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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发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党委书记吴汝川看来，政策出台进一步肯定并突出了产权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产权市场过去是、未来更将成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倚重的重要平台。
《董事会》：作为北交所负责人，你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汝川：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始终将产权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一个新的提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混合所有”的概念；到1997年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词。再到十六大、十七大，逐步强化，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中国的专利。二战后在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重建中，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英国战后通过两次国有化，对大量分散于电力、煤炭、铁路、钢铁等基础性产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显著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机制，极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对北交所而言，政策的出台将扩大交易所服务国企的范围。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发展，中国产权市场以自身的制度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了国有产权的规范、有序流转，打造了经得起考验的国有企业产股权流转平台。产权市场过去是、未来还应该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倚重的市场化平台。
《董事会》：实施混改，交易环节的国资流失是一道槛。对此你怎么看？
吴汝川：国务院国资委2003年发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被业内称为“3号令”，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就此开启了中国产权市场高速发展的十年，被公认为成功担起了国有资产“看门人”的角色。
目前十余年过去了，产权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建立了一个“真”市场。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市场的特性，首先是国务院国资委采取了“选场不建场”的方式，厘清了国有企业出资人和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国资委及各级国资委与产权市场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大客户与市场的关系，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其次是从制度上讲，以京津沪渝为代表的产权交易机构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制度升级。第一次是建立市场制度体系，各交易机构自己建立相关制度，然后互相学习借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第二次是2009年，四家机构联合制定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形成了9个交易细则和3个配套办法，同时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整个程序电子化，做到了“电脑管人脑”、“全流程留痕不可逆”和实时在线监测。最后是产权交易机构的各个部门在项目操作上形成了制衡，切碎了权力，做到了项目转让行为不由个人完全左右。在北交所，一个项目从前场部门的受理到中场部门的审核再到后场部门的监督，每一个业务流程下，知情人可能有十几个人，最少也要有六七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想搞定某一个人，就想把这个产权交易完成，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这样的操作下，国有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技术上很复杂、政治上很敏感，置疑起来很容易，辩护起来很困难”的问题，通过产权市场利用强大的信息披露能力来发现价格、发现投资人得到了解决。而产权市场充分引入竞争机制，也有效地杜绝了权力与私利的联系，保护了国家出资人的利益，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的阳光交易。
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出，“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这对我们做产权交易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其中将涉及到大量国有产股权、资产的流转，产权市场要继续“站好岗”，为国有资产监管守住这道“关口”，助力打造“阳光国企”。
《董事会》：混改推进过程中，民企有一些担心，更希望控股。你对民企有效参与混改有何建议？
吴汝川：关于混改，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很多民企有顾虑：国企放弃控股权，他愿意参与；如果不放弃控股权，民企会觉得是我拿钱给你玩，有顾虑、很不舒服。从西方国家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验来看，企业股份中除了国有资本、私人资本，还有大量养老基金、社保基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份，这给我们很大启发。所以，北交所去年提出“组合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造，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如何组合民间资本呢？就是成立基金，通过基金这种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参与国企混改，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我国民营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一大批大型现代企业，一些民营企业还成为上市公司，实现了由私人资本向社会化资本的转型。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规模还较小，还不具备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实力。通过产权市场平台，可以将众多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其他非公资本集合起来，通过成立产权并购投资基金，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问题，迅速形成进入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实力。同时，由于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别，通过组合各类资本，以专业投资机构的身份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生产经营，有利于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投资决策、人才引进、薪酬制度等方面形成较为灵活、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运行体制机制。
