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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80多年的历史迷雾，鲁迅的形象如今日渐清晰。鲁迅的“战士”和“文人”面目，为人所熟知。在这两重面目以外，鲁迅其实还有被遗忘的另一面。人们往往过于注重鲁迅的高大形象，而忘了鲁迅其实也是凡人。“战士”“文人”“凡人”三重面目，如同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战士”是核心，“文人”位于其次，“凡人”则在最外层。
战士的生活
鲁迅是战士，但战士也需要生活，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实际上，鲁迅并非如常人印象中那样高大威猛、金刚怒目，而是矮小瘦弱、和蔼慈祥。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在平时，鲁迅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随和，喜欢笑和开玩笑，萧红、章衣萍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提及。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鲁迅在路上，便隔着马路喊他，鲁迅却没有听见。等到了鲁迅家里，众人对鲁迅说在路上喊了他好几声呢，鲁迅就“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众人好奇，问鲁迅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着说：“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么，我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衣萍太太明白，鲁迅这又是在开她的玩笑，因为她丈夫是小个子。
鲁迅不爱理发，有时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开玩笑道：“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有一次，鲁迅终于去理发了，理发师看到鲁迅衣着普通，估计不是有钱人，便随便给理了理，结果鲁迅随意掏出一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看到鲁迅给的钱远超应该给的，于是第二次便给鲁迅认真地理发。不料理完发后，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鲁迅是性情中人，有时喜欢搞些恶作剧。“女师大风潮”期间，被扫地出门的师生们聚会，鲁迅被大家强迫表演节目。无奈之下，鲁迅忽发奇想，表演单人舞。当时40多岁的鲁迅抱着一条腿，在场内毫无节奏地乱蹦，蹦了半个多小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经常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有一次，正在思念之时，突然一头猪跑过来吃树下的落叶，鲁迅勃然大怒，竟愤然冲上去与猪搏斗。到了晚年，鲁迅依旧性情不改。有一天，鲁迅从外面回到家，很多客人在餐厅等他，他竟从一开门就跳着华尔兹，一路跳到客厅方才坐下。萧伯纳来华访问时，曾对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听完后说：“我老了以后会更漂亮的。”
鲁迅的朋友圈很广，有许寿裳、台静农等老友，有蔡元培、陈仪等国民党高层，有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有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有萧军、孙伏园等学生。鲁迅对青年朋友多有提携，对于青年人来信、来稿、出书等要求，一般都是尽力帮助。据许广平说：“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上海。有个青年一直追随着鲁迅，自认是鲁迅的干儿子。在上海，这位青年不仅自己住进鲁迅家里，还把“恋人”与将来的“大舅子”一起接过来同住。鲁迅则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及日常花销，还给他们找工作。找到一家书店，鲁迅讲好让那青年来上班，而工资由鲁迅负责。那青年却认为每月30块钱的工资太少，闹着要回家，鲁迅只好拿出100块给他们做盘缠。
对于论敌，鲁迅也并非冷酷无情，并非如他遗言所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鲁迅还是宽恕了周作人、高长虹、刘半农等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一向非常呵护、扶植。是鲁迅写信求祖父把混迹街头的“小流氓”周作人带到南京上学，又将其领到东京。在东京，周作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鲁迅带着周作人读书作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拜师章太炎，对周作人悉心照顾。每当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催促他。因为周作人要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鲁迅因此回国就业挣钱养活周作人夫妇，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家。周作人回国后，又是鲁迅托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鲁迅一手照料着周作人全家。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买下八道湾房子，装修、搬家等全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周作人则带着太太回日本优哉游哉探亲去了。装修完毕，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一家，自己则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周作人生病，是鲁迅将他送进医院，四处举债为他看病，不断探视，还连写了10多封信关心慰问。可以说，没有鲁迅手把手地引导和扶植，不会有周作人的飞黄腾达。
