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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黑人权力运动风起云涌。民权运动领袖们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理念，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和集体文化身份认同。通过解析艾丽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当》等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寻根主题，探究了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泛非主义文化如何为非裔美国人树立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和同质性意识以及使非洲国家认识到约束主权的必要性，从而重塑其非洲集体文化身份。
关键词：美国黑人文学；泛非文化；寻根主题；集体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07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6.0031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风起云涌。民权运动领袖们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理念，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和集体文化身份认同。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外婆的日用家当》（“Everyday Use for Grandma”1973）、《梅丽迪安》（“Meridian”1976）；托妮·莫里森的（Toni Morrison）《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根》（“Roots”1977）等，是泛非主义文化运动期间最具代表的经典小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黑人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对黑人祖先寻根的追求。70年代以后，寻根已深化为对美国黑人民族与美洲大陆之间密切维系的探寻。以艾丽斯·沃克为代表的黑人作家，不倦追索祖先从黑非洲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悲惨历程，以及令人感伤和悲哀的心路历程。创作此类小说反映了黑人小说家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并企图以此类小说的创作显示出黑人民族丰富的历史渊源，从而提高黑人在美国的社会文化品位和人文背景。
一、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迷失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可释为行为主体在交际中形成的共有知识，以及这些共有知识使行为主体形成的共同信念。传统意义的“文化”，主要涉及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建构主义的“文化”，则涉及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和观念。泛非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把非洲、非洲人、非洲后裔看作一个整体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其追求的目标是：使非洲获得新生并实现统一，推动非洲人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情感，为非洲价值观而骄傲，再现非洲昔日的辉煌。
非裔美国人是最早“流散”到美洲大陆“定居”的民族之一。时空距离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遗忘了非洲传统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在白人隔离压迫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伤痛文化。受民族自决口号影响的泛非主义文化思潮，早在帝国主义忙于重新瓜分殖民地时就已兴起，其领袖是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杜波依斯的泛非主义文化理念内涵为“在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黑）人总是感觉到他的文化身份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美国黑人的历史便是这种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自觉的人格，渴望把自己的双重自我合并成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1]。
《外婆的日用家当》中大女儿迪伊就是具有“两重性”文化身份的非裔流散族裔代表。出身于美国黑人家庭的迪伊，从小接受主流白人文化教育，对黑人文化有厌恶的感觉。她厌恶母亲的黑人外貌和笨嘴拙舌，厌恶妹妹的丑陋和逆来顺受；当大火烧毁老房子时，她高兴得想跳舞；当母亲将祖母缝制的百衲被赠予她读大学用时，她毅然拒绝。迪伊试图摆脱黑人的生活环境，一心想要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她从白人角度看待和评价自己的种族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根”，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流散”，一种民族悲剧。在黑人民权运动影响下，迪伊开着豪车衣锦还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給母亲和妹妹拍照，而照片的背景竟是曾经令她生厌的老房子；她蓄着非洲爆炸式发型，放弃时尚西式短裙，改穿非洲鲜艳宽大的民族服装。正是这些刻意追求黑人文化遗产的举动，更能反映出迪伊内心的两重性。受教育对黑人是一柄双刃剑，接受白人教育后的迪伊终于走进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白人社会，成为了美国黑人中白人社会的代言人，即黑人批评理论家弗朗兹·法侬所说的“黑皮肤、白面具”的人。迪伊虽接收了白人教育，精神上却摆脱不了黑人文化的根，从而踏上寻根之旅。
而作家莫里森通过《所罗门之歌》，展示了美国黑人从思想困惑，到重拾自我，追寻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之根的过程。“奶娃”的成长经历就是美国黑人成长史的缩影。他们因身份疑惑，时常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他们渴望改变却又找不到出路。姑妈引导他走出了冷漠狭隘的个人世界，踏上了认祖归宗之路。初归故土的奶娃，潜意识表现出类似白人的优越感，他的自私和高傲终于在心理上激怒了南方黑人同胞。小说中同胞们对奶娃如此评价：“他们看见他的皮肤其实和他们的一样黑，但是知道他有一颗白人的心”[2]。历经洗礼与磨难，奶娃认识到白人社会的伦理道德对黑人并不适宜，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从而产生了非洲民族自豪感和精神归属感。
