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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改革以来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开始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引起了全世界瞩目。这一转变之所以被称为“新常态”，正是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显现。从众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经济增速趋缓是必然规律，只要政策举措得当，利益格局合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农业、农村和农民构成的“三农”，始终牵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大局，而农民收入增长又历来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持续吗？
改革以来的农民收入增长
从大量统计数据和田野调查案例看，改革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总体呈“N”型。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从80年代后期到2004年前后，农民收入增长总体上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4年后特别是2007年以来，又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
之所以会出现“N”型增长曲线，关键在于中国农民的资源禀赋，也就是家底有多厚的问题。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是贯穿中国漫长历史的主线，这一矛盾在明清交替之际升级，由于玉米、甘薯等美洲耐旱作物传入中国，大量农民上山垦植，随即出现人口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的“人口爆炸”现象，进而成为引发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850年前后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农业经营模式也陷入了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精细化耕作方式。从1949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育种、化肥、水利灌溉等领域的重大进展，加之“辛辛苦苦两三年，不如养个肉蛋蛋”式的口粮平均分配方式变相鼓励生育，70年代各地相继出现了劳动力相对于有限的土地严重过剩的“窝工”现象，标志着中国人地矛盾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包产到户不搞不行的根本原因，也是改革初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但是，同样由于人地矛盾高度紧张，包产到户为农户解放经营自主权的红利期非常短暂，即使放手干，虽然短期内有成效，但长期来看有限的土地必然只有有限的产出。随着劳动力投入越来越不合算，80年代后期中国农业增长开始明显减速，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乏力。虽然此时乡镇企业也正在崛起，但是随着经济规律显现，大部分乡镇企业最终难免昙花一现，给农民带来的打工机会有限且不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被困在地里，隐性失业现象严重，却又有日益沉重的农业税及搭车收费带来的负担。到了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的严峻态势引起全国重视，中央即时出台了减免农业税的重大改革，一举稳定了农村形势。
政策的影响毕竟有限，经济规律的影响才是本质的。就在此时，两个重大变化的影响显现，使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从低谷攀上第二个高峰。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市场的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机遇，工业化长期高速增长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就业机会，为长期忙活于温饱的中国农民找到了最大的出路。第二个因素是改革以来人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这就使劳动力从过去的供大于求向供求均衡甚至供不应求转变，而且转变就发生在短短数年之间。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出现局部的“民工荒”以来，“民工荒”从短期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向全国蔓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07年以来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上下，其中2011年增长率达到了21.2%。可以说，这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势头最好的阶段，也是中国农民为改革作出了重大奉献之后应得的回报。
数字是苍白的，农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才是最真实最鲜活的。不久前，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一位快满60岁的四川农民感叹说，现在终于赶上了好时代。1991年他第一次外出打工，在西北某省会城市做建筑工，一天5元，吃住都在工地，楼房搭好一层就把铺盖往上搬一层，而且时不时遇到工资拖欠。就这样的工作，还是因为远房亲戚是包工头，说了很多好话，才肯带他出去。打了20多年的工，最近这10年终于交上了好运，工价年年涨，现在在东北建筑工地做电焊工，一个月轻松挣到五六千块，住在板房里，有专门的食堂和洗澡间，工作时间也比以前明显短了。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他父亲那一辈想都无法想的事，虽然时间来得晚，他好歹赶上了，要不然供孩子上大学根本不敢想。
经济新常态下的变与不变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梳理一遍，正是为了说明，经济新常态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只要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仍在，同时政策举措适当，那么农民收入增长是可持续的。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有利于扩大就业。首先，经济新常态下，虽然制造业、建筑业等的比重可能会有所缩减而损失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是只要保持经济规模的适度扩张，新增就业机会通常会大于损失的就业机会。其次，随着对劳动力需求更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日益壮大，也会增加相当一部分就业机会，两相抵减，就业机会增长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从2012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和新增就业数据看，就业保持了平稳增长，这也部分解释了进入新常态后农民收入增长何以能保持势头。
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根据学术界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经开始大幅度下滑，目前在1.4到1.65之间，从国际看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从人口学基本规律看，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必然后果，生活富足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使育龄夫妇养育更多子女的意愿显著减弱，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加快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众多研究表明，虽然当前统计数据在口径上还存在一定偏差，但可以断定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已经出现，中长期影响不可低估，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也是支撑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三是农业经营效益有很大提升潜力。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国民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肉、蛋、奶等动物性蛋白摄入比重大幅度增加，从而为小农经济提升效益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由于农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农户多种经营的前景总体上看好。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特别是主粮安全更加重视，用于主粮生产的土地流转、粮食补贴方式等领域很可能推进相应改革，势必也会提升粮食种植的收益。
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农民带来的利好。一方面，随着“村改居”的深入推进，农村未来将由具有相当规模的居民点构成，人口集中以后，道路、桥梁、上下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户生产和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在自留地等方面进行更合理的规划安排，使农民生活成本并不显著增加的同时，既提高生产生活质量，也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对于无论是想要融入城镇还是留在农村的农民都将起到“托底”的作用，这也有利于收入增长。
