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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文献分析发现，基因会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则从多方面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家庭金融决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繁荣。经济繁荣的方式不同，会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带来不同影响，这又会影响基因转录从而影响基因质量。所以，由现代科学文献来看，基因这种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其中，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是重要的纽带。这不仅有助于加深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偏好形成的理解，改善金融市场模型，还为经济学家从基因代际传递质量、认知能力水平、家庭金融决策水平、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视角预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认知能力；家庭金融决策；基因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1-0039-09；中图分类号：F832.21；文献标识码：A
认知能力是一项最稳定并且能遗传的行为能力特点（Jensen AR， 1998[1]；Robert Plomin， 2001[2]），它比其他个人特征都能更好预测个体的重要社会表现（Neisser U.，1996[3]；Deary IJ，2004[4]；Gottfredson LS， 1997[5]；Schmidt FL，Hunter J.， 2004[6]），比如预测个体接受教育的能力、获取收入和健康的能力（Deary，2012[7]）、合作的能力（黄少安，张苏，2013）[8]、极端的倾向（Patrick et al.，2011）[9]，以及获得婚姻和拥有子女的能力（Mark，Matti，Junani，2011）[10]等等。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而人们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比如语言能力、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上的差异将导致个体行为偏差（Jorg，Andreas，Patrick，2009）[11]，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套利行为的差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经济繁荣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同，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会反过来对基因产生影响（James R. Flynn， 2013）。[12]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的关系：第一部分阐释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基因、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之间逻辑关系的启示意义。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一、遗传基因与认知能力
（一）基因与人的基本能力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1866年提出了“遗传因子”概念，指出遗传因子是一些独立的遗传单位，代际传递生物的每一个性状。基于孟德尔的研究，丹麦遗传学家W. Johansen（1909）[13]提出了“基因”概念，初步阐明了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其后，大量学者对基因进行深入研究，将“基因”定义为控制个体生物性状，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基本的遗传单位。特定的基因控制特定的性状，人体中约有两万至两万五千个基因（Yu Jei et al.，2002）[14]，可以编译出器官中的所有蛋白质，这些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来表达自身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各种性状表现，包括个人的生理特征表现以及认知能力等心智特征表现。
人的特征分为生理特征和心智特征两大类。认知能力与性格（Personality）、社会抱负（Social Desirability）、自我评估能力（Self-assessed Intelligence）、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同属于个体的心智特征（Intelligence）。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首先由美国心理学家R. M. Gagne（1965）[15]提出，后来大量的研究将认知能力归结为语言能力（Verbal Ability）、记忆能力（Memory Ability）和计算能力（Numerical Ability）三类，它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中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McFadden， 2008）[16]。认知能力不同于性格等其他心智特征。性格描述的是个体的开放性程度（Openness）、责任感水平（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程度（Extraversion）、亲和性程度（Agreeableness）以及情绪稳定性水平（Neuroticism）。这五大性格元素共同决定、控制人的一切性格（Costa et al.， 2005[17]；Matthews et al.， 2003[18]）。社会抱负用来测量人格等级，用以评判个人对某一事物的渴望与否以及渴望程度。自我评估能力用来评估个体对自己智力的认识程度（Denis Bratko et al.， 2012）[19]。情商是一种识别、评估以及控制个人与他人、群体关系的能力（Kluemper D. H.， 2008[20]； Martin et al.， 2010[21]）。
（二）认知能力的定义及其测试方式
认知能力对于个体意义重大，会对个体的很多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对社会偏好形成（social preference）、分工选择（division of labor）、情感理解（emotion understanding）、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和社会修养（social sophistication）均有重要影响，而这些都会汇集影响个人决策（Jeffrey Carpenter et al.，2012[22]；Herntein et al.，1994[23]；Richard et al.，2013[24]；Maggie et al.，2010[25]；Pons et al.， 2003[26]； Trentacosta et al.， 2006[27]；Chia-Ching et al.，2013[28]；Wong et al.， 2012[29]）。 有多种认知能力的测试方式，最经典的是Frederick（2005）[30]设计的认知能力测试（CRT）。测试的内容是回答如下三个问题（所用时间不超过五分钟）：（1）一个球拍和一个球总共1.1美元，这个拍子比球贵1美元，请问要花多少钱买球；（2）假设5台机器5分钟可以做出5个部件，请问用100台机器做100个部件需要花多少时间；（3）在一个湖中，有一片睡莲漂浮在水面。每一天，这片睡莲都比前一天大一倍。如果这片睡莲48天后可以布满整片湖，请问这片睡莲要想布满这片湖的一半面积需要花多长时间。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有的人会出于直觉，脱口答出错误答案：0.1美元、100小时、24天。而得出正确结论的人往往在第一反应时，也会想到错误值。得出正确答案需要用到人的语言能力、记忆能力以及计算能力：首先需要读懂题目文字的表述，其次需要记住其中信息（记忆了所有信息才不至于低估问题难度），最后需要进行耐心计算。
（三）认知能力与基因的关系
认知能力部分蕴藏在基因中。现代科学运用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Genomewide Complex-trait Analysis，GCTA）来研究基因遗传与认知能力的关系。该方法通过基因分型阵列芯（Genotyping Arrays）上的标记基因（DNA markers）来估计总遗传率，即它通过所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去估计遗传方差（Genetic Variance）占比，而不只是用特定家庭样本去测算、实验（Lee，Wray， 2011[31]； Yang，Manolio et al.， 2011[32]），这样避免了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Davies等人（2011）[33]运用GCTA法发现，认知能力遗传率达到40%—51%。Robert（2013）[34]以3154对 12岁双胞胎为样本，捕捉到170万个标记基因，运用GCTA估计法和标准模型拟合认知能力遗传率，发现语言能力等认知能力的遗传率大约为66%。此外，大量研究从双胞胎及被领养儿童为样本来测试认知能力的遗传度大小，其估计值从40%到80%不等，均说明基因对认知能力影响很大（Bouchard Jr et al.， 1981[35]；Plomin R. et al.， 2008[36]；Deary IJ et al.， 2006[37]；Plomin R.，Spinath F.M.， 2004[3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遗传率的重要程度将会提升（McGue M.， 1993[39]； Plomin R.， 2004[40]）。Haworth等人（2010）[41]采集涵盖4个国家1100对双胞胎的样本，分年龄段测试了从6岁到71 岁的认知遗传的影响。他们首先用智力量表（Stanford-benit Intelligence Scale）（Thorndike RL et al.， 1986）[42]测量了被试者的语言能力、句子记忆力能力、数位记忆力和计算分析能力，然后将不同年龄被试者的得分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与常识相反，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受基因的影响越来越大，受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小。他们的模型表明，认知能力的遗传率随年龄增长呈线性增长，遗传率从童年9岁时的41%增长至青少年12岁时的55%，再增至青年17岁时的66%。也就是个体年龄增长过程中基因的控制力越强而不是越弱。研究人员还发现，尽管从幼年到童年（CMA Haworth，2010）以及从童年到青少年（Van Soelen et al.， 2011）[43]时期认知转变时，将有新的基因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原有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仍是有效的（Yulia et al.， 2013）。[44]
二、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
家庭金融决策，是家庭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如何选择不同金融工具的决策（John Y. Campbell，2006）。[45]研究表明，认知能力越高，尤其是数学认知能力越高，越有助于优化家庭金融决策（Sumit，Bhashkar，2013）。[46]
（一）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对余额转移、利率变化识别能力的影响