二、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泛非文化集体身份寻根
泛非主义文化旨在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泛非主义文化是非洲国家遭受长期压迫的独特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和集体意识，体现了非洲的人文、道德和政治价值。泛非主义文化为非洲国家统一和团结提供了政治、道德和智力上的源泉。这种根植于泛非主义文化的非洲集体身份认同，有助于在非洲国家中发展一种普遍的非洲共同利益，使非洲国家为整个非洲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泛非主义文化不仅在组织行动上孕育了非洲一体化，更为非洲民族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提供了精神动力。不同历史时期，泛非主义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如果泛非主义文化成为非洲国家间的“文化”，那么它就能对非洲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文化”主要是通过影响4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从而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美国黑人权力运动时期小说中的黑人青年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开启他们的泛非主义文化身份寻根之旅。 （一）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相互依存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实施片面的经济开发和剥削，使得非洲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且被迫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垂直分工体系和纵向贸易关系。欧洲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建立起封闭的经济体系，切断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强化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排他性的纵向联系，客观上造成非洲殖民地之间关系相互依存度较低，但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非洲国家又处于命运相互依存的状况。
泛非主义文化提出，政治上，非洲应加强团结、合作和协调，非洲以一个声音说话，坚持共同立场，使非洲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合适的地位。同时，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助于抵御西方干涉；经济上，泛非主义文化号召非洲人民集中他们的资源，从而建立起符合共同利益的强有力的经济体。以集体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有助于增强非洲在世界经济谈判中的实力，为非洲国家争取更多利益。因此，泛非主义文化使非洲国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主观相互依存意识。被子是美国黑人家庭重要的历史遗产，缝制被子在家庭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记录家庭历史的主要方式。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洞悉其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3]。作为美国社会亚文化群体的黑人，长期受到主流文化白人群体的压抑，因此需要一种体现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其民族集体精神的东西来增强本民族的亲和力，此一使命终落于日用家当——百衲被。美国黑人的被子作为美国艺术组成部分在20世纪后半期确定了其地位，被子作为艺术收藏品在美国历史传统悠久，美国东部诸州博物馆长期收藏着手工缝制的拼花被子[4]45。研究发现，非洲妇女穿针引线的方式与美国黑人被子的针法有相同之处，因此黑人被子的美学根源有一部分来自非洲传统。《外婆的日用家当》中，艾丽斯·沃克特意指明其中一条黑人被子是“踏遍群山图案”。迪伊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对“黑人艺术”的觉醒和政治上的觉悟，她清楚认识到所处时代是一个基于泛非主义文化，且相互依存的“新时代”，也使她更有责任继承被子的艺术遗产和政治遗产。丹佛大学教授捷克兰·陶彬（Jacqueline Tobin）根据黑人被子创作者的口述历史出版了其专著《隐藏在图案里：被子的秘密故事和地下铁路》，这本书讲述了黑人奴隶在内战前利用被子的帮助，通过地下铁路实现逃亡的故事[4]48。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妇女出售亲手缝制的手工被，为运动的开展筹集资金。她们组成“自由被子合作社”进行生产自助。黑人妇女利用被子从事政治运动的情景与北方废奴运动相呼应。“缝合”（piecing）在妇女文本的“词语的百衲被”中，没有从属，没有等级。“百衲被”的多元化和凝聚性特征为渴望新文化身份的美国黑人带来了希望[5]。非裔美国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强烈的寻根性，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习俗。
（二）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命运与共
独立之初，新生的非洲国家处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其发展十分不利且面对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现实困境，自然产生了对非洲的归属感和整体意识，形成具有共同命运和相同遭遇的“共同体”。基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共同命运”感，此时的泛非主义文化强调非洲人民必须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其具体目标为争取非洲大陆独立，实现非洲大陆统一以及在泛非主义文化基础上，实现非洲大陆复兴。作为当时非洲大陆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泛非主义文化成为体现“共同的历史遭遇、历史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联系纽带，有助于其塑造共同命运意识。