1923年7月，周氏兄弟突然失和，鲁迅搬家离开八道湾。搬家时，周作人竟然要打鲁迅，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里记载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搬家之后，周氏兄弟未再单独见过面，也未有直接通信。周作人满腹怨恨，和鲁迅越走越远，甚至把鲁迅当成了假想敌，总是借机攻击，在《中年》《志摩纪念》《论妒妇》《老人的胡闹》等文章中，多次挖苦和讽刺鲁迅多妻、色情、胡闹。而主张“以直报怨”的鲁迅对周作人却始终“以德报怨”，时刻关注、关心着周作人，随时注意和搜购周作人的作品。对周作人最狠的一个“恶”评仅是“昏”字，鲁迅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地说：“启孟真昏！”临终前，鲁迅还在看周作人的散文。可见，鲁迅对拿铜炉要砸自己的周作人是宽恕的，甚至根本不曾把他当作敌人，还始终视为兄弟。 凡人的爱好
鲁迅有着众多文人雅好，同时也有凡人的兴趣、习惯。鲁迅的一大爱好是收集裸体画，他收集过很多日本和欧美的裸体绘画，卧室墙上公然挂过一幅西洋女裸体版画。鲁迅也爱财、爱名、爱惜生命，懂得生活和休闲，对待爱情既渴望又瞻前顾后，对待孩子则无限柔情。
鲁迅对儿子周海婴极其疼爱，尽其所能地满足儿子的愿望，给儿子买最新的玩具，带儿子看最新的电影，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儿子玩。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鲁迅还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周海婴每次生病，鲁迅都亲自查看，量体温并作记录。周海婴每晚临睡前必喊“爸爸，明朝会”，必须听见鲁迅也同样回应才能入睡。鲁迅后来病得厉害，喉咙又有痰，周海婴没听见回应，就一直在喊。鲁迅喉咙堵着痰，但还是挣扎着抬起头大声说：“明朝会！明朝会！”
鲁迅对于金钱颇为务实、重视，在日记里仔细记着几乎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为了金钱，鲁迅打过两次官司，一次是和罢了他科长一职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最终打赢官司，保住了在教育部的饭碗；一次是为了拖欠的稿酬与书商李小峰打官司，最终讨回不少稿费。鲁迅还答应蔡元培的聘请，做了教育部的特约撰述人，每月啥事也不干，领取补助300元，这成为鲁迅后期最稳定的收入。正因为对钱看重，鲁迅总体生活得滋润，不仅保证了全家的开销，还有钱来买书、救济亲友，充裕的收入也保障了他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据学者陈明远计算，“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的每年平均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34万元。
有钱保证了鲁迅的小资生活，吸烟、喝酒、饮茶是鲁迅的“三大瘾”。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包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鲁迅家里常备两种纸烟，一种是价钱贵的，给客人抽，一种是便宜的，自己平日抽。鲁迅还喜欢喝酒，喝花雕等中国酒，一般每顿饭都喝，经常喝得酩酊烂醉，且在喝酒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作诗赠予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喝茶也是鲁迅的终身爱好，他经常去茶楼喝茶，在文章中也经常提及茶事。
除了“三大瘾”，鲁迅还喜欢美食。他喜欢吃肉和鱼，尤喜金华火腿，但他不吃多刺的鱼，觉得剔鱼刺是不必要的麻烦。他喜欢吃梅干菜扣肉、马兰头、绍式虾球、清汤越鸡、茴香豆、小香干、盐炒花生等家乡菜，经常用梅干菜扣肉招待朋友。他喜欢吃水果，有次上街买日本产的青森苹果，不料遇到日本朋友，被“强赠一筐”，鲁迅很高兴地带了回去。他更喜欢吃糕点、糖果等甜食，甚至为此馋嘴。有朋友从河南来，送给鲁迅一包方糖，鲁迅打开一尝，“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便迫不及待吃起来。半夜里馋得睡不着，鲁迅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还有一回，有人送了柿饼，他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只有女士来做客时，他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们胃口小吃得少。鲁迅喜欢吃油炸食品，据说在北京时，夫人朱安常常用白薯切片和以鸡蛋、面粉然后油炸，很讨鲁迅的喜欢。鲁迅喜欢聚餐，几乎尝遍京城著名餐馆，在《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
当然，鲁迅也有一些“不良”嗜好，如不修边幅，喜欢熬夜。晚年在上海时，一天夜里鲁迅正在写作，外面的猫叫个不停，屡屡打断他的思路，鲁迅于是拿起手边的50支装铁皮的香烟罐，对着猫一一发射。鲁迅还喜欢给人起绰号。上学时，鲁迅给一个好哭鼻子的女同学起过名为“四条”的绰号，意思是眼泪鼻涕一块流。在日本留学时，有个同学脸上很多胡须，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熊”。在北大教书时，青年教师章廷谦留了个学生头，鲁迅便称其为“一撮毛”，见面时叫他“一撮毛哥哥”。
并非完人
鲁迅并非完人，有敏感、多疑、刻薄的性格。和沈从文的“老死不相往来”，颇能说明这种品性。
