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王僧辩；陈霸先；南方土著豪强；白茅湾结盟；建康之役；京口；南北形势
摘要：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6-0119-06
梁季江表侯景丧乱，宗室失鹿，群王争起相互内战，东西两魏乘势略地，由此造成了南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西魏(北周)夺得益州、雍州之长江上游形胜之地，并在江陵建立起后梁傀儡政权；北齐也乘机取广陵，克阳平，夺历阳，最大限度地蚕食了萧梁的江北领地。南朝政治实力遭到了严重打击。为后来陈朝的积弱与覆灭埋下了伏笔。然而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南朝涌现出了两个杰出的政治人物：王僧辩与陈霸先。学界对于陈霸先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于王僧辩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且研究者大多沿循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这一思路，从社会集团变动的角度作了深入探讨，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似乎缺少一些细微、个体的研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故笔者不揣己陋，欲从当时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来审视王、陈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希望能对认识梁季的王陈之争有所裨益。
一、白茅湾结盟与陈霸先、王僧辩取得同等地位的问题
大宝二年(551)三月，侯景统兵西上与任约会合，共攻萧绎。四月甲子，侯景进攻巴陵，为王僧辩所破，东走建业。萧绎乘胜“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仍令僧辩率众军追景，所至皆捷。”大宝三年(552)二月，王僧辩与陈霸先会于白茅湾，筑坛歃血，共为盟誓。陈霸先为其文曰：
贼臣侯景，凶羯小胡……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必诛凶竖，尊奉相国，嗣膺鸿业，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获一赏，臣僧辩等不推已让物，先身帅众，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共诛共责。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
盟文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显示了王憎辩与陈霸先同仇敌忾，共同杀敌的决心，标志着两大集团的正式结合。但盟誓过程亦暗藏着斗争与猜疑，《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云：
先是，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前军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既至湓口，与僧辩会于白茅洲，登坛盟誓。
王僧辩畏惧陈霸先，姚思廉归结于陈倜傥多谋策。声名高于王。其实这只是表象。王僧辩真正担心的是两军会合后陈霸先不能屈居其下，反为陈所制。梁满仓先生指出：“陈霸先军兵强粮足，其实力远非其他各路军所匹。王僧辩与之盟誓，其用意在于对陈霸先实行有效的控制”，可谓是一语中的。梁先生在论述盟文对于王、陈政治上的影响时指出：“按照盟文的规定。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同心共事、不相欺负是两个人共同的义务；而面临功赏推己让物的责任则是王僧辩主要承担。本来想约束陈霸先的东西，却变成了紧紧捆在王僧辩身上的绳索。”接着梁先生又论到：“侯景之乱平定后，陈霸先提出让王僧辩继续任大都督。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着棋……王僧辩果然就范，推都督一职不受，最终的结果是，王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陈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取得了与王僧辩平起平坐的地位。”梁先生见解敏锐，注意到了盟文中的细微之处，但其以陈王两人相互推让都督，陈霸先取得与王僧辩同等地位一事为证，笔者认为有失察之处。
《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载：
朝廷未达其(陆纳)心，深以为虑，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僧辩因督杜崱等众军，发于建业，师次巴陵。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先时霸先让都督于僧辩，僧辩不受，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
