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上映，赞弹者，皆有之。
　　对于弹者，陆川坦言，已经刀枪不入。
　　“票房才是硬道理。”
　　
　　人与人的世界是完全无法沟通的，通过电影与人沟通，会更安全一些。
　　
　　记者进门时，陆川正背对着房间门坐着。发型师的双手在他头发上安静地来回跳动。陆川在这跳动的双手下忙着接电话、收发短信。
　　“……1亿票房，不是问题……”
　　发胶喷到手机硕大的屏幕上，他拿着在黑色裤管上来回蹭了蹭，接着打电话。
　　陆川穿一身黑，包括鞋袜。极合身的衣裤，越发显得他高瘦。
　　“身材这么好，是因为当过8年兵吗？”
　　“倒不是。是累的”，他声音很轻，语速缓慢，“广州是我们宣传的第11站。每天跑一个城市。昨晚我2点多睡下，今早5点起来赶飞机。”
　　“这样的巡回宣传会让你难受吗？”
　　“不会。一丁点都不会。我很愿意和市场最基层的院线经理沟通，让他们知道我的片子是怎样的片子，我的信念信仰是怎样的，我是怎样的人。”
　　
　　和大粪打仗赢了也只是粪叉
　　言谈间，助手走进来，跟他商量下午的流程。陆川问助手，天涯论坛的事搞定了吗？他们看过片子了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说，你让他们一定要看看片子！
　　助手一走，未及记者发问，陆川解释道：天涯就是跟王中磊华谊兄弟他们（《拉贝日记》出品方）合作的，弄了50篇稿子针对我们。最可气的是，其中只有10篇是说《拉贝日记》好的，剩下的40篇，都是骂我们怎么坏的。所以今天下午我要见见天涯的人。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们有人在里面。”
　　“无间道？”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一个论坛上，帖子都是集中的、一面倒地骂这个片子，那肯定是反常的、有问题的。为什么新浪上就没有这种状况？”
　　对于和王中磊的这场骂战，陆川在之前回应媒体时，曾提到，“我不和大粪作战。你和大粪打仗，你赢了，也只证明你是粪叉。”然而，这几天，陆川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真相”，而不再是“隐忍”。
　　“会觉得这是对方给你设的一个套吗？让你配合着往里面跳，帮他炒作？”
　　“他不是……他们雇请网络公司，利用民族主义搞政治迫害，用非常不道德的手段，进行舆论绑架。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业垄断手段，这是很小气、卑劣的做法！”用比之前稍快的语速，陆川完全否认了对方炒作之说。
　　“你看网上的很多帖子，一看就是组织的。他们没看过这个片子，然后就在那骂，这不是很反常吗？一开始媒体都以为这是民间的说法。可是，现在票房有7000万了，那么多老百姓都去看了，有几个老百姓说这个话呀？……但是他要玩这个游戏，我们就一起玩吧。”
　　“这些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现在不会了。我现在简直刀枪不入了。”舒了一口气，陆川向沙发后背靠过去，语速放慢。
　　“要是搁在《寻枪》、《可可西里》那会儿，我是真气。《可可西里》那片子，算是美誉度不错的了吧，我们吃了那么多苦，还是有许多人在那跳着脚骂。但是现在，我就想，经历这些东西挺好的。新生的东西破土而出，是要经历点什么才好。就像经历过霜打的麦子，没蔫的、活下来的那些会更牛。他们现在已经打不倒我了。今天早上我才知道，截至昨天，我们首周末票房7000万。我现在就算一分钱不赚，我这事儿也成了，这片它成了。”
　　“现在每天票房1000万，怎么可能不赚呢？我已经是个7000万的导演了。票房才是硬道理。你知道，我现在对着那些肆无忌惮、歇斯底里、跳起脚来骂我的人，倒有几分快意。我拍的东西，还能让你那么难受，有那么大的生理反应？！我就有种恶作剧的快感。”
