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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婚嫁变迁是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真实写照，本文选取H村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婚嫁作为研究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切入点，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农村社会关系变迁，以探究农村社会关系变迁与城镇化的关系，得出“农村社会关系朝着更好地融入城镇化的方向变迁”这一结论。
关键词：城镇化 农村婚嫁 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6-0084-02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影响下的我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包括农村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是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向多维度变迁，还是我国农村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城镇化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农村婚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领域，主要分两个方向研究：一是将婚嫁作为农村的一种仪式研究，探讨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文化意义及功能。如涂尔干将仪式视为社会实体的象征的表现，特纳肯定了仪式对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维系功能。二是将仅仅对婚嫁的仪式、过程、功能作一个静态的描述，探讨婚嫁仪式变迁背后的价值缺失。如黄方在《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中提到“婚嫁仪式的文化功能丧失”，导致“婚嫁仪式已经沦为一种收钱的游戏”①；孙立平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书中把仪式看作一种社会联系。
我国对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而近年来学者们根据社会的变迁对农村社会关系进行了更为全面、与时俱进的研究，扩展了“差序格局”的维度：伦理、情感、利益，认为传统的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正在扩大，内涵正在变化。
国内外对农村婚嫁和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婚嫁背后的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又多以城镇化为切入点，从农村本身在城镇化进程中“自我的适应”来研究农村城镇化的很少。
二、调查选点
H村是位于广西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镇的一个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自然村，属于城郊，改革开放前，该村的村民基本以种植为生，人口基本不发生对外流动，该村以杨、梁、余、陈、曾、朱六大姓为主，同姓的人拥有共同的起源，是有血缘上的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该村迈入城镇化进程中，于2013年在行政上由行政村撤村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但该社区居民仍以农村村民自称，仍为农业户口，该村现在集体所有土地已被征收，村民仍拥有农田，大部分村民仍从事农业活动，平时，中年及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下班就回村居住、休息。
婚嫁对村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父母视“帮子女办了婚嫁大事”为对子女的最大责任，因此村民对婚嫁都非常看重，父母都希望办得热热闹闹。该村的婚嫁都会宴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亲人”也会给予“人情”和“打赏”。同时，同姓的各家各户在婚嫁的周期内（婚嫁通常为两天）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忙，相互“帮忙”也使得村民相互欠“人情”。“帮忙”在该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帮忙”的人情则连接起了该村同姓的“亲人”之间的相互“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H村婚嫁及社会关系变迁
1.“帮忙”必要性降低，“人情”日益物质化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依靠熟人社会中的“帮忙”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村民逐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在生产、生活方面需要的“帮助”，婚嫁活动中逐渐有部分村民请“专职”婚嫁服务来帮忙。当村民用市场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帮忙”时，在熟人社会中欠下的“人情”就逐渐变少，“帮忙”的必要性逐渐下降。
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从专职农业劳动者变成务农与进城打工双重职业属性，村民逐渐以经济利益衡量自身社会行动，经济损失越大就越会促使其突破传统价值、社会机制的约束。所以，在婚嫁活动中，村民逐渐加重以礼金为代表的“人情”分量，部分村民宁愿多增加礼金，也不请假去“帮忙”，或者托人交了礼金而没有去参加婚嫁活动，因为请假的经济损失较大。而随着礼金数额的增加，村民参加婚嫁活动的积极性逐渐降低。
“人情”的去“帮忙”化，“人情”日益物质化，婚嫁的平台维系功能降低，對农村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熟人社会中“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市场化机制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的构建。
2.婚嫁认同功能弱化，社会关系逐渐淡化
笔者对该村的一个年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部分材料如下：
