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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重九起义”已逐渐被人们淡忘。有关那次起义的历史遗物，除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仍然屹立于昆明翠湖之畔外，很多都已经不可寻觅。
然而，对庾恩锡（台湾歌手庾澄庆的祖父）来说，这一切却没齿难忘。为了纪念这次起义和其兄长庾恩，他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创设了“重九”品牌。
从重九起义到重九品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积极响应。昆明同盟会员举行秘密会议，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午夜起义。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
云南陆军讲武堂全体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讲武堂就是为新军培养军官的。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讲武堂教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庾恩参加了这次起义。据研究讲武堂将帅史的学者卜宝怡介绍，当时庾恩是炮标营长，他率队占领了昆明一道城门，对军械局和总督署进行炮火攻击。
激战至31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起义获得成功。11月1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数日后，全省光复。
“重九起义”是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大的一次，150多名官兵牺牲，300余人受伤。起义的胜利，让云南成为武昌起义之后最早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临近的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
“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及民心之振奋，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这是孙中山对云南辛亥革命的评价。
此后，重九起义的核心人物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等再接再厉，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后，又发动了护国战争，再造共和。
庾恩一直追随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他是护国第三军总参谋长。占领贵州后，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庾恩任都督府军务处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
1918年，庾恩在贵州毕节遭勤务兵刺杀身亡，原因至今成谜。
庾恩死后，其弟庾恩锡继承了他的遗产。
云南碧溪庾家，在当地远近闻名。碧溪距离今天云南墨江县城9公里，是一个美丽古镇，也是茶马古道上必经的驿站，人们长于经商之道。庾家大哥庾恩荣清末便到昆明经商，开设荣庆商号,成为滇中名商,并出资全力支持两个弟弟读书。二弟庾恩和小弟庾恩锡，早年均曾留学日本。
与庾恩选择投笔从戎不同，庾恩锡走的是一条工业救国的道路。1922年，他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为纪念“重九起义”和兄长庾恩，创设了“重九”品牌。
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兴衰
在云南实业发展的历程中，亚细亚烟草公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云南作为烟草大省的地位，正是从辛亥时期开始逐渐积累起来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云南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烟草企业的雏形：1909年，一个名叫蔡荣九的人在昆明创建了云南第一家手工卷烟厂——荣兴烟草公司，揭开了云南近代卷烟工业史的第一页。1920年2月，一个名叫王世西的大理人在下关创办苍洱仁智烟草公司，利用本省烟叶，手工制作卷烟。他宣称：“外国烟之制造在英美各埠，我在云南大理；外国烟用机器，我用人工，我百倍难于外人，而此烟百倍美于外国烟。”
1922年，庾恩锡出售了庾园南隅的部分地皮，并向富滇银行贷款几万元作为资本，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亚细亚烟草公司。
据学者卜宝怡介绍，烟厂的地点就在今天昆明崇仁街。公司设营业、生产两部，购进美国、日本的先进设备，有150余名工人。
其时，由于北起昆明、南至越南海防港、全长854公里的滇越铁路的开通，云南由一个封闭的内陆省一跃而为“沿海省”。 大量洋烟长驱直入，高居云南进口货物的第3位。据云南蒙自海关统计，1911年云南进口的英美烟草制品价值4万多两白银。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的烟草公司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将它们生产的卷烟大量倾销到昆明市场。
为了与全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竞争，庾恩锡绞尽脑汁。亚细亚烟草公司积极提高卷烟质量，不断从河南许昌、山东青州购进上等烟叶，还通过美国花旗银行买入美国生产的优质烟叶，同时根据云南消费水平的差异，生产了高、中、低不同档次，以昆明园林名胜和历史典故，创出了“唐梅”“金马”“重九”“护国门”“翠湖”“五九”6个卷烟品牌。
