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30年代曾到英国留学。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能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冬天，我们的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时，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但是，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中日战争是一场漫长的浩劫，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降临到千百万老百姓头上的是难以名状的灾难，有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有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由于这一政策，单在华北一地区，从1941年到1942年的一年之内，人口就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有1944年河南省的大饥荒(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形容这场惨剧!)；有1944年底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击，当他们攻到桂林和柳州时，在昆明人人都担心贵阳会随时陷落；还有数不清的疯狂轰炸。1940年9月30日，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全家人都已躲在防空洞里，免于遭难。几天之后，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了几本压歪了的但仍可用的书本，欣喜若狂。今天的人们已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通货膨胀的永无休止的威胁。我父亲是西南联大教授，他的储蓄全部化为乌有。战争结束时，我们已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我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人的温饱，她年复一年地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她的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8年的抗战时期。战争结束时，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
　　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一所高中教数学。教课之余研究场论，那是1942年到1944年间我自马仁俊教授那里学到的理论。我对变形物体的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1945年4、5月间，我用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莫纳汉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使我大失所望。
　　1945年8月底，我动身前往美国。中美之间当时没有民用交通，我在加尔各答等候了几个月，才搭上一艘运兵船，终于在11月底来到纽约，并在圣诞节前后抵达芝加哥。1946年1月，我在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该校的研究生。在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我曾描述过这段经历。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爱憎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摘自《杨振宁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