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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如流。胡耀邦同志远行已十年。
立志社会改革和人民解放的胡耀邦，早年投身革命战争，晚年掌握中央枢要。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斗争中，锐意开拓，鞠躬尽瘁。在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众多英杰中，他是卓越的代表，一个具有伟大人格感召力的历史人物。
本篇追怀胡耀邦同志建国以后进军西南，在川北担任领导时期的主要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华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历经了半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战争时代，到此基本结束，开始了建设国家的伟大时期。对耀邦同志来说，这是他从马上到马下，从治军到治国的一个转换阶段。时间不到三年却颇重要。他在这段工作中所取得的新的经验，所增加的新的知识，所摸索的新规律，对他以后四十年的革命生涯来说，具有不可磨灭的印记。
胡耀邦奉命到地方工作
一九四九年。胡耀邦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后，去到山西临汾。贺龙同志前来晋绥分局领导同志会商了大批干部南下四0川的配合问题。十月三十日，南下干部誓师，也是山西父老欢送子弟南征的大会。会上，贺总分析上全国形势和进军西南的任务：消盘踞西南的数十万蒋军，解放全四川，解放全西南。贺总号召南下干部入川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共同战斗，学习二野的优良作风。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团说话，保证胜利进军，保证部队入川以后，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将配合地方工作同志建立和保卫新政权，建设新四川。当时会场上坐着已经决定预分到川北的一千几百名干部，还不知道这位委颇有鼓动力的小个子兵团主任，将是他们大川北工作时期的牵头人哩!
其后，胡耀邦夜渡风陵渡，来到秦岭前线。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兵团拟定了本部三个军加第七军共四个军的南下作战方案。经彭总、贺总批准后上报中央军委确定下来。我北线兵团将配合南线刘邓大军及四野一部，对以西南为最后巢穴的蒋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聚歼。在中国大陆上，这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役了。
解放西南的战役于十一月初展开。刘邓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西南地区向川黔进军，在歼灭宋希濂、罗广文两兵团主力后，于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又飞速向北向西横扫，截断了蒋军逃向康、滇的退路。这时，北线之敌胡宗南集团急速从秦岭巴山防线后撤，妄图在川西北同我顽抗。从十二月实初开始，十八兵团兵分三路向川西、川北进军。左路六十一军在穿越大巴山占领南江县后，急速跨越嘉陵江、涪江，一路扫灭残敌，直抵中江县城。中路右路六十、六十二、七军从汉中和天水地区向南挺进，以破竹之势攻占广元、剑阁、绵阳等要地，又进占广汉、金堂、新都等县，直逼成都。南北两地路大军会合，把蒋军最后一支主力，胡宗集团数十万人包围于成都盆地。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五个兵团相继起义，敌宪兵部队等也宣布起义。原守备成都的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起义后，同我十八兵团商定好和平解放成都的实施办法。十二月三十日，贺龙同志率十八兵团举行盛大入城仪式，兵团奉命接管和警备成都。至此，十八兵团入川的主要战斗任务已基本结束。胡耀邦长期的军旅生涯也即将结束。中共中央西南局于十二月中旬电告以贺龙同志为首的川西产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同意组织川北党临时工委，以胡耀邦同志为书记，赵林同志为副书记。”胡耀邦奉命到地方工作了。但是，兵团的政治工作任务还很繁重。总结南下的政治工作经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的政治工作纲要及实施办法，特别是对起义、投诚和被俘的二十多万蒋军的接管、教育和改造，都要花费胡耀邦大量的心血。在这些任务部署就绪之后，他才能离开部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从受命之日起，胡耀邦就在考虑他如何学习和掌握治国的新本事了“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侯祠这一楹联对他深有触动。现在要“治蜀”了在人民民主时代，又应该怎样鉴镜昔贤的治平经验呢?面对历史，多学好好思的胡耀邦，不免一再深思。
为建设新川打好基础
川北面积九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七百五十万(一九五二年)，耕地二千四五十余万亩，全区三十五个县，解放又增设南充市，有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区的十四个县是早年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诸葛亮说“益州险塞”，川北足以当之，而“沃野千里”，大概小川北一带即涪江、嘉陵江下游沾个边吧。就经济而言，在四川当时的四区一市中，川北是比较落的。发展生产的潜力虽然巨大，但解放时则是满目疮痍，百业调弊，民不聊生。一九四九年的农业产量，尚不及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八十。要建设新川，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新社会，是长期的事业。胡耀邦是抱着为建设新川北打基础的信念赴任的。他曾说：“耀邦以不满五尺之身，来到川北，其将有利于川北人民乎?”话音中有些顾虑，却也表现出相当的信心。在从受命到调离的两年八个月中，他以超额的负荷，率领级干部和全区广大人民，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完成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和文教事业，培养了一支干部队伍，完成了既定目标。
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告别兵团，驱车前往南充，当晚同区党委常委同志见面。中共川北区党委委员十四人，常委会六人。常委中副书记赵林(为第二书记)、组织部长李登瀛、行署副主任秦忡方均为晋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同志，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卫杰、郭林祥为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军长、副政委，是胡耀邦的老战友。区党委委员、秘书长饶兴，也是戎马半生转到地方来的。他们先期到达川北，完成了南下干部的分配和进行了行政接管，部队已进入紧张的剿匪斗争。他们的年纪都长于三十四岁的胡耀邦。作为“班长”，胡耀邦始终尊重他们，善于汲取他们的经验，接受他们的意见。而胡耀邦的远见卓识、多谋善断、民主宽厚、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也很快得到这一班人的信任。他们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这是当时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多年以后，胡耀邦还以十分感谢的心情回忆这个班子，特别是赵林同志。他认为只有靠赵林把区党委的经常业务统管起来，他自己才有可能瞻前顾后，总揽全局，加强建政工作。
二月下旬，区党委召开全区县以上干部会，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的部署，讨论拟定了《北初期工作纲要》。它是粗线条的，但明确了目标，统一了思想。全区的工作是紧迫的，中心工作将一个接着一个，剿匪肃特，微量，减租退抻，反对恶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需要连续不断地、一环套一环穿插进行。而恢复了展生产、恢复文教事业等，则必须始终抓紧，川北是新区的新区，而老解放区已有几年或上十年的历史，只有主动争取时间把工作做好，才能做到不拖全国的后腿。
重视少数民族代表的意见
二月二十五日，南充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胡耀邦在会上发表《团结起来，建设新南充，建设新川北》的讲话。这是他针对川北人民的思想实际，第一次公开宣传和交代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话，影响是很大的。在各种场合中，这类有针对性的讲话，川北干部和人民还会听到许多次。人们都愿意听胡耀邦的讲话，在含义上是理性的，在话语中带着丰富的情感，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和鼓动的力量。根据南充经验，各县相互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争取了各界人士向人民政府靠拢。一批民主人士自愿下乡协助剿匪和微量工作，社会工作，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下来。