认知能力越高越不容易犯金融决策错误（Sumit，Bhashkar，2013）。[46]标准的金融消费理论指出，个人的金融决策往往未达到最优（Agarwal et al.， 2009[47]； Bertrand，Morse， 2011[48]； Choi，Laibson，Madrian， 2011[49]），因为存在如下两种家庭金融决策错误：一是“余额转移错误”（Balance Transfer Mistake），二是“利率变化错误”（Rate-changing Mistake）。
“余额转移错误”是指消费者将所有信用卡的现有账户余额转移（平衡转移）（Balance Transfer）至一张新卡中，并且决定在宽限期内用新卡完成所有支付、交易。由于存在换卡的财务费用，这一行为不可能是最优行为，因此被称为“余额转移错误”。消费者在申请房屋净借贷款（Home Equity Loan）、信贷限额（Line of Credit）或是被提供定价表（Pricing Schedule，说明借款年利率如何依赖于贷款价值比）时，消费者和银行需要同时分别评估房屋价值，若两个评估值相去甚远，消费者需支付高于银行最初写在定价表上的年利率以作惩罚，若消费者为贷款支付了更高的年利率（APR），而不是降低贷款，或是换一个金融机构重申贷款，则被称为犯了“利率变化错误”。
为研究“余额转移错误”，Sumit和Bhashkar又收集军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ying Test）数据作为认知能力得分，收集费埃哲公司（FICO）评分作为“信用卡行为”得分，观察样本人群是否存在余额转移错误。通过测算，他们发现认知能力越强者余额转移错误越少。为研究“利率变化错误”，Sumit和Bhashkar[46]收集了消费者购房选择的相关数据发现，犯该项错误的样本人群FICO得分平均低25%，收入少20357美元，贷款收入比则高6%。由此说明，认知能力越高，犯“利率变化错误”率越低。 （二）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致使认知能力高者更不容易犯金融决策错误？目前的研究总结出的原因是，认知能力高者识别风险能力更强并更偏好风险。
Mark、Matti和Junani（2011）[10]将个体的认知能力值与其在股票市场的夏普比率（Sharp Ratio）结合分析，发现夏普比率会随着认知能力的升高而升高，多数情况下，其系数值单调递增。而且，认知能力与系统风险值相关。该研究表明，在进入股市的人群中，认知能力高者比认识能力低者持有更多股票，拥有更低的贝塔（Beta）证券投资组合，而且获得更高的投资报酬率。认知能力更低的人往往会过度自信，从而会低估持有股票的风险，持有回报率不高的股票。因此认知能力越低，识别风险能力越低。
拥有更高认知能力的人更不规避风险（Benjamin et al.，2006[50]；Dohmen et al.，2007[51]）；相反，认知能力较低者更规避风险，因而更不愿进入股市。Jorg、Andreas和Patrick（2009）针对认知能力与风险偏好做了两组实验。第一组实验中，他们设置了两种彩票购买选择，一种为高中奖概率和低回报率，一种为低中奖概率和高回报率，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认知能力低者更倾向于购买前者，而认知能力高者倾向于购买后者。第二组实验中，他们设置两种投资回报方式，一种是即刻回报，但无利息，一种是一个月后再回报，但支付10%的利息，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低者倾向于前者，而高者倾向于后者。由此可得，认知能力低者比高者更规避风险。大量研究证明认知能力高者更愿意直接或间接投入股市，且投入值更大。比如，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10）[52]抽选了近2000名欧洲老人作为样本，测试他们一分钟内可以说出的动物名称数，可以回忆起的名词数，以及一系列的计算问题，发现以上问题的回答（由此可以测试被试者的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会影响样本人群的股市参与度。Benjiamin等人（2006）调查了2088个兄弟姐妹样本，发现认知能力测试结果与金融产品购买程度密切相关。该研究也得到Cole和Shastry（2009）[53]的证实。在控制了样本人群财富、收入、年龄及其他人口社会等因素后，芬兰中央证券托管登机处数据（Finnish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Registry）、赫尔辛基证交所数据（Helsinki Exchanges）、芬兰税收管理数据（Finnish Tax Administration）、芬兰军队认知能力评估结果（Finnish Armed Forces）以及芬兰人口普查数据（Finnish Census Data Set）均表明认知能力更高的人股市参与度更大。认知能力能够优化家庭金融知识，改善家庭风险偏好，家庭金融风险的偏好又会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决策。认知能力高者能够加大风险偏好，由此家庭偏向于股权配置，同时加大金融投资幅度，积累相关经验，形成投资经验积累与运用投资经验获取收益的良性循环（尹志超等， 2014）。[54]
（三）认知能力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认知能力高者更愿意承担风险，直接或间接投入股市，且投入值更大呢？这是因为认知能力高者能记忆更多的信息从而能减少认知事物过程发生的合成谬误。
信息成本是许多个体不愿意购置股票或是其他金融产品的主要原因（Haliassos，Bertaut，1995[55]；Vissing Jorgensen，2004[56]）。认知能力低导致个体处理信息低能，比如，记忆力会影响准确认识信息带来的条件概率的能力（Spaniol，Bayon， 2005）。[57]金融决策中，到底购买债券还是股票的决策需要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Dimitris、Tullio和 Mario（2010）运用SHARE（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数据，以欧洲十一个国家五十岁以上人群的各项认知能力测试成绩（计算能力、记忆能力、语言能力）、工作状况、收入情况、社会活动情况、预期和财产设置为变量，同时将人群按年龄进行分层，分别测算了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对债券和股票持有量的影响，发现债券远小于股票的对应值。个人认知能力对债券的持有倾向影响很小，但对股票影响很大，这是因为较之股票，债券只需要记忆更少的信息，处理更少的条件概率（Hograrth，Makridakus， 1981[58]； Schwenk， Forthcoming， 1984[59]； Taylor， 1975[60]）。
细究认知发生偏差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在认知过程中发生了信息的合成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经济学家用Kahneman和Tversky（1983）[61]设计的逻辑推理故事来测试合成谬误，并用Frederick（2005）的研究来测试认知能力。Kahneman和Tversky设计的逻辑推理故事是：“琳达是一位31岁单身健谈又外向的女性，她主修哲学，投身于社会偏见与歧视问题，同时参与反核武器游行。请问琳达的最有可能是（1）银行柜员；（2）银行柜员，同时是一位女权运动者”，很显然，题干信息合成后的正确答案应该是（2）。若认为（1）能够推出（2），则犯了合成谬误。他们对样本人群进行测试，发现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低者，有62.6%的人犯了合成谬误；认知能力测试得分高者，仅有38.3%的人犯了合成谬误。Jorg、Andreas和Patrick（2009）运用Frederick（2005）的方法进行认知能力测试，并基于大规模的网络实验发现，认知过程合成谬误引起的行为偏差对经济金融行为影响非常大。
（四）不同类别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
对家庭金融决策有影响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Dimitris、Tullio和 Mario（2010）根据SHARE提供的有关数学、记忆和语言能力的具体信息，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离散系数，得到50—59岁年龄段人群的计算能力离散系数为0.26，记忆能力0.43，语言能力0.35；对于80岁年龄段人群，以上指标离散系数依次为0.48，0.98，0.54；而控制了样本人群受教育程度后，认知能力中的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亦均与家庭金融决策有关，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组中，三项指标得数分别为0.2，0.4，0.32。 数学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影响最大。在Mark、Matti和Junani（2011）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所有的IQ项（逻辑、语言、数学）均对股市参与度有影响，但是数学影响程度最大。Greardi和Goette和Meier（2010）[62]通过2008金融危机数据，发现计算能力与拖欠按揭贷款、无法偿付贷款行为有极大关联。Sumit和Bhashkar（2013）[63]指出，数学方面的认知能力与合成谬误关联大，数学能力越强，犯错的概率越小。他们在军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ying Test）分析表中设置了四列小组，发现两项数学成绩（计算能力、数学知识）对“余额转移错误”影响很大，数学成绩得分越高，犯错率越低。
三、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逻辑关系的启示
（一）基因与家庭金融的逻辑关系
如果基因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那么，一定会有研究识别出基因与家庭决策有关系。研究显示，大量同胞之间对风险的偏好相似，这种一致性可能源自基因的相似性，而非文化联系（Charles，Hurst， 2003[64]；Hryshko，Luengo-Prado，Sorensen， 2007[65]）。他们发现，携带两组特定等位基因（alleles）者与不携带者相比，会表现出明显的金融风险偏好差异。David等人（2010）[66]收集瑞典成年人（含双胞胎）投资组合数据，运用行为遗传学的标准方法估计金融风险偏好的遗传度。他们发现，证券组合风险的经验模型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截面方差，但有将近25%来自于基因差异。Amir、Henrik和Stephan（2010）[67]运用37504对瑞典双胞胎的资料研究表明，个体间入市率和资产投资决策差异有三分之一的影响来自基因。
（二）通过保护、优化基因改善家庭金融决策的逻辑
家庭金融决策的优劣将会影响金融发展。家庭金融决策错误经历将导致家庭更倾向规避风险，减少家庭金融创新（John Y. Campbell， 2006）。[68]金融创新不足将影响投资领域的技术进步，由此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Jose de Gregorio，Pabloe Guidotti，1995）[69]和社会福利（John Y. Campbell， 2006）[68]。
基因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而家庭金融决策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得出的启示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探索是什么影响基因。科学界得出的基本论断是，基因质量除了由物种特征决定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污染将从各种方面影响基因质量。首先，自然环境污染会改变所有暴露于污染中的生物的基因分化模式，改变生物进化进程。Anamaria tambuk等人（2013）[70]以地中海里的紫贻贝为样本，研究了自然环境污染对基因分化的危害。他们将样本分为十份，逐份置于不同污染程度的东亚得里亚海海岸，通过一整套生物效应测算不同级别的生物组织的反应速度、反应状况，得出污染造成的压力大小。他们发现，污染更大的环境会给样本基因分化带来更大压力。由此，自然环境污染会阻碍生物基因分化，从而阻碍生物进化。
此外，自然环境污染还会影响基因转录。欧洲鳗由于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世界濒危物种。J.M. Pujola等人[71]（2013）以欧洲鳗为样本，研究生物暴露在受污染的环境中时基因转录受到的影响。他们收集了42条来自比利时轻度、重度、极重度污染环境的雌欧洲鳗，同时测量了意大利轻度污染生态圈的多氯联苯（PCBs）、有机氯农药（OCPs）和溴化阻燃剂（BFRs）以作对比。他们发现基因转录过程中的多种酶都在被污染严重的地方降低了催化率，由此推论污染严重的环境将会对基因转录起到调低作用，从而影响基因表达，降低基因质量。
