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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被押送进集中营，后来成为欧洲议会第一位女性主席，独立不屈的西蒙娜·薇依深受法国人爱戴。她曾任法国卫生部长。即使阻力重重，她依然为女性争取到了法律上的堕胎权。历史将铭记她的名字。
一幕幕画面记录着西蒙娜·薇依的一生。她清澈的双眸如湛蓝的天空;1974年的议会上，当议员们因为她提出合法堕胎权而辱骂她的时候，她的怒火一触即发;她被丈夫牵着，站立着，视力因疾病而衰弱，她向游行的人致意，这也是她最后几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她的话语犹在耳畔。1995年，巴拉迪尔政府执政时期，她时任社会事务部部长。代表法国官方访问黎巴嫩时，她说：“即使前路艰险，我依旧保持乐观。生活教会我，只要肯下功夫，早晚会有进步。过程也许漫长，但结果却是注定，我有这个信心。”
西蒙娜早年被囚禁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她曾带领法国的战争受难者来此纪念集中营解放。“如今，我的内心已经平静。这里不再有泥泞和寒冷。尤其是，这里不再有它特殊的气息，而集中营之所以是集中营，全在于它绝望如死灰的气息。”1995年1月27日，天寒地冻，寒风凛冽，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聚集在集中营附近，西蒙娜·薇依挽着儿子的手臂，出席纪念仪式。集中营的棚屋是棕色和灰色的。两人走到其中一间棚屋里。西蒙娜·薇依在那里停留了片刻，回忆道：“我确定，这就是我曾住过的那间棚屋，在焚化炉的下方。这里一切如旧，这两张床是看守的，这里有个火炉，里边一排通铺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人挨着人。”
她接着说道：“在整场纪念仪式上，我都对一些事情感到惊奇。当天上午很冷，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凉气从脚底传到全身。我自问，当年是怎样忍受彻骨的寒冷的，那时候是零下30度，我们衣衫单薄，负重前行，我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支撑下来的。在纪念仪式上，我不断回忆从前的情景，现在想起来，有些记忆的片段是那么难以置信。”
永不低头
西蒙娜·薇依，摄于2005年4月。
西蒙娜·薇依的精神依然照耀着当下的法国。她是杰出的女性，坚定果敢，受到法国人的爱戴。她是奥斯维辛的囚徒，是争取合法堕胎权的战士，是欧洲人。这些都是她的面孔，她是一块岩石。她说：“我永远相信，斗争是有意义的。尽管有人会说，现在的制度和过去相比，已经更人性化了。有人责难我，说我过于激进。但是我却后悔自己没有为争取一些事情做出足够的努力。”
如果不了解她的家庭和出身，我们就难以理解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她的童年幸福，家庭富足。她的妈妈伊冯是个优秀的女性，长得有点像演员格丽塔·嘉宝，她的父亲安德烈是建筑师，曾获罗马奖。她生于小资家庭，生活安稳。一家人住在法国尼斯。1924年，她的父亲决定搬到地中海附近，因为那里的房地产生意前景广阔。尽管她的母亲更喜欢巴黎，但还是跟随她的父亲搬家了。西蒙娜·薇依记忆中的童年是甜蜜的。“我没有妈妈那么温柔，那么随和。妈妈听从爸爸的安排，放弃了事业。她上学的时候特别热衷研究化学。但是结婚后，她很少顧及自己的感受，放弃了个人生活，全身心地照顾她的丈夫和儿女。”
西蒙娜家有兄弟姐妹4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比大姐玛德琳小4岁多。妈妈不在的时候，玛德琳总是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西蒙娜倔强却惹人喜爱。“有一次，我问爸爸，如果我嫁的不是犹太人，他会不会反对，爸爸说，只要我愿意，嫁给谁都可以。”她爱她的父亲，尽管父亲和她一样倔强。“我不喜欢他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妈妈，他的专制作风常常激怒我。”
其实，她和家人并不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几代以前，他们的家族就已经定居在法国了。但是战争爆发后，过去安稳的生活就被打破了。一家人被纳粹逮捕时，西蒙娜才16岁，她与母亲和姐姐玛德琳被关在一个集中营，而另一个姐姐丹尼斯被逮捕后，与她们分开了，被关进了另一个集中营。
“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
通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铁路
