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背后离不开官府的势力。
　　山西平遥西大街，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毗邻相望，坐落着铺面七间，建筑宏阔而气派。大院由“天、地、人、和”四个主题院落组成。这里就是宝丰隆票号的旧址。
　　宝丰隆票号成立于清光绪末年，当时整个行业已经走了下坡路。但是，在清政府官吏的扶持下，宝丰隆逆流而上，不但跻身于各大商业都市，而且开拓了国内西南边陲业务，在经营存放业务中与老字号比毫不逊色。
　　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宝丰隆终于“浚蜀中之利，汇中外之财”；使西南边陲“军响有资，边事渐次就绪”；“关外工商学诸务因之有了起色”。宝丰隆的发展一方面靠晋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商业文明的一个顽疾分不开——官商勾连、享受特权。最终没落，也与此密不可分。

逆势而上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西介休洪山村人乔世杰在平遥城内西大街开设宝丰隆票号。
　　乔世杰在兄弟中居老二，襁褓丧父，六岁丧母，起小赖舅父樊贡生教育，成为品学兼优人才。乔世杰素有远志，十四岁游京师，人在商界，结交了荣禄、鹿芝轩及科道各大院一批契友，才识益进。这为以后依仗官府势力打下了基础。
　　乔世杰起初为清政府办理捐款升官等事务。光绪二十六年，他第一次被委派到四川办理捐务。此后，为筹集战争赔款，清政府又开捐例之门，乔世杰二次被委派入川设捐号，不数月，“输将踊跃，巨款克集”，人们佩服其才能，于是推荐他担任了成都商会总办。
　　适值四川的浚川源官办银行成立，由于乔世杰在商界信誉高，又善于理财，总督和藩司又将其委任为官办银行的总理。乔世杰創办宝丰隆票号是在担任四川官办银行总理后一年的事。
　　宝丰隆票号成立时，乔世杰规定一万两银为银俸一股，每股银副本一万两，永远不准动用，共计正副本银二十六万两，作为银俸十三股。驻外分庄者皆发给衣资，管事每年一百两，副帮八十两，伙友四十两，一律号中出账。驻外庄不论老帮伙友，皆以三年一班，到期由总号派人替调。到宣统二年（1910），宝丰隆已在外设分庄十六七处，共有伙友三百余人，获利数十万两。这一年逢四年算大账，每股开银2600余两。
　　票号初创，到处需要用银。且当时行业正处于经营的衰败时期，宝丰隆成立四年第一次算大账，初账即能开股，这在票号史上简直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离不开官府的势力。
　　宝丰隆票号是在清政府官吏的扶持下组建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是否是股东，虽众口不一，但宝丰隆所依靠的、服务的是清官府，却是不容置疑的。
　　随着业务发展，宝丰隆先后在各地设立23个分庄。除了太原、西安、三原、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成都、重庆等地以外，还在自流井、雅安、打箭炉、里塘、巴塘、拉萨等六个边塞城镇独家开办了分庄。
　　这与赵尔丰开发边务显然是分不开的。虽然这些地区十分贫寒，但据清朝末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宝丰隆在六城镇吸纳的存款为36.9万两，放款为72.4万两，分别占其存放业务的14.22%和20.56%。
　　此外，宝丰隆主要业务为收汇边款，为西南边镇的军政界服务。据《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有关公款发商生息的批文》载“……经本大臣批，详悉边务经费以60万两存宝丰隆生息，所收息银57320两，既经如数移交收支局赵委员接管……”
　　票号汇兑银两经常出现一地银根奇紧现象，为了及时周转，宝丰隆多次利用地方官吏作后盾，请地方派练丁护送现银。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由宝丰隆从成都向重庆运送9.6万两现银，通过四川全省商务总局发传票通知沿途各府、州、县，由该局移会营先派哨长，督率练丁10名，由省起解。要求沿途各县遵定章选派得力练丁10名，现银一到，即各执枪械妥为接送。
　　宝丰隆与地方官府非同一般的关系，这里可见一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依仗官吏带来的不仅是特权，还有风险。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正值宝丰隆票号蒸蒸日上之时，有御史参奏赵尔丰徇私溺职，交部察议。查办中涉及到乔世杰，说他犯有“结交官长，把持招摇”的过错。于是将其“发交原籍，让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做”。
　　事后不久，四川继任总督王人文念乔世杰经营官办银行卓有成效，并且在边藏开设分号，有利边军，特奏请将乔重新“发回四川，交臣随时查看”。经过一段时间查看后，王人文上奏朝廷为其申辩道：“……谓其结交官长，把持招摇等语，乔系官办银行经理，与各署局有直接事件办，能不与官长往来？况乔因银行事重要，早就要求辞退，让另选高明，只是臣等知其经理得宜，不想再更换生手，这些都有案牍可查。”
　　奏文中还提到，西南边地疾苦，商贾一向不来，乔在这里开设汇兑字号，不计盈利，甘受艰苦，实难能可贵之举。让其受把持之诬，真是情理难平！像这样抑制商气，使贸易边地者闻风而畏惧，照此下去，万里穷荒僻壤永无繁盛之望！望将陕甘督臣奏参之斥革原案注销，准其照常营业，以动观感……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终于得到皇帝批示：允行，钦此。
　　乔世杰轻财重义。在四川的浚川源官办银行成立前后，各地类似的官办银行也相继出现。由于官办银行有着特殊的优势和权力，许多票号的汇兑官款业务受到排挤，甚至因此断了生路而先后倒闭。
　　浚川源银行的总经理乔世杰何尝不知道银行与票号之间有你没我的利害关系？更何况在四川开票号的10多家，大部分都是其平遥老乡或山西同乡。鉴于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乔世杰出任银行总经理后，既考虑要“挽回利权”，又要照顾“体恤票号”，为此，他采取了银行与票号“平分秋色”政策，浚川源银行既系官立，又甘心情愿将存汇公款之利与票号分享，这在当时实不多见。
　　宝丰隆票号成立时，当时国内已经有27家票号，宝丰隆凭着一股锐气，在经营中与老字号比毫不逊色。从下面一些零星资料的对比中，或许可以看出宝丰隆经营的基本状况。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川汉铁路筹建，有11家票号和4家官办银行收存了该铁路办事处的存款，截至这年三月，宝丰隆票号共收存37.5万两，居各票号之首（四家银行中，浚川源居第二）。
　　民国二年，国内共有24家票号，除10家有面临破产等原因外，有14家票号向北洋政府呈报存放款实绩，其中宝丰隆存款为259.9万两，居第三位；放款为351.9万两，居第一位。
　　但在辛亥、壬子年的战事中，宝丰隆由于与清官府的密切关系，四个分号被抢现银8.3万两，损失高达11.02万两，因此导致债权大于债务。由于存款逼退，放出的款难以收回等种种不利因素，使宝丰隆难以支撑，1921年歇业倒闭。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