1925年春夏之交，“北漂”青年丁玲因处境困窘，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不容易活下去，想请求鲁迅为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看到信后有些疑心，便托一些朋友打听。不料孙伏园觉得这个笔迹十分眼熟，因为他见过沈从文的稿子，就猜测可能是沈从文写的信。鲁迅听了火冒三丈，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正在气头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丁玲的欢心，他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鲁迅一看就更生气了，“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在日记、信函、文章中用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当时沈从文用过一个笔名叫“休芸芸”，鲁迅用不屑的口吻写信给钱玄同：“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其中的“玩各种玩意儿”便是暗指沈从文化名为“丁玲”向他求助。沈从文知道此事后也很生气，在《记胡也频》中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鲁迅和沈从文的这番误会，埋下了两人心中的芥蒂，导致了后来两人的几次笔战，也让两位伟大的作家一直未有直接交往。
除了沈从文，鲁迅也常常因为小事、误会而和一些老友闹翻。鲁迅和钱玄同本是同门，又是《新青年》同事，关系不可谓不深厚。正是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稿”，而激将得鲁迅从抄古碑的落寞中走出来，重整旗鼓走上了战斗道路。但两人却因为一件小事而失和。1926年6月，顾颉刚发表的《古史辩》引发轰动。鲁迅不赞成古史辩观点，更讨厌顾颉刚，不断撰文抨击。而钱玄同却支持古史辩，并与顾颉刚愈走愈近，招致鲁迅的不满。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去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鲁迅正色回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鲁迅这是在讥讽钱玄同用的四字笔名“疑古玄同”，钱玄同听了顿时满脸阴云。正在此时，鲁迅最讨厌的顾颉刚又走了进来，鲁迅立刻起身扬长而去，从此再未与钱玄同相见。
鲁迅一生打的大部分笔墨官司出于“公仇”，但也有一些论战是由“私怨”所致。鲁迅和陈源战个不休，《华盖集》的一半内容、《华盖集续编》的三分之一内容都“献”给了陈源。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源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惹得鲁迅极为愤怒。鲁迅和梁实秋的矛盾，也有一个原因是梁实秋直言不讳地批评鲁迅的翻译是“硬译”。
此外，鲁迅对中医、古书、京剧等传统文化的见解也比较偏激，有所偏颇。这导致了鲁迅一直在“黑”梅兰芳，动不动就写文章挖苦梅兰芳，如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这明显是在讽刺梅兰芳，梅兰芳对此也很生气，甚至没有出席鲁迅的追悼会。建国后，梅兰芳对鲁迅也一言不发。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这自然是对的，但再勇猛的战士其实也是凡人，如鲁迅自己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实际上，所有的人本质上都是凡人，不过是有些人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而已。我们在仰望他们的“伟大”同时，也不要忘了他们平凡的“基座”。
战士的生活
鲁迅是战士，但战士也需要生活，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实际上，鲁迅并非如常人印象中那样高大威猛、金刚怒目，而是矮小瘦弱、和蔼慈祥。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在平时，鲁迅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随和，喜欢笑和开玩笑，萧红、章衣萍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提及。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鲁迅在路上，便隔着马路喊他，鲁迅却没有听见。等到了鲁迅家里，众人对鲁迅说在路上喊了他好几声呢，鲁迅就“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众人好奇，问鲁迅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着说：“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么，我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衣萍太太明白，鲁迅这又是在开她的玩笑，因为她丈夫是小个子。
鲁迅不爱理发，有时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开玩笑道：“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有一次，鲁迅终于去理发了，理发师看到鲁迅衣着普通，估计不是有钱人，便随便给理了理，结果鲁迅随意掏出一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看到鲁迅给的钱远超应该给的，于是第二次便给鲁迅认真地理发。不料理完发后，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鲁迅是性情中人，有时喜欢搞些恶作剧。“女师大风潮”期间，被扫地出门的师生们聚会，鲁迅被大家强迫表演节目。无奈之下，鲁迅忽发奇想，表演单人舞。当时40多岁的鲁迅抱着一条腿，在场内毫无节奏地乱蹦，蹦了半个多小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经常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有一次，正在思念之时，突然一头猪跑过来吃树下的落叶，鲁迅勃然大怒，竟愤然冲上去与猪搏斗。到了晚年，鲁迅依旧性情不改。有一天，鲁迅从外面回到家，很多客人在餐厅等他，他竟从一开门就跳着华尔兹，一路跳到客厅方才坐下。萧伯纳来华访问时，曾对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听完后说：“我老了以后会更漂亮的。”
