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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宋是史学界公认经济繁荣的时期之一，但在繁荣的经济背后隐藏着一些严重的隐患，也正是这些隐患让宋朝最终走向了衰亡。因此，本文从北宋政府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黄河工程说起，分析了两宋时期经济背后的问题，重点探讨了改道黄河工程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政府财政危机的成因和小农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希望以史为鉴，让历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
【关键词】两宋时期；改道黄河工程；财政危机；土地政策；税收政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朝则是这一辉煌时期中最为繁荣的朝代。两宋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的盛世景象，但细观史书，不难发现，在这城市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隐患，阻碍了宋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黄河水灾对北方农业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其本身是否拥有足够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大中祥符年间，黄河因为泥沙堵塞改道北流，针对其可能流入辽国境内从而导致契丹顺流南下威胁京师的危险性，李垂曾经发表《导河形胜书》三卷，书中言：“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俟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由于北方辽国军事上的威胁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垂所提出的恢复黄河流向以御北朝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
到宋仁宗时期，宋朝决定全力以赴，一次性将黄河导回原来的东流，断断续续持续七十余年，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易回河，六改黄道”。这场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运动最终导致嘉祐元年“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熙宁二年“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七年“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已丑……坏田逾三十万顷”、“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元丰七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元符二年二月，这场运动迎来了最后的结局，黄河彻底冲垮了截流的大堤， 其影响之广，世所罕见，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水灾是唐朝开元年间到北宋末年最为严重的洪灾。长年累月的水灾破坏北方半数以上的农田，灾民流窜，饿殍遍野。北方此时“自楚之北……农夫逃散，荆棘布野”、“自京以西……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无论是从土地、劳动力数量和水利条件上，都已经失去了以往优越的条件，农业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二、濒临崩溃的经济——宋室的财政危机
宋朝政府的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可谓“年年亏短”“支诸宿藏”，至神宗一朝，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诸朝之中颇为可观，财政赤字却如此之大，可见其财政支出之多。两宋时期经历了无数能臣贤相的改革，却始终未走出这一泥沼。细览史书，不难发现，宋朝财政背后有着一个不断扩张的“黑洞”。财政黑洞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三冗三费、赈灾需求、钱币外流以及宮廷腐败是众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1.三冗三费
“三冗”是指：“天下有定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是指：“一曰道场斋蘸”之费、“二曰京师寺观”之费、“三曰使相节度”之费。“三冗三费”是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现象，而到了宋朝，“三冗三费”则日趋膨胀，以至于到了占用国家收入大半的地步。宋朝官员李心传曾记载：“今之右侍郎即祖宗时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二千四百余员，熙宁后至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余员，而宗室七百七十余员不与焉。视天禧之间盖已五倍矣。 ……今侍右名籍至一万五千六百余，视元丰又增五分之一。盖三岁一郊，奏补至千七百人，而其他入流者不与焉。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官员数量剧增，不可禁止，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历代兵制》记载：“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宋朝三司使蔡襄曾上书《国论要目十二篇》，其中的《强兵篇》言：“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另一位宋朝官员方岳曾说“：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已难支吾”，可见冗官冗兵消耗国家财力之大。与此同时，宫室对佛道之事过于重视，消耗巨大，宁宗、理宗、度宗三朝，竟然兴建大寺大观多达十数所，主要有：万寿观，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开元宫，龙翔宫，德寿宫，显应观，上清宫，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天申万寿圆觉孝寺，显慈集庆教寺，景德灵隐禅寺，永福寺。宫室对佛老之学的追捧以及僧侣道士的优厚待遇推动了佛道在民间的传播，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寺院，与其同时，大量的祭祀活动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南宋名臣黄震劝度宗撙节冗费之一就是“佛老无益之祷祠”、“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然而皇帝并没有听从这合理的建议，反而将黄震“批降三秩，即出国门”。三冗三费是两宋积贫积弱的幕后推手之一，直接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赈灾需求
北宋年间断断续续长达七十余年的黄河改道工程带来了大范围大强度长时间的水灾，在赈灾工作上，北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北宋大臣上书朝廷时言：“盖黄河大役，兴作连年，朔道积储，费出殆尽”，其消耗之大，可见一斑。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其造成的恶劣后果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源与人力来解决，对国家财政影响深远。长达数十年的工程与赈灾工作消耗北宋国库，财政危机进一步加重。 3.货币外流
从澶渊之盟起，宋朝政府采用了每年向契丹交纳“岁币”以换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边境贸易上，宋人也是拿出实币来交换辽国的牛羊马以及盐等日用品（尽管是非法的）。据此，苏辙曾言：“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大量的钱币外流，造成钱荒，沈括就此向皇帝明言：“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又“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严重的货币外流，以致辽朝“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这样的货币政策，无怪于其会造成本国内的钱荒，钱荒后的大量补进又使物价飞涨，使边境贸易更加繁盛，货币外流速度更快，经济完全陷入惡性循环。