在开幕式上，台前放着几把藤椅。胡耀邦邀请六十岁以上的代表在藤椅上就座。当时川北党政军领导人没有年过半百。尊老之举深孚人心，会场气氛顿时又活跃了几分。
在大会发言中，回民代表马滕九说：政府不注意民族工作，在施政方针上没有少数民族这上条。此言一出，全场哑然，似乎马先生闯下乱子。这时胡耀邦站起来带头鼓掌，表示诚恳接受马先生的意见。川北只有回、藏两个少数民族，数量虽然不大，但忽视了是个缺点，胡耀邦随即作了改正。会后他请马先生担任行署少数民族机构负责工作。领导者从善如流，自然激发了被领导者畅所欲言，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会议还经过协商，选举产生了川北协商委员，委员四十七人，由胡耀邦任主席，川北区一级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巩固民主政权，加强政府工作，胡耀邦始终掌握的中心，由于革命根据发民的历史情况，当时不少同志存在一种重党而轻政的情绪。他强调说：“‘政府’两个字不能忽略，因为我们许多政策法令都是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党同政策法令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我们党掌握着领导权，因此，我们的干部熟悉政府公布的政策法令的意义就更大。”胡耀邦就在行署办公，住在行署，他是以“胡主任”而不是以胡书记、胡政委闻名川北的。川北行署的辖区和人口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政府工作牵涉面广，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和知识力量合作。因此，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人士的积极性非同小可。针对党内部分同志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和独断专行的偏向，他提醒说：“共产党人只能三面威风，不能八面威风。对帝国主义势力、对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敢于打击和压倒他们。而对其他方面，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党派、民主人士等，都是统战对象，都要善于同他们协商合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工农是我们的基础，没有基础不行。但没有朋友也没有力量，基础就不稳固。”事实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在剿灭股匪时，有的民主人士深入匪穴，配合我部队的军政攻势，加速了匪帮的分化解体，仅安岳一县，即瓦解股匪一万余人，起到共产党干部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胡耀邦同原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起义将领裴昌会的终身友谊，堪称统一战线的楷模。两军在秦岭对峙时，裴昌会就曾派人到我军联系起义。由胡耀邦接见来人，指导该部应该积极进行准备，至于何时起义，则需要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几个月后，裴昌会在德阳起义，胡耀邦当即接见了他，多加勉励。起义部队整编完毕，裴昌会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要求转到地方工作。刘伯承对他说：“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工作。”接着报请政务院，周总理任命裴昌会为川北署副主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行署秘书长刘玉行到重庆迎接裴昌会到任后，因住房未完工，胡耀邦就将自己的住房滕出一间请裴昌会住，帮助他了解全面情况，多方关注他的生活，还请他兼任工业厅长。裴昌会有权有责，经常下到基层，决心从头学起，成为内行。在提请民革中央李济琛主席批准后，由裴昌会负责川北区民革分部的筹备和建立工作。胡耀邦还鼓动裴昌会经常同各界人士接触，听取真话，发挥特殊作用。其后许多年，裴昌会在重庆工作，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到北京，都要同胡耀邦畅叙旧谊，并得到新的启示。他念念不忘耀邦同志对他讲的话：“党对你是负责到底的。”
川北民盟的组织较强，其中不乏望重一方之士，区党委对他们也多作了实际安排。解放以前，川北有十中人县已有民盟组织，在协助接管工作中出了力。解放后经过整顿，民盟分部希望能够在这些县中适当发展。民盟中央领导人胡愈之到川北参加土改时，也提出这个意见。区党委认为这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意有步骤地适当发展。但是西南局统战部认为不符合中央规定，还需“待中央决定。”区党委统战部准备写信去进行申辩。胡耀邦认为不需要这样做。他说：“下面的事不可能件件请示中央来拍板，并且中央对此是有明确政策的。”“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始终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情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川北民盟组织得到了适当了展，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在土地革完成之后，党内有些人误认为统战工作可以减少一些。党外也有些人怀疑“共产党的圈子是不是一天天小”?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再一次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当年三月土改高潮中召开的)进行讨论部署。胡耀邦在会上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的：“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不要了呢?大概是共产党也不要了那一天，统一战线就不要了。”这个长期共存的思想，在川北党内外的影响至为广泛深远。
在报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在准备赴川北以前，胡耀邦就着手《川北日报》的筹办。他认为“搞好宣传工作是搞好一切工作的重要环节”，而办好一张机关报，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工作，把政策交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广泛进行思想动员的主要手段。他从十八兵团商调新华社分社长袁玉明来担任《川北日报”总编辑工作(社长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清兼任)，又在兵团政治办新闻训练班，抽调三十多个学员，还调拨印刷机，随他一同来到川北。白手起家，艰难缔造，最初还以人力摇动机器，一个月以后，一张始用土纸印行的《川北晶报》终于和广大人民见面了。
胡耀邦为报纸出题目，看大样，组织重要社评，修改文章，甚至注意版面、印刷上的问题；还推动区党委和行署各部门关注和运用报纸进行工作。《川北日报》围绕着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系统、生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具有相当的威信。
胡耀邦运用报纸另一个方面，是以身作则在报纸上公开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九五零五月行署干部的一幢宿舍被匪特纵火焚烧。胡耀邦指示报纸公开报道并加以评论。他在审稿时加上“领导思想的麻痹，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有的民主人士知道内情后，连声称赞“佩服”稍后，行署又发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应以正确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控告》的指示。报纸刊登以后，进一步推动了公开监督工作。
胡耀邦很重视袁玉明的才识，同他长期保持着师友之间的友谊。一九五七年，袁玉明因直言而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他深感痛心。他始终认为袁玉明是党的好干部，不时给予安慰和鼓励。
使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
