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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求切实高度重视、严格撤并条件、规范撤并程序、强化督促检查。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做好规范布局调整工作,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和强行撤并,严格撤并条件,优先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切实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求切实高度重视、严格撤并条件、规范撤并程序、强化督促检查。
对于坚决制止盲目撤点并校,我国已经三令五申。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今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合理布局教学点,按标准配置教学设施和教师。改善寄宿制学校教学、图书、就餐、取暖等条件,加快消除“大通铺”现象。到2018年基本解决县城和乡镇学校超大班额问题。
“学生太少”不是盲目撤点并校的理由
不论是学龄人口的数量下降,还是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村家庭将孩子送到城镇读书,抑或部分学生跟随到外地务工的农民工父母异地上学,在社会流动加速、乡村空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乡村学校“由盛转衰”成为一种无奈和坚硬的现实。
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资源应该被如何利用,往往取决于哪种利用方式更有效率。八洞村小有3名老师,撤掉八洞村小有助于解决彰加镇中心小学师资紧张的难题。可是,对于这几位孩子及其家庭来说,“撤点并校”意味着就近入学落空;孩子们上学要么走更远的路,要么家长在彰加镇街道租房陪读,这无形之中加剧了这些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
“撤点并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整合教育资源、提升办学质量,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如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乡村文化种子被掏空以及寄宿制损伤亲情互动、教育成本上升导致辍学现象加剧等。随着“撤点并校”后遗症的渐次凸显,教育部门对盲目、无序的撤并热潮泼了冷水、戴上了“紧箍咒”。
“撤点并校”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在坚持程序正义和“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上“适当合并”。撤掉八洞村小既不符合“保障就近入学”,也没有征得家长的同意,更没有按照相关程序取得行政许可;将“学生太少”作为“撤点并校”的理由,在家长明确表示反对的格局下依然一意孤行,说到底是一些人在利益驱动下自弹自唱。
制止盲目撤点并校须转变教育决策机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我国农村地区,目前办学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是政府部门把农村地区生源不足的学校撤掉,并进城市入学。理由是让农村孩子上好学,事实上却增加了农村孩子上学的负担,也导致了城市大班额问题。二是在国家叫停盲目撤点并校,要求各地保留村小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勉强维持的心态对待村小,让村民觉得乡村教学点办学质量差,迟早要撤掉而选择到城镇学校上学,由此让村小在没有学生生源的情况下“自然”消亡。
“应该说,不转变地方政府对待乡村学校的态度以及目前的教育决策和管理机制,很难遏制乡村学校快速消亡的势头。”熊丙奇说。
对此,熊丙奇认为,首先必须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决策时广泛听取村民意见,不能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拍板强制推进。针对这些撤点并校后遗症,国家叫停盲目撤点并校并要求各地在撤点并校时要坚持民主决策。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村民在学校布局调整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次,在学校办学管理中,要引入社区、村民教育委员会进行管理、监督。要让乡村学校得到更好地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拨款机制,可以考虑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财政统筹经费直接打进学校账号,同时由社区、村民教育委员会参与教育发展决策,并监督政府投入与学校办学。
熊丙奇说:“只有这样,才能办好村民家边的学校,让乡村有教育基地,让孩子们在村里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撤并流言折射乡村学校生存困境
乡村学校,是乡村的灵魂、乡村文明的载体。办好乡村教育,既是乡村孩子与他们家庭的希望,也是乡村的希望。没有乡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乡村的美好未来。试想一下,在那一片青山环抱之中,能够有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那一片鸡犬相闻的地方,能够清晰地传来朗朗书声;在那阡陌交错的田间地头,能够邂逅一队队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活蹦乱跳的学童,整个乡村或许一下就活了,就有生机了,就有希望了。
一定程度上,没有乡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就没有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阻止,就没有教育的真正公平与均衡。现实中存在的乡村学校,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依然可以有它存在的价值,依然可以点亮乡村的“庠序灯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理事长、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汤勇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乡村教育却日渐衰落,这既给乡村带来了荒凉与凋敝,又给教育带来了诸多危机与危害。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51.04%快速攀升到2014年的72.55%,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乡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2605万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自然形成的学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乡村学校撤并造成的学生流失。
大批乡村学校的撤并,大批孩子逃离乡村,让我们所培养的乡村孩子缺乏对乡村的认同感,这是很可怕的。钱理群先生曾谈到,“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感”。
“固然乡村学校的生存会面临很多困境,諸如生源逐年递减、教师队伍难以稳定、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学校发展动力不足……这些,只能成为我们改变与发展乡村教育的责任与压力,绝不能作为乡村教育就可以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遗忘、被撤并的理由。”汤勇说,“乡村学校的去留,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但确保乡村孩子的就近入学,确保‘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不被落下’,确保乡村文化的薪火相传,永远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这方面的态度与作为,不仅考量的是执政者对教育的情怀和对乡村的情感,还有他们的执政智慧。”
