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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书院；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书院是中国独特的教育遗产，它历时千余载，制度完备，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循历史的脉络，书院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力量，与当代大学教育有许多共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书院教育至今仍然存在一些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31-05
现代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有其生存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中国书院(这里的书院不包括以识字等作为教学目标的书院，因为它们只具有蒙学性质，我们这里的书院只指学与术并重，教学与科研二者兼备的书院)是华人文化在教育上的一大景观，它是一种历时千余载的独特教育机构，由于其制度完备，历时久远，成就辉煌，影响深远，故一直受到教育界、学术界的关注。书院由于在官学与私学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这也使书院具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书院中的许多做法与现代大学有着某些共性，可以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必须注重立足于国际高等教育视野，从历史渊源看，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孔子的游学都具有国际化色彩；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如何使改革根植于本土文化之中。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康马杰所指出的：“实用主义战胜了与之竞争的种种哲学体系，这倒不是由于实用主义具有优越的逻辑性，而是由于它的优越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同时，创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逐步走到了世界前列。同样，构筑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也离不开研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以实现高等教育的本土化。
一、中国书院的教学特点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发展史，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中国的书院具有以下特点：
1．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从历史看，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著名书院既实现了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又往往是某一学派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书院最初只是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的地方，后逐步发展成为讲书讲学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都是当时的教育活动中心和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王守仁的心学、朱熹的理学都在书院的讲坛上占据过一席之地，朱熹、张栻等人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故事更是名彪青史。书院的教学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对知识的创造，强调个人的感悟，具有研究创新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书院确实已成为求学、修身、研究的阵地。
2．盛行“会讲”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会讲和争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精神。朱熹与张械在岳麓书院会同讲学，史称“朱张会讲”，他们相互切磋，留下了无数诗篇，最后的结果是，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某些观点，张栻后来的一些观点也比较接近于朱熹；另一次著名的会讲当推“鹅湖之会”(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公开辩论)，这次会讲持续了三天，辩论再三，各持己见，最终未能统一。这种学术论争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使书院成为名实相符的学术交流中心。讲会制度，师生自由发表见解，相互诘疑问难，犹如学术沙龙，或者西方人所说的“seminar”，充分发挥教学民主，使书院讲堂成为激发学生思想的源头。
3．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各派学者尽管恪守家法师门，但仍然能够相互邀请讲学。如朱熹与陆九渊，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他们都能邀请对方并分别到对方主持的书院讲学，这被誉为千古佳话。各书院学子到别的书院听讲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既使学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还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同时，还能够扩大学生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术壁垒，保证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学习时空。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知识的广泛传承和教育机构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迫使各书院必须由学术名流来执掌，以保证良好的学术声誉，扩大其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书院的这种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书院的大师们都提出了一些读书方法，如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之法，以及制定相应的学规(如著名的白鹿洞学规)来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减少学习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语来阐释，就是书院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能够更好地适应书院的学习方式；而我们现在的各类学校教育，都缺乏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的必要训练，从而使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情况，甚至信心低落，造成学业失败。而书院学习，多采用自学、问难、辩论相结合的方法，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的能力。这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学术训练与理智训练结合起来。