Errol等人（2007）[72]深入探究了可吸入污染物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他们发现，吸入粒子会使脑中和垂体中的mRNA转录进程降低。由此说明，空气污染将会影响基因表达，从而降低基因质量。D.M. Van Leeuwen等人（2013）[73]基于此进一步发现空气污染将直接影响儿童的基因表达。Imane Abbas等人（2009）[74]重点研究了PM2.5对生物基因造成的伤害，发现PM将会攻击人体肺部，人体肺部为进行防御将保留大量PM，由此影响人体基因表达。水污染也会影响基因转录（Paola et al.，2006）。[75]
社会道德环境也会影响基因质量。社会道德会影响人类基因的生理和心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最初由弗朗西斯·格尔登（Francis Galton）于1869年提出。弗朗西斯·格尔登于1883年创造的“优生学”（Eugenic）词汇，不仅指向遗传与优生的关系，还指向社会经济、人文道德环境与优生的关系。卡里波·沙利柏（Caleb Saleeby）1915年创造的“劣生学”（Dysgenics）词汇则直接指向极端人道危机比如战争对于人类整体基因质量的负面影响。社会道德的弱化将会降低人类的基因质量，这里最重要的机制是，社会道德氛围的弱化会使得与冷漠、极端、凶恶相关的基因（Relevant Genes as Replicators）更适应于“自然选择”（J.R. Krebs， N.B. Davies.1991[76]，Richard Lynn，2011[77]）。Richard Lynn（2011）的研究表明，越是道德恶化的社会，社会规则破坏者的生育率更高，由于社会规则破坏倾向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失序（Genetic Disorder）引发，那么，道德恶化将会导致劣生生育（dysgenic fertility）。失序基因的遗传又会进一步导致道德恶化，因为道德判断与基因有关，基因失序者不认为道德失范是不正确的（Nora T. Walter et al. 2012）[78]，因而道德失范行为会更盛行。 反观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的经济繁荣是良性的，而有的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繁荣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工业化进程严重污染了空气，导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生存质量下降；第二，工业化进程引发气候变化和臭氧枯竭，威胁人类健康；第三，工业化进程使得地球大面积土壤被重金属严重污染，这都会导致人类整体的基因质量下降（A. Campbell， et al.，2004[79]； Lorenzo M. et al.，2011[80]）。亚当·斯密论述，“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在经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人文环境也遭到破坏，具体表现是，第一，正义、克己，民胞物与为怀这些美德被个人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这些经济人品质替代；第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于行为道德属性的判断力减弱（张苏，2013）。[81]
由此看来，基因、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逻辑链的重要启示是，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社会道德，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本意，还具有构建国家长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这里的分析帮助我们找到了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总结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得出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基因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的认知能力又会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家庭金融决策优化又促进经济繁荣；另一方面，经济繁荣有可能带来自然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的破坏，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类基因自然选择过程中是在优化还是退步。也就是说，基因不是单纯的一个生理现象，还与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基因在传统的认识中属于生物学研究领域，经济增长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但由现代科学文献来看，基因这种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其中，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是这种关系的重要纽带。
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关系的重要启示意义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战略计划，一定要上升到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安宁永续，也就是是否有利于优秀基因的自然选择。一项经济社会战略虽然提高了当前的经济总量，但污染了自然环境，冲击了传统道德伦理，势必影响到下一代人基因质量，进而影响下一代人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能力，导致下一代人经济竞争力下降。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偏好形成的理解，改善金融市场模型，还为经济学家从基因代际传递质量、认知能力水平、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视角预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Jensen AR.. The g Factor： The Science of Mental Ability[M]. Praeger： Westport ，1998.
[2]Robert Plomin. Genetics，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review and work in progress towards a genome scan for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associations using DNA pooling[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1（178）： 41-48.
[3]Neisser U. et al.. Intelligence： knows and unknows[J]. Am Psychol， 1996（51）： 77-101.
[4]Deary I. J.， Whiteman MC， Starr JM， Whalley LJ， Fox HC.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intelligence on later life： following up the Scottish mental surveys of 1932 and 1947[J]. J PersSocPsychol， 2004（86）：130-147.
[5]Gottfredson LS. Why g matters： The complexity of everyday life[J]. Intelligence， 1997， （24）： 1055-1059.
[6]Schmidt FL.， Hunter J.. General mental abi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occupatonal attainment and job performance[J]. J PersSocPsychol， 1994（86）：162-173.
[7]Deary， IJ. Intelligenc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2（63）：453-482.
[8]黄少安，张苏. 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3（7）：77-89.
[9]Patrick C.L. Heaven ， Joseph Ciarrochi， Peter Leeson. Cognitive ability，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st adolescents[J]. Intelligence， 2011（39）：15-21.
[10]Mark Grinblatt， Matti Keloharju， Juhani Linnainmaa. IQ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2121-2164. [11]Jorg Oechssler， Andreas Roider， Patrick W. Schmitz.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behavioral biase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9：147-152.
[12]James R. Flynn.Are We Getting Smarter？[M].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W. Johansen. Principles of Genetics [M].Springer Netherland，1909.
[14]Yu Jei， Hu S， Wang J，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 rice genome （Oryza sativa L. ssp. indica）[J].Science，2002（296）： 79-92.
[15]Robert M. Jagne.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M].Londaon：Hdt，Rinehart and Winston，1965.
[16]McFadden 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depreciation[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30）379-385.
[17]Costa P.T.，Jr. McCrae R.R.，Martin Thomas A.. The NEO-PI-3： A More Readabl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5（84）：261-270.
[18]Matthews G.， Deary I. J.，Whiteman， M.C.. Personality Trait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Denis Bratko et al.. Cognitive ability， self-assessed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Common genetic but independent environmental aetiologies[J].Intelligence， 2012（40）：91-99.
[20]Kluemper D.H..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impact of core-self evaluations and social desirability[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6）：1402-1412.