史学家乔伊纳认为：“一个人的名字是其文化身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6]。《外婆的日用家当》中，大女儿迪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一个非洲名字，反映了她在民权运动中的泛非主义文化的政治倾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高涨，黑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激起了新一轮的更名热。美国黑人由名字更改而引起集体文化身份的改变。引发集体文化身份从colored和negro变成black，由black再变到AfroAmerican，又三變为AfricanAmerican[4]96。更名的结果体现了美国黑人的集体双重文化身份：他们既是非洲人，也是美国人。同时，废奴时期没有及时将奴隶名字摒弃的黑人开始寻求新名字。迪伊正是此时加入更名者的行列。此时民权运动领袖们不但倡导更名，更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理念和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在泛非主义文化影响下，美国黑人向非洲寻求文化根源并不把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分开来。相反，很多人在选用非洲名字时心系整个非洲大陆，特地使用非洲混合语言名字。迪伊改名为“Wangero Leewanika Kemanjo”，就是一个东非部落名字的混合。在泛非主义文化的理念中，美国黑人使用的非洲名字含义准确与否并不重要。民权运动中黑人更名的非洲化是为了求异，寻求与白人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迪伊更名的本质是基于泛非主义文化，寻求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且蕴含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压迫斗争的相互声援意义。《根》中提及非洲人一生要经历的重要仪式，其中包括命名仪式。名字，承担着父辈的希望，承担着阿拉神的祝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7]。被贩卖到美国后，康达对白人主人将他改名为“托比”十分愤怒，失去名字意味着失去与非洲的联系，失去自己的“根”。他们最大的心理创伤，就是如果没有名字彰显他们的身份，死后则无法与他们的祖先取得联系。黑人的文化身份包含了因时间、空间距离和种族压迫而大部分遗忘了的非洲文化，美国黑人在新大陆创造出的正面文化以及他们在白人奴驭、隔离和歧视等种族主义语境下形成的负面伤痛文化。大部分美国黑人能认同他们所创造的正面文化，对于负面伤痛文化，他们却因痛苦而无法面对[8]。
（三）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具有同质性
非洲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内部多样性特征明显。独立前，非洲被瓜分为英属、法属、葡属、意属、西属、比属殖民区，各个殖民区使用不同的语言。尽管存在内部明显的差异性，但泛非主义文化旨在复兴“黑人精神”和“非洲特性”，即在文化上把非洲看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于非洲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非洲人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音乐和生活方式等。泛非主义文化赋予非洲大陆共同精神文化，为非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的美国，广大黑人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的民族性问题。黑人活动分子公开宣称英语语言有民族性，属于白人。更有黑人代表宣称“英语语言是我的敌人”[4]104。悠久的文化必然有其语言来记录，而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美洲早期泛非主义文化思想是民权运动向非洲寻求新语言身份的动力之一。民权运动中语言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当时泛非主义文化的传播和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种族主义排他性的认识直接相关。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寻根与非洲相关的集体文化和语言身份，非洲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同质性，即受压迫的各民族黑人民众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学习一种非洲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甚至为将来在非洲生活作好准备，成为《外婆的日用家当》中迪伊这一代黑人青年追求的目标之一。尽管不少非洲语言成为美国黑人学习的目标语言，民权运动期间，广大黑人民众更多地选择非洲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作为自己语言身份重塑和与非洲联系的标志。泛非主义文化运动不断将斯瓦西里语推向对抗和取代占主宰地位的欧洲殖民主义语言的地位。迪伊选择的非洲语言是与斯瓦西里语接近的东非语言中的卢干达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迪伊放弃英语而使用非洲语言是作为黑人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话语权力是美国黑人向非洲寻求文化身份根源时的泛非主义文化主张。泛非主义文化侧重于非洲各国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压迫和美国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压迫斗争中存在的同质性。正如出生于肯尼亚的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阿拉敏·马兹瑞（Alamin Mazrui）教授所说：“任何一种非洲语言都可能成为一种共同的鼓舞人的语言来源和美国黑人新觉醒的黑人象征表述”[9]。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于文化身份重塑的努力，不仅限于用一种非洲语言进行问候，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文化和语言身份缺失的状况。《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发现自己令人难堪的遭遇缘于容貌丑陋，她认为，如果自己和白人女孩一样，拥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就会获得幸福。克劳蒂亚与佩科拉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同样生活在种族社会。克劳蒂亚则对白人文化采取了一种抗拒的态度，甚至产生将圣诞洋娃娃拆散的念头。洋娃娃体现了白人主流文化，当蓝眼睛、白皮肤等体貌特征变成衡量所有人包括黑人价值和美的唯一标准时，它便是邪恶的[10]。
（四）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自我约束
在非洲尚未摆脱殖民统治、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泛非主义文化倡导的“地区统一”与“民族独立”是相辅相成的，目标是通过非洲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争取民族解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非洲大陆的统一。非洲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泛非主义文化的非洲意识，其首要目标是摆脱殖民统治，泛非主义文化所倡导“泛非性”远远大于“民族性”，有助于约束民族利己主义。.
