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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雅玲：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如果美国金融问题并没有达到所谓危机或衰退的态势， 而中国的应对则完全按照危机和衰退实施的对策措施，将不利于自我稳定，制造自己风险陷阱和改革桎梏。
不能对美国次贷风波判断过于简单
美国次贷问题发展至今完全没有达到市场普遍认定的金融危机程度，价格、机构与政策控制力都在美国战略、策略与技术之中，而非金融失控乃金融危机。
一方面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指标没有达到失控，华尔街的价格风暴显示了美国的控制力，并带动与刺激全球金融恐慌中金融价格调整幅度愈速度加大语加快，但是美国金融指标的控制能力和娴熟技术则相当有节奏和有组合。
另一方面是美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系控制力的有效、前瞻与防范。虽然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恐慌或信心不足扩大，但是美国金融体系与银行资质的高端和高效依然保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稳定，毕竟美国投行雷曼和美林严重挫伤美国金融体制信心。
但是，美国金融体系规模优势依然存在，8500家金融机构数量与440家有问题银行，或117家银行问题，或14家银行倒闭，包括美国六大投行中四家问题的暴露，这些依然是美国多数中的少数、全局中的局部以及整体中的个别问题，并非是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失控，或已经完全丧失金融控制能力。而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注资或投资救助，并非是美国金融机构缺少流动性。
笔者坚定地认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和规范控制，才使得金融体系在面对风险前景不确定中，采取谨慎和不动的对策，其中的策略和谋略在长远的收益和投资设计，眼前混乱中很难看到最终目的，但未来我们将会看得更加清楚。
第三就是美国的政策控制力高效和远见应对突出，并非其丧失宏观调控能力和机制。无论美联储或美国财政投入都表明当前美国对于次贷问题的过于敏感和过于恐慌，而实际状况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美国顺势而为和借题发挥的一种战略性策略组合，体现了美国市场经济调控的高端、前瞻与高效。美国政策控制力的有效也预示美国次贷是一次问题，而不是一场危机，华尔街是金融风暴，而不是金融危机。
面对美国次贷问题的复杂、特殊乃至迷失，中国在判断与应对美国问题时有时表现出简单判断、单一变动以及短期应对，有时完全丧失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时完全脱离金融现实状况，进而不仅我们没有控制住外部风险对我们的冲击和伤害，并且在经验和规律上也使自己处于尴尬与被动局面。另外，就是我们对于大国经济金融态势缺少自我判断、自我主见乃自我方向，进而有时忙从外部要价的改革、外部指引的改革以及外部错配的改革。
目前对美国次贷风暴分析过于技术指标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问题一波三折，从美国新世纪公司到美国投行贝尔斯登问题，再到美国投行雷曼和美林问题，美国心理恐慌指数不断上升，进而价格波也逐渐扩大。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美国全貌却十分矛盾与复杂，经济根基依然稳固。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超乎预料高涨，去年所预料的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衰退不仅没有出现，反之美国经济今年的表现逐渐高涨。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指标为0.9%，第二季度为1.9%、3.3%和2.8%；即使在去年美国次贷爆发的最严重时期，美国当季经济增长为4.8%，全年为2.2%；尤其是其经济总量从2006年的13万亿上升到2007年的14万亿美元，整个次贷问题中，美国经济的韧性、弹性和活力显示的淋漓尽致，美国经济不是因为次贷而受到削弱，反之则增强了竞争力和控制力。
另一方面是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并非是真实，国际金融与资源价格高涨显示的流动性过剩严重，而非流动性不足。一周以来的国际资源价格调整达到各自历史以来的单日最大化，其中石油价格可以达到25美元、24%的上涨幅度，黄金价格可以达到80美元的上涨水平，不仅表明流动性过剩的状况，更体现美国救市和注资的结果乃至目的所在。
另外就是美元资产价格的搭配和组合以及控制水平。美国始终抓住信心心理底线，控制价格水平，组合价格协调。而现实金融市场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指标当前趋势，既缺少对比指标的研究，包括自己和外部对比性，同时，缺少对价格趋势规律的认知，涨跌之中的下跌带来的情绪刺激和投资非理突出，进而局限眼前和局限价格成为美国借助问题炒作、调侃与发挥的有利因素和环境。而美国的金融战略出发点是设计长远的金融竞争，而非简单价格的应对和摆布。