2010年3月，西蒙娜接受法兰西学院最高荣誉，成为院士，她向在场的各界精英发表演讲。作家让·多麦颂向大家讲述了她的经历：“1944年3月29日，您到尼斯参加高中毕业会考，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至于在南方延误行程，您提前3天出发。您出发的第二天，您和您的母亲、姐姐和哥哥在不同的地方被纳粹逮捕。”经过8天的路途，西蒙娜·薇依和母亲、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坡道上相遇。她那年16岁，留着一头黑色的长发。“她旁边的一个受难者马上告诉她，如果被问到年龄，就说自己满18岁了。到达集中营的当天晚上，根据集中营里的规矩，她被改名为萨哈，手臂上被刻上了‘78651’的号码。1945年1月，苏军进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她们被运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母亲因过度劳累，又感染了伤寒，于1945年3月13日去世，一个月后，英军就解放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让·多麦颂继续讲述道。
西蒙娜·薇依说，当年她的美貌保护了她。“一名女党卫军对我说：‘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她把我和母亲、姐姐安排到了旁边劳动强度更轻的队伍中。我妈妈一直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动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在筋疲力尽又感染伤寒的情况下，在雪地里行走70公里的……我认为，对我父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感。”
与安东尼的相遇，是她人生中的新起点，情感就像流动的水，无法停息。无论发生什么，西蒙娜·薇依都不低头。她的哥哥和母亲先后在战争中去世。战后，她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在圣吉洛姆街上，她遇见了安东尼·薇依，他们总是会靠拢对方、模仿对方。他们非常相爱。当时一些名门贵族更是赞许他们的结合。在19岁和20岁的年纪，他们结婚了，第二年便有了孩子。最初，他们在婚姻中的角色较为传统，安东尼负责事业，西蒙娜负责料理家事。然而，不久后，西蒙娜就要求出去工作：“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教训。”然而，安东尼在《解放报》对他做个人专访的时候，却说：“我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小资家庭，在我的观念中，女人就应该安心地做家庭主妇。”西蒙娜想成为一名律师。“不可能。”安多尼回绝道。西蒙娜凭借自己的辩论天赋，取得了检察官职业资格。“这个职业可能更符合安东尼的世界观。”她说。说起那段往事时，西蒙娜的目光望向天空，眼神中透着一丝温柔。安东尼说：“我享受着她的照顾，被她说服，我的观念也转变了。”他们两个人都生性好强。西蒙娜说：“我的母亲就是在婚姻生活中被我父亲‘奴役’了，我不想重蹈覆辙。我能在婚姻中争取到平等并不是因为我完成了生育的‘任务’，而是在漫长的时光中磨合的结果。” 生育了3个孩子以后，西蒙娜·薇依成为了一名检察官，在司法部监狱管理部门任职，1964年以前，她负责该部门的司法案件，此后她着手负责民事案件。1970年，她成为了高级司法官委员会秘书长。尽管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是丈夫安东尼始终比她更受到公众的关注。他能影响政界，但她不能。如果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军政界，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安东尼，而不是西蒙娜。不过，在大浪淘沙般的时代洪流中，西蒙娜历经磨练。在时任总理雅克·希拉克的建议下，她被时任法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提名为卫生部长。安东尼·薇依彼时是巴黎参议员，他接受了妻子的晋升，并在此后弃政从商。“我看到她已经晋级到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了，而我还落在后边，我可不想成为普利多（环法自行车赛首位五冠王安奎奈尔的强劲对手，但一生都没有拿到环法总冠军），”安东尼幽默地说，“我仍然在沃邦俱乐部参与政治讨论，但是这里更多的是讨论对当时政策的反思。”
埋在手中的面容
1974年，季斯卡是法国总统，但是西蒙娜当时没有投票选他。西蒙娜怎么看希拉克呢？她很欣赏他，但并不是在政治上，尽管如此，她还是被希拉克推荐为卫生部长。西蒙娜对他的提名很惊讶，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不久后就会有人接替她，当时的任命只是为了应付混乱的政治情况。其实，她大可不必展露锋芒，做出过于巨大的改革。但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斗争，提出将堕胎权合法化。正如她的丈夫安东尼所说：“正是这场斗争，标志了她的一生。”实际上，堕胎合法化是当时季斯卡在总统竞选时承诺过的改革提案，要想坐稳江山，必然要履行承诺。可是，最后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的却是卫生部长西蒙娜。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她被反犹右翼中伤。这也是一场光辉闪耀的斗争，它标志着西蒙娜不屈的精神。我们问她，可曾感到自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没有，但是我感到了满足，因为这件事对女性很重要，而且在我的心里已缠绕许久。”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随着我对这个问题不断了解，就不断有新的认知震撼我，我认为，允许使用避孕药比堕胎合法化更重要。”