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吸引和教育学生，而且用自己独特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朱熹的“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晦庵文集》卷74)的说法就是书院大师们重视师生关系和重视培养学生乐学情趣的恰当注解，也形成了尊师重道的师道观，给尊师和爱生都赋予了一定的学理内容。即使到现在，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二、书院的大学性质
书院无论从它的物质基础、制度建设，还是从它的运作方式和产生的心理影响看，都具有大学的性质。
1．场所取舍反映书院注重陶冶作用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真正具有大学性质的书院是一种专门的、成规模的教育机构。书院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作用，书院大多择址于山川秀美、环境僻静之处，以自然的宁静和环境的美丽幽静而营造良好的读书治学的客观氛围，以吸天地之精华，于天人之际，穷古今之理。在名山大川建立书院，除了山河的秀美外，它远离于市井的喧嚣，这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保持相对独立奠定了基础。如岳麓书院，择址于岳麓山下，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在当时是有一定规模的。这也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
2．教育设备制度化
在古代书院中，人文学科是当时的显学，书的数量和质量对教育实施的意义十分重大。书院有独立设置的藏书楼，这为学生读书、自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藏书量的多少也是书院地位、声誉的标志。如岳麓书院，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大其规模，“请下国子监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朝廷“从之”，后来又得到增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岳麓书院兴盛千年奠立了资料基础。 3．具有独特的书院文化
除了资料和基本的教学设备外，书院还有专门的祭祀场所。被祭祀的人物大多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先哲名儒，除孔子外，还包括书院尊奉的学术流派代表人、书院创建者和对书院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如岳麓书院“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祭祀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等含义，是一种生动的教育过程，是一种把榜样教育同揭示学术源流的教育相结合的特殊形式。书院的祭祀制度虽夹杂着师道尊严等陈腐内容，甚至兼有宗教的性质(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称中国的儒学为儒教)，但祭祀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人格教育与书院文化的传承方式。客观地说，它同样存在着许多合理的内容。此外，书院虽然以一定的学术流派为主，但也能兼容别家学说，体现知识的开放性和共同性。
4．教育管理规范化
书院有以“山长”为首的固定管理队伍，他们分工负责，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山长大多由政治或学术名流充当，其中为数不少的是自由讲学的大师，故能倡一代学术之风。山长治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专家治校的管理色彩。管理人员比较精干，基本上是为师生的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服务的，没有形成一大利益集团。在书院发展的良好时期，书院内部的权力比较统一。
5．教育经费专门化
书院的教学经费除了学生的“束惰”(相当于今天的学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教师收入的主要来源)外，一般还有一些经费来源。书院的经费主要有地方政府的拨款、私人或社会集团的捐赠，其数额较固定，能保证其教学、学术研究、藏书、祭祀及书院本身建设之需。据《南岳志》记载，岳麓书院“斋舍至百间，田至五十顷”。其他书院也有一定数额的“学田”，学田逐步成为书院稳定的经费来源，并且经费能够做到专款专用。以学田为例，有束惰田、膏火田、祭祀田、岁修田、修志田、考课田、车马田、助节田和花红田等名目。从其经费的来源看，书院教育较好地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
6．重视图书收藏和出版事业
关于书院教育的功能，20世纪30年代盛朗西归纳为藏书、供祀、讲学三大事业。这为许多学者所认同。也有学者提出书院还有读书、刻书两大功能。循书院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同时兼备这五大功能的书院为数极少，但这五大功能确实都曾为书院所具备。在这里，我们只对藏书、刊刻作一简单回顾。书院与书几乎具有一种血缘亲情。自唐以来，藏书就成为书院重要的事业追求。书院藏书同官府藏书、民间藏书、寺观藏书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四大支柱。
藏书不仅是教育的资料和教育的基础，而且它会衍生许多教育、管理功能。藏书积累到一定的规模，就需要规范化的管理。书院逐步形成了从采购、借阅到管理维护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藏书事业达到了规范化、程式化的程度。按照书的内在逻辑进行编目、整理，编目者注重推究学术源流、为读者指明读书途径，这不仅为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反映了书院的学术追求与取向；形成了相应的管理队伍，为把书院的藏书事业推向辉煌做了人员准备。
刊刻图书也是书院经常进行的大规模活动，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更得到了强化。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味经刊书处等是闻名全国的书院专设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图书，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图书出版与学术研究互为需要、相得益彰。
三、中国书院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启迪