实施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川北在完成剿匪肃特、减租任务以后，贫雇农在政治上的优势初步形成，农民协会、农民自卫武装已经建立，旧的保甲制度废除了，实施土地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实际情况，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土改分三期进行。每期有一万几千名干部参加工作，还有中央和西南来的土改工作团近千人，各级领导同志带大批工作团下乡，层层加强领导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四月，整个运动基本完成。
川北的土地改革，是完全按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进行。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在战争情况下实行土地改的政策有所调整，其中重要的是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更好地保证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便孤立地主，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区党委又根据川北地实际情况，制定《川北区土地改革实施细则》，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胡耀邦兼任川北土地工作团总团长，不时下乡检查工作。他再三要求工作团同志要熟悉土改总路线总方针和上一系列政策，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依靠政策来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去执行政策；对富农和地主也要求他们懂得政策，要守法不要违法。在惩罚不法地主时，则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做到占理占法，名正言顺。
对于地方上一些在历史上虽有罪恶，但解放前后出力立功的头面人物，胡耀邦采取了“保证过关”的办法。他不允许农民进城抓人，更不能只听少数勇敢分子的话，而由领导出面进行调解和说服。合情合理地摆清事实讲清政策，农民是同意的。对待行署委员和协商委员等人士，则实施硬性保证，甚至由行署借款向农民退赔。从当时和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正是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扩大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川北地区整个土改运动迅速而稳妥地完成。全区共没收、惩收土地九百六十四万亩，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占全区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这些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川北大地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地主阶级被废除，广大贫雇农发动起来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增强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呈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在保家卫国的召唤下，四万多翻身农民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涌现出黄继光等英雄人物。
一九五一年七月，西南局覆电川北区党委说：“你区土改发展正常，甚慰。你们的各项处置均属妥当。”这是对川北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极大支持和勉励，也是对胡耀邦正确领导的充分肯定。
提出发展农业的“四大”方针
在施政方针上，胡耀邦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改革的最终完成。一九五一年春耕季节，全区土改正值高潮之际，行署向各级政府、各土改工作团、各农民发出《大力领导春耕生产十项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春耕生产进行；已土改区务于春耕以前把土地分配完毕，把可以推后解决的问题放到春耕以后解决，保证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未土改区应巩固减租退押成果，保证佃权，保证不荒芜一寸土地，谁种谁收；允许富农经济发展，严格保证中农；提倡农村借贷自由，有借有还；对缺少劳动力的烈军属组织好代耕工作；督促地主、游民、懒汉参加生产；发生灾荒地区，抢种早熟作物度荒自救；县区乡三级组织农业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耕种事宜。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符合当地当时的需要，因而基本保证了在土地改革中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九五一年春季，川北大部分县发生旱灾，部分地区又有风雹虫灾，灾情严重。耀邦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斗争，决定一切灾区，无论是已土改区、正土改区或未土地区，均应毫无例外地以领导与发动群众抗灾为最中心任务。土改因此不能按期完成者，时间可推迟。经过群众性的抗灾自救，各地驻军的协助，政府也拨给一部份救济粮，再加上以后的普雨，一九五一年仍获得较好的农业收成。到一九五二年全区土改完成以后，农业生产的成绩是可喜的。与一九四九年相比，粮食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二，棉花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蚕丝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为川北农村生产开拓良好的前景。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川北经济应当如何发展，以适应全国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形势?胡耀邦在反复调查研究之后，确认川北的农业既然占全区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当然还是应该以农业为主。一九五二年春，在土地改革即将完成，他向全区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个“大”字，即是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植树造林，大量繁殖牲畜，作为当时全面发展农业的方针。但他又认为，只靠增加农业生产，农民还是富裕不起来的。农产品必须卖得出去，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要缩小，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两年多中，川北除整修好全部被国民党溃军所破坏的公路外，共翻修新修公路一千六百公里，疏浚嘉江、涪江、渠江航道二千公里，架设电话线一万多公里，至于发展工业，就川北的工业基础和经济情况而言，就只能是个“小”字。全区除恢复和发展几个现代化丝广和煤矿以外，只能挤出一点钱，创办若干小型工业市政企业。对于工商业资本家，则提倡他们“钱向工业，脚向农村”，并鼓励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都是合乎实际和尽力而为的。
川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行的。土改以后，互助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一九五年开展了“万户千组一百乡”的爱国增产运动。个别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农民并不欢迎，就停了下来。胡耀邦认为首先应大量建立供销合作社，以配合国营商业供应生产资料，促进土特产的输出，切实增加保证农民利益。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全区一半以上乡镇都建立了基层供销社，业务逐步扩大。全区和务县都召开土特产交流会，促进土特产增产和城乡物资交流会见效颇快，深受城乡人民欢迎。
政府大员向教师拜年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川北日报》发表了行署胡耀邦主任《向全体文教工作者慰问和贺年》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诸先生的努力，使我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育得以顺利地展开。切盼继续奋斗，使一九五二年的学校教育，工农教育及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教育更向前迈进一步。兹值新年，谨致慰问并祝健康!”政府大员向教师拜年颇为新鲜。当年行署还决定各县、市在元旦后均召开文教座谈会并举行一次聚餐，由城区十里以内的教师参加，十里以外不便参加的由行署教育听厅赠送新华书店书卷一张。尊师重教，人心所向呀!