在这场司法大战中，记者拍到好几次她的脸埋在手中的照片。所有人都觉得她一定是哭了。“不，没有，我没哭，那时是凌晨3点，我的姿态可能表示我很疲倦，但是我没哭。”她向我们解释道。随后她又说：“辩论的最后一晚，雅克·希拉克想到参议院支持我，我跟他说，不用了。凌晨3点半，我的提案以284票对189票通过。在回家的路上，我穿过波旁宫，走廊两侧都是保守派的人，他们等在那里，等着羞辱我。可是回到家里，我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大簇鲜花。”
西蒙娜·薇依胜利了。“您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吗？”女记者安妮可·科让问。西蒙娜解释道：“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战士，但是我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无论女性遇到怎样的问题，我都会坚定地站在她们那边。我和女性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安全，这或许是源于我在集中营的经历。在集中营里，女人们对我的帮助永远都是那么慷慨无私，不像男人那样抱有目的。被人们认为脆弱的女性，在施以援手的时刻，又是多么伟大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开始面临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件大事：参与构建欧盟，那时欧洲一体化刚刚起步。“20年代，欧洲两度陷入战争，而现在，它必须和平发展。”她常常这样说。这是她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普选，她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任命，代表法国成为欧洲议会的议员。同年7月，她成为欧洲议会的主席。任期满后，欧洲议会想让她连任的呼声很高，但是法国议会不支持她连任欧洲议会主席的职务，所以她退出了竞选。“我们都以饱满的激情摸索前行，”当年和西蒙娜一起加入欧盟议会的议员雅克·德洛克说，“西蒙娜·薇依在担任欧洲议会主席期间，体现出的最难得的品质，就是她出色的决断力。”
她不是出色的学者或是演说家。有时，她的讲话没有抑扬顿挫，让人感到有些乏味。但是，議员们依然喜欢听她说。这就是她，这就是她坚守的位置和态度。无论是提出堕胎合法化提案，还是在欧洲议会上发言时，她都以理服人。甚至，有时打动人们的不是她的语言，而是她的存在。她在那里，像一块岩石，阻挡狂风骇浪。她的性格中有缺点，她总是直来直去，而记者们的问题有时却像是“陷阱”。她坦陈道：“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否认。”她代表着一个形象，一种态度。她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人们能在舞会或是狂欢聚会上看到她。她的个性复杂，有时很顽固，甚至会记恨一些事情。她看不上弗朗索瓦·贝鲁在1989年欧洲议会竞选时，争取小侯爵的支持：“他只是不断承诺同一件事而已，而且他只在乎自己的未来。”
“有良心”
这就是西蒙娜·薇依，她爱憎分明。“如果她决定做一件事，那么她一定会付诸行动，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主意。”作家马雷克·哈特说。西蒙娜·薇依认为汉娜·阿伦特对于艾希曼审判的观点不正确（美籍犹太裔作家汉娜·阿伦特曾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性质和过程提出质疑）。2008年，萨科齐提出让法国4年级小学生记住犹太大屠杀中至少一名儿童受难者的名字，她觉得这个提议“不可理喻”“不能想象”。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肆虐，她在布卢塞医院做志愿者。危难的时刻，她永远在。
西蒙娜·薇依拥有“不被归类”的“特权”。她很欣赏司法部长拉希妲·达狄，把她比作“珍珠”。对于萨科奇，她说：“我给予他友情和信心。”她喜欢萨科奇的“斗争精神”。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批评这位人民运动联盟党候选人成立移民和国籍身份部门的决策，她认为成立“移民和融合部门”更妥当。尽管她不赞成政府的一些政策，但是她对法国是忠诚的，她说：“我认为重要的是，做事要可靠、讲良心。”1998年2月，她被任命为法国宪法委员会委员，任期一直到2007年3月。此后，政坛里她的消息渐渐减少。2005年，她行使自己在委员会的权利，呼吁其他委员投票赞成欧盟宪法只有在成员国按法律公投通过后才生效。此后，她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从未完全退出。她一直是法国人敬重的政治人物。