鲁迅的朋友圈很广，有许寿裳、台静农等老友，有蔡元培、陈仪等国民党高层，有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有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有萧军、孙伏园等学生。鲁迅对青年朋友多有提携，对于青年人来信、来稿、出书等要求，一般都是尽力帮助。据许广平说：“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上海。有个青年一直追随着鲁迅，自认是鲁迅的干儿子。在上海，这位青年不仅自己住进鲁迅家里，还把“恋人”与将来的“大舅子”一起接过来同住。鲁迅则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及日常花销，还给他们找工作。找到一家书店，鲁迅讲好让那青年来上班，而工资由鲁迅负责。那青年却认为每月30块钱的工资太少，闹着要回家，鲁迅只好拿出100块给他们做盘缠。
对于论敌，鲁迅也并非冷酷无情，并非如他遗言所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鲁迅还是宽恕了周作人、高长虹、刘半农等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一向非常呵护、扶植。是鲁迅写信求祖父把混迹街头的“小流氓”周作人带到南京上学，又将其领到东京。在东京，周作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鲁迅带着周作人读书作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拜师章太炎，对周作人悉心照顾。每当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催促他。因为周作人要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鲁迅因此回国就业挣钱养活周作人夫妇，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家。周作人回国后，又是鲁迅托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鲁迅一手照料着周作人全家。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买下八道湾房子，装修、搬家等全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周作人则带着太太回日本优哉游哉探亲去了。装修完毕，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一家，自己则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周作人生病，是鲁迅将他送进医院，四处举债为他看病，不断探视，还连写了10多封信关心慰问。可以说，没有鲁迅手把手地引导和扶植，不会有周作人的飞黄腾达。
1923年7月，周氏兄弟突然失和，鲁迅搬家离开八道湾。搬家时，周作人竟然要打鲁迅，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里记载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搬家之后，周氏兄弟未再单独见过面，也未有直接通信。周作人满腹怨恨，和鲁迅越走越远，甚至把鲁迅当成了假想敌，总是借机攻击，在《中年》《志摩纪念》《论妒妇》《老人的胡闹》等文章中，多次挖苦和讽刺鲁迅多妻、色情、胡闹。而主张“以直报怨”的鲁迅对周作人却始终“以德报怨”，时刻关注、关心着周作人，随时注意和搜购周作人的作品。对周作人最狠的一个“恶”评仅是“昏”字，鲁迅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地说：“启孟真昏！”临终前，鲁迅还在看周作人的散文。可见，鲁迅对拿铜炉要砸自己的周作人是宽恕的，甚至根本不曾把他当作敌人，还始终视为兄弟。 凡人的爱好
鲁迅有着众多文人雅好，同时也有凡人的兴趣、习惯。鲁迅的一大爱好是收集裸体画，他收集过很多日本和欧美的裸体绘画，卧室墙上公然挂过一幅西洋女裸体版画。鲁迅也爱财、爱名、爱惜生命，懂得生活和休闲，对待爱情既渴望又瞻前顾后，对待孩子则无限柔情。
鲁迅对儿子周海婴极其疼爱，尽其所能地满足儿子的愿望，给儿子买最新的玩具，带儿子看最新的电影，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儿子玩。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鲁迅还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周海婴每次生病，鲁迅都亲自查看，量体温并作记录。周海婴每晚临睡前必喊“爸爸，明朝会”，必须听见鲁迅也同样回应才能入睡。鲁迅后来病得厉害，喉咙又有痰，周海婴没听见回应，就一直在喊。鲁迅喉咙堵着痰，但还是挣扎着抬起头大声说：“明朝会！明朝会！”
鲁迅对于金钱颇为务实、重视，在日记里仔细记着几乎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为了金钱，鲁迅打过两次官司，一次是和罢了他科长一职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最终打赢官司，保住了在教育部的饭碗；一次是为了拖欠的稿酬与书商李小峰打官司，最终讨回不少稿费。鲁迅还答应蔡元培的聘请，做了教育部的特约撰述人，每月啥事也不干，领取补助300元，这成为鲁迅后期最稳定的收入。正因为对钱看重，鲁迅总体生活得滋润，不仅保证了全家的开销，还有钱来买书、救济亲友，充裕的收入也保障了他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据学者陈明远计算，“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的每年平均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34万元。