促进教育均衡,显然不能盲目、无序“撤点并校”。农村学生也有“保障就近入学”的教育权利,乡村学校不能只算经济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庭就多一份希望。乡村学校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或许会远远大于省下的教育经费。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做好规范布局调整工作,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和强行撤并,严格撤并条件,优先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切实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求切实高度重视、严格撤并条件、规范撤并程序、强化督促检查。
对于坚决制止盲目撤点并校,我国已经三令五申。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今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合理布局教学点,按标准配置教学设施和教师。改善寄宿制学校教学、图书、就餐、取暖等条件,加快消除“大通铺”现象。到2018年基本解决县城和乡镇学校超大班额问题。
“学生太少”不是盲目撤点并校的理由
不论是学龄人口的数量下降,还是一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村家庭将孩子送到城镇读书,抑或部分学生跟随到外地务工的农民工父母异地上学,在社会流动加速、乡村空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乡村学校“由盛转衰”成为一种无奈和坚硬的现实。
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资源应该被如何利用,往往取决于哪种利用方式更有效率。八洞村小有3名老师,撤掉八洞村小有助于解决彰加镇中心小学师资紧张的难题。可是,对于这几位孩子及其家庭来说,“撤点并校”意味着就近入学落空;孩子们上学要么走更远的路,要么家长在彰加镇街道租房陪读,这无形之中加剧了这些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
“撤点并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整合教育资源、提升办学质量,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如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乡村文化种子被掏空以及寄宿制损伤亲情互动、教育成本上升导致辍学现象加剧等。随着“撤点并校”后遗症的渐次凸显,教育部门对盲目、无序的撤并热潮泼了冷水、戴上了“紧箍咒”。
“撤点并校”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在坚持程序正义和“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上“适当合并”。撤掉八洞村小既不符合“保障就近入学”,也没有征得家长的同意,更没有按照相关程序取得行政许可;将“学生太少”作为“撤点并校”的理由,在家长明确表示反对的格局下依然一意孤行,说到底是一些人在利益驱动下自弹自唱。
制止盲目撤点并校须转变教育决策机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我国农村地区,目前办学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是政府部门把农村地区生源不足的学校撤掉,并进城市入学。理由是让农村孩子上好学,事实上却增加了农村孩子上学的负担,也导致了城市大班额问题。二是在国家叫停盲目撤点并校,要求各地保留村小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勉强维持的心态对待村小,让村民觉得乡村教学点办学质量差,迟早要撤掉而选择到城镇学校上学,由此让村小在没有学生生源的情况下“自然”消亡。
“应该说,不转变地方政府对待乡村学校的态度以及目前的教育决策和管理机制,很难遏制乡村学校快速消亡的势头。”熊丙奇说。
对此,熊丙奇认为,首先必须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决策时广泛听取村民意见,不能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拍板强制推进。针对这些撤点并校后遗症,国家叫停盲目撤点并校并要求各地在撤点并校时要坚持民主决策。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村民在学校布局调整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次,在学校办学管理中,要引入社区、村民教育委员会进行管理、监督。要让乡村学校得到更好地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拨款机制,可以考虑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财政统筹经费直接打进学校账号,同时由社区、村民教育委员会参与教育发展决策,并监督政府投入与学校办学。
熊丙奇说:“只有这样,才能办好村民家边的学校,让乡村有教育基地,让孩子们在村里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撤并流言折射乡村学校生存困境
乡村学校,是乡村的灵魂、乡村文明的载体。办好乡村教育,既是乡村孩子与他们家庭的希望,也是乡村的希望。没有乡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乡村的美好未来。试想一下,在那一片青山环抱之中,能够有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那一片鸡犬相闻的地方,能够清晰地传来朗朗书声;在那阡陌交错的田间地头,能够邂逅一队队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活蹦乱跳的学童,整个乡村或许一下就活了,就有生机了,就有希望了。
一定程度上,没有乡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就没有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阻止,就没有教育的真正公平与均衡。现实中存在的乡村学校,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依然可以有它存在的价值,依然可以点亮乡村的“庠序灯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理事长、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汤勇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乡村教育却日渐衰落,这既给乡村带来了荒凉与凋敝,又给教育带来了诸多危机与危害。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51.04%快速攀升到2014年的72.55%,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乡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2605万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自然形成的学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乡村学校撤并造成的学生流失。
大批乡村学校的撤并,大批孩子逃离乡村,让我们所培养的乡村孩子缺乏对乡村的认同感,这是很可怕的。钱理群先生曾谈到,“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感”。
“固然乡村学校的生存会面临很多困境,諸如生源逐年递减、教师队伍难以稳定、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学校发展动力不足……这些,只能成为我们改变与发展乡村教育的责任与压力,绝不能作为乡村教育就可以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遗忘、被撤并的理由。”汤勇说,“乡村学校的去留,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但确保乡村孩子的就近入学,确保‘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不被落下’,确保乡村文化的薪火相传,永远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这方面的态度与作为,不仅考量的是执政者对教育的情怀和对乡村的情感,还有他们的执政智慧。”
促进教育均衡,显然不能盲目、无序“撤点并校”。农村学生也有“保障就近入学”的教育权利,乡村学校不能只算经济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庭就多一份希望。乡村学校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或许会远远大于省下的教育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