[21]Martins A.， Ramalho N.， Morin E..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ealt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9（6）：554-564.
[22]Jeffrey Carpenter， Michael Graham， Jesse Wolf. Cognitive ability and strategic sophistication[J]. Games & Economic Behavior， 2013，80（4）：115-130 .
[23]Hernstein R.J.， Murray C.M..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
[24]Richard Alan Seals Jr， Liliana V. Stern.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urban ghettos： Evidence from gang activity in U.S. data[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3（44）：140-149.
[25]Maggie E. Toplak， Geoff B. Sorge， et al.. Decision-making and cognitive bilities： A review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Iowa ambling Task performance，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intelligence[J].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30）：562-581.
[26]Pons F.， Lawson J. L.， Harris P. L.， de Rosnay 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Effects of age and language[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3（44）：347-353. [27]Trentacosta C.， Izard C. E.， Mostow A. J.，Fine S. E..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attentional competence in early elementary school[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6（21）：148-170.
[28]Chia Ching Chen， I Ming Chiu， John Smithc， Tetsuji Yamada. Too smart to be selfish？ Measures of 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preferences， and consist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3（90）：112-122.
[29]Wong Ides Y.， Smith Simon S.， Sullivan Karen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insight and self-regulatory behaviors： Findings from the older[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12（49）：316-321.
[30]Frederick S..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25-42.
[31]Lee S. H.， Wray N. R.， Goddard M. E.，Visscher P. M.. Estimating missing heritability for disease from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1（88）：294-305.
[32]Yang J. et al.. Common SNPs expla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heritability for human height[J]. Nature Genetics， 2010（42）：656-569.
[33]Davis et al.. A three-stag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Hunting the small effects[J]. Behavior Genetics， 2010（40）：759-767.
[34]Robert Plomin et al.. Common DNA Maekers C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Genetic Influence on Cognitive Abilitie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562-568.
[35]Bouchard Jr.， TJ McGue M.. Familial studies of intelligence： a review[J]. Science， 1981， 212：1055-1059.
[36]Plomin R.， DeFreis JC.， Knopik VS.， Neiderhiser JM.. 2008. Behavioral Genetics[M].Springer，2013.
[37]Deary I.， J. Spinath FM.. Genetics of intelligence[J]. Eur J Hum Genet， 2006（14）：690-700.
[38]Plomin R.， Spinath FM.. Intelligence： genetics， genes， and genomics[J]. J PersSocPsychol， 2004：112-129.
[39]McGue M.， Bouchard Jr TJ， Iacono WG， Lykken DT.. Behavioral genetics of cognitive ability： a life-span perspective. In： Plomin R， McClearnGE（eds）. Nature， Nurture， and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G， 1993：59-76.
[40]Plomin R..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50）：341-352.
[41]CMA Haworth et al.. The heritability of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increases linearly from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J]. Molecular Psychiatry 15， 2010：1112-1120.
[42]Thorndike RL， Hagen EP， Sattler JM. Guide for Administering and Scoring the Fourth Edition：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M]. Riverside： Chicago， IL， 1986. [43]vanSoelen I. L. et al.. Heritability of verbal and 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in a pediatric longtitudinal sample[J]. Twin Research and Human Genetics， 2011（14）：119-128.
[44]Yulia Davydova et 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Abilities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86）：419-422.
[45]Campbell J.Y..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61）：1553-1604.
[46]Agarwal， Sumit， Bhashkar Mazumd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J].Applied Economic， 2013：193-207.
[47]Agarwal， Sumit， John Driscoll， Xavier Gabaix， David Laibson. The Age of Reason： Financial Decision over the Life Cycle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9， 39（2）：51-117.
[48]Bertrand， Marianne， Adair Mors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gnitive Biases， & Payday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6）：1865-93.
[49]Choi， James J.， David Laibson，Brigitte C. Madrian. MYM100 Bills on the Sidewalk： Suboptimal Investment in 401 （k） Plan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748-63.
[50]Benjamin， Daniel， Sebastian Brown， Jesse Shapiro. Who is Behavior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Anomalous Preference.[R].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2006.
[51]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Sunde U..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R].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7（2735）：1238-1260.
[52]Christelis Dimitris， Tullio Jappelli，Mario Padula.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ortfolio choi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0（54）：18-38.
[53]Cole， Shawn， GauriShastry. Smart money：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R].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09-071.
[54]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 经济研究，2014（4）：62-75.
[55]Hailiassos M.， Bertaut C.. Why do so few hold stocks？[J]. Economic Journal， 1995， （105）： 1110-1129.
[56]Vissing-Gorgensen A.. Perspectives on behavioral financial： does irrationality disappear with wealth？ Evidence from expectations and actions[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MIT Press）， 2003（18）：139-194.
[57]Spaniol J.， Bayon U.J.. Ageing and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judgments： a global matching approach[J]. Psychology and Ageing， 2005（20）：165-181 .
[58]Hograrth R.M.，Makridakus S..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An evalu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1981：115-138. [59]Schwenk C.R.. Cignitive simplification processe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111-128.
[60]Taylor R.N.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mplications for decision-making[J]. Decision Sciences， 1975：409-429.
[61]Wiley Blackwell， Kahneman D.， Tversky A.. Extensional versus intuitive reasoning：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ement[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3（90）：293-315.
[62]Gerardi， Kristopher， Lorenz Goette，Stephan Meie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ubprime Mortgage Delinquenc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Matched to Administrative Data[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Working Paper， 2010.
[63]Agarwal， Sumit， BhashkarMazumd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Dataset[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3， http：//dx.doi.org/10.1257/app.5.1.193.
[64]Charls， Kerwin K.， Erik Hurst. 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111）：1115-1182.
[65]Hryshko， Dmytro， Maria Josh Luengo-Prado，Bent E. Sorensen. Childhood determinants of risk aversion： The long shadow of compulsory education[R]. Working Papers， 2007， 2（1）：37-72.
[66]David Cesrini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i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1725-1754.
[67]Amir Barnea， HenrikCronqvist， Stephan Siegel. Nature or nurture： What determines investor behavior？ [J]. Journal og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583-604.
[68]John Y. Campbell. Household Fin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4）：1553-1604.
[69]Jose de，Gregori Pabloe Guidotti.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1995：433-448.
[70]Anamaria tambuk et al.. Gene flow vs. pollution pressure： Genetic diversity of Mytilusgalloprovincialis in eastern Adriatic[J]. Aquatic Toxicology， 2013：22-31.
[71]J.M. Pujola et al.. Detecting genome-wide gene transcription profiles associated with high pollution burden i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European eel[J]. Aquatic Toxicology， 2013：157-164.
[72]Errol M.. Thomson et al. Air pollution alters brain and pituitary endothelin-1 and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gene expression[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07：224-233.
[73]D.M. van Leeuwen et al.. Genome-wide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in children exposed to air pollu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J]. Mutation Research/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tagenesis，2006（600）：12-22. [74]Abbas et al.. Air pollution particulate matter （PM2.5）-induced gene express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and/or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metabolizing enzymes in an in vitrococulture lung model[J]. Toxicology in Vitro， 2009：37-46.
[75]Paola Venier et al.. Development of mussel mRNA profiling： Can gene expression trends reveal coastal water pollution？[J]. Mutation Research/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tagenesis， 2006（602）： 121-134
[76]J. R. Krebs， N. B. Davies. Behavioural Ecolog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1991（52）：603-610.
[77]Richard Lynn.Dysgenics： Genetic deterioration in modern populations， Second Revised Edition[M]. London，2011.
[78]Nora T.Walter et al. Ignorance is no excuse： Moral judgments are influenced by a genetic variation on the oxytocin receptor gene[J]. Brain and Cognition， 2012（78）：268-273.
[79]A. Campbell et al.. Particulate Matter in Polluted Air May Increase Biomarkers of Inflammation in Mouse Brain[J]. Neuro Toxicology， 2004（36）：133-140.