其中最有名的是“重九”。最早的“重九”烟标，采用了光复楼的形象。光复楼原名叫五华楼，“重九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就设于五华楼，光复之名由此而来。
庾恩锡利用自己在昆明各界人士中的声望和地位，常常邀请当地名流去他家——庾家花园做客。庾恩锡喜爱园林，留日期间即攻读园艺，回国后没有机会为地方贡献才能，只能亲自设计，把庾恩所遗昆明崇仁街老宅，扩建成园林式的住宅。庾家花园现在还是云南的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庾家花园中，柳堤环绕，荷塘飘香，曲径通幽，花木扶疏。常见的情形是，戏台上上演着评书、戏曲等娱兴节目，台下，来宾品尝着“重九”。
在蔡锷离滇赴京后继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对故友之弟庾恩锡非常关照，在政策上对亚细亚烟草公司颇多扶助，给予了减免税的优惠条件。
然而，云南的卷烟工业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天津、河南、武汉等许多地方的著名烟厂，占据着国内的主要市场。
后来，龙云成为新的“云南王”，亚细亚烟草公司获得的减免税优惠条件被取消，陷于内忧外困中。
1929年，亚细亚烟草公司因资不抵债申请停业。公司最后由云南省政府接收，更名为南华烟草公司，但生产仍没有起色，最后终于关闭。
在龙云的邀请下，庾恩锡出任昆明市长。他终于找到为地方发挥专长的机会，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或培护，或改建，特别是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庾恩锡担任市长13个月，薪俸分文未领。交卸后，历来存薪一次结清，发给本人。他把应领的滇币6245.1元，全数捐赠。巡官以上的警官不给，警长、警士每名发给10元。
抗战时期的“爱国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接纳了大批内迁的工厂、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此外，昆明还是整个中国大陆唯一的国际通道。
当时的昆明香烟市场被外烟垄断，所有商店销售的都是英、美、法的外国品牌。如美国的“兰吉士”“绿吉士”“红吉士”“骆驼”，英国高档的“三九”“三五”，中档的“五华”“红锡”“老刀”（又称“强盗”）以及法国的“柯达”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国际通道都陷落，香烟来源日渐断绝。
1942年4月，云南省政府投资国币74.9万元，收编了部分因为香港沦陷而逃回大陆的烟草技术人员，兴建了第一家公营机制卷烟厂——云南纸烟厂，于次年2月11日建成投产。
随着云南纸烟厂的建设和生产，昆明等地先后办起77家私营卷烟厂，云南境内的大小卷烟厂最多时达500余家，大量生产卷烟。昆明市卷烟批发和零售商号最多时达200多家，故有“烟店多于粮店”的说法。烟草税收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抗战。
在所有卷煙中，云南纸烟厂恢复生产的“重九”作为“爱国烟”和“抗战货”，风头一时无两。云南纸烟厂特意重新设计了烟标，加入了盾牌主图形，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战。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消费者纷纷放弃舶来品而改吸“重九”，缴纳抗日税。
那一年，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与日军作战。重九牌香烟被选为战备物资，随同远征军将士南征北战，使得“重九”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国产名牌。
一张老照片上，一名受伤的中国远征军士兵躺在担架上，并肩作战的美国士兵正在为他点燃一支重九香烟。
这个出生之后即命运多舛的民族品牌，终于在抗战中生存并壮大起来。
陈纳德和“大金元”
云南的气候及土壤适宜烟叶种植，但云南的土烟味道刺激，不能生产高质量的卷烟。英美烟草公司把云南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一直对之实行封锁与垄断，不准许将优质烟种卖给云南。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即将启程回国。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设宴为陈纳德送行。席间，龙云取出30两黄金，希望陈纳德回国后帮忙买些美国的优良烟种来，陈纳德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陈纳德果真从美国弗吉尼亚购买了特级“大金元”“特400号”“特401号”优良品种，交到龙云手上。
种子来了，引种、栽培的任务落到了著名植物学家徐天骝、蔡希陶的肩上。徐天骝是法国国立瓦乐耶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双料博士，是中国烟草研究的头号人物；蔡希陶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创办者，其研究让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橡胶工业，他还参加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
从昆明往东驱车百里就到了石林县路美邑镇，这就是当年蔡希陶和徐天骝培育良种的种植地。这片微酸性的红土地海拔在1700米左右，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宜种植烤烟的种植区之一。通过试种观察，他们发现，以“大金元”表现最好。他们成功解决了栽培、烤制等关键性技术环节，使之成为适宜云南水土的优良品种。
1949年6月，苗仲华接任云南纸烟厂经理，邀请昆明艺术界人士廖新学、严峻等人，对庾恩锡创立的“重九”老牌商标作了重大修改设计。
新商标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标志性的金黄色为主色调，象征“重九起义”发生在金色的秋季。盾牌图形托起的“9·9”，表示“重九起义”捍卫民权、争取自由的意境。烟标的另一面是菊花叶片拱托的“大重九”三字，寓意金秋时节，暗含古代诗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美意，也寄寓着永不自满、步步登高的志向。一个“大”字，表达了对“重九起义”的景仰之情。