2008年1月11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发起国民大讨论，界定新时代中法国公共生活中新的根本原则，并写入宪法序章。她支持“多样性”原则，无论人种、民族，公民之间都应平等相待。2000年到2007年，她主持犹太大屠杀纪念基金会，并自2007年起担任该基金会的荣誉主席。
逐渐衰退的视力
她获得了诸多的荣誉。2009年1月1日，她在法国荣军院接受荣誉勋章。据《费加罗报》报道，时任法国体育部长的罗塞琳娜·巴什洛女士提出将勋章授予西蒙娜，她的提议得到了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批准。那时起，获得荣军院勋章的标准因她改变。她被授予勋章的几个星期以前，授予勋章的规则从“必须获得低一级的勋章以后，才能获得高一级的勋章”，改变为了“可以直接授予最高级别勋章”。上个世纪90年代，她因为个人原因，拒绝了这项荣誉。2010年，法兰西学院授予她院士席位。2012年12月25日，民主独立联盟党（新成立的中立党）象征性地给予她党员身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视力逐渐衰退，目光空洞得好像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她的病非常严重。曾经，她最喜欢外出聚会、聊天，生病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她的面容也逐渐变得僵硬。即便如此，她依然定期去看望她当年在集中营受难时的朋友马塞琳娜·罗里丹·伊文思。2013年4月的一个夜晚，她的丈夫安东尼逝世，享年86岁。“他们是一对杰出的夫妻，”罗里丹·伊文思说，“要知道，老年夫妻要不然就是互相看不惯，要不然就是相处得特别和谐。安东尼死后，西蒙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马塞琳娜·罗里丹·伊文思比西蒙娜小一岁。“我们当时在同一列火车上，同样被关在第9号棚屋，当那个女党卫军说‘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时，我就在她身边，”伊文思说，“她能活到今天，真的经历了太多风险和磨难。”她还向我们讲述了她和西蒙娜的重逢：“我们的重逢非常偶然，1956年，我在巴黎的街道上，看到她和两个孩子一起散步。后来，我们见过几次面，还互相通电话，我们再也没有失去过对方的消息。”西蒙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呢？伊文思说：“她比媒体所报道的还要坚强，她的往事，旁人也只知一隅。的确，现在去探望她，不太妥当，因为她……病了。您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会重视自己的尊严。”
[译自法国《解放》]
一幕幕画面记录着西蒙娜·薇依的一生。她清澈的双眸如湛蓝的天空;1974年的议会上，当议员们因为她提出合法堕胎权而辱骂她的时候，她的怒火一触即发;她被丈夫牵着，站立着，视力因疾病而衰弱，她向游行的人致意，这也是她最后几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她的话语犹在耳畔。1995年，巴拉迪尔政府执政时期，她时任社会事务部部长。代表法国官方访问黎巴嫩时，她说：“即使前路艰险，我依旧保持乐观。生活教会我，只要肯下功夫，早晚会有进步。过程也许漫长，但结果却是注定，我有这个信心。”
西蒙娜早年被囚禁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她曾带领法国的战争受难者来此纪念集中营解放。“如今，我的内心已经平静。这里不再有泥泞和寒冷。尤其是，这里不再有它特殊的气息，而集中营之所以是集中营，全在于它绝望如死灰的气息。”1995年1月27日，天寒地冻，寒风凛冽，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聚集在集中营附近，西蒙娜·薇依挽着儿子的手臂，出席纪念仪式。集中营的棚屋是棕色和灰色的。两人走到其中一间棚屋里。西蒙娜·薇依在那里停留了片刻，回忆道：“我确定，这就是我曾住过的那间棚屋，在焚化炉的下方。这里一切如旧，这两张床是看守的，这里有个火炉，里边一排通铺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人挨着人。”
她接着说道：“在整场纪念仪式上，我都对一些事情感到惊奇。当天上午很冷，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凉气从脚底传到全身。我自问，当年是怎样忍受彻骨的寒冷的，那时候是零下30度，我们衣衫单薄，负重前行，我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支撑下来的。在纪念仪式上，我不断回忆从前的情景，现在想起来，有些记忆的片段是那么难以置信。”
永不低头
西蒙娜·薇依的精神依然照耀着当下的法国。她是杰出的女性，坚定果敢，受到法国人的爱戴。她是奥斯维辛的囚徒，是争取合法堕胎权的战士，是欧洲人。这些都是她的面孔，她是一块岩石。她说：“我永远相信，斗争是有意义的。尽管有人会说，现在的制度和过去相比，已经更人性化了。有人责难我，说我过于激进。但是我却后悔自己没有为争取一些事情做出足够的努力。”