余某，男，23岁，在校大学生。
余某在家的时候，村里有婚嫁活动，也没有参加到“帮忙”中。据他解释，他不参加“帮忙”的原因一是跟村里的中年人不熟，青年人一般也不怎么去“帮忙”，二是不怕以后没有人“帮忙”，以后可以直接去酒店办或者请专门做婚宴服务的人员来做。
近年来，婚嫁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该村，嫁女儿、娶媳妇一般需各花费4万元、8万元左右（根据各家的经济水平有所上升或下降），婚嫁活动往往会花费掉父母的积蓄。与上世纪相比，青年对婚嫁活动的认同感下降，对办婚宴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办婚宴既是件麻烦事，也浪费金钱，无所谓办不办婚宴。由此可见，青年人对婚嫁认同感明显下降，弱化了婚嫁作为一个平台链接熟人社会中社会支持网络的维系功能，最终造成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物化或疏离。
3.中老年的熟人社会，青年的半熟人、陌生人社会
笔者在观察中发现：
参加婚嫁活动的多为中老年人和小孩，年轻人只是在婚宴时才会出现且不多，而婚嫁活动中相互“帮忙”的人群主要为中年人，未婚年轻人很少。 笔者对该村的一个年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部分材料如下：
杨某，男，24岁，深圳工作，IT从业者。
农历2016年8月底，杨某的堂妹出嫁，杨某从深圳赶回玉林参加堂妹的婚礼。据他介绍，他回来的原因就是亲大伯的女儿出嫁，如果不是很“亲”的，他就不会回来了，因为既跟村里面的中老年人不熟，跟村里面的年轻人也玩不到一块，除了个别小时候玩得比较好的，其他的也不熟悉。而他还提及：自己的大多朋友都不是本村的。
从婚嫁活动的参与情况可以看出：中老年人是维护熟人社会中相互“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坚守着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维持的机制。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强，青年的求学、娱乐休闲、工作等不再局限于本村，不断突破熟人社会、村社生活的限制，扩展到了城市中，社会交际网络呈现多元化，建立更强的同学关系、业缘关系等，而与同村的青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强，跟中老年村民的关系更是弱化，甚至不怎么认识。婚嫁参与的人群变迁反映出了农村社会关系出现了年龄分化，中老年仍处于熟人社会中，而青年则逐步进入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
4.代际关系疏离化，新生代情感取向
该村的住房分布有以下特点：
由于年代的原因，H村目前主要有两个区的房屋，第一房区是21世纪前的泥瓦房和平顶房，主要根据姓氏分布，同姓的多聚居在一起，有的同姓几户共住在一屋中；第二房区是近十年来建的新房，分布在村落外围，出现了较多的异姓混居情况。
笔者对该村礼金接收的观察发现：
在送礼金时，出现了一户送超过一份礼金的情况，据负责收礼金的“礼生”反映：以前是一户送一份礼金，而现在，当家里的父母送礼金来时，已经工作或者结婚的子女会让父母帮拿自己的一份过去，礼金的发送出现了代际之分；同时，部分住在附近的关系好的异姓同村村民或者新人的非本村朋友给予礼金的现象也逐渐增多。
在传统农村社会，都是聚族而居，同姓的人家会聚居在一起，父母与成家的子女不是住一起就是相互靠近。而现代社会，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子女成家后多会和父母分居。同时，由于村民自留宅基地不足的原因，土地交换的现象非常普遍，结果导致异姓混居的比例逐步增大，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也加大。加之青年人长期外出求学、打工，导致了子辈与父辈、孙辈与祖辈、同辈之间的亲情关系淡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而礼金的代际之分也说明这一点。
同姓聚居到异姓混居的变迁及外出求学或打工，能够消除异姓隔阂，新生代将从异姓交往中获得情感支持。而同姓散居也大幅度减少同姓亲属的交往时间、机会和意愿，最终模糊新生代对部分亲属血缘关系的认识。异姓交往与同姓散居最终会导致新生代的情感取向与血缘关系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四、结语
（一）城鎮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正功能
在未城镇化的H村中，H村婚嫁活动主要反映其背后的血缘关系和“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维持熟人社会紧密关系的重要性，稳固的“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家庭在农业社会中持续发展。而城镇化进程中的H村，其婚嫁反映了血缘关系和“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正在弱化，但地缘关系中的非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逐步增强，这种关系格局的转变更有利于家庭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同时，H村的青年自发地从熟人社会逐步过渡到半熟人、陌生人社会，青年逐步适应了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这都表明：城镇化中农村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城镇化。简单描述为：接纳城镇化——改变关系——融入城镇化。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负功能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H村的以“帮忙”人情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瓦解，社会关系逐渐淡化，村民在城镇化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而对于城镇化中缺乏发展能力和机会的弱势村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被迫接受城镇化，有可能沦为城镇化的依附品。部分弱势村民与城镇化的关系简单描述为：被迫城镇化——关系混乱——依附城镇化。
注释：
①黄方.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黄方.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2]苟天来，左停.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J].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07（7）.