自此之后，重九牌正式更名为“大重九”。
然而，对庾恩锡（台湾歌手庾澄庆的祖父）来说，这一切却没齿难忘。为了纪念这次起义和其兄长庾恩，他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创设了“重九”品牌。
从重九起义到重九品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积极响应。昆明同盟会员举行秘密会议，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午夜起义。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
云南陆军讲武堂全体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讲武堂就是为新军培养军官的。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讲武堂教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庾恩参加了这次起义。据研究讲武堂将帅史的学者卜宝怡介绍，当时庾恩是炮标营长，他率队占领了昆明一道城门，对军械局和总督署进行炮火攻击。
激战至31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起义获得成功。11月1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数日后，全省光复。
“重九起义”是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大的一次，150多名官兵牺牲，300余人受伤。起义的胜利，让云南成为武昌起义之后最早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临近的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
“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及民心之振奋，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这是孙中山对云南辛亥革命的评价。
此后，重九起义的核心人物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等再接再厉，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后，又发动了护国战争，再造共和。
庾恩一直追随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他是护国第三军总参谋长。占领贵州后，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庾恩任都督府军务处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
1918年，庾恩在贵州毕节遭勤务兵刺杀身亡，原因至今成谜。
庾恩死后，其弟庾恩锡继承了他的遗产。
云南碧溪庾家，在当地远近闻名。碧溪距离今天云南墨江县城9公里，是一个美丽古镇，也是茶马古道上必经的驿站，人们长于经商之道。庾家大哥庾恩荣清末便到昆明经商，开设荣庆商号,成为滇中名商,并出资全力支持两个弟弟读书。二弟庾恩和小弟庾恩锡，早年均曾留学日本。
与庾恩选择投笔从戎不同，庾恩锡走的是一条工业救国的道路。1922年，他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为纪念“重九起义”和兄长庾恩，创设了“重九”品牌。
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兴衰
在云南实业发展的历程中，亚细亚烟草公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云南作为烟草大省的地位，正是从辛亥时期开始逐渐积累起来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云南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烟草企业的雏形：1909年，一个名叫蔡荣九的人在昆明创建了云南第一家手工卷烟厂——荣兴烟草公司，揭开了云南近代卷烟工业史的第一页。1920年2月，一个名叫王世西的大理人在下关创办苍洱仁智烟草公司，利用本省烟叶，手工制作卷烟。他宣称：“外国烟之制造在英美各埠，我在云南大理；外国烟用机器，我用人工，我百倍难于外人，而此烟百倍美于外国烟。”
1922年，庾恩锡出售了庾园南隅的部分地皮，并向富滇银行贷款几万元作为资本，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亚细亚烟草公司。
据学者卜宝怡介绍，烟厂的地点就在今天昆明崇仁街。公司设营业、生产两部，购进美国、日本的先进设备，有150余名工人。
其时，由于北起昆明、南至越南海防港、全长854公里的滇越铁路的开通，云南由一个封闭的内陆省一跃而为“沿海省”。 大量洋烟长驱直入，高居云南进口货物的第3位。据云南蒙自海关统计，1911年云南进口的英美烟草制品价值4万多两白银。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的烟草公司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将它们生产的卷烟大量倾销到昆明市场。
为了与全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竞争，庾恩锡绞尽脑汁。亚细亚烟草公司积极提高卷烟质量，不断从河南许昌、山东青州购进上等烟叶，还通过美国花旗银行买入美国生产的优质烟叶，同时根据云南消费水平的差异，生产了高、中、低不同档次，以昆明园林名胜和历史典故，创出了“唐梅”“金马”“重九”“护国门”“翠湖”“五九”6个卷烟品牌。
其中最有名的是“重九”。最早的“重九”烟标，采用了光复楼的形象。光复楼原名叫五华楼，“重九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就设于五华楼，光复之名由此而来。