如果不了解她的家庭和出身，我们就难以理解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她的童年幸福，家庭富足。她的妈妈伊冯是个优秀的女性，长得有点像演员格丽塔·嘉宝，她的父亲安德烈是建筑师，曾获罗马奖。她生于小资家庭，生活安稳。一家人住在法国尼斯。1924年，她的父亲决定搬到地中海附近，因为那里的房地产生意前景广阔。尽管她的母亲更喜欢巴黎，但还是跟随她的父亲搬家了。西蒙娜·薇依记忆中的童年是甜蜜的。“我没有妈妈那么温柔，那么随和。妈妈听从爸爸的安排，放弃了事业。她上学的时候特别热衷研究化学。但是结婚后，她很少顧及自己的感受，放弃了个人生活，全身心地照顾她的丈夫和儿女。”
西蒙娜家有兄弟姐妹4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比大姐玛德琳小4岁多。妈妈不在的时候，玛德琳总是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西蒙娜倔强却惹人喜爱。“有一次，我问爸爸，如果我嫁的不是犹太人，他会不会反对，爸爸说，只要我愿意，嫁给谁都可以。”她爱她的父亲，尽管父亲和她一样倔强。“我不喜欢他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妈妈，他的专制作风常常激怒我。”
其实，她和家人并不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几代以前，他们的家族就已经定居在法国了。但是战争爆发后，过去安稳的生活就被打破了。一家人被纳粹逮捕时，西蒙娜才16岁，她与母亲和姐姐玛德琳被关在一个集中营，而另一个姐姐丹尼斯被逮捕后，与她们分开了，被关进了另一个集中营。
“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
2010年3月，西蒙娜接受法兰西学院最高荣誉，成为院士，她向在场的各界精英发表演讲。作家让·多麦颂向大家讲述了她的经历：“1944年3月29日，您到尼斯参加高中毕业会考，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至于在南方延误行程，您提前3天出发。您出发的第二天，您和您的母亲、姐姐和哥哥在不同的地方被纳粹逮捕。”经过8天的路途，西蒙娜·薇依和母亲、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坡道上相遇。她那年16岁，留着一头黑色的长发。“她旁边的一个受难者马上告诉她，如果被问到年龄，就说自己满18岁了。到达集中营的当天晚上，根据集中营里的规矩，她被改名为萨哈，手臂上被刻上了‘78651’的号码。1945年1月，苏军进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她们被运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母亲因过度劳累，又感染了伤寒，于1945年3月13日去世，一个月后，英军就解放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让·多麦颂继续讲述道。
西蒙娜·薇依说，当年她的美貌保护了她。“一名女党卫军对我说：‘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她把我和母亲、姐姐安排到了旁边劳动强度更轻的队伍中。我妈妈一直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动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在筋疲力尽又感染伤寒的情况下，在雪地里行走70公里的……我认为，对我父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感。”
与安东尼的相遇，是她人生中的新起点，情感就像流动的水，无法停息。无论发生什么，西蒙娜·薇依都不低头。她的哥哥和母亲先后在战争中去世。战后，她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在圣吉洛姆街上，她遇见了安东尼·薇依，他们总是会靠拢对方、模仿对方。他们非常相爱。当时一些名门贵族更是赞许他们的结合。在19岁和20岁的年纪，他们结婚了，第二年便有了孩子。最初，他们在婚姻中的角色较为传统，安东尼负责事业，西蒙娜负责料理家事。然而，不久后，西蒙娜就要求出去工作：“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教训。”然而，安东尼在《解放报》对他做个人专访的时候，却说：“我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小资家庭，在我的观念中，女人就应该安心地做家庭主妇。”西蒙娜想成为一名律师。“不可能。”安多尼回绝道。西蒙娜凭借自己的辩论天赋，取得了检察官职业资格。“这个职业可能更符合安东尼的世界观。”她说。说起那段往事时，西蒙娜的目光望向天空，眼神中透着一丝温柔。安东尼说：“我享受着她的照顾，被她说服，我的观念也转变了。”他们两个人都生性好强。西蒙娜说：“我的母亲就是在婚姻生活中被我父亲‘奴役’了，我不想重蹈覆辙。我能在婚姻中争取到平等并不是因为我完成了生育的‘任务’，而是在漫长的时光中磨合的结果。” 