4.宫廷腐败
两宋时期，宫廷生活奢靡，尤以南宋中后期为烈。王迈而谈起财政困难的原因，认为宫廷各类费用支出是仅次于兵费的第二大开支。南宋后期官员孙梦观指出，宫廷消费过多，“用度无节，足以病国”。另一位官员杜范认为当时的大宋社稷百病缠身，元气已索，财力困窘，以至于忧虑到夜不成眠，痛入骨髓，太息流涕。可是宫中却视若无睹，挥霍浪费如故，“宫廷宴锡未闻其有所贬损也，左右嫱嬖未闻其有所放遣也，貂近习未闻其有所斥远也，女冠请谒未闻其有所屏绝也，朝廷政事未闻其有所修饰也，庶府积蠹闻其有所搜革也”，此时宫室之奢侈无度，令人骇然。赵景纬借彗星出现，规劝理宗“节用度之奢”，说道：“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嫱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昏庸的统治者对于这些良言充耳不闻，铺张浪费，致使财政困难日甚一日，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综上所言，这些顽疾形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使宋朝政府长期处于财政危机中，对经济的良性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三、小农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朝社会有着其自身显著的特点，不抑兼并、缺少监管的土地政策造就了小农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地主权贵士大夫的生活丰富，而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却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北宋的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地位低下，又承担赋税重压，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自耕农的地位下滑只是个开始，到了南宋时期，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已经几乎接近古时的奴隶了。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像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来自地主阶级的盘剥仅仅是一方面，政府方面的苛捐杂税也是自耕农身上的一座大山。宋朝政论家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亦言：“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到了宋朝后期，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推出新的杂税经总制钱以期增加收入，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在这种横征暴敛之下，百姓很难有生产剩余进行发展，来年则更难有足够的收入来交税，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是让经济陷入生产力的死循环。如此保证的高财政收入无法真正像理想社会那样藏富于民，其根本上就是牺牲底层农民利益来换取上层城市繁荣的畸形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无疑无法保障上层建筑的长期稳固。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两宋时期的经济，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一方面本文认可两宋时期的经济繁荣、城市化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这些发展为两宋经济、为两宋百姓、为两宋的日益强盛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的诸多致命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才让外表强大的宋朝走向了衰亡。由此可见，我国正在执行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能够引导好我国的经济发展预期，形成稳定的宏观政策稳定社会，重大的改革举措增强信心。我国现阶段的新常态发展正是我国四个“没有变”的坚实砥柱，相信在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经济结构，强化新发展动力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一定能够更加具有战略定力，尽快实现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稳定预期更加强烈，相信更加辉煌的明天会早日到来。
【关键词】两宋时期；改道黄河工程；财政危机；土地政策；税收政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朝则是这一辉煌时期中最为繁荣的朝代。两宋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的盛世景象，但细观史书，不难发现，在这城市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隐患，阻碍了宋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黄河水灾对北方农业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其本身是否拥有足够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大中祥符年间，黄河因为泥沙堵塞改道北流，针对其可能流入辽国境内从而导致契丹顺流南下威胁京师的危险性，李垂曾经发表《导河形胜书》三卷，书中言：“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俟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由于北方辽国军事上的威胁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垂所提出的恢复黄河流向以御北朝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
到宋仁宗时期，宋朝决定全力以赴，一次性将黄河导回原来的东流，断断续续持续七十余年，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易回河，六改黄道”。这场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运动最终导致嘉祐元年“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熙宁二年“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七年“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已丑……坏田逾三十万顷”、“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元丰七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元符二年二月，这场运动迎来了最后的结局，黄河彻底冲垮了截流的大堤， 其影响之广，世所罕见，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水灾是唐朝开元年间到北宋末年最为严重的洪灾。长年累月的水灾破坏北方半数以上的农田，灾民流窜，饿殍遍野。北方此时“自楚之北……农夫逃散，荆棘布野”、“自京以西……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无论是从土地、劳动力数量和水利条件上，都已经失去了以往优越的条件，农业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二、濒临崩溃的经济——宋室的财政危机
宋朝政府的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可谓“年年亏短”“支诸宿藏”，至神宗一朝，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诸朝之中颇为可观，财政赤字却如此之大，可见其财政支出之多。两宋时期经历了无数能臣贤相的改革，却始终未走出这一泥沼。细览史书，不难发现，宋朝财政背后有着一个不断扩张的“黑洞”。财政黑洞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三冗三费、赈灾需求、钱币外流以及宮廷腐败是众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1.三冗三费