庾恩锡利用自己在昆明各界人士中的声望和地位，常常邀请当地名流去他家——庾家花园做客。庾恩锡喜爱园林，留日期间即攻读园艺，回国后没有机会为地方贡献才能，只能亲自设计，把庾恩所遗昆明崇仁街老宅，扩建成园林式的住宅。庾家花园现在还是云南的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庾家花园中，柳堤环绕，荷塘飘香，曲径通幽，花木扶疏。常见的情形是，戏台上上演着评书、戏曲等娱兴节目，台下，来宾品尝着“重九”。
在蔡锷离滇赴京后继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对故友之弟庾恩锡非常关照，在政策上对亚细亚烟草公司颇多扶助，给予了减免税的优惠条件。
然而，云南的卷烟工业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天津、河南、武汉等许多地方的著名烟厂，占据着国内的主要市场。
后来，龙云成为新的“云南王”，亚细亚烟草公司获得的减免税优惠条件被取消，陷于内忧外困中。
1929年，亚细亚烟草公司因资不抵债申请停业。公司最后由云南省政府接收，更名为南华烟草公司，但生产仍没有起色，最后终于关闭。
在龙云的邀请下，庾恩锡出任昆明市长。他终于找到为地方发挥专长的机会，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或培护，或改建，特别是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庾恩锡担任市长13个月，薪俸分文未领。交卸后，历来存薪一次结清，发给本人。他把应领的滇币6245.1元，全数捐赠。巡官以上的警官不给，警长、警士每名发给10元。
抗战时期的“爱国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接纳了大批内迁的工厂、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此外，昆明还是整个中国大陆唯一的国际通道。
当时的昆明香烟市场被外烟垄断，所有商店销售的都是英、美、法的外国品牌。如美国的“兰吉士”“绿吉士”“红吉士”“骆驼”，英国高档的“三九”“三五”，中档的“五华”“红锡”“老刀”（又称“强盗”）以及法国的“柯达”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国际通道都陷落，香烟来源日渐断绝。
1942年4月，云南省政府投资国币74.9万元，收编了部分因为香港沦陷而逃回大陆的烟草技术人员，兴建了第一家公营机制卷烟厂——云南纸烟厂，于次年2月11日建成投产。
随着云南纸烟厂的建设和生产，昆明等地先后办起77家私营卷烟厂，云南境内的大小卷烟厂最多时达500余家，大量生产卷烟。昆明市卷烟批发和零售商号最多时达200多家，故有“烟店多于粮店”的说法。烟草税收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抗战。
在所有卷煙中，云南纸烟厂恢复生产的“重九”作为“爱国烟”和“抗战货”，风头一时无两。云南纸烟厂特意重新设计了烟标，加入了盾牌主图形，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战。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消费者纷纷放弃舶来品而改吸“重九”，缴纳抗日税。
那一年，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与日军作战。重九牌香烟被选为战备物资，随同远征军将士南征北战，使得“重九”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国产名牌。
一张老照片上，一名受伤的中国远征军士兵躺在担架上，并肩作战的美国士兵正在为他点燃一支重九香烟。
这个出生之后即命运多舛的民族品牌，终于在抗战中生存并壮大起来。
陈纳德和“大金元”
云南的气候及土壤适宜烟叶种植，但云南的土烟味道刺激，不能生产高质量的卷烟。英美烟草公司把云南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一直对之实行封锁与垄断，不准许将优质烟种卖给云南。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即将启程回国。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设宴为陈纳德送行。席间，龙云取出30两黄金，希望陈纳德回国后帮忙买些美国的优良烟种来，陈纳德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陈纳德果真从美国弗吉尼亚购买了特级“大金元”“特400号”“特401号”优良品种，交到龙云手上。
种子来了，引种、栽培的任务落到了著名植物学家徐天骝、蔡希陶的肩上。徐天骝是法国国立瓦乐耶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双料博士，是中国烟草研究的头号人物；蔡希陶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创办者，其研究让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橡胶工业，他还参加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
从昆明往东驱车百里就到了石林县路美邑镇，这就是当年蔡希陶和徐天骝培育良种的种植地。这片微酸性的红土地海拔在1700米左右，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宜种植烤烟的种植区之一。通过试种观察，他们发现，以“大金元”表现最好。他们成功解决了栽培、烤制等关键性技术环节，使之成为适宜云南水土的优良品种。
1949年6月，苗仲华接任云南纸烟厂经理，邀请昆明艺术界人士廖新学、严峻等人，对庾恩锡创立的“重九”老牌商标作了重大修改设计。
新商标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标志性的金黄色为主色调，象征“重九起义”发生在金色的秋季。盾牌图形托起的“9·9”，表示“重九起义”捍卫民权、争取自由的意境。烟标的另一面是菊花叶片拱托的“大重九”三字，寓意金秋时节，暗含古代诗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美意，也寄寓着永不自满、步步登高的志向。一个“大”字，表达了对“重九起义”的景仰之情。
自此之后，重九牌正式更名为“大重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