面对美国次贷问题，我国金融应对的分析和判断更多关注的是价格变化的水平，简单判断的基点导致有时甚至丧失态势主见和价格主权。尤其是面对美国次贷问题的美元汇率调整，我国人民币价格被捆绑于美元价格之中，并且已经出现缺失主见的价格认定。我国人民币价格单边、直线上升，不仅违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和改革意愿，并且扭曲市场价格规律和规则，而我国并没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因为我们缺少战略规划和计划目标。
中国需要全面规划金融开放和反思金融改革
美国次贷问题时历史前所未有的，其复杂性超出我们的预料与评估，其严重性和冲击力大于我们的预料，其延续时间必将超出过去金融危机，因为其最大的特色是最强发达国家——美国而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层面是考量或对应美国因素，无可替代和无法替代是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基本格局。
因此，对于美国次贷问题的认知需要从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战略性诸多层面全面分析与研究。而伴随美国次贷问题，美国充分运用自我优势，全面考量价格、心理、市场预期政策的相关性与反复性，又有战略、又有针对、又有周期、又有策略的把握自我和外部变化与调整。美国次贷问题是美国经济金融被动性风险的体现，其底线、影响以及结果，市场全然不知，但是美国最终通过自我把握和修正及调整，目前已经从被动变为主动。我们近期所经历的市场价格“过山车”的价格跌宕，似乎具有更值得思考与对待的重新认识美国次贷的风险与次贷的未来。
结合中国国情和自身特殊灾害与事件的因素，我们更需要全面、综合、有效应对美国次贷的影响甚至未来的冲击。
一是外部复杂与自我特殊“错行”的改革认知需要纠正与反思。
认知缺失，脱离实质或许是对当前我国面对的外部环境错位把握的评价。我们不仅需要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趋势，更需要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不成功的缺失，尤其是面对复杂国际局面的自我认定与认知更为紧迫与重要。
一方面是美国次贷包括西方国家整体的金融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在高端市场经济金融阶段和实力周期发生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改进与改革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改革与变革，进而发达国家投资机会需要我们谨慎把握和审慎应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金融开放和海外投资策略选择已经具有惨痛的教训和损失。我们简单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也不能短见的应对西方的问题与困难。
另一方面从自我角度看，我国的经济与市场趋势完全超出历届举办过奥运会的所有国家常态，我国经济与市场趋势完全与奥运会举办国家呈现明显的反差，即经济下降、价格回落，信心心理不稳定已经完全超出经济金融现实，其中最大的干扰背景就是美国问题的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异。面对这种情况，我国需要超脱国际态势，借鉴理论和历史经验，注重现实适时依据把握自己的机会与风险，而不能简单从价格或从手段对策上短期应对。我们需要认清新经济、新金融、新国际的大趋势，思考自我经济、独特经济与特殊经济的我国实际状况，采取有效、有力的对策，自我市主导，外部时借鉴，而不能只顾外部，忽略自我认知和自我需求，丧失调整和发展机会。
二是结构因素与突发因素“错位”的改革困境需要突破与改变。
对策低效，自满非理。我国的市场经济成功30年是历史进程中的“句号”，既不代表未来，也不预示未来前景，未来依然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时前所未有的，而我们应对问题的思路于对策是有缺失的。
一方面是中国国经济结构压力已经十分紧迫的摆在我国改革当头，而对经济结构的认知至今却依然存在“盲点”。工农业匹配缺失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压力的核心。笔者很早就撰文指出，国际产业结构发展改革路径是工业崛起、农业跟上，工农齐头并进达到服务业高速发展。
但是，至今我国农业问题依然是整体宏观经济结构的一个空白或重大缺失，工农脱节和差异发展是导致经济结构问题加重，以及短期微观难以均衡和结构性失控的主要原因。我国通货膨胀指标是一个表象指标，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缺失。当前的通货膨胀背后潜藏深层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少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我国农业的战略转变面临新的思考和战略布局。大经济、大金融和大国际的外部环境，需要我们用大字改变农业农村局限、局部以及规模改观与改变。
从当前实事和未来结果看，美国强大与主动、中国被动与艰难将愈加突出。这种比较中既有经济文化问题，更有制度效率与思维方式问题。
三是长远规划与短期策略“错觉”的改革缺失需要补充与改进。
短期应对，长远无奈。
中国经济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已经迫在眉睫，简单产品的创新不仅不能促进市场发展与创新，反之将可能制造金融损失与风险，制度改革滞后产品引进已经相当突出而紧迫。
