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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纳西族的关注日益加重，相关领域的书籍、文章不可计数，截止到现今，对于纳西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5个范畴即：族源、民族关系和历史研究；婚姻家庭研究；文化研究；宗教研究以及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研究。在文化研究中，大多学者将重点放在了东巴文化以及东巴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上。对改土归流之后纳西族的变化，大多数学者从政治角度或者社会风俗角度出发进行谈论，而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缺少足够的关注。作为纳西族文化的中心地带，丽江地区纳西族在改土归流之后文化的变迁会影响着周边纳西族民众的改变，所以该地区文化转变对于理解现金纳西族文化状况有较大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突出的文章主要有杨福泉《“改土归流”中的“以夏变夷”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历史上丽江民间藏传佛教信仰之变迁》以及《丽江古城纳西和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王瑞平《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纳西族的影响》、段红云《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对于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的文化政策评价，大致分为两种相异的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认为其文化素质得到了较高的提升，由于木府统治被打破，人为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制度层面上消失，纳西族民众从汉文化上获取更多的信息，是历史的进步。这类文章以段红云《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为代表。而第二种态度则是对该政策不那么认同，甚至有些歧义。以杨福泉和王瑞平为代表，他们认为，不可否认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积极地作用，然而从文化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则具有着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全然不顾及纳西族的既有文化，将之前纳西族传统的文化边缘化，如杨福泉所说，“以这种文化专制政策为基础， 以清代大力提倡的程朱理学、 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 以八股科举文章为载体的灌输教育， 对纳西族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社会结构、 民族心理与汉族有很多差异的民族来讲，无论在社会文化变迁和民族性格的扭曲变异方面，都引起了不少的副作用。”本文并不是想做一个宏观的评判来衡量孰是孰非，而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在改土归流前后儒家文化如何传播、扩散到纳西族民众中。单纯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融入在纳西族的生活领域中，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势必与儒家文化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双方互相影响，最后所形成的、传播的儒家文化也仅是纳西化的儒文化而已。在这一互相影响、吸收的过程中，学堂成为这一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可以说，学堂的广泛建立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主体间对话，起到了重要的平台作用。本文较多的运用地方上的官方材料来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试图说明官方文化之传入边疆地区并不像政治政策效果那么“立竿见影”，而是在经过冲突、调和的复杂关系之下逐渐融入到边境地区，这一过程的结束也就预示着在儒家观念中，之前的边境地区已变为王朝的内陆。
二、改土归流之前儒家文化的“边缘化”
改土归流以前，丽江地区归木氏土司全权控制，在文化方面实行汉文化的垄断政策。据《丽江府志略·礼俗略》中记载到：
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
在官方的眼中，木氏土司对其民众采取的是“愚黔首”的文化政策，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上层内部对儒家文化进行学习。明朝时期，木氏土司就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教授其汉文化，并建造了“万卷楼”和“玉嵩书院”，这其中就藏有宋明时期的善本图书以数万卷计，各地区的方志也较为完备。据学者研究，当时木氏上层贵族的汉文化素养已经达到了能和当时滇中的一些名士相媲美的程度，几任土司还经常与杨慎、张志淳、李元阳等名士保持密切的书信交流，《云南志钞·边裔志》称赞道：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
对于汉学的重视，不排除木氏统治者对其文化的喜爱和尊崇，然而历代的木氏土司都颇为看重汉文化而又不许普通民众进行学习，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层面。木氏土司自觉地学习汉文化进而与中央政府构建出一个良好的平台而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禁止民众学习汉文化是担心动摇中央政府对木氏土司的支持，对木氏土司产生政治上的威胁。