进入民权运动时代，美国黑人重新发掘与自身有关的一切文化遗产，美国黑人饮食被冠以“心灵食品（Soul Food）”的称呼，被确定为一种文化，纳入民权运动话语形成之中。黑人饮食以一种文化载体的身份占据民族反抗斗争的政治舞台。虽然心灵食品被大多黑人视为文化遗产而爱戴，却不是所有黑人都赞成。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的不融入主义的饮食政策。伊斯兰国家组织首领伊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引用《可兰经》中“勿食腐肉、猪肉和动物血”来排斥黑人心灵食品[4]77。他的黑人追随者，要想成为穆斯林，首要条件就是摒弃猪肉。在他看来，猪大肠、猪蹄和猪下水是种植园时代白人奴隶主丢弃的食品，代表着黑人的屈辱。迪伊谈笑风生地享用猪大肠、玉米和红薯，反映出她不仅在多种文化层面上与白人的不相容，即便在饮食上，也不忘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迪伊和穆斯林男友在饮食上的分歧也象征着黑人在争取平等权利过程中的内部分歧。作为一个穆斯林，迪伊男友的做法符合民权运动中伊斯兰国家组织首领伊利亚·穆罕默德关于食品的理念。沃克安排拥护心灵食品的迪伊和反对心灵食品男友的婚姻，旨在告诉读者，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时代，受泛非主义文化理念影响，黑人内部虽存在各种不同的民族政治流派和思想主张，但并不影响黑人为了共同的斗争目的而并肩战斗。在小说《梅丽迪安》中，梅意识到了黑人在信仰基督教之前的精神境界，感觉到父母相信的不是同一上帝。梅的母亲，一位被历史扭曲的传统黑人女性，虔诚地接受了白人的基督教信仰。而梅作为一位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现代黑人女性，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梅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为改变黑人现状不断斗争，并探寻了父母、祖父母以及整个黑人祖先的历史。小说最后将梅丽迪安的思想出路设计在对宗教的理解中，她在黑人教堂里找到了她的精神所在，这不是白人信奉的基督教，而是黑人的古老圣歌，她在那里听到了黑人们团结一致的人民歌声，在黑人群体中找到了“再生的力量”，终于她又鼓起了对黑人事业的希望，整理行装踏上新的旅程，走向未来[11]。受泛非文化理念影响，小说将黑人受主流文化奴役的经历置身于前美国、前基督教的过去，从而使过去与现在交融，缝合遭受破裂的历史，重建黑人传统，从而追寻黑人真实的文化身份。
三、结语
泛非主义文化在组织和行动上直接孕育了非洲一体化，确立了非洲实现复兴与统一的政治理想。泛非主义文化树立了非洲国家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和同质性意识，也使非洲国家认识到约束主权的必要性，有助于重塑非洲的集体身份。基于泛非主义文化理念，我们认识到《外婆的日用家当》等小说中人物的寻根之旅，并不只是寻找个体的根源和出生地，而是美国黑人作为整体寻求的一种与非洲密切相关的集体文化和语言身份，是泛非主义文化身份的寻根。随着非洲国家内部互动密度的增强，非洲国家的社会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高，泛非主义文化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增强非裔美国人的集体认同感，从而在寻得新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之旅上不断前进。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相继诞生，单一民族国家要求强化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为了遏制非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趋势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泛非主义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和整合非洲国家间的相互利益，共同实现非洲大陆的伟大復兴。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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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毛信德.美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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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se. The leader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romoted the idea of “PanAfricanism” in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frican people and the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theme of root searching in American black literature， such as in Alice walker’s “Everyday Use for Grandma”，etc. This thesis explores in America， such a multicultural immigrant country， based on the PanAfricanism culture， how to foster the interdependence， common destiny and homogeneity consciousness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enable the African countries to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restraining sovereign， so as to reshape the African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American black literature； the PanAfricanism culture； the theme of root searching；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关键词：美国黑人文学；泛非文化；寻根主题；集体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07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6.0031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风起云涌。