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中华——(一)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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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沉睡了4000多年。这个大型城址边缘的一个细节,印证了一个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
  
  刘寨镇新砦村,距河南省新密市大约20公里,像大多数中国北方的村庄一样,朴实、宁静。然而,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让新砦村名声大振(图1)。
  
  


  ((1)传说中的大禹似乎曾经留下足迹的新砦村
  
  新砦遗址的东部,考古专家发掘出一条新砦晚期的大冲沟。在大冲沟所在地20多米高的断崖下,是双洎河故道。可以推想需要有多大的水流冲击,才能形成如此大的冲沟。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的大禹治水。
  科学研究表明,从5000年前的仰韶到3000年前的殷商,中原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左右。伴随着人类活动区域不断扩大,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加之雨水偏多,一段旷日持久的洪水期在所难免。
  甲骨文的“昔”字,是用太阳下汹涌的大水表征“过去”的意思。“昔”字可以看作是上古时代那场特大洪水在我们先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证据。
  “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孟子·滕文公上》记载,那场特大洪水,将我们的先民置于空前的生存危机,更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
  为解决水患,部落联盟决定,任命夏部落的酋长鲧总揽治水大事。
  但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部落联盟首领尧的助手舜巡视四方,发现鲧治水不力,遂将其流放羽山。
  “殛鲧于羽山以死”,这是司马迁的说法。
  故事的另两个版本更加充满政治色彩。《左传》记载,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魍魉”。四凶族指的就是鲧等四个氏族酋长。他们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起兵反舜。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按照韩非子的说法,鲧是因为反对尧让位于舜而招致杀身之祸。
  不管哪个版本,传说中的鲧最终难逃一死。
  因治水不力而丧命的鲧,就是禹的父亲。
  父亲的死给年少的禹带来了什么?是对政治的恐惧,对阴谋的憎恶?还是直面洪水的勇气?
  鲧死后,尧故去,舜成为部落联盟的新首领。
  部落联盟推举鲧的儿子、年仅20岁的禹为第二任治水总负责人(图2)。
  
  


  (2)担当大任的少年禹(影视形象)
  
  禹并没有忘记父亲是怎么死的,他毅然承担下来,并在那场扑朔迷离的权力角逐中迅速成熟起来。
  禹借鉴父亲失败的教训,找到了治水良策:高筑堤埂拦不住来势汹汹的洪水,疏浚河道才能导引洪水走上正途。
  山东禹城市西北3公里,有一座禹王亭。相传大禹治水时,率众在这里筑土丘、察水情、疏九河,遂留下一个“高十仞、广倍之”的土台。后人称它为“具丘山”,并建禹王亭以示纪念(图3)。
  
  


  (3)禹王亭
  
  20世纪70年代,考古专家在这里发现“单孔石铲”、“陶纺轮”等器物。这些出土文物属龙山文化遗存,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仿。这似乎在印证那个猜测——这个土丘就是大禹“导河入海”的指挥中心。
  
  禹的身边有4个得力助手,这4个得力助手是各有专长的氏族酋长,他们不但成为治水的骨干、禹患难与共的战友,还直接影响了此后2000年中国政坛的风云。他们是:契,商族的始祖;后稷,周族的始祖;皋陶,少昊氏的后代;伯益,秦国的始祖。
  作为华夏集团的一个分支、夏后氏的首领禹,这样安排似乎另有目的,这可以想象到一场潜流暗涌的政治斗争。
  选择东夷集团的部落首领作为重点助手,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我们无从知晓,但禹和涂山氏女的结合却是公认的极具政治色彩。
  4000多年前,“东夷居淮上安国之地”,史称“涂山氏国”。
  涂山,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境内,与荆山隔淮水相望。
  在距涂山不远的双墩遗址出土了7000多年前的炊具釜和甑。在釜中盛水,将甑置于釜上。水烧开后,蒸汽加热煮熟甑里的食物。甑可以说是今天蒸笼的鼻祖。
  更令人惊叹的是,双墩还发现了600余件刻画符号,内容相当广泛,有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天文历法等。这些符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原始先民生动的生活画卷:当年的涂山一带不仅有发达的文明,而且已是鱼米之乡(图4)。
  
  