生育了3个孩子以后，西蒙娜·薇依成为了一名检察官，在司法部监狱管理部门任职，1964年以前，她负责该部门的司法案件，此后她着手负责民事案件。1970年，她成为了高级司法官委员会秘书长。尽管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是丈夫安东尼始终比她更受到公众的关注。他能影响政界，但她不能。如果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军政界，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安东尼，而不是西蒙娜。不过，在大浪淘沙般的时代洪流中，西蒙娜历经磨练。在时任总理雅克·希拉克的建议下，她被时任法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提名为卫生部长。安东尼·薇依彼时是巴黎参议员，他接受了妻子的晋升，并在此后弃政从商。“我看到她已经晋级到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了，而我还落在后边，我可不想成为普利多（环法自行车赛首位五冠王安奎奈尔的强劲对手，但一生都没有拿到环法总冠军），”安东尼幽默地说，“我仍然在沃邦俱乐部参与政治讨论，但是这里更多的是讨论对当时政策的反思。”
埋在手中的面容
1974年，季斯卡是法国总统，但是西蒙娜当时没有投票选他。西蒙娜怎么看希拉克呢？她很欣赏他，但并不是在政治上，尽管如此，她还是被希拉克推荐为卫生部长。西蒙娜对他的提名很惊讶，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不久后就会有人接替她，当时的任命只是为了应付混乱的政治情况。其实，她大可不必展露锋芒，做出过于巨大的改革。但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斗争，提出将堕胎权合法化。正如她的丈夫安东尼所说：“正是这场斗争，标志了她的一生。”实际上，堕胎合法化是当时季斯卡在总统竞选时承诺过的改革提案，要想坐稳江山，必然要履行承诺。可是，最后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的却是卫生部长西蒙娜。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她被反犹右翼中伤。这也是一场光辉闪耀的斗争，它标志着西蒙娜不屈的精神。我们问她，可曾感到自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没有，但是我感到了满足，因为这件事对女性很重要，而且在我的心里已缠绕许久。”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随着我对这个问题不断了解，就不断有新的认知震撼我，我认为，允许使用避孕药比堕胎合法化更重要。”
在这场司法大战中，记者拍到好几次她的脸埋在手中的照片。所有人都觉得她一定是哭了。“不，没有，我没哭，那时是凌晨3点，我的姿态可能表示我很疲倦，但是我没哭。”她向我们解释道。随后她又说：“辩论的最后一晚，雅克·希拉克想到参议院支持我，我跟他说，不用了。凌晨3点半，我的提案以284票对189票通过。在回家的路上，我穿过波旁宫，走廊两侧都是保守派的人，他们等在那里，等着羞辱我。可是回到家里，我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大簇鲜花。”
西蒙娜·薇依胜利了。“您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吗？”女记者安妮可·科让问。西蒙娜解释道：“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战士，但是我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无论女性遇到怎样的问题，我都会坚定地站在她们那边。我和女性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安全，这或许是源于我在集中营的经历。在集中营里，女人们对我的帮助永远都是那么慷慨无私，不像男人那样抱有目的。被人们认为脆弱的女性，在施以援手的时刻，又是多么伟大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开始面临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件大事：参与构建欧盟，那时欧洲一体化刚刚起步。“20年代，欧洲两度陷入战争，而现在，它必须和平发展。”她常常这样说。这是她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普选，她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任命，代表法国成为欧洲议会的议员。同年7月，她成为欧洲议会的主席。任期满后，欧洲议会想让她连任的呼声很高，但是法国议会不支持她连任欧洲议会主席的职务，所以她退出了竞选。“我们都以饱满的激情摸索前行，”当年和西蒙娜一起加入欧盟议会的议员雅克·德洛克说，“西蒙娜·薇依在担任欧洲议会主席期间，体现出的最难得的品质，就是她出色的决断力。”