民权运动领袖们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理念，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和集体文化身份认同。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外婆的日用家当》（“Everyday Use for Grandma”1973）、《梅丽迪安》（“Meridian”1976）；托妮·莫里森的（Toni Morrison）《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根》（“Roots”1977）等，是泛非主义文化运动期间最具代表的经典小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黑人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对黑人祖先寻根的追求。70年代以后，寻根已深化为对美国黑人民族与美洲大陆之间密切维系的探寻。以艾丽斯·沃克为代表的黑人作家，不倦追索祖先从黑非洲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悲惨历程，以及令人感伤和悲哀的心路历程。创作此类小说反映了黑人小说家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并企图以此类小说的创作显示出黑人民族丰富的历史渊源，从而提高黑人在美国的社会文化品位和人文背景。
一、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迷失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可释为行为主体在交际中形成的共有知识，以及这些共有知识使行为主体形成的共同信念。传统意义的“文化”，主要涉及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建构主义的“文化”，则涉及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和观念。泛非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把非洲、非洲人、非洲后裔看作一个整体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其追求的目标是：使非洲获得新生并实现统一，推动非洲人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情感，为非洲价值观而骄傲，再现非洲昔日的辉煌。
非裔美国人是最早“流散”到美洲大陆“定居”的民族之一。时空距离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遗忘了非洲传统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在白人隔离压迫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伤痛文化。受民族自决口号影响的泛非主义文化思潮，早在帝国主义忙于重新瓜分殖民地时就已兴起，其领袖是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杜波依斯的泛非主义文化理念内涵为“在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黑）人总是感觉到他的文化身份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美国黑人的历史便是这种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自觉的人格，渴望把自己的双重自我合并成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1]。
《外婆的日用家当》中大女儿迪伊就是具有“两重性”文化身份的非裔流散族裔代表。出身于美国黑人家庭的迪伊，从小接受主流白人文化教育，对黑人文化有厌恶的感觉。她厌恶母亲的黑人外貌和笨嘴拙舌，厌恶妹妹的丑陋和逆来顺受；当大火烧毁老房子时，她高兴得想跳舞；当母亲将祖母缝制的百衲被赠予她读大学用时，她毅然拒绝。迪伊试图摆脱黑人的生活环境，一心想要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她从白人角度看待和评价自己的种族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根”，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流散”，一种民族悲剧。在黑人民权运动影响下，迪伊开着豪车衣锦还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給母亲和妹妹拍照，而照片的背景竟是曾经令她生厌的老房子；她蓄着非洲爆炸式发型，放弃时尚西式短裙，改穿非洲鲜艳宽大的民族服装。正是这些刻意追求黑人文化遗产的举动，更能反映出迪伊内心的两重性。受教育对黑人是一柄双刃剑，接受白人教育后的迪伊终于走进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白人社会，成为了美国黑人中白人社会的代言人，即黑人批评理论家弗朗兹·法侬所说的“黑皮肤、白面具”的人。迪伊虽接收了白人教育，精神上却摆脱不了黑人文化的根，从而踏上寻根之旅。
而作家莫里森通过《所罗门之歌》，展示了美国黑人从思想困惑，到重拾自我，追寻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之根的过程。“奶娃”的成长经历就是美国黑人成长史的缩影。他们因身份疑惑，时常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他们渴望改变却又找不到出路。姑妈引导他走出了冷漠狭隘的个人世界，踏上了认祖归宗之路。初归故土的奶娃，潜意识表现出类似白人的优越感，他的自私和高傲终于在心理上激怒了南方黑人同胞。小说中同胞们对奶娃如此评价：“他们看见他的皮肤其实和他们的一样黑，但是知道他有一颗白人的心”[2]。历经洗礼与磨难，奶娃认识到白人社会的伦理道德对黑人并不适宜，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从而产生了非洲民族自豪感和精神归属感。
二、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泛非文化集体身份寻根