《南史·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也记此事，文字略同，只不过变陈霸先为“都督西下诸军事”，与《梁书》“西上都督诸军事”不符。按：当时陆纳在湘州叛乱，元帝萧绎征王僧辩西上勤王，故有《陈书·高祖纪上》所载“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之事，且《梁书·元帝纪》也只记“二年(553)春正月乙丑，诏王僧辩率众军士讨陆纳”，并未见有陈霸先被征的事实。既然陈霸先已镇扬州，未曾远赴江陵，那他绝不应有“都督西上(或西下)诸军事”之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曰：“《僧辩传》云‘与陈霸先让都督’。今从《典略》(按：即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故《资治通鉴》载为“王僧辩至巴陵，宜丰侯循让都督于僧辩，僧辩弗受。上乃以僧辩、循为东、西都督。”又按：萧循当时为湘州刺史，并在承圣元年(552)“十二月壬子，陆纳分兵袭巴陵”之时，击败过陆纳。接着就有元帝在第二年春正月乙丑“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之事。这里明白地指出了是让僧辩上就萧循南征，而非与陈霸先南征。且此时陈霸先还不具备先于王僧辩拜都督的地位与实力，而萧循贵为宗室，在名份上却有资格位居王僧辩之上。只不过王此时功业既盛加上能征善战，故萧循在姿态上是谦让的。而萧谦让，王僧辩也不会自大到轻意接受，故亦“不受”而相互推让，所以才有后来世祖分授东西都督之事。显然《粱书·王僧辩传》与《南史》此处记载有误，不足为据。
由上可见，此例并不能说明陈霸先利用盟文限制了王僧辩的发展，当然也就不能表明其与王僧辩此时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我们综观盟文，王主陈副的地位显而易见，王僧辩通过结盟，波澜不惊地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并使得自己在政治地位上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承圣四年(555)九月被杀为止。
但无论如何，王、陈白茅湾结盟无疑是南朝后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针对太清二年(548)勤王讨伐侯景时“诸军互相猜疑，莫有战心”的前车之鉴，作出了双方同心同德的承诺，标志着两大集团的暂时结合，从而为平息侯景之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在两大集团的第一次交锋中；巩固和显示了以王僧辩为代表的荆壅世族集团在梁元帝政权中的首要地位。
二、建康之役与陈霸先镇守京口
京口自东晋以至南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陈霸先镇守京口对于王、陈之争的最终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满仓先生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但对于陈霸先镇守京口是出自自己的战略眼光还是其他的原因，梁满仓先生引用《陈书·高祖纪上》“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 先往立栅”为据，认为“陈霸先战略进军的方向不是建康城内，而是建康城东北的广陵、京日地区。”换句话说，梁先生认为是陈霸先在攻打侯最的过程中先行抢占了京口，这是其战略眼光高明于王僧辩的表现。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陈书·高祖纪上》对这则史料的背景是如何记载的：
(侯景)贮石沈塞淮口(按：即秦淮水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崱问计于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高祖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
可见，当时秦淮被侯景所断，并缘淮作城拒王、陈之军。石头城在秦淮之北岸，故要围石头，必须得渡秦淮水。陈霸先先行，渡北岸后即在石头城西筑栅防御。然后众军次连八城，向石头城东北进军，并与侯景在东北果林死战。显然，此处“东北”是指石头城之东北，应在西州附近，并不表示为建康之东北的京口、广陵。因此，这段史料并不能表明陈霸先战略进军的动机在于广陵、京口。
其次，对于陈霸先镇京口一事，《陈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
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会景将郭元建奔齐，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
《南史》与《资治通鉴》也明载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事。可见，陈霸先得以镇京口是由王僧辩上启梁元帝而成行的，即是王僧辩主动提出的。京口自东晋以至南朝一直是藩卫建康的重镇。对于如此重要的地方，王僧辩为何主动让与陈霸先呢?笔者认为这应从当时建康所面临的南北形势去寻求答案。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粱纪》元帝承圣元年(552)三月条载：
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诸将多私使别索马仗，会侯子鉴度江至广陵，谓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仇，何颜复见其主!不若投北，可得还乡。”遂皆降齐。霸先至欧阳，齐行台辛术已据广陵。