[80]Lorenzo M. et al..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The Main Driver of Twentieth-Century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J]. Journal of Climate， 2011（24）：795-812.
[81]张苏.论经济学道德科学属性的回归[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0）：44-49.
责任编辑：张士斌
关键词：认知能力；家庭金融决策；基因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1-0039-09；中图分类号：F832.21；文献标识码：A
认知能力是一项最稳定并且能遗传的行为能力特点（Jensen AR， 1998[1]；Robert Plomin， 2001[2]），它比其他个人特征都能更好预测个体的重要社会表现（Neisser U.，1996[3]；Deary IJ，2004[4]；Gottfredson LS， 1997[5]；Schmidt FL，Hunter J.， 2004[6]），比如预测个体接受教育的能力、获取收入和健康的能力（Deary，2012[7]）、合作的能力（黄少安，张苏，2013）[8]、极端的倾向（Patrick et al.，2011）[9]，以及获得婚姻和拥有子女的能力（Mark，Matti，Junani，2011）[10]等等。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而人们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比如语言能力、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上的差异将导致个体行为偏差（Jorg，Andreas，Patrick，2009）[11]，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套利行为的差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经济繁荣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同，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会反过来对基因产生影响（James R. Flynn， 2013）。[12]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的关系：第一部分阐释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基因、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之间逻辑关系的启示意义。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一、遗传基因与认知能力
（一）基因与人的基本能力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1866年提出了“遗传因子”概念，指出遗传因子是一些独立的遗传单位，代际传递生物的每一个性状。基于孟德尔的研究，丹麦遗传学家W. Johansen（1909）[13]提出了“基因”概念，初步阐明了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其后，大量学者对基因进行深入研究，将“基因”定义为控制个体生物性状，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基本的遗传单位。特定的基因控制特定的性状，人体中约有两万至两万五千个基因（Yu Jei et al.，2002）[14]，可以编译出器官中的所有蛋白质，这些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来表达自身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各种性状表现，包括个人的生理特征表现以及认知能力等心智特征表现。
人的特征分为生理特征和心智特征两大类。认知能力与性格（Personality）、社会抱负（Social Desirability）、自我评估能力（Self-assessed Intelligence）、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同属于个体的心智特征（Intelligence）。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首先由美国心理学家R. M. Gagne（1965）[15]提出，后来大量的研究将认知能力归结为语言能力（Verbal Ability）、记忆能力（Memory Ability）和计算能力（Numerical Ability）三类，它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中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McFadden， 2008）[16]。认知能力不同于性格等其他心智特征。性格描述的是个体的开放性程度（Openness）、责任感水平（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程度（Extraversion）、亲和性程度（Agreeableness）以及情绪稳定性水平（Neuroticism）。这五大性格元素共同决定、控制人的一切性格（Costa et al.， 2005[17]；Matthews et al.， 2003[18]）。社会抱负用来测量人格等级，用以评判个人对某一事物的渴望与否以及渴望程度。自我评估能力用来评估个体对自己智力的认识程度（Denis Bratko et al.， 2012）[19]。情商是一种识别、评估以及控制个人与他人、群体关系的能力（Kluemper D. H.， 2008[20]； Martin et al.， 2010[21]）。
（二）认知能力的定义及其测试方式
认知能力对于个体意义重大，会对个体的很多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对社会偏好形成（social preference）、分工选择（division of labor）、情感理解（emotion understanding）、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和社会修养（social sophistication）均有重要影响，而这些都会汇集影响个人决策（Jeffrey Carpenter et al.，2012[22]；Herntein et al.，1994[23]；Richard et al.，2013[24]；Maggie et al.，2010[25]；Pons et al.， 2003[26]； Trentacosta et al.， 2006[27]；Chia-Ching et al.，2013[28]；Wong et al.， 2012[29]）。 有多种认知能力的测试方式，最经典的是Frederick（2005）[30]设计的认知能力测试（CRT）。测试的内容是回答如下三个问题（所用时间不超过五分钟）：（1）一个球拍和一个球总共1.1美元，这个拍子比球贵1美元，请问要花多少钱买球；（2）假设5台机器5分钟可以做出5个部件，请问用100台机器做100个部件需要花多少时间；（3）在一个湖中，有一片睡莲漂浮在水面。每一天，这片睡莲都比前一天大一倍。如果这片睡莲48天后可以布满整片湖，请问这片睡莲要想布满这片湖的一半面积需要花多长时间。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有的人会出于直觉，脱口答出错误答案：0.1美元、100小时、24天。而得出正确结论的人往往在第一反应时，也会想到错误值。得出正确答案需要用到人的语言能力、记忆能力以及计算能力：首先需要读懂题目文字的表述，其次需要记住其中信息（记忆了所有信息才不至于低估问题难度），最后需要进行耐心计算。
（三）认知能力与基因的关系
认知能力部分蕴藏在基因中。现代科学运用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Genomewide Complex-trait Analysis，GCTA）来研究基因遗传与认知能力的关系。该方法通过基因分型阵列芯（Genotyping Arrays）上的标记基因（DNA markers）来估计总遗传率，即它通过所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去估计遗传方差（Genetic Variance）占比，而不只是用特定家庭样本去测算、实验（Lee，Wray， 2011[31]； Yang，Manolio et al.， 2011[32]），这样避免了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Davies等人（2011）[33]运用GCTA法发现，认知能力遗传率达到40%—51%。Robert（2013）[34]以3154对 12岁双胞胎为样本，捕捉到170万个标记基因，运用GCTA估计法和标准模型拟合认知能力遗传率，发现语言能力等认知能力的遗传率大约为66%。此外，大量研究从双胞胎及被领养儿童为样本来测试认知能力的遗传度大小，其估计值从40%到80%不等，均说明基因对认知能力影响很大（Bouchard Jr et al.， 1981[35]；Plomin R. et al.， 2008[36]；Deary IJ et al.， 2006[37]；Plomin R.，Spinath F.M.， 2004[3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遗传率的重要程度将会提升（McGue M.， 1993[39]； Plomin R.， 2004[40]）。Haworth等人（2010）[41]采集涵盖4个国家1100对双胞胎的样本，分年龄段测试了从6岁到71 岁的认知遗传的影响。他们首先用智力量表（Stanford-benit Intelligence Scale）（Thorndike RL et al.， 1986）[42]测量了被试者的语言能力、句子记忆力能力、数位记忆力和计算分析能力，然后将不同年龄被试者的得分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与常识相反，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受基因的影响越来越大，受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小。他们的模型表明，认知能力的遗传率随年龄增长呈线性增长，遗传率从童年9岁时的41%增长至青少年12岁时的55%，再增至青年17岁时的66%。也就是个体年龄增长过程中基因的控制力越强而不是越弱。研究人员还发现，尽管从幼年到童年（CMA Haworth，2010）以及从童年到青少年（Van Soelen et al.， 2011）[43]时期认知转变时，将有新的基因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原有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仍是有效的（Yulia et al.， 2013）。[44]
二、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
家庭金融决策，是家庭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如何选择不同金融工具的决策（John Y. Campbell，2006）。[45]研究表明，认知能力越高，尤其是数学认知能力越高，越有助于优化家庭金融决策（Sumit，Bhashkar，2013）。[46]
（一）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对余额转移、利率变化识别能力的影响
认知能力越高越不容易犯金融决策错误（Sumit，Bhashkar，2013）。[46]标准的金融消费理论指出，个人的金融决策往往未达到最优（Agarwal et al.， 2009[47]； Bertrand，Morse， 2011[48]； Choi，Laibson，Madrian， 2011[49]），因为存在如下两种家庭金融决策错误：一是“余额转移错误”（Balance Transfer Mistake），二是“利率变化错误”（Rate-changing Mistake）。
“余额转移错误”是指消费者将所有信用卡的现有账户余额转移（平衡转移）（Balance Transfer）至一张新卡中，并且决定在宽限期内用新卡完成所有支付、交易。由于存在换卡的财务费用，这一行为不可能是最优行为，因此被称为“余额转移错误”。消费者在申请房屋净借贷款（Home Equity Loan）、信贷限额（Line of Credit）或是被提供定价表（Pricing Schedule，说明借款年利率如何依赖于贷款价值比）时，消费者和银行需要同时分别评估房屋价值，若两个评估值相去甚远，消费者需支付高于银行最初写在定价表上的年利率以作惩罚，若消费者为贷款支付了更高的年利率（APR），而不是降低贷款，或是换一个金融机构重申贷款，则被称为犯了“利率变化错误”。