书院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机构，它不但是私学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且对官学和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之说。1920年初，清华大学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任教的国学研究部虽然只培养了少数人，但他们几乎个个成了大教授。可见书院式办学中包含的成功因素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和借鉴。
从教学过程看，当今我国的教育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复归：中小学阶段，师生互动积极，大中专阶段缺乏师生间应有的互动，研究生阶段又达到一种新水平的师生互动。大学阶段应该承担知识的传播、转化和创新的职能，缺乏师生互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书院的讲会制度、问难、辩论可能对打破当前大学教学过程中的沉闷之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符合主体教学论的思想。书院的讲会(讲会是一种学术组织或学术团体)和会讲(会讲是一种学术集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制度既形成了民主的教学风气和自由探究的精神，也形成了相应的学术流派和学术组织。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大学组织中吸取书院教学中科学合理的内容，以密切师生关系、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形成学术团体及学术派别，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值得思考的地方。
从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书院具备一种淳风化俗的特殊功能。书院是一个地方学术的中心，是传播和产生新生思想的阵地，是社会舆论的一大源头，也是政治思想传播教化的中心，它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代的大学同样也应具备这些功能，北京大学多次充当了中国新生思潮的发源地，大学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也反映了时代的走向。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而高等教育的改革，如何密切与国家、社会的联系，如何提高所在地的文化品位，如何引导社会的发展，如何通过改革使高等教育自身真正走向社会的中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书院的发展史看，它是在官学与私学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而一步步壮大起来的。书院制度的赓续，除了它的“为己之学”的理想、印刷技术的发展和识字大众的增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较为稳定和广泛的经济来源。地方拨款、各类捐赠和束惰是其发展的经济后盾。它为我们如何调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为大学的多元、多向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要考虑如何积极地调动政府和社会的参与，如何提高经费使用的效率和真正落实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如何确保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和使用中的低风险等重要问题。
从学术气氛的营造看，书院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教学倾向，注重形成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并不忽视流派之间的切磋，学术氛围较为浓厚，学术特点较为明显，学术源流也较为清晰，学术交流之风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的心灵能够激发出创造的火花。而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处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让学生既能够着眼于国际化的背景来思考问题，又能够根植于自己的国家，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到既源于独立思考，又能吸收他人的思想，消除门户之见；另一方面又能够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丰富学术流派，引发真正的学术争鸣。
从德育的实施层面看，书院祭祀文化在培养治学感情和规范学术人格方面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剔除书院祭祀文化中不合理的因素)。首先，它从情感上培养了对“先圣先贤先儒”德业的崇敬与敬仰；其次，它明晰了学术流派；其三，它把乡土情谊和近乎宗教式的虔诚渗透到了教化之中。书院把思想道德教化融于理想人格之中，而把典范、示范和模范复合成一种独特的祭祀文化，为社会要求与人格陶冶塑造了可观可感的现实人格范本。而教育理想具体化、理想人物多元化，较好地把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合而为一，既使道德教育不失于空乏，又使对师生的人格修养的要求变得更为现实和生动，更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使道德教化产生了一种近似宗教的力量。古人为人治学可用“道德文章”简单涵盖，当今对人才的培养也同样少不了“德才”二字，对人的道德关怀仍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难怪传统教育的奠基人赫尔巴特把教育说成“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来包括”。在当今道德价值呈现多元态势的情况下，怎样使我们的德育更具有实效性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德育的层次上，如何避免道德教育的“儿童化”，如何使大学的德育立足于高等教育自身，根植于高等学校自身，如何发挥大学自身的校园文化功能，我们是可以从书院式的教育中找到某些启示的。 从管理层面看，书院的管理基本上是专家治校，管理队伍也比较精干高效，教学、研究成为管理服务的中心，管理中没有学校办社会的弊端而是社会办学校。所以，学校的富余人员极少，行政效率很高。这恐怕是当今高校发展要摆脱“学校办社会”的困境将要走的一条现实坦途。高等教育的改革，落实到学校这一层面，如何克服机构臃肿，如何解构行政组织和后勤组织的自我服务功能，真正把教学科研作为学校服务的中心，这是提高高等学校内部效率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学术交流和学术观点的取舍上，高等教育改革要能像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那样，以学术水平任人，允许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共存于一所大学，也要鼓励和聘请不同学术渊源、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共同讲学，让学生开阔眼界，在思想碰撞中产生创新的火花；并且要能容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学术观点共存于同一校园，让学生从各种思想的交锋中提高思辨的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提高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摘要：书院是中国独特的教育遗产，它历时千余载，制度完备，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循历史的脉络，书院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力量，与当代大学教育有许多共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书院教育至今仍然存在一些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31-05