[3]长中子.解读我国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关系[J].农家顾问，2011（8）.
[4]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责任编辑：孙瑶
关键词：城镇化 农村婚嫁 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6-0084-02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影响下的我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包括农村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是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向多维度变迁，还是我国农村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城镇化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农村婚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领域，主要分两个方向研究：一是将婚嫁作为农村的一种仪式研究，探讨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文化意义及功能。如涂尔干将仪式视为社会实体的象征的表现，特纳肯定了仪式对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维系功能。二是将仅仅对婚嫁的仪式、过程、功能作一个静态的描述，探讨婚嫁仪式变迁背后的价值缺失。如黄方在《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中提到“婚嫁仪式的文化功能丧失”，导致“婚嫁仪式已经沦为一种收钱的游戏”①；孙立平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书中把仪式看作一种社会联系。
我国对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而近年来学者们根据社会的变迁对农村社会关系进行了更为全面、与时俱进的研究，扩展了“差序格局”的维度：伦理、情感、利益，认为传统的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正在扩大，内涵正在变化。
国内外对农村婚嫁和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婚嫁背后的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又多以城镇化为切入点，从农村本身在城镇化进程中“自我的适应”来研究农村城镇化的很少。
二、调查选点
H村是位于广西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镇的一个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自然村，属于城郊，改革开放前，该村的村民基本以种植为生，人口基本不发生对外流动，该村以杨、梁、余、陈、曾、朱六大姓为主，同姓的人拥有共同的起源，是有血缘上的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该村迈入城镇化进程中，于2013年在行政上由行政村撤村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但该社区居民仍以农村村民自称，仍为农业户口，该村现在集体所有土地已被征收，村民仍拥有农田，大部分村民仍从事农业活动，平时，中年及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下班就回村居住、休息。
婚嫁对村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父母视“帮子女办了婚嫁大事”为对子女的最大责任，因此村民对婚嫁都非常看重，父母都希望办得热热闹闹。该村的婚嫁都会宴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亲人”也会给予“人情”和“打赏”。同时，同姓的各家各户在婚嫁的周期内（婚嫁通常为两天）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忙，相互“帮忙”也使得村民相互欠“人情”。“帮忙”在该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帮忙”的人情则连接起了该村同姓的“亲人”之间的相互“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H村婚嫁及社会关系变迁
1.“帮忙”必要性降低，“人情”日益物质化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依靠熟人社会中的“帮忙”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村民逐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在生产、生活方面需要的“帮助”，婚嫁活动中逐渐有部分村民请“专职”婚嫁服务来帮忙。当村民用市场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帮忙”时，在熟人社会中欠下的“人情”就逐渐变少，“帮忙”的必要性逐渐下降。
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从专职农业劳动者变成务农与进城打工双重职业属性，村民逐渐以经济利益衡量自身社会行动，经济损失越大就越会促使其突破传统价值、社会机制的约束。所以，在婚嫁活动中，村民逐渐加重以礼金为代表的“人情”分量，部分村民宁愿多增加礼金，也不请假去“帮忙”，或者托人交了礼金而没有去参加婚嫁活动，因为请假的经济损失较大。而随着礼金数额的增加，村民参加婚嫁活动的积极性逐渐降低。
“人情”的去“帮忙”化，“人情”日益物质化，婚嫁的平台维系功能降低，對农村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熟人社会中“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市场化机制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的构建。
2.婚嫁认同功能弱化，社会关系逐渐淡化
笔者对该村的一个年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部分材料如下：
余某，男，23岁，在校大学生。
余某在家的时候，村里有婚嫁活动，也没有参加到“帮忙”中。据他解释，他不参加“帮忙”的原因一是跟村里的中年人不熟，青年人一般也不怎么去“帮忙”，二是不怕以后没有人“帮忙”，以后可以直接去酒店办或者请专门做婚宴服务的人员来做。