全球经济核心已经转入金融时代，金融的核心作用已经更加突出。我国在金融发展方面的不足和缺失是相当明显的，除产品和市场以及体系问题外，我国金融战略的不足将是金融不足的根本。虽然从对外交往上，我们可以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家化没有时间表，但是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和金融管理机构应该有这种改革开放的时间表，有自己长远金融设想的战略规划。美国金融霸权之所以可以延续不衰，除去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外，金融战略则是其制胜的核心。
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依然局限在眼前短期指标的关注，缺少长远的外部观察和自我的长远战略规划，我们需要透过眼前、着眼未来，摆脱迷局、认清方向、明确目标，采取有力自我、有力长远的政策组合解决我国经济金融问题，把握我国经济金融主权，控制经济金融安全，达到短期与长期有效结合的利润和利益最大收获和进步。
中国的国际责任究竟有多大
中国在金融风暴中也是受害者，并非完全受益者，中国只能做到自己稳定，从而支持世界和国家和区域金融风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能力、水平和实力有限，并非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主角。
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与呼声，更多是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有所偏颇，即在没有完全达到金融危机程度上的认知，导致金融对策与应对不适宜和错觉对策，进而金融恐慌程度已经超出问题本身的严重性，并且愈加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和缓解。尤其随着次贷风暴的政府救助方案通过与否，股市下跌难以抑制，而在股市下跌中美元汇率直线上升，其中的战略和策略有值得认真考量和仔细研究的层面，尤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问题，不能从暂时、局部或个别判断整体和全局。
次贷风暴的前景年难以清晰，未来态势与目前深度不确定是最大的疑惑。虽然全球在一致对外救助，因为此次风暴的特点和特殊在于美国，因此，美国文化和理念带来的悲悲切切愈加严重的加重次贷问题的担忧和恶化。
在这种复杂和特殊性面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尤其是我国金融发展经验、经历和制度的缺失，我们很难界定问题和自我的位置，因此，保全自己就是保全世界，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对策已经是最好的例证。
面对不确定，我们不应操之过急连续采取对策，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循环和落实必须有充分的时间磨合和周期规律，如果过于着急的调节，或许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影响我们的判断和真实性。尤其是此次金融风暴起源美国，美国金融成熟性和经验充实，尤其是战略充分是我们难以预料和预期的，此次金融风暴并非是美国金融战略的落地，相反可能是金融风险的规划，我们不知道他的目标、目的，如果过于急躁调整或调节将有可能制造自我压力乃风险。
从我们已经出台的诸多对策看，效果并非如愿，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观望和磨合。尤其是当今世界处于传统经济与新经济之间的较量和转换，传统经济的许多东西需要新观念、新情况和新思维应对，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理论，也不能脱离传统理论，复杂性十分突出。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经验，特别是金融经验不足，我们需要冷静面对和认真思考，应当用长远应对短期，用复杂应对简单，用效率应对对策，我国经济既有自身规律，又超出了国际规律，相当复杂需要相当综合应对调整。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金融积累与发达国家具有本质的区别和差异，从现实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并非自有货币和金融大国或强国，从技术看，我国金融经验不足，从结构看，我国金融规模和数量小于发达国家。
综合而言，中国与经济学家预期的金融帝国相差巨大，可能性是短期乃中期都难以实现的。但是外国经济学家的信任在于我国的金融信誉和信用。1997年的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国际信誉和责任形象得到全世界认可，并且影响我国良好信誉至今，我国金融信誉已经远远超出金融实际效应和作用。而我国金融机会在于外部调整扩大，我国调整应加快，尤其要有战略和规划，而不能简单“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全面规划和设计我国的金融进程和节奏。我国的机会在于吸取教训和健全自己，凝聚机会强大和强壮自己。
香港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了人民币，其实际和有效需要认真总结。上海建立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不仅要看到机会，更要看到风险，我们过去走过的路经市忽略风险，盲从收益受到损失，我们要总结教训，其可行性需要超脱自我优势，尤其考量风险系数和压力。
亚欧峰会的期望大于结果，西方国家问题突出和相似以及问题主导，他们难以协调和难以放弃我们已经有充分的事例可以说明，峰会不会有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进展，依然是宣言和舆论上的应对和协商。中国不是问题主因，也不是援助主体，更不是主角，我们应尽到我国应有的责任，所谓负责任是自我职责、义务和能力之内，而非超出自我和现实承担所有责任和义务。