胡耀邦自幼学而不厌，其后又养成诲人不倦的精神，因而善于尊重人知识分了子，重视学校教育。他每次下乡视察，都要了解学校教育情况，有时候到学校中同教师们座谈讲话。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信及时作出指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限定政治学习的时间，星期日不得召开会议，防止社会上各种运动对学校教育的冲击。有一次在营山视察时，他应营山中学样校长的临时请求，到校座谈。附近完小教师也闻风而至。席间他谈笑风生，一时满堂欢欣，充分而又自然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
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很大，川北虽未放映这部影片，也未展开批判，但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其后，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按上级部署，川北于一九五一年寒假中举行“学习会”，有两千余名教师参加，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胡耀邦亲自交代政策，贯彻“和风细雨，帮助到底”、“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以及“坦白从宽，既往不咎”等精神，又关心教师们的食宿，照顾老年教师，运动的进行还算与人为善。这种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若干界限不清和简单化偏向，虽得到及时纠正，但是恶语伤人，终使人不大痛快。在学习结束时，胡耀邦题词给大家送行：“敬祝诸位平安反返样校!敬祝诸位为人民、为后辈服务中获得更大的功绩!”给广大教师以新的鼓励。
到一九五二年八月，全区一所大学、各县平均两所中学，都得到恢复和充实。小学由解放前的七千九百二十四所发展到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所，增加了一倍多。民族教育从无到有，工农业余教育迅速起步，为新川北文化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只重资格是一种腐巧观点
川北的干部队伍，随军南下的有一千六百八十人。最初每个大县分到二十来人，小县不到十人，数量很不够用。这时分布在二十六个县的，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地下党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前后，地下党员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和进行接管各种工作。区党委随即在他们中选拔一千多人参加各级党政工作，又从六十一军抽调干部六百九十八人，西南局又分派来五百多人。就是依靠这四千多人的队伍，完成了接管和建立县、区以上新政权的工作。
曾经长期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培养，使用关心干部有全面的经验。他首先强调南下党员和地下党加强团结由晋绥边区南下的干部和四川本地成长的地下干部，成长的经历不同，各有所长所短，必须作到密切合作互相尊重，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南下干部大都担任主要职位，更有责任主动地去团结地下干部。对于地下党的主要骨干，胡耀邦都细心安排，在各方面加以关心。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王叙伍担任区党委委员、行署民政厅长兼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独立承担工作。另一位领导人王朴庵任区党委战部办公室主任。王朴庵为了进出机关方便，穿上了一套军装。胡耀邦见后告他说，你穿上军装显得身份变了，但你同他们(指统战对象)就显得远了，你的作用也就可能小了。王觉得有道理，于是恢复了长衫礼帽的打扮。
在接管和建政中，区党委邀请各界人士四百多人参加，同时录用旧职员七千多人工作。在局势稍定之后，即创办川北革命大学、川北党校和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在各种运动中，选拔一批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底，全区干部共扩展到四万多人，另有乡村干部九万余人。为新川北的建设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当时川北有许多岗位缺少领导干部，而有些干优秀干部却因资格不够得不到提拔，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胡耀邦提出从“资格”的“囚笼”裹冲出来，在胆选拔新干部；强调只重资格是一种腐朽观点，要在思想上来一个革命；并在《川北日报》发表社论广为宣传。他还以拉着黄牛当马骑”作比喻，要敢于站新干部挑担子。他曾说：“我胡耀邦就是一条牛，中央要我到川北来，我就只好把自己当马了。”
胡耀邦对干部的要求严格，要求党内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评功检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多教育，少处分，作到口服心服。他指出对干部如果处理错了，就要平反，“在的确错了以后，平反得早好不好?好!可以使好同志不受屈，使大家心服”在“三反”运动追查贪污分子高潮中，曾一度追求数字。全区共算计出贪污在一千元(旧币一千万元)以上的有四千多人。胡耀邦对此表示怀疑，派人到各地进行检查，经过典型摸底，反复逐个核实，将这个数字大加压缩。
一九五二年九月，在完成建国初期的民主改革和建设工作以后，川北等四个重新合并为四川省。胡耀邦于七月间到京，分配到在团中央工作。
实事求是 集体领导 不突出个人
三十四后的一九八六年，中共四川省委委托南充地委筹备和召开川北区党史座谈会。这时尚健在的原川北区党委各领导同志，四个地委和工农青妇各团体的主要领导同志，川北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副政委王贵德等均出席。李昭同志(曾任南充市委副书记)在会上传达耀故事同志的意见说：“我问耀邦同志，他说你去嘛!在那里可以看到过去共同工作过的很多老同志，看看那个地区这些年的工作成就和进步。你去看一看，并问候大家好。我问还要讲点什么呀?地委电报上给我一个任务，说要你为会议讲两名话。他说，好吧，是不是这样：第一，要实事求是，这样就不解释了；第二，要集体领导；第三，不要突出个人。”显然，胡耀邦对川北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很珍惜的，但强调不要渲染，要求实存真，恰如其分。
川北在全国并不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上(重庆当时为直辖市，尚在外)。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同沿海地区不能相比。对全国全盘工作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从战争转向建设这个伟大变局中，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川北区党委任指导思想上，在领导艺术上，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却是有预见和果断的。川北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放手大胆地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执行西南局的决定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现实利益。如何临政亲民，如何通盘筹划，如何调动和协商各种社会力量，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为川北党政全盘领导人，无可否认，胡耀邦同志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时法制不健全，干部依靠领导，人民依靠“清官”，兴邦丧邦，第一把手的作为是太重要了。李登瀛同志在川北党史座谈会上说：“川北时期的工作大体没有留尾巴，干群心情舒畅。”这是川北干部和人民的心声。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评论胡耀邦同志说：“有主见，不盲从。”这个评价十分得当。胡耀邦是有思想的实干的思想家。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同志突然病危。当他躺在病床上时，他想的是什么呢?他会想到一生的革命历史吗?他可能想到，他来不及写出回忆录了。他会想到在川北时期的工作吗?他会想到曾经为新华日报撰写《新川北在战斗中行进!这都只能让人们去猜测和凭吊了。但是，可以确定，他是最后一定想到：新中国在战斗中行进!正是：生前身后事，千秋万代业。
立志社会改革和人民解放的胡耀邦，早年投身革命战争，晚年掌握中央枢要。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斗争中，锐意开拓，鞠躬尽瘁。在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众多英杰中，他是卓越的代表，一个具有伟大人格感召力的历史人物。
本篇追怀胡耀邦同志建国以后进军西南，在川北担任领导时期的主要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华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历经了半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战争时代，到此基本结束，开始了建设国家的伟大时期。对耀邦同志来说，这是他从马上到马下，从治军到治国的一个转换阶段。时间不到三年却颇重要。他在这段工作中所取得的新的经验，所增加的新的知识，所摸索的新规律，对他以后四十年的革命生涯来说，具有不可磨灭的印记。
胡耀邦奉命到地方工作
一九四九年。胡耀邦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后，去到山西临汾。贺龙同志前来晋绥分局领导同志会商了大批干部南下四0川的配合问题。十月三十日，南下干部誓师，也是山西父老欢送子弟南征的大会。会上，贺总分析上全国形势和进军西南的任务：消盘踞西南的数十万蒋军，解放全四川，解放全西南。贺总号召南下干部入川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共同战斗，学习二野的优良作风。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团说话，保证胜利进军，保证部队入川以后，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将配合地方工作同志建立和保卫新政权，建设新四川。当时会场上坐着已经决定预分到川北的一千几百名干部，还不知道这位委颇有鼓动力的小个子兵团主任，将是他们大川北工作时期的牵头人哩!