  (4)图组:内容丰富的刻画符号
  
  蚌埠居民至今仍然坚信,当年是禹带领众人开挖山谷,使被阻于涂、荆二山之南的洪水,穿荆山峡东泻。涂山氏国因此受益,也成就了禹和涂山氏女的一段姻缘。
  新婚4天,禹便抛下娇妻,重新踏上治水征程。
  禹走后,涂山氏女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她常“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涂山氏女在久久的等待中化身为石,成了永久的等待(图5)。
  
  


  (5)传说这块“望夫石”是由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变化而成
  
  与涂山氏女的结合,不仅使禹受到以涂山氏部族为代表的淮夷诸部族的全力支持,也使他日后竞争大盟主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禹治水13年,发动九州共计27万人,浚通九河三江,使百川通畅流归大海。人们纷纷从丘陵高地搬回肥沃的平原,开凿沟渠,引水灌溉,种田栽桑,安居乐业。
  有关禹功绩的传说很多,但由于文字记载的缺失,甚至有人怀疑禹存在的真实性。
  当许多人认为禹是古人为弘扬民族精神而塑造的图腾时,一件约2900年前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面世,一下子将大禹治水的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
  这件青铜器叫遂公,属于西周时期,铸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50年。的内底共有铭文10行98字。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敷土”就是划分九州;“随山”就是沿着山砍伐树木;“峻川”就是挖通河道疏浚洪水(图6)。
  
  


  (6)遂公
  
  早在2900年前,禹治水的功绩就被广为传颂。治水催生了文字,治水组织已经向国家机器演变,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深入人心。
  2007年5月,安徽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村,禹墟发掘进入关键期。它能否解开那个存在了4000多年的谜团?
  
  治水的成功,给禹带来了极高的声望,他被举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禹摄政17年后,舜死去。禹为舜守孝3年后,在百姓和诸侯的拥护下,最终登上了总盟主的位子。
  相传,为统一江南各氏族、部落,巩固对东夷各族的统治,禹以部落联盟首领的身份,到东南巡游。至涂山,禹邀请各方诸侯前来涂山相会。
  禹会村更大的谜团是,禹会诸侯是否真的存在?
  考古证明,禹墟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禹所处的年代,恰恰是距今4000年左右。
  《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许多部落首领手持贵重礼物前来参加。从四方赶来的氏族、部落酋长达万人以上。这是否太夸张了呢?
  禹墟发掘出土的鼎足十分奇特:带有鬼脸的属于山东龙山文化;有凹槽条纹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鸡冠状的属于浙江良渚文化;底部有一个看似不经意按上去的坑的,则属于上海广富林遗址文化(图7)。
  
  


  (7)图组:(7-1)鬼脸鼎足;(7-2)凹槽条纹鼎足;(7-3)鸡冠状鼎足;(7-4)按坑鼎足
  
  禹墟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恰恰说明了当时这个文化的规模之大、发展程度之高、交往之频繁。禹墟文化的复杂性符合大城市的特点,足以说明它当时的历史地位,难免让人联想到禹会诸侯。
  大禹会诸侯之地,理应是一个繁荣的中心城市。
  “执玉帛者万国”,前来朝贺的氏族、部落首领,大国进玉,小邦献帛,一时间,好不热闹。
  玉器和丝绸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奢侈品,用玉、帛作为朝贺礼物,可见涂山之会规格很高。这在禹墟发掘中也能找到佐证。
  龙山文化时期正处在国家形成前的城邦时代,等级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贵族的特权也随之产生。,形状别致,体态高雅,是龙山文化中典型的高档酒器。能够拥有的绝非一般氏族成员。
  也许,禹和诸侯就是在这样的推杯换盏中,获一拍即合,或前嫌尽弃。
  在这次诸侯大会上,还举行了隆重的祭天祀土的仪式,以示禹乃受命于天帝。
  禹墟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部为生活区,北部是一个夯土台基。
  夯土台基由上到下,均匀地铺着8厘米~10厘米的白膏泥土、黄土和灰土。白膏泥土和黄土很纯,当地并没有这种土,是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的。显然,这是一个人工堆筑的临时舞台(图8)。
  
  


  (8)夯土台考古发掘现场
  
  在这个“舞台”上,举行的又是什么样的仪式呢?
  南部生活区,在一个直径2米、深4米的储藏坑里,发现了几十件陶器。储藏坑完全是人为挖成,储藏陶器并无多大实用意义,显然,这与祭祀有关(图9)。
  