有钱保证了鲁迅的小资生活，吸烟、喝酒、饮茶是鲁迅的“三大瘾”。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包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鲁迅家里常备两种纸烟，一种是价钱贵的，给客人抽，一种是便宜的，自己平日抽。鲁迅还喜欢喝酒，喝花雕等中国酒，一般每顿饭都喝，经常喝得酩酊烂醉，且在喝酒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作诗赠予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喝茶也是鲁迅的终身爱好，他经常去茶楼喝茶，在文章中也经常提及茶事。
除了“三大瘾”，鲁迅还喜欢美食。他喜欢吃肉和鱼，尤喜金华火腿，但他不吃多刺的鱼，觉得剔鱼刺是不必要的麻烦。他喜欢吃梅干菜扣肉、马兰头、绍式虾球、清汤越鸡、茴香豆、小香干、盐炒花生等家乡菜，经常用梅干菜扣肉招待朋友。他喜欢吃水果，有次上街买日本产的青森苹果，不料遇到日本朋友，被“强赠一筐”，鲁迅很高兴地带了回去。他更喜欢吃糕点、糖果等甜食，甚至为此馋嘴。有朋友从河南来，送给鲁迅一包方糖，鲁迅打开一尝，“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便迫不及待吃起来。半夜里馋得睡不着，鲁迅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还有一回，有人送了柿饼，他藏起来自己偷偷享用。只有女士来做客时，他才“大方”地拿出来，因为女士们胃口小吃得少。鲁迅喜欢吃油炸食品，据说在北京时，夫人朱安常常用白薯切片和以鸡蛋、面粉然后油炸，很讨鲁迅的喜欢。鲁迅喜欢聚餐，几乎尝遍京城著名餐馆，在《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
当然，鲁迅也有一些“不良”嗜好，如不修边幅，喜欢熬夜。晚年在上海时，一天夜里鲁迅正在写作，外面的猫叫个不停，屡屡打断他的思路，鲁迅于是拿起手边的50支装铁皮的香烟罐，对着猫一一发射。鲁迅还喜欢给人起绰号。上学时，鲁迅给一个好哭鼻子的女同学起过名为“四条”的绰号，意思是眼泪鼻涕一块流。在日本留学时，有个同学脸上很多胡须，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熊”。在北大教书时，青年教师章廷谦留了个学生头，鲁迅便称其为“一撮毛”，见面时叫他“一撮毛哥哥”。
并非完人
鲁迅并非完人，有敏感、多疑、刻薄的性格。和沈从文的“老死不相往来”，颇能说明这种品性。
1925年春夏之交，“北漂”青年丁玲因处境困窘，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不容易活下去，想请求鲁迅为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看到信后有些疑心，便托一些朋友打听。不料孙伏园觉得这个笔迹十分眼熟，因为他见过沈从文的稿子，就猜测可能是沈从文写的信。鲁迅听了火冒三丈，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正在气头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丁玲的欢心，他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鲁迅一看就更生气了，“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在日记、信函、文章中用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当时沈从文用过一个笔名叫“休芸芸”，鲁迅用不屑的口吻写信给钱玄同：“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其中的“玩各种玩意儿”便是暗指沈从文化名为“丁玲”向他求助。沈从文知道此事后也很生气，在《记胡也频》中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鲁迅和沈从文的这番误会，埋下了两人心中的芥蒂，导致了后来两人的几次笔战，也让两位伟大的作家一直未有直接交往。
除了沈从文，鲁迅也常常因为小事、误会而和一些老友闹翻。鲁迅和钱玄同本是同门，又是《新青年》同事，关系不可谓不深厚。正是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稿”，而激将得鲁迅从抄古碑的落寞中走出来，重整旗鼓走上了战斗道路。但两人却因为一件小事而失和。1926年6月，顾颉刚发表的《古史辩》引发轰动。鲁迅不赞成古史辩观点，更讨厌顾颉刚，不断撰文抨击。而钱玄同却支持古史辩，并与顾颉刚愈走愈近，招致鲁迅的不满。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去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鲁迅正色回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鲁迅这是在讥讽钱玄同用的四字笔名“疑古玄同”，钱玄同听了顿时满脸阴云。正在此时，鲁迅最讨厌的顾颉刚又走了进来，鲁迅立刻起身扬长而去，从此再未与钱玄同相见。
鲁迅一生打的大部分笔墨官司出于“公仇”，但也有一些论战是由“私怨”所致。鲁迅和陈源战个不休，《华盖集》的一半内容、《华盖集续编》的三分之一内容都“献”给了陈源。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源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惹得鲁迅极为愤怒。鲁迅和梁实秋的矛盾，也有一个原因是梁实秋直言不讳地批评鲁迅的翻译是“硬译”。
此外，鲁迅对中医、古书、京剧等传统文化的见解也比较偏激，有所偏颇。这导致了鲁迅一直在“黑”梅兰芳，动不动就写文章挖苦梅兰芳，如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这明显是在讽刺梅兰芳，梅兰芳对此也很生气，甚至没有出席鲁迅的追悼会。建国后，梅兰芳对鲁迅也一言不发。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这自然是对的，但再勇猛的战士其实也是凡人，如鲁迅自己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实际上，所有的人本质上都是凡人，不过是有些人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而已。我们在仰望他们的“伟大”同时，也不要忘了他们平凡的“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