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既要看清楚总体趋势，也要重视具体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和首创精神，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摸索更好答案。
农业、农村和农民构成的“三农”，始终牵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大局，而农民收入增长又历来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持续吗？
改革以来的农民收入增长
从大量统计数据和田野调查案例看，改革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总体呈“N”型。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从80年代后期到2004年前后，农民收入增长总体上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4年后特别是2007年以来，又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
之所以会出现“N”型增长曲线，关键在于中国农民的资源禀赋，也就是家底有多厚的问题。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是贯穿中国漫长历史的主线，这一矛盾在明清交替之际升级，由于玉米、甘薯等美洲耐旱作物传入中国，大量农民上山垦植，随即出现人口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的“人口爆炸”现象，进而成为引发太平天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850年前后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农业经营模式也陷入了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精细化耕作方式。从1949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育种、化肥、水利灌溉等领域的重大进展，加之“辛辛苦苦两三年，不如养个肉蛋蛋”式的口粮平均分配方式变相鼓励生育，70年代各地相继出现了劳动力相对于有限的土地严重过剩的“窝工”现象，标志着中国人地矛盾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包产到户不搞不行的根本原因，也是改革初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但是，同样由于人地矛盾高度紧张，包产到户为农户解放经营自主权的红利期非常短暂，即使放手干，虽然短期内有成效，但长期来看有限的土地必然只有有限的产出。随着劳动力投入越来越不合算，80年代后期中国农业增长开始明显减速，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乏力。虽然此时乡镇企业也正在崛起，但是随着经济规律显现，大部分乡镇企业最终难免昙花一现，给农民带来的打工机会有限且不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被困在地里，隐性失业现象严重，却又有日益沉重的农业税及搭车收费带来的负担。到了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的严峻态势引起全国重视，中央即时出台了减免农业税的重大改革，一举稳定了农村形势。
政策的影响毕竟有限，经济规律的影响才是本质的。就在此时，两个重大变化的影响显现，使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从低谷攀上第二个高峰。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市场的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机遇，工业化长期高速增长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就业机会，为长期忙活于温饱的中国农民找到了最大的出路。第二个因素是改革以来人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这就使劳动力从过去的供大于求向供求均衡甚至供不应求转变，而且转变就发生在短短数年之间。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出现局部的“民工荒”以来，“民工荒”从短期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向全国蔓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07年以来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上下，其中2011年增长率达到了21.2%。可以说，这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势头最好的阶段，也是中国农民为改革作出了重大奉献之后应得的回报。
数字是苍白的，农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才是最真实最鲜活的。不久前，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一位快满60岁的四川农民感叹说，现在终于赶上了好时代。1991年他第一次外出打工，在西北某省会城市做建筑工，一天5元，吃住都在工地，楼房搭好一层就把铺盖往上搬一层，而且时不时遇到工资拖欠。就这样的工作，还是因为远房亲戚是包工头，说了很多好话，才肯带他出去。打了20多年的工，最近这10年终于交上了好运，工价年年涨，现在在东北建筑工地做电焊工，一个月轻松挣到五六千块，住在板房里，有专门的食堂和洗澡间，工作时间也比以前明显短了。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他父亲那一辈想都无法想的事，虽然时间来得晚，他好歹赶上了，要不然供孩子上大学根本不敢想。
经济新常态下的变与不变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梳理一遍，正是为了说明，经济新常态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只要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仍在，同时政策举措适当，那么农民收入增长是可持续的。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有利于扩大就业。首先，经济新常态下，虽然制造业、建筑业等的比重可能会有所缩减而损失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是只要保持经济规模的适度扩张，新增就业机会通常会大于损失的就业机会。其次，随着对劳动力需求更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日益壮大，也会增加相当一部分就业机会，两相抵减，就业机会增长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从2012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和新增就业数据看，就业保持了平稳增长，这也部分解释了进入新常态后农民收入增长何以能保持势头。
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根据学术界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经开始大幅度下滑，目前在1.4到1.65之间，从国际看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从人口学基本规律看，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必然后果，生活富足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使育龄夫妇养育更多子女的意愿显著减弱，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加快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众多研究表明，虽然当前统计数据在口径上还存在一定偏差，但可以断定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已经出现，中长期影响不可低估，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也是支撑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三是农业经营效益有很大提升潜力。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国民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肉、蛋、奶等动物性蛋白摄入比重大幅度增加，从而为小农经济提升效益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由于农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农户多种经营的前景总体上看好。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特别是主粮安全更加重视，用于主粮生产的土地流转、粮食补贴方式等领域很可能推进相应改革，势必也会提升粮食种植的收益。
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农民带来的利好。一方面，随着“村改居”的深入推进，农村未来将由具有相当规模的居民点构成，人口集中以后，道路、桥梁、上下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户生产和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在自留地等方面进行更合理的规划安排，使农民生活成本并不显著增加的同时，既提高生产生活质量，也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对于无论是想要融入城镇还是留在农村的农民都将起到“托底”的作用，这也有利于收入增长。
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既要看清楚总体趋势，也要重视具体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和首创精神，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摸索更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