其后，胡耀邦夜渡风陵渡，来到秦岭前线。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兵团拟定了本部三个军加第七军共四个军的南下作战方案。经彭总、贺总批准后上报中央军委确定下来。我北线兵团将配合南线刘邓大军及四野一部，对以西南为最后巢穴的蒋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聚歼。在中国大陆上，这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役了。
解放西南的战役于十一月初展开。刘邓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西南地区向川黔进军，在歼灭宋希濂、罗广文两兵团主力后，于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又飞速向北向西横扫，截断了蒋军逃向康、滇的退路。这时，北线之敌胡宗南集团急速从秦岭巴山防线后撤，妄图在川西北同我顽抗。从十二月实初开始，十八兵团兵分三路向川西、川北进军。左路六十一军在穿越大巴山占领南江县后，急速跨越嘉陵江、涪江，一路扫灭残敌，直抵中江县城。中路右路六十、六十二、七军从汉中和天水地区向南挺进，以破竹之势攻占广元、剑阁、绵阳等要地，又进占广汉、金堂、新都等县，直逼成都。南北两地路大军会合，把蒋军最后一支主力，胡宗集团数十万人包围于成都盆地。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五个兵团相继起义，敌宪兵部队等也宣布起义。原守备成都的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起义后，同我十八兵团商定好和平解放成都的实施办法。十二月三十日，贺龙同志率十八兵团举行盛大入城仪式，兵团奉命接管和警备成都。至此，十八兵团入川的主要战斗任务已基本结束。胡耀邦长期的军旅生涯也即将结束。中共中央西南局于十二月中旬电告以贺龙同志为首的川西产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同意组织川北党临时工委，以胡耀邦同志为书记，赵林同志为副书记。”胡耀邦奉命到地方工作了。但是，兵团的政治工作任务还很繁重。总结南下的政治工作经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的政治工作纲要及实施办法，特别是对起义、投诚和被俘的二十多万蒋军的接管、教育和改造，都要花费胡耀邦大量的心血。在这些任务部署就绪之后，他才能离开部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从受命之日起，胡耀邦就在考虑他如何学习和掌握治国的新本事了“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侯祠这一楹联对他深有触动。现在要“治蜀”了在人民民主时代，又应该怎样鉴镜昔贤的治平经验呢?面对历史，多学好好思的胡耀邦，不免一再深思。
为建设新川打好基础
川北面积九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七百五十万(一九五二年)，耕地二千四五十余万亩，全区三十五个县，解放又增设南充市，有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区的十四个县是早年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诸葛亮说“益州险塞”，川北足以当之，而“沃野千里”，大概小川北一带即涪江、嘉陵江下游沾个边吧。就经济而言，在四川当时的四区一市中，川北是比较落的。发展生产的潜力虽然巨大，但解放时则是满目疮痍，百业调弊，民不聊生。一九四九年的农业产量，尚不及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八十。要建设新川，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新社会，是长期的事业。胡耀邦是抱着为建设新川北打基础的信念赴任的。他曾说：“耀邦以不满五尺之身，来到川北，其将有利于川北人民乎?”话音中有些顾虑，却也表现出相当的信心。在从受命到调离的两年八个月中，他以超额的负荷，率领级干部和全区广大人民，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完成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和文教事业，培养了一支干部队伍，完成了既定目标。
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告别兵团，驱车前往南充，当晚同区党委常委同志见面。中共川北区党委委员十四人，常委会六人。常委中副书记赵林(为第二书记)、组织部长李登瀛、行署副主任秦忡方均为晋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同志，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卫杰、郭林祥为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军长、副政委，是胡耀邦的老战友。区党委委员、秘书长饶兴，也是戎马半生转到地方来的。他们先期到达川北，完成了南下干部的分配和进行了行政接管，部队已进入紧张的剿匪斗争。他们的年纪都长于三十四岁的胡耀邦。作为“班长”，胡耀邦始终尊重他们，善于汲取他们的经验，接受他们的意见。而胡耀邦的远见卓识、多谋善断、民主宽厚、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也很快得到这一班人的信任。他们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这是当时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多年以后，胡耀邦还以十分感谢的心情回忆这个班子，特别是赵林同志。他认为只有靠赵林把区党委的经常业务统管起来，他自己才有可能瞻前顾后，总揽全局，加强建政工作。
二月下旬，区党委召开全区县以上干部会，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的部署，讨论拟定了《北初期工作纲要》。它是粗线条的，但明确了目标，统一了思想。全区的工作是紧迫的，中心工作将一个接着一个，剿匪肃特，微量，减租退抻，反对恶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需要连续不断地、一环套一环穿插进行。而恢复了展生产、恢复文教事业等，则必须始终抓紧，川北是新区的新区，而老解放区已有几年或上十年的历史，只有主动争取时间把工作做好，才能做到不拖全国的后腿。
重视少数民族代表的意见
二月二十五日，南充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胡耀邦在会上发表《团结起来，建设新南充，建设新川北》的讲话。这是他针对川北人民的思想实际，第一次公开宣传和交代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话，影响是很大的。在各种场合中，这类有针对性的讲话，川北干部和人民还会听到许多次。人们都愿意听胡耀邦的讲话，在含义上是理性的，在话语中带着丰富的情感，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和鼓动的力量。根据南充经验，各县相互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争取了各界人士向人民政府靠拢。一批民主人士自愿下乡协助剿匪和微量工作，社会工作，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下来。
在开幕式上，台前放着几把藤椅。胡耀邦邀请六十岁以上的代表在藤椅上就座。当时川北党政军领导人没有年过半百。尊老之举深孚人心，会场气氛顿时又活跃了几分。