现代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有其生存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中国书院(这里的书院不包括以识字等作为教学目标的书院，因为它们只具有蒙学性质，我们这里的书院只指学与术并重，教学与科研二者兼备的书院)是华人文化在教育上的一大景观，它是一种历时千余载的独特教育机构，由于其制度完备，历时久远，成就辉煌，影响深远，故一直受到教育界、学术界的关注。书院由于在官学与私学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这也使书院具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书院中的许多做法与现代大学有着某些共性，可以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必须注重立足于国际高等教育视野，从历史渊源看，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孔子的游学都具有国际化色彩；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如何使改革根植于本土文化之中。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康马杰所指出的：“实用主义战胜了与之竞争的种种哲学体系，这倒不是由于实用主义具有优越的逻辑性，而是由于它的优越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同时，创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逐步走到了世界前列。同样，构筑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也离不开研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以实现高等教育的本土化。
一、中国书院的教学特点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发展史，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中国的书院具有以下特点：
1．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从历史看，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著名书院既实现了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又往往是某一学派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书院最初只是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的地方，后逐步发展成为讲书讲学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都是当时的教育活动中心和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王守仁的心学、朱熹的理学都在书院的讲坛上占据过一席之地，朱熹、张栻等人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故事更是名彪青史。书院的教学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对知识的创造，强调个人的感悟，具有研究创新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书院确实已成为求学、修身、研究的阵地。
2．盛行“会讲”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会讲和争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精神。朱熹与张械在岳麓书院会同讲学，史称“朱张会讲”，他们相互切磋，留下了无数诗篇，最后的结果是，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某些观点，张栻后来的一些观点也比较接近于朱熹；另一次著名的会讲当推“鹅湖之会”(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公开辩论)，这次会讲持续了三天，辩论再三，各持己见，最终未能统一。这种学术论争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使书院成为名实相符的学术交流中心。讲会制度，师生自由发表见解，相互诘疑问难，犹如学术沙龙，或者西方人所说的“seminar”，充分发挥教学民主，使书院讲堂成为激发学生思想的源头。
3．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各派学者尽管恪守家法师门，但仍然能够相互邀请讲学。如朱熹与陆九渊，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他们都能邀请对方并分别到对方主持的书院讲学，这被誉为千古佳话。各书院学子到别的书院听讲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既使学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还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同时，还能够扩大学生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术壁垒，保证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学习时空。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知识的广泛传承和教育机构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迫使各书院必须由学术名流来执掌，以保证良好的学术声誉，扩大其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书院的这种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书院的大师们都提出了一些读书方法，如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之法，以及制定相应的学规(如著名的白鹿洞学规)来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减少学习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语来阐释，就是书院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能够更好地适应书院的学习方式；而我们现在的各类学校教育，都缺乏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的必要训练，从而使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情况，甚至信心低落，造成学业失败。而书院学习，多采用自学、问难、辩论相结合的方法，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的能力。这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学术训练与理智训练结合起来。