如果美国金融问题并没有达到所谓危机或衰退的态势， 而中国的应对则完全按照危机和衰退实施的对策措施，将不利于自我稳定，制造自己风险陷阱和改革桎梏。
不能对美国次贷风波判断过于简单
美国次贷问题发展至今完全没有达到市场普遍认定的金融危机程度，价格、机构与政策控制力都在美国战略、策略与技术之中，而非金融失控乃金融危机。
一方面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指标没有达到失控，华尔街的价格风暴显示了美国的控制力，并带动与刺激全球金融恐慌中金融价格调整幅度愈速度加大语加快，但是美国金融指标的控制能力和娴熟技术则相当有节奏和有组合。
另一方面是美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系控制力的有效、前瞻与防范。虽然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恐慌或信心不足扩大，但是美国金融体系与银行资质的高端和高效依然保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稳定，毕竟美国投行雷曼和美林严重挫伤美国金融体制信心。
但是，美国金融体系规模优势依然存在，8500家金融机构数量与440家有问题银行，或117家银行问题，或14家银行倒闭，包括美国六大投行中四家问题的暴露，这些依然是美国多数中的少数、全局中的局部以及整体中的个别问题，并非是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失控，或已经完全丧失金融控制能力。而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注资或投资救助，并非是美国金融机构缺少流动性。
笔者坚定地认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和规范控制，才使得金融体系在面对风险前景不确定中，采取谨慎和不动的对策，其中的策略和谋略在长远的收益和投资设计，眼前混乱中很难看到最终目的，但未来我们将会看得更加清楚。
第三就是美国的政策控制力高效和远见应对突出，并非其丧失宏观调控能力和机制。无论美联储或美国财政投入都表明当前美国对于次贷问题的过于敏感和过于恐慌，而实际状况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美国顺势而为和借题发挥的一种战略性策略组合，体现了美国市场经济调控的高端、前瞻与高效。美国政策控制力的有效也预示美国次贷是一次问题，而不是一场危机，华尔街是金融风暴，而不是金融危机。
面对美国次贷问题的复杂、特殊乃至迷失，中国在判断与应对美国问题时有时表现出简单判断、单一变动以及短期应对，有时完全丧失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时完全脱离金融现实状况，进而不仅我们没有控制住外部风险对我们的冲击和伤害，并且在经验和规律上也使自己处于尴尬与被动局面。另外，就是我们对于大国经济金融态势缺少自我判断、自我主见乃自我方向，进而有时忙从外部要价的改革、外部指引的改革以及外部错配的改革。
目前对美国次贷风暴分析过于技术指标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问题一波三折，从美国新世纪公司到美国投行贝尔斯登问题，再到美国投行雷曼和美林问题，美国心理恐慌指数不断上升，进而价格波也逐渐扩大。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美国全貌却十分矛盾与复杂，经济根基依然稳固。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超乎预料高涨，去年所预料的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衰退不仅没有出现，反之美国经济今年的表现逐渐高涨。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指标为0.9%，第二季度为1.9%、3.3%和2.8%；即使在去年美国次贷爆发的最严重时期，美国当季经济增长为4.8%，全年为2.2%；尤其是其经济总量从2006年的13万亿上升到2007年的14万亿美元，整个次贷问题中，美国经济的韧性、弹性和活力显示的淋漓尽致，美国经济不是因为次贷而受到削弱，反之则增强了竞争力和控制力。
另一方面是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并非是真实，国际金融与资源价格高涨显示的流动性过剩严重，而非流动性不足。一周以来的国际资源价格调整达到各自历史以来的单日最大化，其中石油价格可以达到25美元、24%的上涨幅度，黄金价格可以达到80美元的上涨水平，不仅表明流动性过剩的状况，更体现美国救市和注资的结果乃至目的所在。
另外就是美元资产价格的搭配和组合以及控制水平。美国始终抓住信心心理底线，控制价格水平，组合价格协调。而现实金融市场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指标当前趋势，既缺少对比指标的研究，包括自己和外部对比性，同时，缺少对价格趋势规律的认知，涨跌之中的下跌带来的情绪刺激和投资非理突出，进而局限眼前和局限价格成为美国借助问题炒作、调侃与发挥的有利因素和环境。而美国的金融战略出发点是设计长远的金融竞争，而非简单价格的应对和摆布。
面对美国次贷问题，我国金融应对的分析和判断更多关注的是价格变化的水平，简单判断的基点导致有时甚至丧失态势主见和价格主权。尤其是面对美国次贷问题的美元汇率调整，我国人民币价格被捆绑于美元价格之中，并且已经出现缺失主见的价格认定。我国人民币价格单边、直线上升，不仅违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和改革意愿，并且扭曲市场价格规律和规则，而我国并没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因为我们缺少战略规划和计划目标。