她不是出色的学者或是演说家。有时，她的讲话没有抑扬顿挫，让人感到有些乏味。但是，議员们依然喜欢听她说。这就是她，这就是她坚守的位置和态度。无论是提出堕胎合法化提案，还是在欧洲议会上发言时，她都以理服人。甚至，有时打动人们的不是她的语言，而是她的存在。她在那里，像一块岩石，阻挡狂风骇浪。她的性格中有缺点，她总是直来直去，而记者们的问题有时却像是“陷阱”。她坦陈道：“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否认。”她代表着一个形象，一种态度。她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人们能在舞会或是狂欢聚会上看到她。她的个性复杂，有时很顽固，甚至会记恨一些事情。她看不上弗朗索瓦·贝鲁在1989年欧洲议会竞选时，争取小侯爵的支持：“他只是不断承诺同一件事而已，而且他只在乎自己的未来。”
“有良心”
这就是西蒙娜·薇依，她爱憎分明。“如果她决定做一件事，那么她一定会付诸行动，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主意。”作家马雷克·哈特说。西蒙娜·薇依认为汉娜·阿伦特对于艾希曼审判的观点不正确（美籍犹太裔作家汉娜·阿伦特曾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性质和过程提出质疑）。2008年，萨科齐提出让法国4年级小学生记住犹太大屠杀中至少一名儿童受难者的名字，她觉得这个提议“不可理喻”“不能想象”。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肆虐，她在布卢塞医院做志愿者。危难的时刻，她永远在。
西蒙娜·薇依拥有“不被归类”的“特权”。她很欣赏司法部长拉希妲·达狄，把她比作“珍珠”。对于萨科奇，她说：“我给予他友情和信心。”她喜欢萨科奇的“斗争精神”。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批评这位人民运动联盟党候选人成立移民和国籍身份部门的决策，她认为成立“移民和融合部门”更妥当。尽管她不赞成政府的一些政策，但是她对法国是忠诚的，她说：“我认为重要的是，做事要可靠、讲良心。”1998年2月，她被任命为法国宪法委员会委员，任期一直到2007年3月。此后，政坛里她的消息渐渐减少。2005年，她行使自己在委员会的权利，呼吁其他委员投票赞成欧盟宪法只有在成员国按法律公投通过后才生效。此后，她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从未完全退出。她一直是法国人敬重的政治人物。
2008年1月11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发起国民大讨论，界定新时代中法国公共生活中新的根本原则，并写入宪法序章。她支持“多样性”原则，无论人种、民族，公民之间都应平等相待。2000年到2007年，她主持犹太大屠杀纪念基金会，并自2007年起担任该基金会的荣誉主席。
逐渐衰退的视力
她获得了诸多的荣誉。2009年1月1日，她在法国荣军院接受荣誉勋章。据《费加罗报》报道，时任法国体育部长的罗塞琳娜·巴什洛女士提出将勋章授予西蒙娜，她的提议得到了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批准。那时起，获得荣军院勋章的标准因她改变。她被授予勋章的几个星期以前，授予勋章的规则从“必须获得低一级的勋章以后，才能获得高一级的勋章”，改变为了“可以直接授予最高级别勋章”。上个世纪90年代，她因为个人原因，拒绝了这项荣誉。2010年，法兰西学院授予她院士席位。2012年12月25日，民主独立联盟党（新成立的中立党）象征性地给予她党员身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视力逐渐衰退，目光空洞得好像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她的病非常严重。曾经，她最喜欢外出聚会、聊天，生病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她的面容也逐渐变得僵硬。即便如此，她依然定期去看望她当年在集中营受难时的朋友马塞琳娜·罗里丹·伊文思。2013年4月的一个夜晚，她的丈夫安东尼逝世，享年86岁。“他们是一对杰出的夫妻，”罗里丹·伊文思说，“要知道，老年夫妻要不然就是互相看不惯，要不然就是相处得特别和谐。安东尼死后，西蒙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马塞琳娜·罗里丹·伊文思比西蒙娜小一岁。“我们当时在同一列火车上，同样被关在第9号棚屋，当那个女党卫军说‘你这么美，不可以死在这里’时，我就在她身边，”伊文思说，“她能活到今天，真的经历了太多风险和磨难。”她还向我们讲述了她和西蒙娜的重逢：“我们的重逢非常偶然，1956年，我在巴黎的街道上，看到她和两个孩子一起散步。后来，我们见过几次面，还互相通电话，我们再也没有失去过对方的消息。”西蒙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呢？伊文思说：“她比媒体所报道的还要坚强，她的往事，旁人也只知一隅。的确，现在去探望她，不太妥当，因为她……病了。您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会重视自己的尊严。”
[译自法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