“三冗”是指：“天下有定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是指：“一曰道场斋蘸”之费、“二曰京师寺观”之费、“三曰使相节度”之费。“三冗三费”是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现象，而到了宋朝，“三冗三费”则日趋膨胀，以至于到了占用国家收入大半的地步。宋朝官员李心传曾记载：“今之右侍郎即祖宗时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二千四百余员，熙宁后至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余员，而宗室七百七十余员不与焉。视天禧之间盖已五倍矣。 ……今侍右名籍至一万五千六百余，视元丰又增五分之一。盖三岁一郊，奏补至千七百人，而其他入流者不与焉。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官员数量剧增，不可禁止，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历代兵制》记载：“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宋朝三司使蔡襄曾上书《国论要目十二篇》，其中的《强兵篇》言：“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另一位宋朝官员方岳曾说“：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已难支吾”，可见冗官冗兵消耗国家财力之大。与此同时，宫室对佛道之事过于重视，消耗巨大，宁宗、理宗、度宗三朝，竟然兴建大寺大观多达十数所，主要有：万寿观，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开元宫，龙翔宫，德寿宫，显应观，上清宫，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天申万寿圆觉孝寺，显慈集庆教寺，景德灵隐禅寺，永福寺。宫室对佛老之学的追捧以及僧侣道士的优厚待遇推动了佛道在民间的传播，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寺院，与其同时，大量的祭祀活动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南宋名臣黄震劝度宗撙节冗费之一就是“佛老无益之祷祠”、“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然而皇帝并没有听从这合理的建议，反而将黄震“批降三秩，即出国门”。三冗三费是两宋积贫积弱的幕后推手之一，直接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赈灾需求
北宋年间断断续续长达七十余年的黄河改道工程带来了大范围大强度长时间的水灾，在赈灾工作上，北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北宋大臣上书朝廷时言：“盖黄河大役，兴作连年，朔道积储，费出殆尽”，其消耗之大，可见一斑。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其造成的恶劣后果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源与人力来解决，对国家财政影响深远。长达数十年的工程与赈灾工作消耗北宋国库，财政危机进一步加重。 3.货币外流
从澶渊之盟起，宋朝政府采用了每年向契丹交纳“岁币”以换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边境贸易上，宋人也是拿出实币来交换辽国的牛羊马以及盐等日用品（尽管是非法的）。据此，苏辙曾言：“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大量的钱币外流，造成钱荒，沈括就此向皇帝明言：“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又“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严重的货币外流，以致辽朝“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这样的货币政策，无怪于其会造成本国内的钱荒，钱荒后的大量补进又使物价飞涨，使边境贸易更加繁盛，货币外流速度更快，经济完全陷入惡性循环。
4.宫廷腐败
两宋时期，宫廷生活奢靡，尤以南宋中后期为烈。王迈而谈起财政困难的原因，认为宫廷各类费用支出是仅次于兵费的第二大开支。南宋后期官员孙梦观指出，宫廷消费过多，“用度无节，足以病国”。另一位官员杜范认为当时的大宋社稷百病缠身，元气已索，财力困窘，以至于忧虑到夜不成眠，痛入骨髓，太息流涕。可是宫中却视若无睹，挥霍浪费如故，“宫廷宴锡未闻其有所贬损也，左右嫱嬖未闻其有所放遣也，貂近习未闻其有所斥远也，女冠请谒未闻其有所屏绝也，朝廷政事未闻其有所修饰也，庶府积蠹闻其有所搜革也”，此时宫室之奢侈无度，令人骇然。赵景纬借彗星出现，规劝理宗“节用度之奢”，说道：“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嫱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昏庸的统治者对于这些良言充耳不闻，铺张浪费，致使财政困难日甚一日，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综上所言，这些顽疾形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使宋朝政府长期处于财政危机中，对经济的良性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三、小农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朝社会有着其自身显著的特点，不抑兼并、缺少监管的土地政策造就了小农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地主权贵士大夫的生活丰富，而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却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北宋的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地位低下，又承担赋税重压，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自耕农的地位下滑只是个开始，到了南宋时期，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已经几乎接近古时的奴隶了。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像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来自地主阶级的盘剥仅仅是一方面，政府方面的苛捐杂税也是自耕农身上的一座大山。宋朝政论家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亦言：“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到了宋朝后期，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推出新的杂税经总制钱以期增加收入，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在这种横征暴敛之下，百姓很难有生产剩余进行发展，来年则更难有足够的收入来交税，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是让经济陷入生产力的死循环。如此保证的高财政收入无法真正像理想社会那样藏富于民，其根本上就是牺牲底层农民利益来换取上层城市繁荣的畸形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无疑无法保障上层建筑的长期稳固。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两宋时期的经济，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一方面本文认可两宋时期的经济繁荣、城市化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这些发展为两宋经济、为两宋百姓、为两宋的日益强盛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的诸多致命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才让外表强大的宋朝走向了衰亡。由此可见，我国正在执行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能够引导好我国的经济发展预期，形成稳定的宏观政策稳定社会，重大的改革举措增强信心。我国现阶段的新常态发展正是我国四个“没有变”的坚实砥柱，相信在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经济结构，强化新发展动力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一定能够更加具有战略定力，尽快实现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稳定预期更加强烈，相信更加辉煌的明天会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