为研究“余额转移错误”，Sumit和Bhashkar又收集军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ying Test）数据作为认知能力得分，收集费埃哲公司（FICO）评分作为“信用卡行为”得分，观察样本人群是否存在余额转移错误。通过测算，他们发现认知能力越强者余额转移错误越少。为研究“利率变化错误”，Sumit和Bhashkar[46]收集了消费者购房选择的相关数据发现，犯该项错误的样本人群FICO得分平均低25%，收入少20357美元，贷款收入比则高6%。由此说明，认知能力越高，犯“利率变化错误”率越低。 （二）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致使认知能力高者更不容易犯金融决策错误？目前的研究总结出的原因是，认知能力高者识别风险能力更强并更偏好风险。
Mark、Matti和Junani（2011）[10]将个体的认知能力值与其在股票市场的夏普比率（Sharp Ratio）结合分析，发现夏普比率会随着认知能力的升高而升高，多数情况下，其系数值单调递增。而且，认知能力与系统风险值相关。该研究表明，在进入股市的人群中，认知能力高者比认识能力低者持有更多股票，拥有更低的贝塔（Beta）证券投资组合，而且获得更高的投资报酬率。认知能力更低的人往往会过度自信，从而会低估持有股票的风险，持有回报率不高的股票。因此认知能力越低，识别风险能力越低。
拥有更高认知能力的人更不规避风险（Benjamin et al.，2006[50]；Dohmen et al.，2007[51]）；相反，认知能力较低者更规避风险，因而更不愿进入股市。Jorg、Andreas和Patrick（2009）针对认知能力与风险偏好做了两组实验。第一组实验中，他们设置了两种彩票购买选择，一种为高中奖概率和低回报率，一种为低中奖概率和高回报率，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认知能力低者更倾向于购买前者，而认知能力高者倾向于购买后者。第二组实验中，他们设置两种投资回报方式，一种是即刻回报，但无利息，一种是一个月后再回报，但支付10%的利息，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低者倾向于前者，而高者倾向于后者。由此可得，认知能力低者比高者更规避风险。大量研究证明认知能力高者更愿意直接或间接投入股市，且投入值更大。比如，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10）[52]抽选了近2000名欧洲老人作为样本，测试他们一分钟内可以说出的动物名称数，可以回忆起的名词数，以及一系列的计算问题，发现以上问题的回答（由此可以测试被试者的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会影响样本人群的股市参与度。Benjiamin等人（2006）调查了2088个兄弟姐妹样本，发现认知能力测试结果与金融产品购买程度密切相关。该研究也得到Cole和Shastry（2009）[53]的证实。在控制了样本人群财富、收入、年龄及其他人口社会等因素后，芬兰中央证券托管登机处数据（Finnish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Registry）、赫尔辛基证交所数据（Helsinki Exchanges）、芬兰税收管理数据（Finnish Tax Administration）、芬兰军队认知能力评估结果（Finnish Armed Forces）以及芬兰人口普查数据（Finnish Census Data Set）均表明认知能力更高的人股市参与度更大。认知能力能够优化家庭金融知识，改善家庭风险偏好，家庭金融风险的偏好又会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决策。认知能力高者能够加大风险偏好，由此家庭偏向于股权配置，同时加大金融投资幅度，积累相关经验，形成投资经验积累与运用投资经验获取收益的良性循环（尹志超等， 2014）。[54]
（三）认知能力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认知能力高者更愿意承担风险，直接或间接投入股市，且投入值更大呢？这是因为认知能力高者能记忆更多的信息从而能减少认知事物过程发生的合成谬误。
信息成本是许多个体不愿意购置股票或是其他金融产品的主要原因（Haliassos，Bertaut，1995[55]；Vissing Jorgensen，2004[56]）。认知能力低导致个体处理信息低能，比如，记忆力会影响准确认识信息带来的条件概率的能力（Spaniol，Bayon， 2005）。[57]金融决策中，到底购买债券还是股票的决策需要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Dimitris、Tullio和 Mario（2010）运用SHARE（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数据，以欧洲十一个国家五十岁以上人群的各项认知能力测试成绩（计算能力、记忆能力、语言能力）、工作状况、收入情况、社会活动情况、预期和财产设置为变量，同时将人群按年龄进行分层，分别测算了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对债券和股票持有量的影响，发现债券远小于股票的对应值。个人认知能力对债券的持有倾向影响很小，但对股票影响很大，这是因为较之股票，债券只需要记忆更少的信息，处理更少的条件概率（Hograrth，Makridakus， 1981[58]； Schwenk， Forthcoming， 1984[59]； Taylor， 1975[60]）。
细究认知发生偏差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在认知过程中发生了信息的合成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经济学家用Kahneman和Tversky（1983）[61]设计的逻辑推理故事来测试合成谬误，并用Frederick（2005）的研究来测试认知能力。Kahneman和Tversky设计的逻辑推理故事是：“琳达是一位31岁单身健谈又外向的女性，她主修哲学，投身于社会偏见与歧视问题，同时参与反核武器游行。请问琳达的最有可能是（1）银行柜员；（2）银行柜员，同时是一位女权运动者”，很显然，题干信息合成后的正确答案应该是（2）。若认为（1）能够推出（2），则犯了合成谬误。他们对样本人群进行测试，发现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低者，有62.6%的人犯了合成谬误；认知能力测试得分高者，仅有38.3%的人犯了合成谬误。Jorg、Andreas和Patrick（2009）运用Frederick（2005）的方法进行认知能力测试，并基于大规模的网络实验发现，认知过程合成谬误引起的行为偏差对经济金融行为影响非常大。
（四）不同类别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
对家庭金融决策有影响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Dimitris、Tullio和 Mario（2010）根据SHARE提供的有关数学、记忆和语言能力的具体信息，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离散系数，得到50—59岁年龄段人群的计算能力离散系数为0.26，记忆能力0.43，语言能力0.35；对于80岁年龄段人群，以上指标离散系数依次为0.48，0.98，0.54；而控制了样本人群受教育程度后，认知能力中的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亦均与家庭金融决策有关，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组中，三项指标得数分别为0.2，0.4，0.32。 数学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决策影响最大。在Mark、Matti和Junani（2011）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所有的IQ项（逻辑、语言、数学）均对股市参与度有影响，但是数学影响程度最大。Greardi和Goette和Meier（2010）[62]通过2008金融危机数据，发现计算能力与拖欠按揭贷款、无法偿付贷款行为有极大关联。Sumit和Bhashkar（2013）[63]指出，数学方面的认知能力与合成谬误关联大，数学能力越强，犯错的概率越小。他们在军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ying Test）分析表中设置了四列小组，发现两项数学成绩（计算能力、数学知识）对“余额转移错误”影响很大，数学成绩得分越高，犯错率越低。
三、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逻辑关系的启示
（一）基因与家庭金融的逻辑关系
如果基因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那么，一定会有研究识别出基因与家庭决策有关系。研究显示，大量同胞之间对风险的偏好相似，这种一致性可能源自基因的相似性，而非文化联系（Charles，Hurst， 2003[64]；Hryshko，Luengo-Prado，Sorensen， 2007[65]）。他们发现，携带两组特定等位基因（alleles）者与不携带者相比，会表现出明显的金融风险偏好差异。David等人（2010）[66]收集瑞典成年人（含双胞胎）投资组合数据，运用行为遗传学的标准方法估计金融风险偏好的遗传度。他们发现，证券组合风险的经验模型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截面方差，但有将近25%来自于基因差异。Amir、Henrik和Stephan（2010）[67]运用37504对瑞典双胞胎的资料研究表明，个体间入市率和资产投资决策差异有三分之一的影响来自基因。
（二）通过保护、优化基因改善家庭金融决策的逻辑
家庭金融决策的优劣将会影响金融发展。家庭金融决策错误经历将导致家庭更倾向规避风险，减少家庭金融创新（John Y. Campbell， 2006）。[68]金融创新不足将影响投资领域的技术进步，由此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Jose de Gregorio，Pabloe Guidotti，1995）[69]和社会福利（John Y. Campbell， 2006）[68]。
基因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影响家庭金融决策，而家庭金融决策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得出的启示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探索是什么影响基因。科学界得出的基本论断是，基因质量除了由物种特征决定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污染将从各种方面影响基因质量。首先，自然环境污染会改变所有暴露于污染中的生物的基因分化模式，改变生物进化进程。Anamaria tambuk等人（2013）[70]以地中海里的紫贻贝为样本，研究了自然环境污染对基因分化的危害。他们将样本分为十份，逐份置于不同污染程度的东亚得里亚海海岸，通过一整套生物效应测算不同级别的生物组织的反应速度、反应状况，得出污染造成的压力大小。他们发现，污染更大的环境会给样本基因分化带来更大压力。由此，自然环境污染会阻碍生物基因分化，从而阻碍生物进化。
此外，自然环境污染还会影响基因转录。欧洲鳗由于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世界濒危物种。J.M. Pujola等人[71]（2013）以欧洲鳗为样本，研究生物暴露在受污染的环境中时基因转录受到的影响。他们收集了42条来自比利时轻度、重度、极重度污染环境的雌欧洲鳗，同时测量了意大利轻度污染生态圈的多氯联苯（PCBs）、有机氯农药（OCPs）和溴化阻燃剂（BFRs）以作对比。他们发现基因转录过程中的多种酶都在被污染严重的地方降低了催化率，由此推论污染严重的环境将会对基因转录起到调低作用，从而影响基因表达，降低基因质量。
Errol等人（2007）[72]深入探究了可吸入污染物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他们发现，吸入粒子会使脑中和垂体中的mRNA转录进程降低。由此说明，空气污染将会影响基因表达，从而降低基因质量。D.M. Van Leeuwen等人（2013）[73]基于此进一步发现空气污染将直接影响儿童的基因表达。Imane Abbas等人（2009）[74]重点研究了PM2.5对生物基因造成的伤害，发现PM将会攻击人体肺部，人体肺部为进行防御将保留大量PM，由此影响人体基因表达。水污染也会影响基因转录（Paola et al.，2006）。[75]
