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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渝柳铁路修建案作为近代西南地区铁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该修建案提出背景主要有二：一是一战的爆发，致使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北京政府政权的式微和地方势力的抬头。在此背景下，贵州提出了途经川黔桂的渝柳铁路修建案。然而该修建案提出后，便引起了来自黔省内部及川桂两省的争议甚至反对。贵州内部的斗争和矛盾及三省对铁路利权的激烈争夺，最终导致了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流产。该修建案的流产，不仅揭示了近代中国铁路畸形发展的历史事实，也透视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铁路发展面临的复杂困境。
【关键词】渝柳铁路;多重博弈;铁路利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7-0057-03
近代史上，中国铁路的发展与列强攫取中国铁路利权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列强对铁路利权的大肆掠夺，一方面导致了中国铁路利权及其沿线主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为了统一全国铁路管理，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取缔民办铁路。而后，为获取列强支持，袁世凯又将铁路作为抵押大肆出卖，掀起了列强攫取中国铁路利权的又一个高潮。其死后，北洋军阀内部混战不断，政局持续动荡，地方军阀崛起。由于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铁路修筑管理权力逐渐又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提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矿产资源丰富，又是该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却迟迟未能开发。其实铁路在中国出现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动议在贵州修建铁路。1904—1905年，贵州部分人士组建了贵州铁路矿务公司，但却未有建树;1911年，贵州巡抚沈瑜庆也曾奏请清廷饬部拨款兴筑贵渝铁路，最后也胎死腹中。[1]1与此同时，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引起了英法两国的重视。1913年，英国曾与北洋政府商议修建沙兴铁路;1914年，法国曾与北洋政府签约贷款修筑钦渝铁路，[2]179-180最终也不了了之。此后，兴义刘氏集团统治贵州时，为巩固统治和获取利益，渝柳铁路修建案应运而生。1919年3月30日，贵州全权代表王伯群同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世觐签订了渝柳铁路借款草约，欲以此作为开发贵州的起点，但在省内外多方反對之下，被迫搁浅。[3]98-99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流产，是多种力量共同博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拟以渝柳铁路修建案为例，从多重博弈视角对渝柳铁路修建案展开论述。
一、渝柳铁路修建案中的贵州统治集团分化与斗争
民初贵州自从唐继尧离黔赴滇后，政权便一直处于兴义系统治集团的控制下。为巩固统治，统治者一方面加大征派剥削，一方面又竭力控制民众，致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出现的，还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日益分裂，因为政见和利益冲突，兴义系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分裂，出现了以刘显世和王文华为首的旧新两派势力。旧派以刘显世为首，在贵州旧式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形成了以熊范舆、张协陆等人的核心集团，旧派多是耆老或旧式官僚，思想顽固守旧又掌控着政界的重要职务。新派则是以王文华为首的少壮派军政人员，主要有王伯群、何应钦等人。新派大多是年轻人并占据军队要职，他们易于接受新思想，极思改变贵州的现状。[4]63-64