然而当地的纳西族民众对儒家文化则毫无兴趣，一方面是受到土司政府的影响、干预，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对异类文化的不解以及“天朝”官员对该地文化的蔑视态度。
清朝康熙时期，中央王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各地土司再也不敢将朝廷派到地方的流官拒之门外，所以丽江通判顺利进入丽江而获得实权。《滇游记》中记载到康熙中期，当时木氏土司木兴对来丽江任职的流官态度是“见同知甚恭，称祖公， 自呼曰治晚生”。从极盛时，土司政权将流官“拒之门外”，流官仅为一虚衔，到康熙中期土司对流官“称祖公”， 其中折射出木氏权势的变迁。平定三藩后丽江第一任流官通判为孔子第六十六代孙孔兴询，由于血统以及中央政权的强势，孔兴询满怀着优越感进入这一“边郊地区”。然而对于丽江的状况，孔兴询大为不满，《丽江府志稿》记载到：
临丽伊始，睹山川之灵秀，与风俗卑陋异，不禁渭然三叹 因思变迁之道，必赖礼乐，礼乐之兴，在建文庙。
孔兴询认为丽江地区是“卑陋”的，因为当地有许多的行为（例如当地存有火葬习俗以及相关的丧葬宗教仪式）都是有违于礼乐教义的。而他的这一想法与中央王朝的想法一致，即用儒家伦理对这一地区加以改造。由于中央王朝的强大支持，使得孔兴询掌握着地方较大的权势，他在任期间捐俸兴建儒学，木兴为了讨好流官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而世府木君， 乃共乐盛事， 捐资以助其美”。至此以后（到改土归流之前），中央下派丽江的流官创建书院以此来传播儒家文化（康熙四十五年，樊经接替孔兴询任丽江通判，创建玉河书院，木兴从旁帮助修建；康熙四十九年，余文耀接替樊经，将玉河书院重新修整，并捐献了学田），然而在丽江地区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雍正初年，第一任丽江流官知府杨铋观察丽江当时的状况，直言说木氏视“建学为最拂意事”， “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他认为在丽江地区的儒家文化之所以这么边缘化表面上是由于建学事业的不发达，儒家学院并不太多而造成的，然而本质则是因为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木氏土司反对兴建学堂，动摇其文化统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是丽江的“聪颖子弟”较为排斥儒家文化，不想进入来进行过多的学习。
虽然儒学在丽江的纳西族民众属于较为便于的文化，但书院的开设对于宣传儒家文化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孔兴询建设学堂到雍正初年的改土归流，在这将近三十年中，历任丽江通判都对该地做出了一些文化教育的工作，木氏土官木兴也进行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虽然效果不是很大，但是为改土归流后儒学在丽江地区的兴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信息：石皓元（1991.03.11——），籍贯：河北省青龙县，现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13级学生，研究方向是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 。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纳西族的关注日益加重，相关领域的书籍、文章不可计数，截止到现今，对于纳西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5个范畴即：族源、民族关系和历史研究；婚姻家庭研究；文化研究；宗教研究以及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研究。在文化研究中，大多学者将重点放在了东巴文化以及东巴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上。对改土归流之后纳西族的变化，大多数学者从政治角度或者社会风俗角度出发进行谈论，而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缺少足够的关注。作为纳西族文化的中心地带，丽江地区纳西族在改土归流之后文化的变迁会影响着周边纳西族民众的改变，所以该地区文化转变对于理解现金纳西族文化状况有较大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突出的文章主要有杨福泉《“改土归流”中的“以夏变夷”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历史上丽江民间藏传佛教信仰之变迁》以及《丽江古城纳西和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王瑞平《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纳西族的影响》、段红云《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对于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的文化政策评价，大致分为两种相异的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认为其文化素质得到了较高的提升，由于木府统治被打破，人为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制度层面上消失，纳西族民众从汉文化上获取更多的信息，是历史的进步。这类文章以段红云《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为代表。而第二种态度则是对该政策不那么认同，甚至有些歧义。以杨福泉和王瑞平为代表，他们认为，不可否认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积极地作用，然而从文化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则具有着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全然不顾及纳西族的既有文化，将之前纳西族传统的文化边缘化，如杨福泉所说，“以这种文化专制政策为基础， 以清代大力提倡的程朱理学、 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 以八股科举文章为载体的灌输教育， 对纳西族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社会结构、 民族心理与汉族有很多差异的民族来讲，无论在社会文化变迁和民族性格的扭曲变异方面，都引起了不少的副作用。”