侯景败后，三月庚寅“南竞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并据城降(指降梁)”。所以王僧辩使“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但霸先未及，广陵已转投北齐。接着，《资治通鉴》四月条又载：“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五万攻阳平，拔之”，并将“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一事紧记其下。对此司马光有《考异》云：“《陈纪》：‘高祖应接郭元建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按是时徐嗣徽为南徐州刺史，盖霸先但镇兵戍京口，未为刺史也”。按：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一事，现在所见到的史料均未注明大体时问，同时徐嗣徽为南徐州刺史一事也无考。《资治通鉴》于《梁纪》在正史之外多有溢出史料处，此处司马光或据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或别有所据。如果《考异》不误，那么这段史料为我们表明了在广陵、阳平陷后王僧辩对江北防线所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因为“广陵之备不周，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所以在这紧要关头，王僧辩不得不以陈霸先替代徐嗣徽镇守京口，以巩固对广陵齐军的防守。另外，陈霸先在擒获王僧辩后，问其为何未防备齐军，王答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足可说明王处陈于京口的战略意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王僧辩任大都督。得以统管众军，故由其遣陈霸先出广陵和启陈霸先镇京口都属王僧辩职权范围之事。
三、南北形势与陈霸先袭杀王僧辩
陈霸先能袭杀王僧辩成功，除了依靠京口形胜之地外，还有三点重要因素：王僧辩对陈霸先战略上的信任；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一事的契机；王僧辩为对齐战防之事所羁，陈对王的威胁暂时被掩盖。其中第三点是一个隐性因素，而前两点因素得以产生就是第三点在某种程度上的表现，故其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下面就据当时南北形势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三点因素的形成与表现。
1、北齐对建康的持续压力及王、陈对此的抵御与反击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纪》元帝承圣元年(552)五月条载：
丙戊，齐合州刺史斛斯昭攻历阳，拔之。
历阳紧邻长江，对岸即为采石。它的失陷，再加上前面失陷的广陵，可以想象当时建康的防御形势是多么严峻。又《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载，同年五月：“齐遣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到了七月，“广陵侨人朱盛等潜聚党数千人，谋袭杀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于陈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辩，……使未报，霸先已济江，僧辩乃命武州刺史杜尉等助之。会盛等谋泄，霸先因进军围广陵。”这次广陵之围直到九月齐梁达成妥协后，才由陈霸先还京口而结束。也正是在这时，萧绎才正式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
这以后直到承圣二年(553)九月，粱齐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和平。王僧辩也才能抽身亲自率军西上平定陆纳之乱与武陵王萧纪的进攻。到了九月，《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载：
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将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六汗萨、东方老等率众继之。时陈霸先镇建康，既闻此事，驰报江陵。世租即诏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先命豫州刺史侯填率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以拒北寇；征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于关。因与北军战，大败之，僧辩率众军振旅于建业。
《梁书》卷五《元帝纪》载：
(承圣)三年(554)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侯瑱、张彪出石梁，为其声援。辛丑，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助东方光。……(三月)丁未。魏(即北齐)遣将王球率众七百攻宿预，杜僧明逆击，大破之。……六月壬午，魏(北齐)复遣将步六汗萨率众救泾州。
这是北齐在侯景败亡后对梁发动的第二轮攻击，其主要目的在于用武力拥护湘潭侯萧退入主建康，但遭到了王僧辩与陈霸先等人的坚决阻击，未能得逞。在这次进攻后，北齐直到承圣四年(555)才卷土重来。《梁书》卷六《敬帝纪》载：
三月，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之横死。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
王僧辩这次失败直接导致了其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的结果。