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吸引和教育学生，而且用自己独特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朱熹的“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晦庵文集》卷74)的说法就是书院大师们重视师生关系和重视培养学生乐学情趣的恰当注解，也形成了尊师重道的师道观，给尊师和爱生都赋予了一定的学理内容。即使到现在，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二、书院的大学性质
书院无论从它的物质基础、制度建设，还是从它的运作方式和产生的心理影响看，都具有大学的性质。
1．场所取舍反映书院注重陶冶作用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真正具有大学性质的书院是一种专门的、成规模的教育机构。书院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作用，书院大多择址于山川秀美、环境僻静之处，以自然的宁静和环境的美丽幽静而营造良好的读书治学的客观氛围，以吸天地之精华，于天人之际，穷古今之理。在名山大川建立书院，除了山河的秀美外，它远离于市井的喧嚣，这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保持相对独立奠定了基础。如岳麓书院，择址于岳麓山下，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在当时是有一定规模的。这也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
2．教育设备制度化
在古代书院中，人文学科是当时的显学，书的数量和质量对教育实施的意义十分重大。书院有独立设置的藏书楼，这为学生读书、自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藏书量的多少也是书院地位、声誉的标志。如岳麓书院，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大其规模，“请下国子监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朝廷“从之”，后来又得到增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岳麓书院兴盛千年奠立了资料基础。 3．具有独特的书院文化
除了资料和基本的教学设备外，书院还有专门的祭祀场所。被祭祀的人物大多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先哲名儒，除孔子外，还包括书院尊奉的学术流派代表人、书院创建者和对书院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如岳麓书院“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祭祀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等含义，是一种生动的教育过程，是一种把榜样教育同揭示学术源流的教育相结合的特殊形式。书院的祭祀制度虽夹杂着师道尊严等陈腐内容，甚至兼有宗教的性质(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称中国的儒学为儒教)，但祭祀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人格教育与书院文化的传承方式。客观地说，它同样存在着许多合理的内容。此外，书院虽然以一定的学术流派为主，但也能兼容别家学说，体现知识的开放性和共同性。
4．教育管理规范化
书院有以“山长”为首的固定管理队伍，他们分工负责，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山长大多由政治或学术名流充当，其中为数不少的是自由讲学的大师，故能倡一代学术之风。山长治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专家治校的管理色彩。管理人员比较精干，基本上是为师生的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服务的，没有形成一大利益集团。在书院发展的良好时期，书院内部的权力比较统一。
5．教育经费专门化
书院的教学经费除了学生的“束惰”(相当于今天的学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教师收入的主要来源)外，一般还有一些经费来源。书院的经费主要有地方政府的拨款、私人或社会集团的捐赠，其数额较固定，能保证其教学、学术研究、藏书、祭祀及书院本身建设之需。据《南岳志》记载，岳麓书院“斋舍至百间，田至五十顷”。其他书院也有一定数额的“学田”，学田逐步成为书院稳定的经费来源，并且经费能够做到专款专用。以学田为例，有束惰田、膏火田、祭祀田、岁修田、修志田、考课田、车马田、助节田和花红田等名目。从其经费的来源看，书院教育较好地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
6．重视图书收藏和出版事业
关于书院教育的功能，20世纪30年代盛朗西归纳为藏书、供祀、讲学三大事业。这为许多学者所认同。也有学者提出书院还有读书、刻书两大功能。循书院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同时兼备这五大功能的书院为数极少，但这五大功能确实都曾为书院所具备。在这里，我们只对藏书、刊刻作一简单回顾。书院与书几乎具有一种血缘亲情。自唐以来，藏书就成为书院重要的事业追求。书院藏书同官府藏书、民间藏书、寺观藏书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四大支柱。
藏书不仅是教育的资料和教育的基础，而且它会衍生许多教育、管理功能。藏书积累到一定的规模，就需要规范化的管理。书院逐步形成了从采购、借阅到管理维护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藏书事业达到了规范化、程式化的程度。按照书的内在逻辑进行编目、整理，编目者注重推究学术源流、为读者指明读书途径，这不仅为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反映了书院的学术追求与取向；形成了相应的管理队伍，为把书院的藏书事业推向辉煌做了人员准备。
刊刻图书也是书院经常进行的大规模活动，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更得到了强化。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味经刊书处等是闻名全国的书院专设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图书，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图书出版与学术研究互为需要、相得益彰。
三、中国书院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启迪
书院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机构，它不但是私学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且对官学和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之说。1920年初，清华大学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任教的国学研究部虽然只培养了少数人，但他们几乎个个成了大教授。可见书院式办学中包含的成功因素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和借鉴。
