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世间成事者，大抵可归为两类，一种为痴执，心有一念便兢业从之，任它旁骛嚣尘，自不理会，以愚公之大智铸心志之大坚，余命不息则意念不腐，在决绝中奋勉修行，困顿里勇猛精进，一生付与一道，终得大成。第二种为融汇，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先穷究学理而织网，后融会贯通而收鱼，以广博底蕴通天地经纬，举一可反三，闻一可知十，运用之妙，尽皆存乎一心。
　　弘一法师因其在文学、音乐、戏剧、绘画、书法、佛学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极高成就，而往往被后人归入上述第二类群体，但笔者以为，贯穿在弘一法师长达六十三载的生命中，支撑他不断超越自我的能量并非大众熟知的天赋异禀——8岁读四书五经，学书法、金石，13岁习训诂、攻历朝书法，颇有名气。15岁那年，便能一口吟诵出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生命哲理。这种能量恰恰来自他内心的一份痴执，是年少早熟的洞达世事和漂泊流离的生活轨迹造就了他对于人生何求的思考和探究。这份痴执始终盘桓在他头顶的星空，渗透在身体的每一次呼吸，以至于他不断游走在每一个可以为其解惑抑或是可以宽慰灵魂的领域。而随着内心执念愈盛，外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便是愈高。
　　在红尘中翻江倒海，于空门里静悟达观，弘一法师一直在寻找解脱的途径。如果说吞尽人间的繁华和黯败是他的肉身修行，那么广涉文艺的绚烂与哀歌则是他的精神苦旅。当其沉浸于文学、音乐或是书法带来的滋养和抚慰时，他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似乎找到了出口，于是这种大的执念被细化为诸多小的执念，当这些小的执念被逐一深入践行，最终又聚合融为弘一提升生命质感的精神养分。
　　以其书法为例，弘一法师生逢清末，碑学余绪犹盛，《张猛龙碑》既较常见的其他魏碑精严，又比唐宋元明传世楷书更见古朴生动，于是早年间弘一反复习练此碑，碑文的工整结体和厚重骨力为其书法功底打下夯实基础；及中年，因写经需用小楷，弘一法师的书法从此进入魏碑融合钟王帖学的时期，此间其书法法度有变，虽有魏碑体势，而用笔清雅从容，颇具出尘之致，结体修长，下笔轻灵；晚年随人生境界之超然，其书法已无迹可寻，意境苍茫，全然一派“我法”气象，再无他者影子，朴拙圆满，浑若天成。
　　其他艺术门类，弘一法师亦复如是。皆为由浅入深，由繁至简，從一个点向外放射，随着修为之精进，又重归原点，恰好印证了佛学“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层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弘一逐渐达成知行合一，了悟生命的实相。
　　言至此处，弘一法师对于当代艺术的创作启示实际上已浮出水面，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一为砥砺执着，必须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极大毅力方可在艺术上有所斩获。纵观古今中外艺术史上的留名者，往往一生皆身处冷眼和孤独中，故去数十年后，其成就才能在沉默中泛起惊雷。艺术一途，前提是必须恪守本心且甘于寂寞。二为融汇创新，要在深谙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上融入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实践，正如弘一临习碑帖万遍，始得“我法”，艺术的提升，无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吃透传统，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藩篱，创新出有理可循的艺术样式并最终完成传统语言的当代性转换。三为修缮自我，弘一法师的艺术修行，实则是一场觉知生命的旅程。同理，艺术之于创作者的终极意义，亦在于帮助个体灵魂得以升华，在创作中返躬自省，更新知识储备，精炼艺术语言，深化思想刻度，提高人生境界。而随着自我的逐渐修缮，个体修为的提高又会反哺给艺术创作以灵感源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弘一法师的一生都在为理想人格的完成而永不倦怠，如今，这位堪比达·芬奇的旷世人物已随时代远去成为绝响。其饱尝人间甘甜，阅尽世事乖舛，复又归于平淡的一生，如弥留时所书四字“悲欣交集”，令人扼腕喟叹。偏又在唏嘘之余，警示着我们往人生更高级的层面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