中国需要全面规划金融开放和反思金融改革
美国次贷问题时历史前所未有的，其复杂性超出我们的预料与评估，其严重性和冲击力大于我们的预料，其延续时间必将超出过去金融危机，因为其最大的特色是最强发达国家——美国而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层面是考量或对应美国因素，无可替代和无法替代是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基本格局。
因此，对于美国次贷问题的认知需要从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战略性诸多层面全面分析与研究。而伴随美国次贷问题，美国充分运用自我优势，全面考量价格、心理、市场预期政策的相关性与反复性，又有战略、又有针对、又有周期、又有策略的把握自我和外部变化与调整。美国次贷问题是美国经济金融被动性风险的体现，其底线、影响以及结果，市场全然不知，但是美国最终通过自我把握和修正及调整，目前已经从被动变为主动。我们近期所经历的市场价格“过山车”的价格跌宕，似乎具有更值得思考与对待的重新认识美国次贷的风险与次贷的未来。
结合中国国情和自身特殊灾害与事件的因素，我们更需要全面、综合、有效应对美国次贷的影响甚至未来的冲击。
一是外部复杂与自我特殊“错行”的改革认知需要纠正与反思。
认知缺失，脱离实质或许是对当前我国面对的外部环境错位把握的评价。我们不仅需要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趋势，更需要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不成功的缺失，尤其是面对复杂国际局面的自我认定与认知更为紧迫与重要。
一方面是美国次贷包括西方国家整体的金融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在高端市场经济金融阶段和实力周期发生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改进与改革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改革与变革，进而发达国家投资机会需要我们谨慎把握和审慎应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金融开放和海外投资策略选择已经具有惨痛的教训和损失。我们简单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也不能短见的应对西方的问题与困难。
另一方面从自我角度看，我国的经济与市场趋势完全超出历届举办过奥运会的所有国家常态，我国经济与市场趋势完全与奥运会举办国家呈现明显的反差，即经济下降、价格回落，信心心理不稳定已经完全超出经济金融现实，其中最大的干扰背景就是美国问题的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异。面对这种情况，我国需要超脱国际态势，借鉴理论和历史经验，注重现实适时依据把握自己的机会与风险，而不能简单从价格或从手段对策上短期应对。我们需要认清新经济、新金融、新国际的大趋势，思考自我经济、独特经济与特殊经济的我国实际状况，采取有效、有力的对策，自我市主导，外部时借鉴，而不能只顾外部，忽略自我认知和自我需求，丧失调整和发展机会。
二是结构因素与突发因素“错位”的改革困境需要突破与改变。
对策低效，自满非理。我国的市场经济成功30年是历史进程中的“句号”，既不代表未来，也不预示未来前景，未来依然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时前所未有的，而我们应对问题的思路于对策是有缺失的。
一方面是中国国经济结构压力已经十分紧迫的摆在我国改革当头，而对经济结构的认知至今却依然存在“盲点”。工农业匹配缺失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压力的核心。笔者很早就撰文指出，国际产业结构发展改革路径是工业崛起、农业跟上，工农齐头并进达到服务业高速发展。
但是，至今我国农业问题依然是整体宏观经济结构的一个空白或重大缺失，工农脱节和差异发展是导致经济结构问题加重，以及短期微观难以均衡和结构性失控的主要原因。我国通货膨胀指标是一个表象指标，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缺失。当前的通货膨胀背后潜藏深层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少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我国农业的战略转变面临新的思考和战略布局。大经济、大金融和大国际的外部环境，需要我们用大字改变农业农村局限、局部以及规模改观与改变。
从当前实事和未来结果看，美国强大与主动、中国被动与艰难将愈加突出。这种比较中既有经济文化问题，更有制度效率与思维方式问题。
三是长远规划与短期策略“错觉”的改革缺失需要补充与改进。
短期应对，长远无奈。
中国经济金融制度改革的突破已经迫在眉睫，简单产品的创新不仅不能促进市场发展与创新，反之将可能制造金融损失与风险，制度改革滞后产品引进已经相当突出而紧迫。
全球经济核心已经转入金融时代，金融的核心作用已经更加突出。我国在金融发展方面的不足和缺失是相当明显的，除产品和市场以及体系问题外，我国金融战略的不足将是金融不足的根本。虽然从对外交往上，我们可以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家化没有时间表，但是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和金融管理机构应该有这种改革开放的时间表，有自己长远金融设想的战略规划。美国金融霸权之所以可以延续不衰，除去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外，金融战略则是其制胜的核心。