1919年3月30日，王伯群与赵世觐签订了从广西柳州经贵州到四川重庆的渝柳铁路草约。在签订草约的同时，“王又以‘振兴实业，开辟交通及办理善后’为由向该公司签署了借款的草约作为路约的附件。”[5]附件主要内容有“……借款额：美金五百万元，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担保品：贵州政府对于上之借款，以本省铜仁县矿山全部做抵。”[5]由于附件涉及金额较大，在如何处理这笔借款问题上，新旧两派争议不断。旧派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等人“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于贵州不利等理由，攻击王伯群兄弟‘卖省’营私。”[4]63-64该案提及省议会后，路约获得通过，而附件则遭到了旧派的强烈抵制，因此，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矛盾激化后，该案逐渐沦为派系之间斗争的工具，两派借省内外报纸推波助澜，一时间反对之声四起。在省内外的反对声中，此修建案遂成废纸。双方的激烈斗争，导致了该修建案的作废，而该修建案的流产，又加剧了贵州统治集团的分裂。此后，双方围绕着黔省军政大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致使贵州政局发生剧烈动荡。
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流产，成为贵州兴义系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导火索。为此，双方展开了多次较量，其中，以“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两个事件成为双方斗争的高潮。新派在“民八事变”中，迈出了夺权的重要一步。随着斗争的白热化，最终引发了血腥的“民九事变”。“民九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新旧两派军阀正式决裂，也开启了此后贵州十数年政治动荡和军阀内争的序幕。
综上来看，渝柳铁路修建案与贵州政局的变动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该修建案的提出，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分裂又成了该修建案流产的重要原因。此外，该修建案的提出也引发了贵州政府与民间的冲突。
二、渝柳铁路修建案中的贵州政府与民间冲突
渝柳铁路修建案事件不仅引发了贵州统治集团内部的剧烈动荡，也加剧了政府与民间的对立。该修建案除在政府之间争论外，民间亦有反对之声，引起了贵州上至绅商各界人士，下至一般知识分子、旅居外省黔籍人士等多种民间力量的关切和争议。
先是一些本省绅商提出质询。在贵州省绅商农工各界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为探清该修建案的详情，大会一致主张派员向省长质询。“……近来外间因闻本省政府有与外人订约，建筑本省铁路并借巨款照办实业等事，此事关系重大，全省人民均直接受其厉害，不知内容如何。群情惶惑，前日承绅商各界公举重光及钱青甫、文式如、陈茂初三君代表往谒督军省长探询一切。鄙人等晋谒时，督军即将筑路条约交阅，该约系与华侨实业公司赵士觐商订，大致甚妥。”[6] 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该案对贵州来说损害是非常巨大的。据《贵州铁路借款问题汇志》专题记载，在署名为黔民的《承筑贵州铁路草约之研究》一文中，作者以渝柳铁路修筑斯事体大，并称愿就管见所及对草约提出四个问题向政府当局质询。[7]28-34在周沆《贵州铁路约驳议》意见书中，则是对草约条文逐条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该修建案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对贵州资源的掠夺。[7]34-41
与此同时，旅居省外一些贵州社会团体也向贵州政府致电质询。在一份遵义六邑留学京津同乡会刊发的内容中，就有“报载渝柳铁路草约，条件苛刻，矿产森林丧失殆尽……草草订约，后患何堪。”[8]等语。而时任贵州都督兼省长的刘显世也对此进行了回应，谓“……黔省交通不便，血脉停滞，生产事业无从发展。近年来，百业凋敝，已达极途，非从筑路着手，恐将断绝生机，惟兹事体大，此间各界筹商不止，再四，并非贸然从事。诸君在外，未悉此事详情，承电垂问，固出于爱乡热忱，显世暨在省同人爱乡之念，亦与诸君无异……自当详慎进行。”[9]48-49此文表明该修建案已经引起省内外黔人的关注，因此，民间的舆论也就影响到了政府对此案的处理。