社会道德环境也会影响基因质量。社会道德会影响人类基因的生理和心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最初由弗朗西斯·格尔登（Francis Galton）于1869年提出。弗朗西斯·格尔登于1883年创造的“优生学”（Eugenic）词汇，不仅指向遗传与优生的关系，还指向社会经济、人文道德环境与优生的关系。卡里波·沙利柏（Caleb Saleeby）1915年创造的“劣生学”（Dysgenics）词汇则直接指向极端人道危机比如战争对于人类整体基因质量的负面影响。社会道德的弱化将会降低人类的基因质量，这里最重要的机制是，社会道德氛围的弱化会使得与冷漠、极端、凶恶相关的基因（Relevant Genes as Replicators）更适应于“自然选择”（J.R. Krebs， N.B. Davies.1991[76]，Richard Lynn，2011[77]）。Richard Lynn（2011）的研究表明，越是道德恶化的社会，社会规则破坏者的生育率更高，由于社会规则破坏倾向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失序（Genetic Disorder）引发，那么，道德恶化将会导致劣生生育（dysgenic fertility）。失序基因的遗传又会进一步导致道德恶化，因为道德判断与基因有关，基因失序者不认为道德失范是不正确的（Nora T. Walter et al. 2012）[78]，因而道德失范行为会更盛行。 反观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的经济繁荣是良性的，而有的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繁荣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工业化进程严重污染了空气，导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生存质量下降；第二，工业化进程引发气候变化和臭氧枯竭，威胁人类健康；第三，工业化进程使得地球大面积土壤被重金属严重污染，这都会导致人类整体的基因质量下降（A. Campbell， et al.，2004[79]； Lorenzo M. et al.，2011[80]）。亚当·斯密论述，“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在经济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人文环境也遭到破坏，具体表现是，第一，正义、克己，民胞物与为怀这些美德被个人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这些经济人品质替代；第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于行为道德属性的判断力减弱（张苏，2013）。[81]
由此看来，基因、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逻辑链的重要启示是，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社会道德，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本意，还具有构建国家长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这里的分析帮助我们找到了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总结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得出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基因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的认知能力又会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家庭金融决策优化又促进经济繁荣；另一方面，经济繁荣有可能带来自然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的破坏，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类基因自然选择过程中是在优化还是退步。也就是说，基因不是单纯的一个生理现象，还与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基因在传统的认识中属于生物学研究领域，经济增长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但由现代科学文献来看，基因这种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其中，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是这种关系的重要纽带。
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关系的重要启示意义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战略计划，一定要上升到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安宁永续，也就是是否有利于优秀基因的自然选择。一项经济社会战略虽然提高了当前的经济总量，但污染了自然环境，冲击了传统道德伦理，势必影响到下一代人基因质量，进而影响下一代人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能力，导致下一代人经济竞争力下降。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偏好形成的理解，改善金融市场模型，还为经济学家从基因代际传递质量、认知能力水平、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视角预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Jensen AR.. The g Factor： The Science of Mental Ability[M]. Praeger： Westport ，1998.
[2]Robert Plomin. Genetics，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review and work in progress towards a genome scan for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associations using DNA pooling[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1（178）： 41-48.
[3]Neisser U. et al.. Intelligence： knows and unknows[J]. Am Psychol， 1996（51）： 77-101.
[4]Deary I. J.， Whiteman MC， Starr JM， Whalley LJ， Fox HC.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intelligence on later life： following up the Scottish mental surveys of 1932 and 1947[J]. J PersSocPsychol， 2004（86）：130-147.
[5]Gottfredson LS. Why g matters： The complexity of everyday life[J]. Intelligence， 1997， （24）： 1055-1059.
[6]Schmidt FL.， Hunter J.. General mental abi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occupatonal attainment and job performance[J]. J PersSocPsychol， 1994（86）：162-173.
[7]Deary， IJ. Intelligenc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2（63）：453-482.
[8]黄少安，张苏. 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3（7）：77-89.
[9]Patrick C.L. Heaven ， Joseph Ciarrochi， Peter Leeson. Cognitive ability，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st adolescents[J]. Intelligence， 2011（39）：15-21.
[10]Mark Grinblatt， Matti Keloharju， Juhani Linnainmaa. IQ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2121-2164. [11]Jorg Oechssler， Andreas Roider， Patrick W. Schmitz.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behavioral biase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9：147-152.
[12]James R. Flynn.Are We Getting Smarter？[M].London：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W. Johansen. Principles of Genetics [M].Springer Netherland，1909.
[14]Yu Jei， Hu S， Wang J，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 rice genome （Oryza sativa L. ssp. indica）[J].Science，2002（296）： 79-92.
[15]Robert M. Jagne.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M].Londaon：Hdt，Rinehart and Winston，1965.
[16]McFadden 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depreciation[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30）379-385.
[17]Costa P.T.，Jr. McCrae R.R.，Martin Thomas A.. The NEO-PI-3： A More Readabl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5（84）：261-270.
[18]Matthews G.， Deary I. J.，Whiteman， M.C.. Personality Trait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Denis Bratko et al.. Cognitive ability， self-assessed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Common genetic but independent environmental aetiologies[J].Intelligence， 2012（40）：91-99.
[20]Kluemper D.H..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impact of core-self evaluations and social desirability[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6）：1402-1412.
[21]Martins A.， Ramalho N.， Morin E..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ealt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9（6）：554-564.