在大会发言中，回民代表马滕九说：政府不注意民族工作，在施政方针上没有少数民族这上条。此言一出，全场哑然，似乎马先生闯下乱子。这时胡耀邦站起来带头鼓掌，表示诚恳接受马先生的意见。川北只有回、藏两个少数民族，数量虽然不大，但忽视了是个缺点，胡耀邦随即作了改正。会后他请马先生担任行署少数民族机构负责工作。领导者从善如流，自然激发了被领导者畅所欲言，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会议还经过协商，选举产生了川北协商委员，委员四十七人，由胡耀邦任主席，川北区一级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巩固民主政权，加强政府工作，胡耀邦始终掌握的中心，由于革命根据发民的历史情况，当时不少同志存在一种重党而轻政的情绪。他强调说：“‘政府’两个字不能忽略，因为我们许多政策法令都是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党同政策法令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我们党掌握着领导权，因此，我们的干部熟悉政府公布的政策法令的意义就更大。”胡耀邦就在行署办公，住在行署，他是以“胡主任”而不是以胡书记、胡政委闻名川北的。川北行署的辖区和人口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政府工作牵涉面广，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和知识力量合作。因此，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人士的积极性非同小可。针对党内部分同志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和独断专行的偏向，他提醒说：“共产党人只能三面威风，不能八面威风。对帝国主义势力、对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敢于打击和压倒他们。而对其他方面，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党派、民主人士等，都是统战对象，都要善于同他们协商合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工农是我们的基础，没有基础不行。但没有朋友也没有力量，基础就不稳固。”事实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在剿灭股匪时，有的民主人士深入匪穴，配合我部队的军政攻势，加速了匪帮的分化解体，仅安岳一县，即瓦解股匪一万余人，起到共产党干部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胡耀邦同原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起义将领裴昌会的终身友谊，堪称统一战线的楷模。两军在秦岭对峙时，裴昌会就曾派人到我军联系起义。由胡耀邦接见来人，指导该部应该积极进行准备，至于何时起义，则需要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几个月后，裴昌会在德阳起义，胡耀邦当即接见了他，多加勉励。起义部队整编完毕，裴昌会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要求转到地方工作。刘伯承对他说：“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工作。”接着报请政务院，周总理任命裴昌会为川北署副主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行署秘书长刘玉行到重庆迎接裴昌会到任后，因住房未完工，胡耀邦就将自己的住房滕出一间请裴昌会住，帮助他了解全面情况，多方关注他的生活，还请他兼任工业厅长。裴昌会有权有责，经常下到基层，决心从头学起，成为内行。在提请民革中央李济琛主席批准后，由裴昌会负责川北区民革分部的筹备和建立工作。胡耀邦还鼓动裴昌会经常同各界人士接触，听取真话，发挥特殊作用。其后许多年，裴昌会在重庆工作，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到北京，都要同胡耀邦畅叙旧谊，并得到新的启示。他念念不忘耀邦同志对他讲的话：“党对你是负责到底的。”
川北民盟的组织较强，其中不乏望重一方之士，区党委对他们也多作了实际安排。解放以前，川北有十中人县已有民盟组织，在协助接管工作中出了力。解放后经过整顿，民盟分部希望能够在这些县中适当发展。民盟中央领导人胡愈之到川北参加土改时，也提出这个意见。区党委认为这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意有步骤地适当发展。但是西南局统战部认为不符合中央规定，还需“待中央决定。”区党委统战部准备写信去进行申辩。胡耀邦认为不需要这样做。他说：“下面的事不可能件件请示中央来拍板，并且中央对此是有明确政策的。”“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始终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情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川北民盟组织得到了适当了展，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在土地革完成之后，党内有些人误认为统战工作可以减少一些。党外也有些人怀疑“共产党的圈子是不是一天天小”?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再一次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当年三月土改高潮中召开的)进行讨论部署。胡耀邦在会上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的：“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不要了呢?大概是共产党也不要了那一天，统一战线就不要了。”这个长期共存的思想，在川北党内外的影响至为广泛深远。
在报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在准备赴川北以前，胡耀邦就着手《川北日报》的筹办。他认为“搞好宣传工作是搞好一切工作的重要环节”，而办好一张机关报，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工作，把政策交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广泛进行思想动员的主要手段。他从十八兵团商调新华社分社长袁玉明来担任《川北日报”总编辑工作(社长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清兼任)，又在兵团政治办新闻训练班，抽调三十多个学员，还调拨印刷机，随他一同来到川北。白手起家，艰难缔造，最初还以人力摇动机器，一个月以后，一张始用土纸印行的《川北晶报》终于和广大人民见面了。
胡耀邦为报纸出题目，看大样，组织重要社评，修改文章，甚至注意版面、印刷上的问题；还推动区党委和行署各部门关注和运用报纸进行工作。《川北日报》围绕着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系统、生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具有相当的威信。
胡耀邦运用报纸另一个方面，是以身作则在报纸上公开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九五零五月行署干部的一幢宿舍被匪特纵火焚烧。胡耀邦指示报纸公开报道并加以评论。他在审稿时加上“领导思想的麻痹，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有的民主人士知道内情后，连声称赞“佩服”稍后，行署又发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应以正确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控告》的指示。报纸刊登以后，进一步推动了公开监督工作。
胡耀邦很重视袁玉明的才识，同他长期保持着师友之间的友谊。一九五七年，袁玉明因直言而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他深感痛心。他始终认为袁玉明是党的好干部，不时给予安慰和鼓励。
使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
实施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川北在完成剿匪肃特、减租任务以后，贫雇农在政治上的优势初步形成，农民协会、农民自卫武装已经建立，旧的保甲制度废除了，实施土地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实际情况，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土改分三期进行。每期有一万几千名干部参加工作，还有中央和西南来的土改工作团近千人，各级领导同志带大批工作团下乡，层层加强领导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四月，整个运动基本完成。