　　“胡适就说，他时常替那些骂他的人着急，‘他怎么就骂不到点子上去？’”记者说。
　　“对！”
　　当天下午的广州媒体见面会上，当有记者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时，陆川 “引用”了胡适的感受。
　　
　　“城府很深”的大男孩
　　从“真的生气”到享受被骂的“快意”，这是陆川自认的成长。“这些年，我一直在拍电影的过程里成长。” 他感谢这种成长。
　　“自卑”、“孤僻”，是他给曾经的自己贴上的标签。“因为我有一个破碎的童年。”
　　陆川的童年，被城市切割成碎片。在新疆出生后，他就在新疆、上海、新疆、北京之间轮换着度过童年。他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小伙伴，跟父母也有距离感、不交心。
　　“我们家里，大家彼此是爱着的，但是没有很亲密的感觉。别人家经常一家人一起干个什么，我们家很少。家庭意识很淡。”
　　“孤僻得很。弟弟是个小神童，所以又自卑。”
　　在学校里，这是个另类的孩子。在他3年级的时候，妈妈就把6年级的数学都给他教完了。但是，与大多数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同，这个尖子生总喜欢跟蹲班生（留级生）粘在一起，却又不干打架之类的坏事。“这孩子城府深”，是老师贴给他的标签。
　　有一回，陆川站在教室窗户边上，冲着操场愣神。不远处操场上的一帮学生打起来了。老师找来陆川问是谁先动手的。陆川说，不知道。老师怎么问，他就是“不知道”。老师恼火地撂下一句：“这孩子城府太深了！”
　　其实陆川是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在走神，真是没留意。但是我无论怎么解释都没用。”至今想起来，那件事都还让他感叹：“那一刻，我对学校和老师失望透顶了。也明白了，人和人的世界是永远无法沟通的。”
　　


　　“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好点。但是，我仍然认为，通过电影跟人沟通更安全些。”
　　这种不安全、自卑、孤僻感，就如他身后的影子，当聚光灯亮起时，影子就淡得连他自己也觉察不出；但大幕被掀起前，暗地里的陆川，被那影子一路追赶。
　　广州媒体见面会上，陆川对在场记者说：“这次票房绝对是惊喜。上映前，我都担心过，会不会大幕掀起时，台下空无一人。”
　　这便是另一个陆川。“我有时会有非常简单、单纯的一面。”他自评。
　　这句话，与他多年的兄弟，《可可西里》的副导演、《南京！南京！》执行导演及男三号演员赵一穗对其的评价颇为一致，“好多时候，他就是个大男孩。”
　　这个大男孩会在开心网上争车位；会成天在家里找眼镜找手机找钥匙；会10年搬19次家，至今住着租来的房子；会在三部电影开机前，次次剃光头，以给自己“仪式感”，此外还要在剧组房间里写上大大的“戒”字高高挂起；会在父亲与韩寒骂战时，直接跳出来骂韩寒是个“二逼”、“臭傻逼”；会时不时跟兄弟闹个脾气，然后一起出去喝个泪流满面；也会在剧组遇到困难时，忍不住掉眼泪。
　　艾未未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陆川：“我认为一个年轻导演在谈论自己的影片时应该是高兴，他却哭了。其实片子拍了两年多，再多的坎坷、悲惨都应该过去了，不存在了，可他却一提就哭。”这是《可可西里》上映前，陆川请艾未未去看片时的事。
　　2006年底，《南京！南京！》的一家投资商，半路投资卡壳了。一家停，家家也都跟着停。剧组里的年轻人热情正高，陆川不敢把消息告诉大家。一个人憋着，疯狂地到处打电话。赵一穗看出来他不对劲，问他出了什么事。陆川眼圈一红，当晚兄弟两人又出去喝酒了。