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侯景败亡后，北齐对梁江北的防线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使得王僧辩与陈霸先能再一次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北齐的进攻。大致是由王僧辩守建康，着重监视和防范建康以西合肥、历阳、东关一条线上北齐的进攻，扼守其从采石、姑孰进入江南。陈霸先则严守 京口，力图收复广陵，并保卫秦郡，防止敌人从江北而入。二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这就是王僧辩建议由陈霸先镇京口的目的。当然有的学者认为王僧辩以陈霸先守京口是要削弱其力量，便于控制。但我认为，当时面临齐军强大攻势的王僧辩更多的是想依靠陈霸先守住江北，而削弱其力量还在其次。这也可以从“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湘州平，高祖旋镇京口”看出来。
2、王僧辩对陈霸先战略上的信任
张国安、章义和两位先生在其文章里都注意到了侯景败亡后，王僧辩的党羽杜龛任震州(即吴兴)刺史，任约任南豫州刺史，徐嗣徽任秦州刺史，王僧智任吴郡太守，韦载任义兴太守，张彪东任扬州刺史的情况，并认为陈霸先的主力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
张、章两先生的见解很敏锐，但本文想补充说明的是王僧辩对陈霸先是有防范而无进攻，而且，王僧辩还明确表明对陈霸先的友好与信任。《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载：
初，僧辩平建业，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頠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长子顗屡谏不听。
虽然对二人这种亲密的真实程度我们要打个折扣，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南北形势之下审视，就能发现王僧辩的苦心孤诣。
3、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是王僧辩转变战略的信号
当梁军在东关失利之后，情势变得危急起来。承圣四年(555)五月“癸卯，渊明人建康，……丙午，即皇帝位”。这一事件在南北朝史上意义重大，它不仅标志着南北朝形势的又一次变化，而且直接导致了这年九月王僧辩被陈霸先所杀。那为什么陈霸先要在这次事件发生四个月后，突然对王僧辩发动袭击呢?原因仅仅在于这是一个杀掉王僧辩的很好借口吗?我认为这源于王对陈的战略改变，至少在陈霸先看来是如此。虽然这方面缺乏直接有力的史料，但我们仍能从有限的旁证中找到一些线索。《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载：
至是，会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因遣记室参军江旰以事报陈武，仍使整舟舰器械。……留旰城中，衔枚而进。……外人但谓江旰征兵扦北。……乃敢进，遂克之，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
这段史料多为学者所忽视，但十分可疑。事件没有准确的时间，但肯定在承圣四年(555)九月壬寅陈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王僧辩之前不久。张国安先生认为这件事表明“陈霸先巧妙利用了伪传北齐南侵江旰传命之机，不能说明王僧辩没有人监视陈。若无江旰之行，陈之成败尚难预料。”笔者则进一步认为，王僧辩很可能就是“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之授意者。因为既然事后“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那无疑王僧辩就成了此次伪传事件“主谋”的重要嫌疑人。况且当时江北之地已大多沦陷于齐，王僧辩又刚刚接纳萧渊明称帝于建康不久，双方已经达成同盟，北齐此时出兵没有任何意义，王僧辩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坚称“齐军必出江表”，并慎重地派遣江旰前去京口提醒陈霸先设防，就变得不可理解了。王僧辩为何如此呢?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欲借伪传齐军南进之机，利用江旰前去京口探听、监视陈霸先的情况，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如果上述解释是成立的，那王僧辩此举透露了其在外部矛盾解决了的同时，已对陈霸先在京口的地位开始重新审视，这也预示着王僧辩对江南局势可能要进行又一次调整。这个信息对富于政治权变的陈霸先来说是绝对清楚的，也是绝对致命的。失去京口，他将完全成为王僧辩的附庸而任其摆布。这点通过上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应该很明确。他当时所要做的就是利用江旰来视察的机会，依靠京口形胜的条件快速袭击王僧辩。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陈霸先欲图王僧辩是由于此次江旰侦视才产生的，其对王是早有预谋和防范的。只不过这次伪传齐军南侵的事件更加坚定了陈霸先一搏的决心而已。
在此，我们再来审视陈霸先在王死前所问的“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就很值得回味。相信这不是陈霸先虚言，至少在他看来，王僧辩接纳萧渊明，伪传北齐南侵的行为已经让他不得不采取行动。
四、结语
其实，史籍对于王僧辩与陈霸先在梁末的斗争有明确记载的只有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一事，这未免使研究者感觉突兀。但当我们顺着侯景之乱与南北局势的发展去细细审视时，其脉络便渐渐清晰起来。王僧辩在与陈霸先的交锋中其实一直是掌握着局势的发展的，他处于主动的地位，而陈则一直受制于人，即使陈霸先占据着京口，也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但王僧辩过度谨慎，而陈霸先则表现出极具权变的谋略。这应该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两人之间的命运，从而使得陈霸先最终偷袭得手，而王则遗恨史册。当然，陈霸先最后对荆壅世族集团的胜利，体现了寒族、南方土著豪强集团势不可挡的趋势，这终究还是集团、阶层的胜利。