从教学过程看，当今我国的教育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复归：中小学阶段，师生互动积极，大中专阶段缺乏师生间应有的互动，研究生阶段又达到一种新水平的师生互动。大学阶段应该承担知识的传播、转化和创新的职能，缺乏师生互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书院的讲会制度、问难、辩论可能对打破当前大学教学过程中的沉闷之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符合主体教学论的思想。书院的讲会(讲会是一种学术组织或学术团体)和会讲(会讲是一种学术集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制度既形成了民主的教学风气和自由探究的精神，也形成了相应的学术流派和学术组织。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大学组织中吸取书院教学中科学合理的内容，以密切师生关系、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形成学术团体及学术派别，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值得思考的地方。
从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书院具备一种淳风化俗的特殊功能。书院是一个地方学术的中心，是传播和产生新生思想的阵地，是社会舆论的一大源头，也是政治思想传播教化的中心，它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代的大学同样也应具备这些功能，北京大学多次充当了中国新生思潮的发源地，大学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也反映了时代的走向。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而高等教育的改革，如何密切与国家、社会的联系，如何提高所在地的文化品位，如何引导社会的发展，如何通过改革使高等教育自身真正走向社会的中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书院的发展史看，它是在官学与私学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而一步步壮大起来的。书院制度的赓续，除了它的“为己之学”的理想、印刷技术的发展和识字大众的增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较为稳定和广泛的经济来源。地方拨款、各类捐赠和束惰是其发展的经济后盾。它为我们如何调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为大学的多元、多向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要考虑如何积极地调动政府和社会的参与，如何提高经费使用的效率和真正落实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如何确保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和使用中的低风险等重要问题。
从学术气氛的营造看，书院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教学倾向，注重形成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并不忽视流派之间的切磋，学术氛围较为浓厚，学术特点较为明显，学术源流也较为清晰，学术交流之风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的心灵能够激发出创造的火花。而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处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让学生既能够着眼于国际化的背景来思考问题，又能够根植于自己的国家，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到既源于独立思考，又能吸收他人的思想，消除门户之见；另一方面又能够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丰富学术流派，引发真正的学术争鸣。
从德育的实施层面看，书院祭祀文化在培养治学感情和规范学术人格方面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剔除书院祭祀文化中不合理的因素)。首先，它从情感上培养了对“先圣先贤先儒”德业的崇敬与敬仰；其次，它明晰了学术流派；其三，它把乡土情谊和近乎宗教式的虔诚渗透到了教化之中。书院把思想道德教化融于理想人格之中，而把典范、示范和模范复合成一种独特的祭祀文化，为社会要求与人格陶冶塑造了可观可感的现实人格范本。而教育理想具体化、理想人物多元化，较好地把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合而为一，既使道德教育不失于空乏，又使对师生的人格修养的要求变得更为现实和生动，更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使道德教化产生了一种近似宗教的力量。古人为人治学可用“道德文章”简单涵盖，当今对人才的培养也同样少不了“德才”二字，对人的道德关怀仍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难怪传统教育的奠基人赫尔巴特把教育说成“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来包括”。在当今道德价值呈现多元态势的情况下，怎样使我们的德育更具有实效性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德育的层次上，如何避免道德教育的“儿童化”，如何使大学的德育立足于高等教育自身，根植于高等学校自身，如何发挥大学自身的校园文化功能，我们是可以从书院式的教育中找到某些启示的。 从管理层面看，书院的管理基本上是专家治校，管理队伍也比较精干高效，教学、研究成为管理服务的中心，管理中没有学校办社会的弊端而是社会办学校。所以，学校的富余人员极少，行政效率很高。这恐怕是当今高校发展要摆脱“学校办社会”的困境将要走的一条现实坦途。高等教育的改革，落实到学校这一层面，如何克服机构臃肿，如何解构行政组织和后勤组织的自我服务功能，真正把教学科研作为学校服务的中心，这是提高高等学校内部效率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学术交流和学术观点的取舍上，高等教育改革要能像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那样，以学术水平任人，允许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共存于一所大学，也要鼓励和聘请不同学术渊源、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共同讲学，让学生开阔眼界，在思想碰撞中产生创新的火花；并且要能容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学术观点共存于同一校园，让学生从各种思想的交锋中提高思辨的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提高思维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