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但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
　　当反日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当美容论坛上的美女都要忙不迭地表白“不用日货”以示爱国时，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而思想资源的不足，使得外交政策的教条化和大众日本观的情绪化成为了必然。
　　在此情势下读《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自有一番独特的感受。卓先生是新加坡知名报人，早年负笈东瀛时，亲人都质疑他“到那个残暴的国家到底能学到什么?”但他坚持要到那里看看“战前的日本和战后的日本有何不同?”一呆就是40年。180万字、3卷本的《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清晰勾勒出40年间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和从“保革对峙”到“总保守化”的演变过程。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中国人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后来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中国人能安然接受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现实。
　　近几年来，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历数他曾经多少次访华；每当出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时，中国方面总会义正词严地高调要求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民间也照例会出现一阵反日民族主义叫骂。但就是在这样的周期震荡中，中日双边政治关系近年来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近期虽有改善，但因为没有任何机制保障可言，所以随时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更根本的是，抗议和谩骂并没能阻止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进程，海外派兵已经实现。总体保守化已成事实，而对战后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中日关系为什么陷入目前这样的困局?爱国青年自然会归咎于日本人“死不悔改”的国民性上，但现实已经证明，这种情绪宣泄固然痛快，却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软硬兼施的策略不能奏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对日本政治的认识和国民心态的把握出了问题。太多一厢情愿式的友好，太多不合时宜的强硬。以至于不能对症下药。
　　几年前，马立诚和时殷弘提出了对日外交新思维，认为对日本展示亲近，拉拢日本成为战略伙伴，才能实现中日友好，才能最大限度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却没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中方单方面的让步会必然带来日方的友好；而民间反日人士则认为，只有保持对日本的军事警惕，追究和清算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甚至要在战争中打败日本，才有可能实现中日友好。但问题在于，“中日必有一战”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不大可能实现，而由于对“道歉”、“反省”等词汇的理解不同，要让日本人做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致命的是，他们双方在考虑中日关系的时候。都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并且都认为日本官方会根据中国的对日姿态来调整中日关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一直以来，我们的对日政策主要是针对官方的，苦口婆心地劝、委曲求全地哄、忍气吞声地让、色厉内荏地吓，就是希望日本的政治家能对中国友好。但卓先生的文集告诉我们，日本政治的右翼化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对日清算的不彻底使右翼在日本政体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就是在中日蜜月般的1970年代，就有以东条英机为主角的电影的上演，有极右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有战后第一个国防白皮书的出台。而中日的复交，只不过是双方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而已，和感情无关。而1990年代后，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中日关系的改善寄望于某个政治家的良心是不现实的。日前，本刊编辑部来了一个日本企业家代表团，这些人大多第一次来到中国，三四天的行程下来，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表示已从石原慎太郎派转变为对日友好派。显然．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关键在于争取该国的民意，而不是对该国政府施加高压。因此。中国的外交，必须着眼于长期战略，着眼于外交的本质意义，即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相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的对日外交的确需要新思维，尤其是民间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