本文并不是想做一个宏观的评判来衡量孰是孰非，而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在改土归流前后儒家文化如何传播、扩散到纳西族民众中。单纯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融入在纳西族的生活领域中，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势必与儒家文化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双方互相影响，最后所形成的、传播的儒家文化也仅是纳西化的儒文化而已。在这一互相影响、吸收的过程中，学堂成为这一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可以说，学堂的广泛建立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主体间对话，起到了重要的平台作用。本文较多的运用地方上的官方材料来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试图说明官方文化之传入边疆地区并不像政治政策效果那么“立竿见影”，而是在经过冲突、调和的复杂关系之下逐渐融入到边境地区，这一过程的结束也就预示着在儒家观念中，之前的边境地区已变为王朝的内陆。
二、改土归流之前儒家文化的“边缘化”
改土归流以前，丽江地区归木氏土司全权控制，在文化方面实行汉文化的垄断政策。据《丽江府志略·礼俗略》中记载到：
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
在官方的眼中，木氏土司对其民众采取的是“愚黔首”的文化政策，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上层内部对儒家文化进行学习。明朝时期，木氏土司就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教授其汉文化，并建造了“万卷楼”和“玉嵩书院”，这其中就藏有宋明时期的善本图书以数万卷计，各地区的方志也较为完备。据学者研究，当时木氏上层贵族的汉文化素养已经达到了能和当时滇中的一些名士相媲美的程度，几任土司还经常与杨慎、张志淳、李元阳等名士保持密切的书信交流，《云南志钞·边裔志》称赞道：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
对于汉学的重视，不排除木氏统治者对其文化的喜爱和尊崇，然而历代的木氏土司都颇为看重汉文化而又不许普通民众进行学习，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层面。木氏土司自觉地学习汉文化进而与中央政府构建出一个良好的平台而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禁止民众学习汉文化是担心动摇中央政府对木氏土司的支持，对木氏土司产生政治上的威胁。
然而当地的纳西族民众对儒家文化则毫无兴趣，一方面是受到土司政府的影响、干预，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对异类文化的不解以及“天朝”官员对该地文化的蔑视态度。
清朝康熙时期，中央王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各地土司再也不敢将朝廷派到地方的流官拒之门外，所以丽江通判顺利进入丽江而获得实权。《滇游记》中记载到康熙中期，当时木氏土司木兴对来丽江任职的流官态度是“见同知甚恭，称祖公， 自呼曰治晚生”。从极盛时，土司政权将流官“拒之门外”，流官仅为一虚衔，到康熙中期土司对流官“称祖公”， 其中折射出木氏权势的变迁。平定三藩后丽江第一任流官通判为孔子第六十六代孙孔兴询，由于血统以及中央政权的强势，孔兴询满怀着优越感进入这一“边郊地区”。然而对于丽江的状况，孔兴询大为不满，《丽江府志稿》记载到：
临丽伊始，睹山川之灵秀，与风俗卑陋异，不禁渭然三叹 因思变迁之道，必赖礼乐，礼乐之兴，在建文庙。
孔兴询认为丽江地区是“卑陋”的，因为当地有许多的行为（例如当地存有火葬习俗以及相关的丧葬宗教仪式）都是有违于礼乐教义的。而他的这一想法与中央王朝的想法一致，即用儒家伦理对这一地区加以改造。由于中央王朝的强大支持，使得孔兴询掌握着地方较大的权势，他在任期间捐俸兴建儒学，木兴为了讨好流官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而世府木君， 乃共乐盛事， 捐资以助其美”。至此以后（到改土归流之前），中央下派丽江的流官创建书院以此来传播儒家文化（康熙四十五年，樊经接替孔兴询任丽江通判，创建玉河书院，木兴从旁帮助修建；康熙四十九年，余文耀接替樊经，将玉河书院重新修整，并捐献了学田），然而在丽江地区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雍正初年，第一任丽江流官知府杨铋观察丽江当时的状况，直言说木氏视“建学为最拂意事”， “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他认为在丽江地区的儒家文化之所以这么边缘化表面上是由于建学事业的不发达，儒家学院并不太多而造成的，然而本质则是因为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木氏土司反对兴建学堂，动摇其文化统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是丽江的“聪颖子弟”较为排斥儒家文化，不想进入来进行过多的学习。
虽然儒学在丽江的纳西族民众属于较为便于的文化，但书院的开设对于宣传儒家文化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孔兴询建设学堂到雍正初年的改土归流，在这将近三十年中，历任丽江通判都对该地做出了一些文化教育的工作，木氏土官木兴也进行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虽然效果不是很大，但是为改土归流后儒学在丽江地区的兴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信息：石皓元（1991.03.11——），籍贯：河北省青龙县，现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13级学生，研究方向是民族历史与民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