泛非主义文化旨在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泛非主义文化是非洲国家遭受长期压迫的独特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和集体意识，体现了非洲的人文、道德和政治价值。泛非主义文化为非洲国家统一和团结提供了政治、道德和智力上的源泉。这种根植于泛非主义文化的非洲集体身份认同，有助于在非洲国家中发展一种普遍的非洲共同利益，使非洲国家为整个非洲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泛非主义文化不仅在组织行动上孕育了非洲一体化，更为非洲民族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提供了精神动力。不同历史时期，泛非主义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如果泛非主义文化成为非洲国家间的“文化”，那么它就能对非洲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文化”主要是通过影响4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从而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美国黑人权力运动时期小说中的黑人青年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开启他们的泛非主义文化身份寻根之旅。 （一）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相互依存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实施片面的经济开发和剥削，使得非洲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且被迫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垂直分工体系和纵向贸易关系。欧洲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建立起封闭的经济体系，切断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强化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排他性的纵向联系，客观上造成非洲殖民地之间关系相互依存度较低，但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非洲国家又处于命运相互依存的状况。
泛非主义文化提出，政治上，非洲应加强团结、合作和协调，非洲以一个声音说话，坚持共同立场，使非洲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合适的地位。同时，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助于抵御西方干涉；经济上，泛非主义文化号召非洲人民集中他们的资源，从而建立起符合共同利益的强有力的经济体。以集体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有助于增强非洲在世界经济谈判中的实力，为非洲国家争取更多利益。因此，泛非主义文化使非洲国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主观相互依存意识。被子是美国黑人家庭重要的历史遗产，缝制被子在家庭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记录家庭历史的主要方式。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洞悉其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3]。作为美国社会亚文化群体的黑人，长期受到主流文化白人群体的压抑，因此需要一种体现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其民族集体精神的东西来增强本民族的亲和力，此一使命终落于日用家当——百衲被。美国黑人的被子作为美国艺术组成部分在20世纪后半期确定了其地位，被子作为艺术收藏品在美国历史传统悠久，美国东部诸州博物馆长期收藏着手工缝制的拼花被子[4]45。研究发现，非洲妇女穿针引线的方式与美国黑人被子的针法有相同之处，因此黑人被子的美学根源有一部分来自非洲传统。《外婆的日用家当》中，艾丽斯·沃克特意指明其中一条黑人被子是“踏遍群山图案”。迪伊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对“黑人艺术”的觉醒和政治上的觉悟，她清楚认识到所处时代是一个基于泛非主义文化，且相互依存的“新时代”，也使她更有责任继承被子的艺术遗产和政治遗产。丹佛大学教授捷克兰·陶彬（Jacqueline Tobin）根据黑人被子创作者的口述历史出版了其专著《隐藏在图案里：被子的秘密故事和地下铁路》，这本书讲述了黑人奴隶在内战前利用被子的帮助，通过地下铁路实现逃亡的故事[4]48。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妇女出售亲手缝制的手工被，为运动的开展筹集资金。她们组成“自由被子合作社”进行生产自助。黑人妇女利用被子从事政治运动的情景与北方废奴运动相呼应。“缝合”（piecing）在妇女文本的“词语的百衲被”中，没有从属，没有等级。“百衲被”的多元化和凝聚性特征为渴望新文化身份的美国黑人带来了希望[5]。非裔美国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强烈的寻根性，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习俗。
（二）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命运与共
独立之初，新生的非洲国家处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其发展十分不利且面对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现实困境，自然产生了对非洲的归属感和整体意识，形成具有共同命运和相同遭遇的“共同体”。基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共同命运”感，此时的泛非主义文化强调非洲人民必须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其具体目标为争取非洲大陆独立，实现非洲大陆统一以及在泛非主义文化基础上，实现非洲大陆复兴。作为当时非洲大陆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泛非主义文化成为体现“共同的历史遭遇、历史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联系纽带，有助于其塑造共同命运意识。