近两年，我们在组合民间资本上下了很大功夫。去年我们推动成立了两家并购基金，主要做北交所平台上的并购和增资扩股项目。北交所的主要功能是每月推介一些重点项目給他们，他们自己判断是否参与。同时，我们通过跟投资机构、中国民营500强企业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紧密联系，可引导上万亿元资金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董事会》：今后北交所会怎样创新，更好地迎接深化国企改革等全新机遇？ 吴汝川：对存量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通过产权关系的变化，通过产权转移，比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方式，将非国有资本引进来，激发各类所有制主体的积极性。对于北交所来说，我们将进一步突出“服务”功能，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我们在2012年初就提出的“全要素综合服务”。全要素综合服务是依托北交所的集团化运营，将服务范围从单一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拓展到为央企国企提供包括股权、债权、物权、知识产权、林权、环境等各类权益和资产处置的“大产权”概念下的服务，同时将流转服务，拓展到投资、融资、流转和顾问服务四大方面，形成一种全方位、全产业链条、全流程的服务。在央企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涉及到的很多服务，我想我们都可以提供。
另一方面是在2014年初，我们就提出抓住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契机，提出“组合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服务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一是我们推出了“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专栏”，为各类民间资本提供国企改制信息；二是与10家投行、PE、咨询机构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管理资金规模超过500亿元；三是与超过90家的民营企业、专业投资机构、高净值个人等建立了紧密的对接关系；四是北交所推动设立的两支产权投资并购基金正式成立，这两支基金会将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北交所的挂牌项目，北交所一直在积极开展项目遴选和推介工作。
在近期公布的政策中，我想很多人最关注的就是国有企业增资扩股的进场。按照文件规定，这个“场”包括了股票市场、股权交易市场，也包括我们产权市场。外界对通过股票市场做增资扩股非常熟悉，事实上近年来产权市场随着自身金融服务能力的增强，也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完善的制度流程和丰富的业务实操经验。
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增资扩股进场，对于产权市场而言，不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1+1”大于2的相加效应，而是会形成一种“相乘效应”，与传统的股权流转业务互为动力相辅相成，提升北交所平台服务国企改革发展的能力，助力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升国有企业活力。
我们可以看到，北交所成立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于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在产权的形成、管理和流转的各个阶段都形成了成熟的作业平台，也聚拢了相当规模的产业投资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增资扩股是企业生命周期中新权益形成的重要环节，而北交所平台具备的全产权链服务能力，未来也必將在企业并购交易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平台功能，促进国有资本的高效配置，进而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董事会》：作为北交所负责人，你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汝川：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始终将产权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一个新的提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混合所有”的概念；到1997年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词。再到十六大、十七大，逐步强化，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中国的专利。二战后在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重建中，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英国战后通过两次国有化，对大量分散于电力、煤炭、铁路、钢铁等基础性产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显著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机制，极大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对北交所而言，政策的出台将扩大交易所服务国企的范围。事实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发展，中国产权市场以自身的制度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了国有产权的规范、有序流转，打造了经得起考验的国有企业产股权流转平台。产权市场过去是、未来还应该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倚重的市场化平台。
《董事会》：实施混改，交易环节的国资流失是一道槛。对此你怎么看？
吴汝川：国务院国资委2003年发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被业内称为“3号令”，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就此开启了中国产权市场高速发展的十年，被公认为成功担起了国有资产“看门人”的角色。
目前十余年过去了，产权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建立了一个“真”市场。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市场的特性，首先是国务院国资委采取了“选场不建场”的方式，厘清了国有企业出资人和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国资委及各级国资委与产权市场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大客户与市场的关系，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其次是从制度上讲，以京津沪渝为代表的产权交易机构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制度升级。第一次是建立市场制度体系，各交易机构自己建立相关制度，然后互相学习借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第二次是2009年，四家机构联合制定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形成了9个交易细则和3个配套办法，同时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整个程序电子化，做到了“电脑管人脑”、“全流程留痕不可逆”和实时在线监测。最后是产权交易机构的各个部门在项目操作上形成了制衡，切碎了权力，做到了项目转让行为不由个人完全左右。在北交所，一个项目从前场部门的受理到中场部门的审核再到后场部门的监督，每一个业务流程下，知情人可能有十几个人，最少也要有六七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想搞定某一个人，就想把这个产权交易完成，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这样的操作下，国有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技术上很复杂、政治上很敏感，置疑起来很容易，辩护起来很困难”的问题，通过产权市场利用强大的信息披露能力来发现价格、发现投资人得到了解决。而产权市场充分引入竞争机制，也有效地杜绝了权力与私利的联系，保护了国家出资人的利益，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的阳光交易。