  


  (9)图组:储藏坑出土的陶器
  
  涂山大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大会?召集大会的禹又是什么身份?
  尽管禹墟和禹会诸侯之间还不能划等号,但它无疑为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作出了清晰的注脚:涂山大会,是禹力图统一全国的一次检验。
  有人说,此时的禹已不是“部落国家”的“司空”,或辅政的“伯禹”,而是“践天子之位”的夏禹了。
  位于绍兴城东南的会稽山,窆石亭有一块石头叫“窆石”。相传,它是为禹下葬用的落棺石。被会稽山麓环抱着的一片建筑群叫大禹陵,就是说,禹被葬在绍兴。
  以中原为根据地的禹,为何被葬在浙江境内呢?
  涂山大会后数年,禹再次出巡。这一次他走得更远,要渡过长江,希望“东教乎九夷”。
  行至茅山,禹传谕给各诸侯、方伯,要他们第二年的春天来茅山相会。
  这次茅山之会,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当大会的所有活动结束后,一个叫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才姗姗来迟。
  防风氏是活跃在今浙江境内的一个部落酋长,关于他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同样避不开那场洪水。
  一种说法是,防风氏借着自己曾经和鲧一起治理洪水,又协助禹治水,自恃劳苦功高,故意在茅山大会迟到。
  但在防风氏的家乡德清县,今天的人们相信防风氏在前往茅山大会的途中遇到了洪水,他是为救助灾民而迟到的。
  德清当地,至今仍保持着喝防风茶的习俗。传说防风氏治水匆忙,饮茶间,偶将青豆掉入茶汤并食之,神力大增。从此,防风茶累代相沿,蔚成乡风。
  防风茶、防风山、防风祠,在德清人看来,防风氏是造福一方的首领。
  无论如何,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禹下令将防风氏斩首,暴尸3日。防风氏的迟到,给禹一个向其他诸侯、方伯提出警告的机会(图10)。
  
  


  (10)与治水有关的防风氏的故事同样引人关注
  
  诛杀防风氏是禹行使王权的开始。
  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一个小型的文物展览室赫然名曰“阳城”。展品中,一些战国时代的豆、釜等陶器,有“阳城”、“阳城仓器”等字样。这些器物来自附近的阳城遗址,属东周时期的遗存。
  这个阳城是否就是“禹都阳城”呢?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专家在有名的王城岗遗址发掘出一个小城堡。尽管地质年代属于夏朝,但城堡的性质一直备受争议。2005年,在王城岗发现一座与小城嵌套在一起的大城,面积达50万平方米。“禹都阳城”的说法被进一步印证。有专家推测,这座城址的被毁,也许牵扯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斗争。
  禹最终选择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禹去世,益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守孝3年后,准备接手禹的一切权力。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逆转。《史记》记载,“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益虽然曾协助禹治水,但时间太短、资格不够,得不到诸侯们的拥护。诸侯们拥护禹的儿子启。百姓们就连打官司也找启,民间歌谣只歌颂启。理由只有一个:启是我们君王大禹的儿子。
  关于禹的继承人问题,《战国策》的说法颇具阴谋论色彩:“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可以想象,如此重大的权力交替,是很难在毫无冲突的情形下和平完成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城岗遗址的附近又发现了一座夏代早期的巨大城址——新砦城遗址。
  新砦城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设有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有大型建筑,颇具皇城风范。
  有考古专家推测,禹的都城——阳城,在启与益的王位之争中被毁。启获大位后,将都城从嵩山之南的王城岗迁到了嵩山之东的新砦城(图11)。
  
  


  (11)新砦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启的胜利,主要因为他是治水有功的禹的儿子。
  2007年,一场盛大的祭禹典礼在绍兴大禹陵举行。
  秦代,始皇帝不远千里,亲赴会稽,开帝王祭禹之先河。
  后人缅怀的是一位治水立国的英雄。
  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
  立国,巩固了治水的成果,使当时松散的部落联盟,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迈进。完成这两项重任的禹,成为拉开新时代的帷幕,将华夏大地星罗棋布的文化火种,汇聚成文明火炬,并高举火炬前进的人(图12)。
  
  


  (12)图组:(12-1)大禹陵;(12-2)大禹塑像
  
  因此,自先秦以来,禹一直被尊称为“大禹”,意思是“伟大的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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