　　“陆川酒量不错，白酒能喝8两。拍《可可西里》时，我们两个人，跟保护队的十几个人干，都过来了。他也喜欢喝。”
　　有一晚，刘烨、赵一穗一帮组里的兄弟没让陆川知道，开了范伟送陆川的一瓶30年五粮液。等陆川回来，白酒喝完，正在喝一瓶朋友祝贺陆川开机送的葡萄酒。
　　陆川急了。他急的倒不是酒。“你们丫拿纸杯喝几万块一瓶的葡萄酒，太糟蹋了！”叫完马上抢过纸杯喝一口马上要被干光的酒。
　　被问及压力时，陆川也主动坦言，拍片时，减压的方式之一，就是跟剧组人一起出去喝酒。
　　压力大了，兄弟间也不免有摩擦之处。
　　有一次在片场，赵一穗的一个镜头拍了两条还是不行。陆川不高兴，说了赵一穗几句。平时又要做导演又要当演员的赵一穗一被训，委屈都上来了：“为什么别的演员都能拍七八条，我就非要一两条就过？”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导演！你当什么演员？”陆川当仁不让。
　　“我从来都是喜欢当演员，这是我爱好，怎么了？”
　　“你要是不当这执行导演，咱兄弟就没得做！”陆川说得斩钉截铁。
　　俩人僵起来了。晚上，陆川拿着水果到赵一穗房间，“兄弟，看你那小心眼，还生我气呢？你看，咱拍这戏，能走到这步真挺不容易的……”说着，眼圈就红了。
　　赵一穗一看，也跟着红了眼睛。那晚，兄弟两人在沈阳的一家茶艺馆，对坐着，就着许多眼泪，喝了许多酒。
　　“他这人，当着大家面从来不服输。都是等就剩我们俩了，他就过来跟我说，兄弟啊……大部分时候，还是我先低头。都是多年的兄弟了。他对我也挺好。好多时候，就是挺大孩子的一个人。”
　　
　　对话
　　
　　我有幸遇见姜文田壮壮
　　
　　《风尚周报》：《南京！南京！》拍前拍后的审查都能通过（那年同时有四五部申报的电影都要拍南京大屠杀，这是唯一被批准的一部），跟中南海的那晚见的大人物，在你看来，有多大关系？有没有特别琢磨过电影审查制度，以便更容易通过？
　　陆川：有关方面已经跟我说，不太适合提中南海这事儿了。电影审查制度，我没研究过。
　　《风尚周报》：自己都被这么顺利通过检查吓着了吧？
　　陆川：我今天跟你说点玄的，你别不信。以前我总跟记者说我们怎么怎么努力，怎么怎么坚持，都过来了。其实，我内心底里，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事办不成过。我不知道能办得多成，但是我潜意识里，就是觉得这事能办成。
　　2003年，在可可西里的时候，有天收工后，夕阳斜照着，我们开着车子从戈壁滩往公路上走。我忽然扭头对身后的曹郁（陆川御用摄影师）说，下一部咱拍南京大屠杀吧。当时曹郁觉得不可行，难度太大。
　　后来我就完全把这事忘了。2006年，我跟曹郁商量下部戏拍什么好，曹郁说要不拍你以前说过的南京大屠杀吧。那时，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但是你看，最后还办成了。
　　我总觉得，可可西里那个神山圣水的地方，冥冥中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一直在帮着我。我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完成这个事，我觉得是有股力量在帮我。
　　反正每次我觉得要撑不下去了，转机就出现了。审查的时候、投资出问题的时候、拍摄遇到难题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酒店，我记得很清楚。《可可西里》在东京参奖时，走进帝国酒店，我恍然发现，就是我梦里见过的那个酒店！
　　我前阵子算命，那算命的人就跟我说，我现在想做什么事，越是难的，越能成。这叫遇煞驱煞。这给了我很大信心。（那你现在觉得什么事对你而言是最难的？）还没遇见。
　　《风尚周报》：现在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还有哪些局限性?