近年来，婚嫁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该村，嫁女儿、娶媳妇一般需各花费4万元、8万元左右（根据各家的经济水平有所上升或下降），婚嫁活动往往会花费掉父母的积蓄。与上世纪相比，青年对婚嫁活动的认同感下降，对办婚宴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办婚宴既是件麻烦事，也浪费金钱，无所谓办不办婚宴。由此可见，青年人对婚嫁认同感明显下降，弱化了婚嫁作为一个平台链接熟人社会中社会支持网络的维系功能，最终造成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弱化、物化或疏离。
3.中老年的熟人社会，青年的半熟人、陌生人社会
笔者在观察中发现：
参加婚嫁活动的多为中老年人和小孩，年轻人只是在婚宴时才会出现且不多，而婚嫁活动中相互“帮忙”的人群主要为中年人，未婚年轻人很少。 笔者对该村的一个年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部分材料如下：
杨某，男，24岁，深圳工作，IT从业者。
农历2016年8月底，杨某的堂妹出嫁，杨某从深圳赶回玉林参加堂妹的婚礼。据他介绍，他回来的原因就是亲大伯的女儿出嫁，如果不是很“亲”的，他就不会回来了，因为既跟村里面的中老年人不熟，跟村里面的年轻人也玩不到一块，除了个别小时候玩得比较好的，其他的也不熟悉。而他还提及：自己的大多朋友都不是本村的。
从婚嫁活动的参与情况可以看出：中老年人是维护熟人社会中相互“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坚守着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维持的机制。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强，青年的求学、娱乐休闲、工作等不再局限于本村，不断突破熟人社会、村社生活的限制，扩展到了城市中，社会交际网络呈现多元化，建立更强的同学关系、业缘关系等，而与同村的青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强，跟中老年村民的关系更是弱化，甚至不怎么认识。婚嫁参与的人群变迁反映出了农村社会关系出现了年龄分化，中老年仍处于熟人社会中，而青年则逐步进入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
4.代际关系疏离化，新生代情感取向
该村的住房分布有以下特点：
由于年代的原因，H村目前主要有两个区的房屋，第一房区是21世纪前的泥瓦房和平顶房，主要根据姓氏分布，同姓的多聚居在一起，有的同姓几户共住在一屋中；第二房区是近十年来建的新房，分布在村落外围，出现了较多的异姓混居情况。
笔者对该村礼金接收的观察发现：
在送礼金时，出现了一户送超过一份礼金的情况，据负责收礼金的“礼生”反映：以前是一户送一份礼金，而现在，当家里的父母送礼金来时，已经工作或者结婚的子女会让父母帮拿自己的一份过去，礼金的发送出现了代际之分；同时，部分住在附近的关系好的异姓同村村民或者新人的非本村朋友给予礼金的现象也逐渐增多。
在传统农村社会，都是聚族而居，同姓的人家会聚居在一起，父母与成家的子女不是住一起就是相互靠近。而现代社会，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子女成家后多会和父母分居。同时，由于村民自留宅基地不足的原因，土地交换的现象非常普遍，结果导致异姓混居的比例逐步增大，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也加大。加之青年人长期外出求学、打工，导致了子辈与父辈、孙辈与祖辈、同辈之间的亲情关系淡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而礼金的代际之分也说明这一点。
同姓聚居到异姓混居的变迁及外出求学或打工，能够消除异姓隔阂，新生代将从异姓交往中获得情感支持。而同姓散居也大幅度减少同姓亲属的交往时间、机会和意愿，最终模糊新生代对部分亲属血缘关系的认识。异姓交往与同姓散居最终会导致新生代的情感取向与血缘关系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四、结语
（一）城鎮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正功能
在未城镇化的H村中，H村婚嫁活动主要反映其背后的血缘关系和“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维持熟人社会紧密关系的重要性，稳固的“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家庭在农业社会中持续发展。而城镇化进程中的H村，其婚嫁反映了血缘关系和“帮忙”的社会支持网络正在弱化，但地缘关系中的非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逐步增强，这种关系格局的转变更有利于家庭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同时，H村的青年自发地从熟人社会逐步过渡到半熟人、陌生人社会，青年逐步适应了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这都表明：城镇化中农村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城镇化。简单描述为：接纳城镇化——改变关系——融入城镇化。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负功能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H村的以“帮忙”人情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瓦解，社会关系逐渐淡化，村民在城镇化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而对于城镇化中缺乏发展能力和机会的弱势村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被迫接受城镇化，有可能沦为城镇化的依附品。部分弱势村民与城镇化的关系简单描述为：被迫城镇化——关系混乱——依附城镇化。
注释：
①黄方.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黄方.当代农村婚嫁仪式变迁研究——以河南省Z村为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2]苟天来，左停.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J].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07（7）.
[3]长中子.解读我国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关系[J].农家顾问，2011（8）.
[4]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