史学家乔伊纳认为：“一个人的名字是其文化身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6]。《外婆的日用家当》中，大女儿迪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一个非洲名字，反映了她在民权运动中的泛非主义文化的政治倾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高涨，黑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激起了新一轮的更名热。美国黑人由名字更改而引起集体文化身份的改变。引发集体文化身份从colored和negro变成black，由black再变到AfroAmerican，又三變为AfricanAmerican[4]96。更名的结果体现了美国黑人的集体双重文化身份：他们既是非洲人，也是美国人。同时，废奴时期没有及时将奴隶名字摒弃的黑人开始寻求新名字。迪伊正是此时加入更名者的行列。此时民权运动领袖们不但倡导更名，更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理念和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在泛非主义文化影响下，美国黑人向非洲寻求文化根源并不把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分开来。相反，很多人在选用非洲名字时心系整个非洲大陆，特地使用非洲混合语言名字。迪伊改名为“Wangero Leewanika Kemanjo”，就是一个东非部落名字的混合。在泛非主义文化的理念中，美国黑人使用的非洲名字含义准确与否并不重要。民权运动中黑人更名的非洲化是为了求异，寻求与白人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迪伊更名的本质是基于泛非主义文化，寻求黑人集体文化身份，且蕴含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压迫斗争的相互声援意义。《根》中提及非洲人一生要经历的重要仪式，其中包括命名仪式。名字，承担着父辈的希望，承担着阿拉神的祝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7]。被贩卖到美国后，康达对白人主人将他改名为“托比”十分愤怒，失去名字意味着失去与非洲的联系，失去自己的“根”。他们最大的心理创伤，就是如果没有名字彰显他们的身份，死后则无法与他们的祖先取得联系。黑人的文化身份包含了因时间、空间距离和种族压迫而大部分遗忘了的非洲文化，美国黑人在新大陆创造出的正面文化以及他们在白人奴驭、隔离和歧视等种族主义语境下形成的负面伤痛文化。大部分美国黑人能认同他们所创造的正面文化，对于负面伤痛文化，他们却因痛苦而无法面对[8]。
（三）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具有同质性
非洲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内部多样性特征明显。独立前，非洲被瓜分为英属、法属、葡属、意属、西属、比属殖民区，各个殖民区使用不同的语言。尽管存在内部明显的差异性，但泛非主义文化旨在复兴“黑人精神”和“非洲特性”，即在文化上把非洲看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于非洲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非洲人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音乐和生活方式等。泛非主义文化赋予非洲大陆共同精神文化，为非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的美国，广大黑人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的民族性问题。黑人活动分子公开宣称英语语言有民族性，属于白人。更有黑人代表宣称“英语语言是我的敌人”[4]104。悠久的文化必然有其语言来记录，而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美洲早期泛非主义文化思想是民权运动向非洲寻求新语言身份的动力之一。民权运动中语言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当时泛非主义文化的传播和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种族主义排他性的认识直接相关。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寻根与非洲相关的集体文化和语言身份，非洲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同质性，即受压迫的各民族黑人民众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学习一种非洲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甚至为将来在非洲生活作好准备，成为《外婆的日用家当》中迪伊这一代黑人青年追求的目标之一。尽管不少非洲语言成为美国黑人学习的目标语言，民权运动期间，广大黑人民众更多地选择非洲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作为自己语言身份重塑和与非洲联系的标志。泛非主义文化运动不断将斯瓦西里语推向对抗和取代占主宰地位的欧洲殖民主义语言的地位。迪伊选择的非洲语言是与斯瓦西里语接近的东非语言中的卢干达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迪伊放弃英语而使用非洲语言是作为黑人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话语权力是美国黑人向非洲寻求文化身份根源时的泛非主义文化主张。泛非主义文化侧重于非洲各国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压迫和美国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压迫斗争中存在的同质性。正如出生于肯尼亚的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阿拉敏·马兹瑞（Alamin Mazrui）教授所说：“任何一种非洲语言都可能成为一种共同的鼓舞人的语言来源和美国黑人新觉醒的黑人象征表述”[9]。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于文化身份重塑的努力，不仅限于用一种非洲语言进行问候，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文化和语言身份缺失的状况。《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发现自己令人难堪的遭遇缘于容貌丑陋，她认为，如果自己和白人女孩一样，拥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就会获得幸福。克劳蒂亚与佩科拉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同样生活在种族社会。克劳蒂亚则对白人文化采取了一种抗拒的态度，甚至产生将圣诞洋娃娃拆散的念头。洋娃娃体现了白人主流文化，当蓝眼睛、白皮肤等体貌特征变成衡量所有人包括黑人价值和美的唯一标准时，它便是邪恶的[10]。
（四）泛非文化使非洲国家自我约束
在非洲尚未摆脱殖民统治、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泛非主义文化倡导的“地区统一”与“民族独立”是相辅相成的，目标是通过非洲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争取民族解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非洲大陆的统一。非洲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泛非主义文化的非洲意识，其首要目标是摆脱殖民统治，泛非主义文化所倡导“泛非性”远远大于“民族性”，有助于约束民族利己主义。.