[22]Jeffrey Carpenter， Michael Graham， Jesse Wolf. Cognitive ability and strategic sophistication[J]. Games & Economic Behavior， 2013，80（4）：115-130 .
[23]Hernstein R.J.， Murray C.M..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
[24]Richard Alan Seals Jr， Liliana V. Stern.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urban ghettos： Evidence from gang activity in U.S. data[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3（44）：140-149.
[25]Maggie E. Toplak， Geoff B. Sorge， et al.. Decision-making and cognitive bilities： A review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Iowa ambling Task performance，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intelligence[J].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30）：562-581.
[26]Pons F.， Lawson J. L.， Harris P. L.， de Rosnay 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Effects of age and language[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3（44）：347-353. [27]Trentacosta C.， Izard C. E.， Mostow A. J.，Fine S. E..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attentional competence in early elementary school[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6（21）：148-170.
[28]Chia Ching Chen， I Ming Chiu， John Smithc， Tetsuji Yamada. Too smart to be selfish？ Measures of 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preferences， and consist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3（90）：112-122.
[29]Wong Ides Y.， Smith Simon S.， Sullivan Karen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insight and self-regulatory behaviors： Findings from the older[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12（49）：316-321.
[30]Frederick S..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25-42.
[31]Lee S. H.， Wray N. R.， Goddard M. E.，Visscher P. M.. Estimating missing heritability for disease from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1（88）：294-305.
[32]Yang J. et al.. Common SNPs expla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heritability for human height[J]. Nature Genetics， 2010（42）：656-569.
[33]Davis et al.. A three-stag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Hunting the small effects[J]. Behavior Genetics， 2010（40）：759-767.
[34]Robert Plomin et al.. Common DNA Maekers C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Genetic Influence on Cognitive Abilitie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562-568.
[35]Bouchard Jr.， TJ McGue M.. Familial studies of intelligence： a review[J]. Science， 1981， 212：1055-1059.
[36]Plomin R.， DeFreis JC.， Knopik VS.， Neiderhiser JM.. 2008. Behavioral Genetics[M].Springer，2013.
[37]Deary I.， J. Spinath FM.. Genetics of intelligence[J]. Eur J Hum Genet， 2006（14）：690-700.
[38]Plomin R.， Spinath FM.. Intelligence： genetics， genes， and genomics[J]. J PersSocPsychol， 2004：112-129.
[39]McGue M.， Bouchard Jr TJ， Iacono WG， Lykken DT.. Behavioral genetics of cognitive ability： a life-span perspective. In： Plomin R， McClearnGE（eds）. Nature， Nurture， and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G， 1993：59-76.
[40]Plomin R..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50）：341-352.
[41]CMA Haworth et al.. The heritability of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increases linearly from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J]. Molecular Psychiatry 15， 2010：1112-1120.
[42]Thorndike RL， Hagen EP， Sattler JM. Guide for Administering and Scoring the Fourth Edition：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M]. Riverside： Chicago， IL， 1986. [43]vanSoelen I. L. et al.. Heritability of verbal and 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in a pediatric longtitudinal sample[J]. Twin Research and Human Genetics， 2011（14）：119-128.
[44]Yulia Davydova et 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Abilities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86）：419-422.
[45]Campbell J.Y..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61）：1553-1604.
[46]Agarwal， Sumit， Bhashkar Mazumd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J].Applied Economic， 2013：193-207.
[47]Agarwal， Sumit， John Driscoll， Xavier Gabaix， David Laibson. The Age of Reason： Financial Decision over the Life Cycle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9， 39（2）：51-117.
[48]Bertrand， Marianne， Adair Mors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gnitive Biases， & Payday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6）：1865-93.
[49]Choi， James J.， David Laibson，Brigitte C. Madrian. MYM100 Bills on the Sidewalk： Suboptimal Investment in 401 （k） Plan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748-63.
[50]Benjamin， Daniel， Sebastian Brown， Jesse Shapiro. Who is Behavior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Anomalous Preference.[R].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2006.
[51]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Sunde U..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R].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7（2735）：1238-1260.
[52]Christelis Dimitris， Tullio Jappelli，Mario Padula.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ortfolio choi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0（54）：18-38.
[53]Cole， Shawn， GauriShastry. Smart money：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R].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09-071.
[54]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J]. 经济研究，2014（4）：62-75.
[55]Hailiassos M.， Bertaut C.. Why do so few hold stocks？[J]. Economic Journal， 1995， （105）： 1110-1129.
[56]Vissing-Gorgensen A.. Perspectives on behavioral financial： does irrationality disappear with wealth？ Evidence from expectations and actions[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MIT Press）， 2003（18）：139-194.
[57]Spaniol J.， Bayon U.J.. Ageing and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judgments： a global matching approach[J]. Psychology and Ageing， 2005（20）：165-181 .
[58]Hograrth R.M.，Makridakus S..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An evalu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1981：115-138. [59]Schwenk C.R.. Cignitive simplification processe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111-128.
[60]Taylor R.N.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mplications for decision-making[J]. Decision Sciences， 1975：409-429.
[61]Wiley Blackwell， Kahneman D.， Tversky A.. Extensional versus intuitive reasoning：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ement[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3（90）：293-315.
[62]Gerardi， Kristopher， Lorenz Goette，Stephan Meie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ubprime Mortgage Delinquenc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Matched to Administrative Data[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Working Paper， 2010.
[63]Agarwal， Sumit， BhashkarMazumd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Dataset[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3， http：//dx.doi.org/10.1257/app.5.1.193.
[64]Charls， Kerwin K.， Erik Hurst. 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111）：1115-1182.
[65]Hryshko， Dmytro， Maria Josh Luengo-Prado，Bent E. Sorensen. Childhood determinants of risk aversion： The long shadow of compulsory education[R]. Working Papers， 2007， 2（1）：37-72.
[66]David Cesrini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i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1725-1754.
[67]Amir Barnea， HenrikCronqvist， Stephan Siegel. Nature or nurture： What determines investor behavior？ [J]. Journal og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583-604.
[68]John Y. Campbell. Household Fin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4）：1553-1604.
[69]Jose de，Gregori Pabloe Guidotti.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1995：433-448.
[70]Anamaria tambuk et al.. Gene flow vs. pollution pressure： Genetic diversity of Mytilusgalloprovincialis in eastern Adriatic[J]. Aquatic Toxicology， 2013：22-31.
[71]J.M. Pujola et al.. Detecting genome-wide gene transcription profiles associated with high pollution burden i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European eel[J]. Aquatic Toxicology， 2013：157-164.
[72]Errol M.. Thomson et al. Air pollution alters brain and pituitary endothelin-1 and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gene expression[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07：224-233.
[73]D.M. van Leeuwen et al.. Genome-wide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in children exposed to air pollu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J]. Mutation Research/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tagenesis，2006（600）：12-22. [74]Abbas et al.. Air pollution particulate matter （PM2.5）-induced gene express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and/or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metabolizing enzymes in an in vitrococulture lung model[J]. Toxicology in Vitro， 2009：37-46.
[75]Paola Venier et al.. Development of mussel mRNA profiling： Can gene expression trends reveal coastal water pollution？[J]. Mutation Research/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tagenesis， 2006（602）： 121-134
[76]J. R. Krebs， N. B. Davies. Behavioural Ecolog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1991（52）：603-610.
[77]Richard Lynn.Dysgenics： Genetic deterioration in modern populations， Second Revised Edition[M]. London，2011.
[78]Nora T.Walter et al. Ignorance is no excuse： Moral judgments are influenced by a genetic variation on the oxytocin receptor gene[J]. Brain and Cognition， 2012（78）：268-273.
[79]A. Campbell et al.. Particulate Matter in Polluted Air May Increase Biomarkers of Inflammation in Mouse Brain[J]. Neuro Toxicology， 2004（36）：133-140.
[80]Lorenzo M. et al..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The Main Driver of Twentieth-Century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J]. Journal of Climate， 2011（24）：795-812.
[81]张苏.论经济学道德科学属性的回归[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0）：44-49.
责任编辑：张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