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出，“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这对我们做产权交易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其中将涉及到大量国有产股权、资产的流转，产权市场要继续“站好岗”，为国有资产监管守住这道“关口”，助力打造“阳光国企”。
《董事会》：混改推进过程中，民企有一些担心，更希望控股。你对民企有效参与混改有何建议？
吴汝川：关于混改，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很多民企有顾虑：国企放弃控股权，他愿意参与；如果不放弃控股权，民企会觉得是我拿钱给你玩，有顾虑、很不舒服。从西方国家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验来看，企业股份中除了国有资本、私人资本，还有大量养老基金、社保基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份，这给我们很大启发。所以，北交所去年提出“组合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造，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如何组合民间资本呢？就是成立基金，通过基金这种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参与国企混改，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我国民营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一大批大型现代企业，一些民营企业还成为上市公司，实现了由私人资本向社会化资本的转型。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规模还较小，还不具备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实力。通过产权市场平台，可以将众多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民营企业以及其他非公资本集合起来，通过成立产权并购投资基金，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问题，迅速形成进入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实力。同时，由于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别，通过组合各类资本，以专业投资机构的身份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生产经营，有利于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投资决策、人才引进、薪酬制度等方面形成较为灵活、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运行体制机制。
近两年，我们在组合民间资本上下了很大功夫。去年我们推动成立了两家并购基金，主要做北交所平台上的并购和增资扩股项目。北交所的主要功能是每月推介一些重点项目給他们，他们自己判断是否参与。同时，我们通过跟投资机构、中国民营500强企业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紧密联系，可引导上万亿元资金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董事会》：今后北交所会怎样创新，更好地迎接深化国企改革等全新机遇？ 吴汝川：对存量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通过产权关系的变化，通过产权转移，比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方式，将非国有资本引进来，激发各类所有制主体的积极性。对于北交所来说，我们将进一步突出“服务”功能，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我们在2012年初就提出的“全要素综合服务”。全要素综合服务是依托北交所的集团化运营，将服务范围从单一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拓展到为央企国企提供包括股权、债权、物权、知识产权、林权、环境等各类权益和资产处置的“大产权”概念下的服务，同时将流转服务，拓展到投资、融资、流转和顾问服务四大方面，形成一种全方位、全产业链条、全流程的服务。在央企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涉及到的很多服务，我想我们都可以提供。
另一方面是在2014年初，我们就提出抓住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契机，提出“组合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服务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一是我们推出了“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专栏”，为各类民间资本提供国企改制信息；二是与10家投行、PE、咨询机构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管理资金规模超过500亿元；三是与超过90家的民营企业、专业投资机构、高净值个人等建立了紧密的对接关系；四是北交所推动设立的两支产权投资并购基金正式成立，这两支基金会将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北交所的挂牌项目，北交所一直在积极开展项目遴选和推介工作。
在近期公布的政策中，我想很多人最关注的就是国有企业增资扩股的进场。按照文件规定，这个“场”包括了股票市场、股权交易市场，也包括我们产权市场。外界对通过股票市场做增资扩股非常熟悉，事实上近年来产权市场随着自身金融服务能力的增强，也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完善的制度流程和丰富的业务实操经验。
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增资扩股进场，对于产权市场而言，不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1+1”大于2的相加效应，而是会形成一种“相乘效应”，与传统的股权流转业务互为动力相辅相成，提升北交所平台服务国企改革发展的能力，助力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升国有企业活力。
我们可以看到，北交所成立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于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在产权的形成、管理和流转的各个阶段都形成了成熟的作业平台，也聚拢了相当规模的产业投资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增资扩股是企业生命周期中新权益形成的重要环节，而北交所平台具备的全产权链服务能力，未来也必將在企业并购交易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平台功能，促进国有资本的高效配置，进而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