川北的土地改革，是完全按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进行。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在战争情况下实行土地改的政策有所调整，其中重要的是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更好地保证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便孤立地主，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区党委又根据川北地实际情况，制定《川北区土地改革实施细则》，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胡耀邦兼任川北土地工作团总团长，不时下乡检查工作。他再三要求工作团同志要熟悉土改总路线总方针和上一系列政策，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依靠政策来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去执行政策；对富农和地主也要求他们懂得政策，要守法不要违法。在惩罚不法地主时，则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做到占理占法，名正言顺。
对于地方上一些在历史上虽有罪恶，但解放前后出力立功的头面人物，胡耀邦采取了“保证过关”的办法。他不允许农民进城抓人，更不能只听少数勇敢分子的话，而由领导出面进行调解和说服。合情合理地摆清事实讲清政策，农民是同意的。对待行署委员和协商委员等人士，则实施硬性保证，甚至由行署借款向农民退赔。从当时和长远来看，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正是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扩大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川北地区整个土改运动迅速而稳妥地完成。全区共没收、惩收土地九百六十四万亩，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占全区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这些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川北大地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地主阶级被废除，广大贫雇农发动起来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增强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呈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在保家卫国的召唤下，四万多翻身农民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涌现出黄继光等英雄人物。
一九五一年七月，西南局覆电川北区党委说：“你区土改发展正常，甚慰。你们的各项处置均属妥当。”这是对川北广大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极大支持和勉励，也是对胡耀邦正确领导的充分肯定。
提出发展农业的“四大”方针
在施政方针上，胡耀邦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改革的最终完成。一九五一年春耕季节，全区土改正值高潮之际，行署向各级政府、各土改工作团、各农民发出《大力领导春耕生产十项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春耕生产进行；已土改区务于春耕以前把土地分配完毕，把可以推后解决的问题放到春耕以后解决，保证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未土改区应巩固减租退押成果，保证佃权，保证不荒芜一寸土地，谁种谁收；允许富农经济发展，严格保证中农；提倡农村借贷自由，有借有还；对缺少劳动力的烈军属组织好代耕工作；督促地主、游民、懒汉参加生产；发生灾荒地区，抢种早熟作物度荒自救；县区乡三级组织农业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耕种事宜。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符合当地当时的需要，因而基本保证了在土地改革中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九五一年春季，川北大部分县发生旱灾，部分地区又有风雹虫灾，灾情严重。耀邦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斗争，决定一切灾区，无论是已土改区、正土改区或未土地区，均应毫无例外地以领导与发动群众抗灾为最中心任务。土改因此不能按期完成者，时间可推迟。经过群众性的抗灾自救，各地驻军的协助，政府也拨给一部份救济粮，再加上以后的普雨，一九五一年仍获得较好的农业收成。到一九五二年全区土改完成以后，农业生产的成绩是可喜的。与一九四九年相比，粮食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二，棉花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蚕丝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为川北农村生产开拓良好的前景。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川北经济应当如何发展，以适应全国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形势?胡耀邦在反复调查研究之后，确认川北的农业既然占全区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当然还是应该以农业为主。一九五二年春，在土地改革即将完成，他向全区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个“大”字，即是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植树造林，大量繁殖牲畜，作为当时全面发展农业的方针。但他又认为，只靠增加农业生产，农民还是富裕不起来的。农产品必须卖得出去，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要缩小，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两年多中，川北除整修好全部被国民党溃军所破坏的公路外，共翻修新修公路一千六百公里，疏浚嘉江、涪江、渠江航道二千公里，架设电话线一万多公里，至于发展工业，就川北的工业基础和经济情况而言，就只能是个“小”字。全区除恢复和发展几个现代化丝广和煤矿以外，只能挤出一点钱，创办若干小型工业市政企业。对于工商业资本家，则提倡他们“钱向工业，脚向农村”，并鼓励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都是合乎实际和尽力而为的。
川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行的。土改以后，互助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一九五年开展了“万户千组一百乡”的爱国增产运动。个别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农民并不欢迎，就停了下来。胡耀邦认为首先应大量建立供销合作社，以配合国营商业供应生产资料，促进土特产的输出，切实增加保证农民利益。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全区一半以上乡镇都建立了基层供销社，业务逐步扩大。全区和务县都召开土特产交流会，促进土特产增产和城乡物资交流会见效颇快，深受城乡人民欢迎。
政府大员向教师拜年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川北日报》发表了行署胡耀邦主任《向全体文教工作者慰问和贺年》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诸先生的努力，使我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育得以顺利地展开。切盼继续奋斗，使一九五二年的学校教育，工农教育及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教育更向前迈进一步。兹值新年，谨致慰问并祝健康!”政府大员向教师拜年颇为新鲜。当年行署还决定各县、市在元旦后均召开文教座谈会并举行一次聚餐，由城区十里以内的教师参加，十里以外不便参加的由行署教育听厅赠送新华书店书卷一张。尊师重教，人心所向呀!