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依然局限在眼前短期指标的关注，缺少长远的外部观察和自我的长远战略规划，我们需要透过眼前、着眼未来，摆脱迷局、认清方向、明确目标，采取有力自我、有力长远的政策组合解决我国经济金融问题，把握我国经济金融主权，控制经济金融安全，达到短期与长期有效结合的利润和利益最大收获和进步。
中国的国际责任究竟有多大
中国在金融风暴中也是受害者，并非完全受益者，中国只能做到自己稳定，从而支持世界和国家和区域金融风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能力、水平和实力有限，并非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主角。
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与呼声，更多是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有所偏颇，即在没有完全达到金融危机程度上的认知，导致金融对策与应对不适宜和错觉对策，进而金融恐慌程度已经超出问题本身的严重性，并且愈加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和缓解。尤其随着次贷风暴的政府救助方案通过与否，股市下跌难以抑制，而在股市下跌中美元汇率直线上升，其中的战略和策略有值得认真考量和仔细研究的层面，尤其需要综合、全面考量问题，不能从暂时、局部或个别判断整体和全局。
次贷风暴的前景年难以清晰，未来态势与目前深度不确定是最大的疑惑。虽然全球在一致对外救助，因为此次风暴的特点和特殊在于美国，因此，美国文化和理念带来的悲悲切切愈加严重的加重次贷问题的担忧和恶化。
在这种复杂和特殊性面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尤其是我国金融发展经验、经历和制度的缺失，我们很难界定问题和自我的位置，因此，保全自己就是保全世界，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对策已经是最好的例证。
面对不确定，我们不应操之过急连续采取对策，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循环和落实必须有充分的时间磨合和周期规律，如果过于着急的调节，或许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影响我们的判断和真实性。尤其是此次金融风暴起源美国，美国金融成熟性和经验充实，尤其是战略充分是我们难以预料和预期的，此次金融风暴并非是美国金融战略的落地，相反可能是金融风险的规划，我们不知道他的目标、目的，如果过于急躁调整或调节将有可能制造自我压力乃风险。
从我们已经出台的诸多对策看，效果并非如愿，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观望和磨合。尤其是当今世界处于传统经济与新经济之间的较量和转换，传统经济的许多东西需要新观念、新情况和新思维应对，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理论，也不能脱离传统理论，复杂性十分突出。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经验，特别是金融经验不足，我们需要冷静面对和认真思考，应当用长远应对短期，用复杂应对简单，用效率应对对策，我国经济既有自身规律，又超出了国际规律，相当复杂需要相当综合应对调整。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金融积累与发达国家具有本质的区别和差异，从现实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并非自有货币和金融大国或强国，从技术看，我国金融经验不足，从结构看，我国金融规模和数量小于发达国家。
综合而言，中国与经济学家预期的金融帝国相差巨大，可能性是短期乃中期都难以实现的。但是外国经济学家的信任在于我国的金融信誉和信用。1997年的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国际信誉和责任形象得到全世界认可，并且影响我国良好信誉至今，我国金融信誉已经远远超出金融实际效应和作用。而我国金融机会在于外部调整扩大，我国调整应加快，尤其要有战略和规划，而不能简单“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全面规划和设计我国的金融进程和节奏。我国的机会在于吸取教训和健全自己，凝聚机会强大和强壮自己。
香港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了人民币，其实际和有效需要认真总结。上海建立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不仅要看到机会，更要看到风险，我们过去走过的路经市忽略风险，盲从收益受到损失，我们要总结教训，其可行性需要超脱自我优势，尤其考量风险系数和压力。
亚欧峰会的期望大于结果，西方国家问题突出和相似以及问题主导，他们难以协调和难以放弃我们已经有充分的事例可以说明，峰会不会有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进展，依然是宣言和舆论上的应对和协商。中国不是问题主因，也不是援助主体，更不是主角，我们应尽到我国应有的责任，所谓负责任是自我职责、义务和能力之内，而非超出自我和现实承担所有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