承担，“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更多的人群主要通过自购方式解决住房，社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社区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日益迫切，以社区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是对传统“单位人”管理体制的替代。社区的物业管理、安全管理、就医就学服务、文化娱乐和交流活动，体现出自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但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活动，也不能完全采取市场机制办法解决。
三是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通常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人口家庭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需要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更多是与政权、民主和公民行为密切联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对社会管理资源的制度安排，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反映，这个层次的社会体制，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四是社会组织与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功能既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从经济角度看，社会组织是内含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主要是无数单个企业，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济活动又是高度分工与合作的网络，市场经济下政府管理的范围相对有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都比较明确，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都有成熟的法律和规制在约束调整，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联系要通过社会来完成，社会组织是必然的环节。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明显。在这个层次，经济体制必然包含了应有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必须要协调的关系。
（二）市场经济体制内含配套的社会运行机制
政府离开了社会运行机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政府面对无数的企业主体，中间缺少缓冲带和信息沟通的桥梁，就等同于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离开社会运行机制的协调和自律约束，其行为就容易不规范和盲目。例如，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等，主要都是企业活动缺乏行业自律协调机制的作用。社会运行需要尊重人们合理的利益诉求，建立正规化和制度化的矛盾和问题表达机制，社会运行要建立在社会个人和社会组织自律自治管理基础上，否则政府将难以摆脱繁杂的各项社会事务，并不断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和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单靠刚性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就不可能顺畅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把社会组织作为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加以考虑。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在逻辑上甚至优先于行政体制改革。
社会自律运行机制，也是协调利益矛盾，实现和谐有序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食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当前的突出表现就是利益矛盾。社会运行由行政管控为主转变为以自律协调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事务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越来越繁杂，政府可能事无巨细及时处置，为此，政府要从传统的一些管理领域中超脱出来，扩大社会自律的领域，政府努力从管控为主转向服务为主，从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创造良好社会秩序。
（三）社会体制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一是不能割裂，所有社会事业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基础的大前提下的，不能离开这一前提。市场是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中人的行为同样需要激励与约束，这需要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正确处理社会事业自身特点的公益性属性和激励机制。
二是不能等同，把公益性社会事业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但并不等于不能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必须确立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中的责任。社会事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社会事业供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要坚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强化政府在立法、规划、投入、监管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职责，尤其是加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和能力。从改革顶层设计角度考虑的社会事业改革与具体社会事业领域自身改革目标属于不同类别的关系，不能相互取代。改革顶层设计中的社会事业改革是从社会事业的共同属性出发，通过改革社会事业的组织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来保障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并提高社会事业运行效率，主要着力在构建社会事业与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专项改革需深入社会事业各领域的自我特征、自身规律，应更具体化、专业化地规划改革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
二、把“民生”与“分配”融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环节
（一）保障民生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要求
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贫富分化加剧、公众民生诉求增长迅速时期。加快民生事业发展、建立民生保障体系，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近几年，各级政府对民生保障越来越重视，用于民生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农林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商务服务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计达59601.82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66.3%，也就是说我国公共财政的2/3已经用于民生。但公众的反映是感觉民生投入不明显①。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保障民生不仅靠投入，也不是安抚措施，任何保障民生措施的实施都需要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要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职责，积极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市场化运作。财政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保障民生的资源。投入保障民生的资金使用还要高度注重机制合理化的建设，在资金管理上做到管理成本的合理分配，这样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投入保障民生的资金使用还要高度注重机制合理化的建设。同时要大力推动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非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这就要求深化改革，推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中高级要素的市场化。从市场准入、资格评定、投资体制等方面实现公立机构与私立机构机会平等，管理部门要实现从管理公立机构向加强行业管理转变。
（二）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视角
财富分配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也是经济与社会共振的核心部位。财富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社会关系综合决定的。“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②，即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全部体现。我国一贯坚持以初次分配为重点，再分配调整为补充。初次分配重在深化促进机会均等的市场化改革，关键是完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推动城市化，融合城乡生产方式，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再分配重在加强财税和社保制度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一般地讲提高劳动报酬、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作为单项制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所能包揽，必须把深层体制在经济体制的整体关系逐步理顺。
我国分配差距过大，在初次分配中有三层③原因：第一层就是城乡差距的扩大。这在我国当代不是分配制度形成的，是比分配更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决定的两种生产方式的结果。第二层是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缺陷造成的差距拉大。生产要素分配关联劳动、土地、资本等等，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实际是对生产要素报酬机制的设计，也是市场经济基本关系的再完善，涉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统筹考虑，也要看提高谁的劳动报酬。第三层是劳动报酬，是真正的分配问题。如果我们只在劳动报酬机制上研究“分配”问题，似乎不可能触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例如，对基尼系数影响最大的是城乡差距，而促进城市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
当前，我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不同要素由于行政分割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劳动力资源上表现为身份问题，资本、土地等资源上表现为行政和资源的垄断。二是要素流动问题，无法实现城乡、不同市场主体间自由流动。全国总工会专项调研显示，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不足20%和31%。与此同时，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同工不同酬是农民工受到的最大不公正待遇。三是是否有组织协调的问题，集体谈判制度缺乏。特别是在以中小企业为就业主渠道的大背景下，区域性、行业性集体谈判制度的发育严重滞后，使资本收益压缩劳动报酬。
分配制度的改革要从系统性视角来多层次考虑。例如，如果不能在工业化开拓的空间内顺利推进城市化，就只能延续以农村的廉价人力和资源服务于城市和工业，而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又不能分享因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而逐步提高，也就没有城乡差距不持续扩大的道理。
三、建议
（一）把促进形成社会自律机制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环节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各种中介组织，各种商会、协会、学会等协会组织，市场经济运行环节中，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部位，发挥更大作用。要增强社会组织在保障市场配置资源中的中介作用、协调作用、自律解决矛盾的作用。微观经济主体和消费者的活动，要更多通过自律协调来加以调节，遵循一些共同的规范和准则，遵循起码的诚信约束。
（二）注重保障民生的长效体制建设，保障民生的实施手段可与市场机制结合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通过单独的一套体制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把保障民生融入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基础环节。建议在各部门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及项目中，要将保障民生建立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突出保障民生的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同时，各项民生措施的实施手段可尽量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体制。
（三）建议把作为单项改革所称的“分配制度”改称“劳动报酬制度”
重新考虑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范围，优先出台关于我国劳动报酬制度改革方案或指导意见。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协调，有所突破。单纯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或再分配制度都不能有效缓解贫困、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单纯改革收入分配本身也不可能真正理顺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理顺生产要素市场关系，并把健全财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等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措施融为一体，才能从结果上影响分配格局，这实际上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过程，不可能成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作为分配制度本身，当前应当集中针对劳动报酬制度深化改革。建议收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范围，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可以见到效果的实际问题。
（四）尽快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要建立起合理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完善工资市场形成机制，建立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形成促进工资水平正常增长和合理调节的机制。重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保障同工同酬。为此，要着力构建平等就业制度，在准入上赋予农民工在城市的平等就业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实行同工同酬，农民工获得同等劳动报酬权。健全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和谈判机制，建立市场工资形成机制。
注：
①蒋彦鑫：《财政部释疑“民生投入不明显”》，《新京报》2011年10月16日。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2。
③聂高民：《初次分配制度的三个层面及其关系》，载于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集数据库。
（孙长学，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