胡耀邦自幼学而不厌，其后又养成诲人不倦的精神，因而善于尊重人知识分了子，重视学校教育。他每次下乡视察，都要了解学校教育情况，有时候到学校中同教师们座谈讲话。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信及时作出指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限定政治学习的时间，星期日不得召开会议，防止社会上各种运动对学校教育的冲击。有一次在营山视察时，他应营山中学样校长的临时请求，到校座谈。附近完小教师也闻风而至。席间他谈笑风生，一时满堂欢欣，充分而又自然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
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很大，川北虽未放映这部影片，也未展开批判，但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其后，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按上级部署，川北于一九五一年寒假中举行“学习会”，有两千余名教师参加，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胡耀邦亲自交代政策，贯彻“和风细雨，帮助到底”、“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以及“坦白从宽，既往不咎”等精神，又关心教师们的食宿，照顾老年教师，运动的进行还算与人为善。这种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若干界限不清和简单化偏向，虽得到及时纠正，但是恶语伤人，终使人不大痛快。在学习结束时，胡耀邦题词给大家送行：“敬祝诸位平安反返样校!敬祝诸位为人民、为后辈服务中获得更大的功绩!”给广大教师以新的鼓励。
到一九五二年八月，全区一所大学、各县平均两所中学，都得到恢复和充实。小学由解放前的七千九百二十四所发展到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所，增加了一倍多。民族教育从无到有，工农业余教育迅速起步，为新川北文化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只重资格是一种腐巧观点
川北的干部队伍，随军南下的有一千六百八十人。最初每个大县分到二十来人，小县不到十人，数量很不够用。这时分布在二十六个县的，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地下党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前后，地下党员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和进行接管各种工作。区党委随即在他们中选拔一千多人参加各级党政工作，又从六十一军抽调干部六百九十八人，西南局又分派来五百多人。就是依靠这四千多人的队伍，完成了接管和建立县、区以上新政权的工作。
曾经长期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培养，使用关心干部有全面的经验。他首先强调南下党员和地下党加强团结由晋绥边区南下的干部和四川本地成长的地下干部，成长的经历不同，各有所长所短，必须作到密切合作互相尊重，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南下干部大都担任主要职位，更有责任主动地去团结地下干部。对于地下党的主要骨干，胡耀邦都细心安排，在各方面加以关心。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王叙伍担任区党委委员、行署民政厅长兼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独立承担工作。另一位领导人王朴庵任区党委战部办公室主任。王朴庵为了进出机关方便，穿上了一套军装。胡耀邦见后告他说，你穿上军装显得身份变了，但你同他们(指统战对象)就显得远了，你的作用也就可能小了。王觉得有道理，于是恢复了长衫礼帽的打扮。
在接管和建政中，区党委邀请各界人士四百多人参加，同时录用旧职员七千多人工作。在局势稍定之后，即创办川北革命大学、川北党校和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在各种运动中，选拔一批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底，全区干部共扩展到四万多人，另有乡村干部九万余人。为新川北的建设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当时川北有许多岗位缺少领导干部，而有些干优秀干部却因资格不够得不到提拔，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胡耀邦提出从“资格”的“囚笼”裹冲出来，在胆选拔新干部；强调只重资格是一种腐朽观点，要在思想上来一个革命；并在《川北日报》发表社论广为宣传。他还以拉着黄牛当马骑”作比喻，要敢于站新干部挑担子。他曾说：“我胡耀邦就是一条牛，中央要我到川北来，我就只好把自己当马了。”
胡耀邦对干部的要求严格，要求党内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评功检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多教育，少处分，作到口服心服。他指出对干部如果处理错了，就要平反，“在的确错了以后，平反得早好不好?好!可以使好同志不受屈，使大家心服”在“三反”运动追查贪污分子高潮中，曾一度追求数字。全区共算计出贪污在一千元(旧币一千万元)以上的有四千多人。胡耀邦对此表示怀疑，派人到各地进行检查，经过典型摸底，反复逐个核实，将这个数字大加压缩。
一九五二年九月，在完成建国初期的民主改革和建设工作以后，川北等四个重新合并为四川省。胡耀邦于七月间到京，分配到在团中央工作。
实事求是 集体领导 不突出个人
三十四后的一九八六年，中共四川省委委托南充地委筹备和召开川北区党史座谈会。这时尚健在的原川北区党委各领导同志，四个地委和工农青妇各团体的主要领导同志，川北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副政委王贵德等均出席。李昭同志(曾任南充市委副书记)在会上传达耀故事同志的意见说：“我问耀邦同志，他说你去嘛!在那里可以看到过去共同工作过的很多老同志，看看那个地区这些年的工作成就和进步。你去看一看，并问候大家好。我问还要讲点什么呀?地委电报上给我一个任务，说要你为会议讲两名话。他说，好吧，是不是这样：第一，要实事求是，这样就不解释了；第二，要集体领导；第三，不要突出个人。”显然，胡耀邦对川北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很珍惜的，但强调不要渲染，要求实存真，恰如其分。
川北在全国并不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上(重庆当时为直辖市，尚在外)。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同沿海地区不能相比。对全国全盘工作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从战争转向建设这个伟大变局中，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川北区党委任指导思想上，在领导艺术上，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却是有预见和果断的。川北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放手大胆地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执行西南局的决定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现实利益。如何临政亲民，如何通盘筹划，如何调动和协商各种社会力量，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为川北党政全盘领导人，无可否认，胡耀邦同志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时法制不健全，干部依靠领导，人民依靠“清官”，兴邦丧邦，第一把手的作为是太重要了。李登瀛同志在川北党史座谈会上说：“川北时期的工作大体没有留尾巴，干群心情舒畅。”这是川北干部和人民的心声。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评论胡耀邦同志说：“有主见，不盲从。”这个评价十分得当。胡耀邦是有思想的实干的思想家。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同志突然病危。当他躺在病床上时，他想的是什么呢?他会想到一生的革命历史吗?他可能想到，他来不及写出回忆录了。他会想到在川北时期的工作吗?他会想到曾经为新华日报撰写《新川北在战斗中行进!这都只能让人们去猜测和凭吊了。但是，可以确定，他是最后一定想到：新中国在战斗中行进!正是：生前身后事，千秋万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