摘要：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6-0119-06
梁季江表侯景丧乱，宗室失鹿，群王争起相互内战，东西两魏乘势略地，由此造成了南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西魏(北周)夺得益州、雍州之长江上游形胜之地，并在江陵建立起后梁傀儡政权；北齐也乘机取广陵，克阳平，夺历阳，最大限度地蚕食了萧梁的江北领地。南朝政治实力遭到了严重打击。为后来陈朝的积弱与覆灭埋下了伏笔。然而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南朝涌现出了两个杰出的政治人物：王僧辩与陈霸先。学界对于陈霸先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于王僧辩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且研究者大多沿循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这一思路，从社会集团变动的角度作了深入探讨，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似乎缺少一些细微、个体的研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故笔者不揣己陋，欲从当时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来审视王、陈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希望能对认识梁季的王陈之争有所裨益。
一、白茅湾结盟与陈霸先、王僧辩取得同等地位的问题
大宝二年(551)三月，侯景统兵西上与任约会合，共攻萧绎。四月甲子，侯景进攻巴陵，为王僧辩所破，东走建业。萧绎乘胜“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仍令僧辩率众军追景，所至皆捷。”大宝三年(552)二月，王僧辩与陈霸先会于白茅湾，筑坛歃血，共为盟誓。陈霸先为其文曰：
贼臣侯景，凶羯小胡……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必诛凶竖，尊奉相国，嗣膺鸿业，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获一赏，臣僧辩等不推已让物，先身帅众，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共诛共责。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
盟文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显示了王憎辩与陈霸先同仇敌忾，共同杀敌的决心，标志着两大集团的正式结合。但盟誓过程亦暗藏着斗争与猜疑，《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云：
先是，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前军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既至湓口，与僧辩会于白茅洲，登坛盟誓。
王僧辩畏惧陈霸先，姚思廉归结于陈倜傥多谋策。声名高于王。其实这只是表象。王僧辩真正担心的是两军会合后陈霸先不能屈居其下，反为陈所制。梁满仓先生指出：“陈霸先军兵强粮足，其实力远非其他各路军所匹。王僧辩与之盟誓，其用意在于对陈霸先实行有效的控制”，可谓是一语中的。梁先生在论述盟文对于王、陈政治上的影响时指出：“按照盟文的规定。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同心共事、不相欺负是两个人共同的义务；而面临功赏推己让物的责任则是王僧辩主要承担。本来想约束陈霸先的东西，却变成了紧紧捆在王僧辩身上的绳索。”接着梁先生又论到：“侯景之乱平定后，陈霸先提出让王僧辩继续任大都督。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着棋……王僧辩果然就范，推都督一职不受，最终的结果是，王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陈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取得了与王僧辩平起平坐的地位。”梁先生见解敏锐，注意到了盟文中的细微之处，但其以陈王两人相互推让都督，陈霸先取得与王僧辩同等地位一事为证，笔者认为有失察之处。
《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载：
朝廷未达其(陆纳)心，深以为虑，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僧辩因督杜崱等众军，发于建业，师次巴陵。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先时霸先让都督于僧辩，僧辩不受，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