　　陆川：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触底了。在知识积累、情怀，甚至景地施工操控方面，我都感觉到了自己的疆界。
　　《风尚周报》：那要怎样给自己充电？
　　拍电影本身就是充电的过程。这一部这样，下一部我相信就会做得更好。我始终认为拍电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可可西里》是700多万的票房，《南京！南京！》目前已经是7000万了，过亿不是问题。这就像你在家里砌的一个水池和三峡大坝的区别。拍电影给了我很大的提升。
　　拍片就像面对一个古墓，每次打一个洞，从里面掏出一个青铜器，看看，下次再掏一个，总有新的发现。
　　《风尚周报》：电影处女作就能跟姜文合作，这真如外界所说，跟你家庭背景、爸爸是知名剧作家有关吗？
　　陆川：切，一点关系没有。我爸爸他只是个剧作家，根本不认识电影圈里的人。我那时候就写剧本，写了《黑洞》、《寻枪》的剧本。我就到处投稿。后来投给张雷大姐。她给姜文看了，姜文看了30多页，就决定要拍。我们见了一次面，聊得很愉快，就决定合作了。
　　我很庆幸一进圈子就遇见他。他给我以后做导演设定了一个标准。他是一个有天分，并且很努力的人，做事情一丝不苟，对电影的制作要求非常严格。
　　《风尚周报》：田壮壮也是你很敬佩的电影人？
　　陆川：对，非常敬佩，专业上、为人上。他是那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身上有股侠气，作品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是有大师气质的人。
　　他是我就读的北影老师，我没什么事，总爱去他办公室坐坐。他办公室总是很多人，像沙龙一样。我去了，他就跟我倒上普洱茶，我就只要在那坐着，心里就舒服。
　　有时候，遇见什么问题、压力，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不用多说什么，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心里特别踏实。
　　《风尚周报》：为什么在每部戏开机前都要剃光头？
　　陆川：给自己仪式感、严肃感。尤其拍《可可西里》的时候，那里实在是神山圣水的地方。当地人有“巡山”的宗教仪式，我觉得我们拍那部戏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宗教仪式。
　　《风尚周报》：在可可西里呆了那么久，对藏区印象如何？
　　陆川：我在那里接触到的藏民，大都穿着牛仔裤、T恤衫，跟内地的人没什么不同。汉文化的交流已经非常深入了。我就觉得，开放这个地区时，中央政府能考虑保护藏区固有的文化，不能让它失去自己的特色。
　　《风尚周报》：下一部电影有计划吗？据说你想拍活色生香的歌舞剧？
　　陆川：还没想好。
　　现在我的身体、理智、灵魂对下一部电影的渴望，各不相同。身体就想放松，不想那么累地挖掘人性了，可以找个轻松的角度；理智呢，还想做我一直关注的母题：人、人性；灵魂，我自己也说不清了，就是三方面向三个方向去。
　　我就把眼下《南京！南京！》的事，全都一心一意弄好再说。
　　《风尚周报》：关注人性，会更偏爱欧洲电影吗？
　　陆川：我喜欢欧洲电影，但是也讨厌里面一些沉闷、说教的东西。时常，我更喜欢美国电影里的明快。为什么讲人性就要那么沉闷、灰调子啊，人性也有很多闪着光的东西啊。
　　《风尚周报》：你在片场是会骂人的那种导演吗？
　　陆川：我在片场从来不发火，都在底下发。片场是一个创作的地方，人只有在松弛的状态下，才能好好创作。底下，我是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的人，如果什么事不按照流程、管理来，我就受不了，就发火。
　　《风尚周报》：据说票房过亿，有人要裸奔？
　　陆川：（笑）是。韩三平曾经跟我说，《南京！南京！》要是票房过亿，我就在松江影视基地裸奔！他可是当着林建岳和江苏台台长周莉的面说的，我看，他这次是要裸奔了，哈哈。
　　
　　在日本上映，相信我，肯定不会比这4年的时间更难，等我好消息。只要能在日本上映，就能达到它该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