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虽是近百年前的往事，但它从传入到成为中国选择道路的一面旗帜，确实是一段曲折而复杂历史。而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巨著《资本论》，从1899年在中国第一次露脸开始，变掀起波澜壮阔的传奇。也许，关于《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还在继续。
　　《资本论》里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作为马克思最为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一共提到了680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荫。
　　王茂荫是清朝著名的财政学家。还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财政危机加剧，一些王公贵族主张通过“铸大钱”和发行不兑换纸币来缓和财政危机时，王茂荫就上书咸丰皇帝，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
　　虽然清廷当权者于1853年5月开始实行发钞（官票），年底发行“宝钞”，或多或少地采纳了点王茂萌的建议，王茂荫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
　　此后，王茂荫冒着风险给朝廷上了《论行大钱折》，对满清权贵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第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王茂萌此举本来出自于忠心，不料却触了龙鳞，惹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
　　王茂萌在中国政坛的没落，却没有挡住他在历史上的崛起。1858年出版的柏林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介绍了王茂荫的故事，引起马克思的高度关注。于是，在《资本论》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便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其成为《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
　　阎锡山学《资本论》
　　1932年12月1日，与王思华翻译《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侯外庐，遭到国民党逮捕，返回山西老家避难。
　　恰在此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正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包括侯外庐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也被应邀在内。当阎锡山得知侯外庐这个马克思主义大师“方才译完马克思遗作”时，欣然专门把侯接到住处，让其为之讲解《资本论》。
　　侯外庐给阎锡山讲的主要是《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学说，尽管他讲课时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但听讲者却很用心。每次讲完之后，阎锡山总不免要恭维几句，但背地里则认为共产主义“使人劳动所得，尽交社会；各人生活所需，向社会领用”，这是“以制度强迫人吃亏”，“强人作圣贤”，称侯外庐为“马克思迷”，“难以为驾”。
　　渐渐地，阎锡山把马克思主义和侯外庐当成了一种必要的政治摆设。但1934年9月，阎锡山曾在其山西治内实践过一次他设计的“共产主义”。
　　当时阎在山西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在阎的授意下，设立“山西省省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山西4大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一一对应。
　　“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阎锡山自信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然而，这种“空手套白狼”却害苦了许多实业家和真正的劳动者，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战争年代没有意义的纸币。
　　随后，阎锡山曾得意地征求侯外庐对《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意见。侯对此心如明镜，他表示：“我只懂《资本论》，不懂他（阎锡山）的理论。”阎锡山本希望侯外庐说几句表扬他的话，不想却碰了一鼻子灰，遂悻悻而回，两人不再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