《南史·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也记此事，文字略同，只不过变陈霸先为“都督西下诸军事”，与《梁书》“西上都督诸军事”不符。按：当时陆纳在湘州叛乱，元帝萧绎征王僧辩西上勤王，故有《陈书·高祖纪上》所载“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之事，且《梁书·元帝纪》也只记“二年(553)春正月乙丑，诏王僧辩率众军士讨陆纳”，并未见有陈霸先被征的事实。既然陈霸先已镇扬州，未曾远赴江陵，那他绝不应有“都督西上(或西下)诸军事”之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曰：“《僧辩传》云‘与陈霸先让都督’。今从《典略》(按：即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故《资治通鉴》载为“王僧辩至巴陵，宜丰侯循让都督于僧辩，僧辩弗受。上乃以僧辩、循为东、西都督。”又按：萧循当时为湘州刺史，并在承圣元年(552)“十二月壬子，陆纳分兵袭巴陵”之时，击败过陆纳。接着就有元帝在第二年春正月乙丑“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丰侯循南征”之事。这里明白地指出了是让僧辩上就萧循南征，而非与陈霸先南征。且此时陈霸先还不具备先于王僧辩拜都督的地位与实力，而萧循贵为宗室，在名份上却有资格位居王僧辩之上。只不过王此时功业既盛加上能征善战，故萧循在姿态上是谦让的。而萧谦让，王僧辩也不会自大到轻意接受，故亦“不受”而相互推让，所以才有后来世祖分授东西都督之事。显然《粱书·王僧辩传》与《南史》此处记载有误，不足为据。
由上可见，此例并不能说明陈霸先利用盟文限制了王僧辩的发展，当然也就不能表明其与王僧辩此时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我们综观盟文，王主陈副的地位显而易见，王僧辩通过结盟，波澜不惊地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并使得自己在政治地位上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承圣四年(555)九月被杀为止。
但无论如何，王、陈白茅湾结盟无疑是南朝后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针对太清二年(548)勤王讨伐侯景时“诸军互相猜疑，莫有战心”的前车之鉴，作出了双方同心同德的承诺，标志着两大集团的暂时结合，从而为平息侯景之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在两大集团的第一次交锋中；巩固和显示了以王僧辩为代表的荆壅世族集团在梁元帝政权中的首要地位。
二、建康之役与陈霸先镇守京口
京口自东晋以至南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陈霸先镇守京口对于王、陈之争的最终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满仓先生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但对于陈霸先镇守京口是出自自己的战略眼光还是其他的原因，梁满仓先生引用《陈书·高祖纪上》“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 先往立栅”为据，认为“陈霸先战略进军的方向不是建康城内，而是建康城东北的广陵、京日地区。”换句话说，梁先生认为是陈霸先在攻打侯最的过程中先行抢占了京口，这是其战略眼光高明于王僧辩的表现。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陈书·高祖纪上》对这则史料的背景是如何记载的：
(侯景)贮石沈塞淮口(按：即秦淮水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崱问计于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高祖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
可见，当时秦淮被侯景所断，并缘淮作城拒王、陈之军。石头城在秦淮之北岸，故要围石头，必须得渡秦淮水。陈霸先先行，渡北岸后即在石头城西筑栅防御。然后众军次连八城，向石头城东北进军，并与侯景在东北果林死战。显然，此处“东北”是指石头城之东北，应在西州附近，并不表示为建康之东北的京口、广陵。因此，这段史料并不能表明陈霸先战略进军的动机在于广陵、京口。
其次，对于陈霸先镇京口一事，《陈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
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会景将郭元建奔齐，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
《南史》与《资治通鉴》也明载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事。可见，陈霸先得以镇京口是由王僧辩上启梁元帝而成行的，即是王僧辩主动提出的。京口自东晋以至南朝一直是藩卫建康的重镇。对于如此重要的地方，王僧辩为何主动让与陈霸先呢?笔者认为这应从当时建康所面临的南北形势去寻求答案。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粱纪》元帝承圣元年(552)三月条载：
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诸将多私使别索马仗，会侯子鉴度江至广陵，谓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仇，何颜复见其主!不若投北，可得还乡。”遂皆降齐。霸先至欧阳，齐行台辛术已据广陵。