进入民权运动时代，美国黑人重新发掘与自身有关的一切文化遗产，美国黑人饮食被冠以“心灵食品（Soul Food）”的称呼，被确定为一种文化，纳入民权运动话语形成之中。黑人饮食以一种文化载体的身份占据民族反抗斗争的政治舞台。虽然心灵食品被大多黑人视为文化遗产而爱戴，却不是所有黑人都赞成。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的不融入主义的饮食政策。伊斯兰国家组织首领伊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引用《可兰经》中“勿食腐肉、猪肉和动物血”来排斥黑人心灵食品[4]77。他的黑人追随者，要想成为穆斯林，首要条件就是摒弃猪肉。在他看来，猪大肠、猪蹄和猪下水是种植园时代白人奴隶主丢弃的食品，代表着黑人的屈辱。迪伊谈笑风生地享用猪大肠、玉米和红薯，反映出她不仅在多种文化层面上与白人的不相容，即便在饮食上，也不忘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迪伊和穆斯林男友在饮食上的分歧也象征着黑人在争取平等权利过程中的内部分歧。作为一个穆斯林，迪伊男友的做法符合民权运动中伊斯兰国家组织首领伊利亚·穆罕默德关于食品的理念。沃克安排拥护心灵食品的迪伊和反对心灵食品男友的婚姻，旨在告诉读者，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时代，受泛非主义文化理念影响，黑人内部虽存在各种不同的民族政治流派和思想主张，但并不影响黑人为了共同的斗争目的而并肩战斗。在小说《梅丽迪安》中，梅意识到了黑人在信仰基督教之前的精神境界，感觉到父母相信的不是同一上帝。梅的母亲，一位被历史扭曲的传统黑人女性，虔诚地接受了白人的基督教信仰。而梅作为一位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现代黑人女性，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梅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为改变黑人现状不断斗争，并探寻了父母、祖父母以及整个黑人祖先的历史。小说最后将梅丽迪安的思想出路设计在对宗教的理解中，她在黑人教堂里找到了她的精神所在，这不是白人信奉的基督教，而是黑人的古老圣歌，她在那里听到了黑人们团结一致的人民歌声，在黑人群体中找到了“再生的力量”，终于她又鼓起了对黑人事业的希望，整理行装踏上新的旅程，走向未来[11]。受泛非文化理念影响，小说将黑人受主流文化奴役的经历置身于前美国、前基督教的过去，从而使过去与现在交融，缝合遭受破裂的历史，重建黑人传统，从而追寻黑人真实的文化身份。
三、结语
泛非主义文化在组织和行动上直接孕育了非洲一体化，确立了非洲实现复兴与统一的政治理想。泛非主义文化树立了非洲国家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和同质性意识，也使非洲国家认识到约束主权的必要性，有助于重塑非洲的集体身份。基于泛非主义文化理念，我们认识到《外婆的日用家当》等小说中人物的寻根之旅，并不只是寻找个体的根源和出生地，而是美国黑人作为整体寻求的一种与非洲密切相关的集体文化和语言身份，是泛非主义文化身份的寻根。随着非洲国家内部互动密度的增强，非洲国家的社会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高，泛非主义文化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增强非裔美国人的集体认同感，从而在寻得新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之旅上不断前进。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相继诞生，单一民族国家要求强化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为了遏制非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趋势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泛非主义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和整合非洲国家间的相互利益，共同实现非洲大陆的伟大復兴。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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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se. The leader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romoted the idea of “PanAfricanism” in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frican people and the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theme of root searching in American black literature， such as in Alice walker’s “Everyday Use for Grandma”，etc. This thesis explores in America， such a multicultural immigrant country， based on the PanAfricanism culture， how to foster the interdependence， common destiny and homogeneity consciousness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enable the African countries to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restraining sovereign， so as to reshape the African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American black literature； the PanAfricanism culture； the theme of root searching；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