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时，对权力的行使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评价的标准，人性、人道的概念就只能是一些文人的无病呻吟而已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分辩清楚的。
　　西方哲人孟德斯鸠、阿克顿等人曾对权力的特性作过精彩描述：权力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们在诵读这些哲理时往往会想到统治者的权力，想到为限制这些权力而发明的分权与制衡制度。其实，导致人们腐败的权力既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可能是表面上似乎微不足道的权力。权力不在大小高低，关键在于是否“绝对”。
　　“绝对”权力是一种常人不可挑战的权力，是无须向承受权力的人以及广泛的社会“交待”的权力，是一种傲慢而骄横的权力。这种权力会扭曲掌权者的人格。
　　权力的傲慢有深刻的制度原因。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 皇帝作君作师，具有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地方官吏统领一方，为民父母官，除了上司之外，鲜有可以制约的力量。解放以后，为实现社会动员之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全能主义政治结构，将传统上以权力为中心的理念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以单位为细胞、以纵向的层层官僚体制为中介的高度集权的结构。每一个组织，小到单位，大到县、省，其领导都是当地的父母官。父母官的权力不仅高高在上，而且无所不包。在全能主义极盛时期，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甚至衣食住行的方式都是父母官可以干预的。
　　而且，不论表面文章多么动听，父母官的权力既不受大众制约，不向大众“交待”，也不受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久而久之，权力的行使者就会有一种自我意志膨胀的感觉， 会觉得，在我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者，我的权力不可挑战。这种自我意志的膨胀在特定情况下就会表现出骄横、傲慢。
　　可悲的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全能主义特征，这种权力的傲慢不仅表现在一些高高在上的权力者身上，而且表现在不少仅仅有微不足道权力的下层百姓身上。有这样一些人，本来可能是人生际遇颇令人同情的人物。他们也是农民出身，到外地打工，或许也有过受人歧视之遭遇，在生活中可能有诸多艰辛。但不幸的是，在某些悲剧的场景中，他们掌握了权力，是权力使他们傲慢、疯狂、失去人性，也是权力使他们最终失去生命或自由。
　　这让我想起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几年前，在我生活的小区外面有一片草地，由于草地的珍稀，小区专门委托一位民工照看。顽皮的孩子们有时不理解草地的价值，上去嬉闹玩耍。一天，这位民工居然在草地上铺满了带刺的铁丝网。我曾试图上去说服他三思而后行，免得误伤孩子造成终身残废。不过我最后还是失败了。
　　我终于认识到在此时此地，他掌握着这份权力，他就是这里的主人，除了他的上级之外，任何人试图劝阻都是毫无意义的。 当一个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时，对权力的行使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评价的标准，人性、人道的概念就只能是一些文人的无病呻吟而已。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中总不免有某种担忧：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扮演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承受者两种角色。如果这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制度长期存在，如果权力的傲慢不时激活我们人性中恶的因子，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明是否会逐渐退化，人们是否会变得更为野蛮、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