侯景败后，三月庚寅“南竞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并据城降(指降梁)”。所以王僧辩使“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但霸先未及，广陵已转投北齐。接着，《资治通鉴》四月条又载：“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五万攻阳平，拔之”，并将“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一事紧记其下。对此司马光有《考异》云：“《陈纪》：‘高祖应接郭元建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按是时徐嗣徽为南徐州刺史，盖霸先但镇兵戍京口，未为刺史也”。按：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一事，现在所见到的史料均未注明大体时问，同时徐嗣徽为南徐州刺史一事也无考。《资治通鉴》于《梁纪》在正史之外多有溢出史料处，此处司马光或据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或别有所据。如果《考异》不误，那么这段史料为我们表明了在广陵、阳平陷后王僧辩对江北防线所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因为“广陵之备不周，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所以在这紧要关头，王僧辩不得不以陈霸先替代徐嗣徽镇守京口，以巩固对广陵齐军的防守。另外，陈霸先在擒获王僧辩后，问其为何未防备齐军，王答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足可说明王处陈于京口的战略意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王僧辩任大都督。得以统管众军，故由其遣陈霸先出广陵和启陈霸先镇京口都属王僧辩职权范围之事。
三、南北形势与陈霸先袭杀王僧辩
陈霸先能袭杀王僧辩成功，除了依靠京口形胜之地外，还有三点重要因素：王僧辩对陈霸先战略上的信任；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一事的契机；王僧辩为对齐战防之事所羁，陈对王的威胁暂时被掩盖。其中第三点是一个隐性因素，而前两点因素得以产生就是第三点在某种程度上的表现，故其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下面就据当时南北形势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三点因素的形成与表现。
1、北齐对建康的持续压力及王、陈对此的抵御与反击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纪》元帝承圣元年(552)五月条载：
丙戊，齐合州刺史斛斯昭攻历阳，拔之。
历阳紧邻长江，对岸即为采石。它的失陷，再加上前面失陷的广陵，可以想象当时建康的防御形势是多么严峻。又《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载，同年五月：“齐遣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到了七月，“广陵侨人朱盛等潜聚党数千人，谋袭杀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于陈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辩，……使未报，霸先已济江，僧辩乃命武州刺史杜尉等助之。会盛等谋泄，霸先因进军围广陵。”这次广陵之围直到九月齐梁达成妥协后，才由陈霸先还京口而结束。也正是在这时，萧绎才正式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
这以后直到承圣二年(553)九月，粱齐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和平。王僧辩也才能抽身亲自率军西上平定陆纳之乱与武陵王萧纪的进攻。到了九月，《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载：
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将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六汗萨、东方老等率众继之。时陈霸先镇建康，既闻此事，驰报江陵。世租即诏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先命豫州刺史侯填率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以拒北寇；征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于关。因与北军战，大败之，僧辩率众军振旅于建业。
《梁书》卷五《元帝纪》载：
(承圣)三年(554)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侯瑱、张彪出石梁，为其声援。辛丑，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助东方光。……(三月)丁未。魏(即北齐)遣将王球率众七百攻宿预，杜僧明逆击，大破之。……六月壬午，魏(北齐)复遣将步六汗萨率众救泾州。
这是北齐在侯景败亡后对梁发动的第二轮攻击，其主要目的在于用武力拥护湘潭侯萧退入主建康，但遭到了王僧辩与陈霸先等人的坚决阻击，未能得逞。在这次进攻后，北齐直到承圣四年(555)才卷土重来。《梁书》卷六《敬帝纪》载：
三月，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之横死。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
王僧辩这次失败直接导致了其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的结果。
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侯景败亡后，北齐对梁江北的防线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使得王僧辩与陈霸先能再一次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北齐的进攻。大致是由王僧辩守建康，着重监视和防范建康以西合肥、历阳、东关一条线上北齐的进攻，扼守其从采石、姑孰进入江南。陈霸先则严守 京口，力图收复广陵，并保卫秦郡，防止敌人从江北而入。二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这就是王僧辩建议由陈霸先镇京口的目的。当然有的学者认为王僧辩以陈霸先守京口是要削弱其力量，便于控制。但我认为，当时面临齐军强大攻势的王僧辩更多的是想依靠陈霸先守住江北，而削弱其力量还在其次。这也可以从“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湘州平，高祖旋镇京口”看出来。
2、王僧辩对陈霸先战略上的信任
张国安、章义和两位先生在其文章里都注意到了侯景败亡后，王僧辩的党羽杜龛任震州(即吴兴)刺史，任约任南豫州刺史，徐嗣徽任秦州刺史，王僧智任吴郡太守，韦载任义兴太守，张彪东任扬州刺史的情况，并认为陈霸先的主力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
张、章两先生的见解很敏锐，但本文想补充说明的是王僧辩对陈霸先是有防范而无进攻，而且，王僧辩还明确表明对陈霸先的友好与信任。《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载：
初，僧辩平建业，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頠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长子顗屡谏不听。
虽然对二人这种亲密的真实程度我们要打个折扣，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南北形势之下审视，就能发现王僧辩的苦心孤诣。
3、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是王僧辩转变战略的信号
当梁军在东关失利之后，情势变得危急起来。承圣四年(555)五月“癸卯，渊明人建康，……丙午，即皇帝位”。这一事件在南北朝史上意义重大，它不仅标志着南北朝形势的又一次变化，而且直接导致了这年九月王僧辩被陈霸先所杀。那为什么陈霸先要在这次事件发生四个月后，突然对王僧辩发动袭击呢?原因仅仅在于这是一个杀掉王僧辩的很好借口吗?我认为这源于王对陈的战略改变，至少在陈霸先看来是如此。虽然这方面缺乏直接有力的史料，但我们仍能从有限的旁证中找到一些线索。《南史》卷六十三《王神念传附子僧辩传》载：
至是，会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因遣记室参军江旰以事报陈武，仍使整舟舰器械。……留旰城中，衔枚而进。……外人但谓江旰征兵扦北。……乃敢进，遂克之，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
这段史料多为学者所忽视，但十分可疑。事件没有准确的时间，但肯定在承圣四年(555)九月壬寅陈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王僧辩之前不久。张国安先生认为这件事表明“陈霸先巧妙利用了伪传北齐南侵江旰传命之机，不能说明王僧辩没有人监视陈。若无江旰之行，陈之成败尚难预料。”笔者则进一步认为，王僧辩很可能就是“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之授意者。因为既然事后“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那无疑王僧辩就成了此次伪传事件“主谋”的重要嫌疑人。况且当时江北之地已大多沦陷于齐，王僧辩又刚刚接纳萧渊明称帝于建康不久，双方已经达成同盟，北齐此时出兵没有任何意义，王僧辩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坚称“齐军必出江表”，并慎重地派遣江旰前去京口提醒陈霸先设防，就变得不可理解了。王僧辩为何如此呢?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欲借伪传齐军南进之机，利用江旰前去京口探听、监视陈霸先的情况，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如果上述解释是成立的，那王僧辩此举透露了其在外部矛盾解决了的同时，已对陈霸先在京口的地位开始重新审视，这也预示着王僧辩对江南局势可能要进行又一次调整。这个信息对富于政治权变的陈霸先来说是绝对清楚的，也是绝对致命的。失去京口，他将完全成为王僧辩的附庸而任其摆布。这点通过上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应该很明确。他当时所要做的就是利用江旰来视察的机会，依靠京口形胜的条件快速袭击王僧辩。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陈霸先欲图王僧辩是由于此次江旰侦视才产生的，其对王是早有预谋和防范的。只不过这次伪传齐军南侵的事件更加坚定了陈霸先一搏的决心而已。
在此，我们再来审视陈霸先在王死前所问的“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就很值得回味。相信这不是陈霸先虚言，至少在他看来，王僧辩接纳萧渊明，伪传北齐南侵的行为已经让他不得不采取行动。
四、结语
其实，史籍对于王僧辩与陈霸先在梁末的斗争有明确记载的只有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一事，这未免使研究者感觉突兀。但当我们顺着侯景之乱与南北局势的发展去细细审视时，其脉络便渐渐清晰起来。王僧辩在与陈霸先的交锋中其实一直是掌握着局势的发展的，他处于主动的地位，而陈则一直受制于人，即使陈霸先占据着京口，也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但王僧辩过度谨慎，而陈霸先则表现出极具权变的谋略。这应该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两人之间的命运，从而使得陈霸先最终偷袭得手，而王则遗恨史册。当然，陈霸先最后对荆壅世族集团的胜利，体现了寒族、南方土著豪强集团势不可挡的趋势，这终究还是集团、阶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