综上可见，此约在透露以后，不仅引发了政府内部的巨大纷争，也导致了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民间反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是该路所经地区的矿产资源被侵占;二是该路修建后会成为外国掠夺的工具;三是该路目的只是为了官员利益而非发展全省经济。因此，一方面，绅商各界、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质询，另一方面，政府方面也不得不对这些质询进行回应。民众对于政府的不认可导致民间舆论四起，而民间舆论又倒逼政府不得不重视民间舆论。渝柳铁路修建案在对贵州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川、贵两省作为此案相关的当事双方，在利益牵连之下，因与贵州在渝柳铁路修建案问题上的不同分歧，也致使三省冲突不断。
三、渝柳铁路修建案中川黔桂三省的冲突与博弈
渝柳铁路草约签订后，由于该路路经川、黔、贵三省境内，因而三省在路权铁路利益上发生了剧烈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在路权归属、利益分配、签约代表资格三个方面：在路权归属问题上，三省争论不断。一方面，贵州认为铁路路权归属贵州，其理由有二：一是铁路为贵州签订，在贵州省省议会六月十日的会议上，议员易尚廉说：“……铁路交还后，贵州政府得自由处分，应还两省条文内系与贵州政府订约，所以不必注明。”[10]二是此路途经贵州地段占有近四分之三，为此路最多。在贵州交发给四川督军熊克武的電文中，就有“路线范围黔境最长，约有全线四分之三，川桂两省约共有全线四分之一……”[11]48的表述。而在另一方面，川桂两省省议会方面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川省省议会会上，议员主要意见为两种：一是路权需要平均分配;二是与会议员多数赞同按照铁路过境比例分配，并在表决中获得通过。议员曹叔宝指出：“草约上将来无条件交还贵州政府，既是三省之地，何以只交贵州。应由三省组织共同之团体管理，权利要平均才好。”[12]最后，川省省议会形成了一致意见，即“……查此路经过三省辖境，其间权利义务自应依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列分配之。”[12]桂省主张亦与川省大体一致，也赞成川省所主张的第二种意见。“……查此路经过三省辖境，其间权利义务自应依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例分配之……桂议会接文后已经议决大体采用矣。”[13]由此可见，在该修建案提出之时，三省就在路权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铁路利益分配问题上，川黔桂三省也矛盾不断。贵州认为签订此约目的本就在于改变贵州交通状况和吸引资本发展贵州实业，因此，对于此路利益自然不逞多让。然而此路首尾都不在贵州，贵州自然无法独占利益。渝柳铁路起点是从柳州开始，广西方面却不怎么热心。而此时的四川正处于督军熊克武与省长杨庶堪的权力斗争中，这也极大影响了该修建案在四川的发展。渝柳铁路修建案电发熊克武后，熊又转交省长杨庶堪。“……查兴建铁路，事关全省，相应抄送咨请贵省长查照办理。”[11]48而杨则以无权办理，转提交省议会公决。“贵军督咨转贵州督军咨商建筑渝柳铁路一案……但兹事体大，自应交由省议会提议公决，以昭郑重。除将送到契约照抄咨交由省议会提议公决，一俟覆到再行咨达外，相应先行咨覆贵督军。”[11]48而在草约在交川议会议决时，议员反应不一。在会议中，议员郭湘说道：“贵州所订草约，四川未得丝毫利益。据本席意见，我们四川政府应该加入条约，与贵州政府平分利益方为合宜。”[14]议员曹叔宝说：“草约上将来无条件交还贵州政府，既是三省之地，何以只交贵州？应由三省组织共同之团体管理，权利要平均才好。”[12]最后，形成了权利义务按照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列分配的意见。从川桂两省的反应来看，两省认为此路若要修筑，权利义务就应以路线经过各省长短比例来进行分配。[13]在利益纠葛之下，川桂两省与黔省分歧不断扩大。
在渝柳铁路草约签约代表资格问题上，川桂两省也对贵州代表三省签订草约的资格表示质疑。在川省省议会讨论中，一种声音认为，此路既由贵州发起，就不应攘夺其权利。议员黄文裳说：“因该路条约由贵州发起，即由贵州政府对于四川负责，不必会同派员订约，攘夺发起人的权利。”[14]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应由川黔桂三省共派代表协订。川省议员陈任民和陈悦霖指出：“此路既经过三省，应由三省同订条约。前贵州代表所订之草约本会不能承认……议员陈悦霖登台云：不能只认贵州代表，应由川黔桂三省共派代表协订……或由三省会同承修人订一契约，或承认现草约而与贵州另订契约。”[12]同样，此约在桂省省议会中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在省议会讨论后，也认为必须要由三省协商重新签订。“敝省省长交议华侨实业公司承筑渝柳铁路案，本会经开大会讨论，签以蜀省省议会主张，由三省政府各派代表协商订定契约，各交本省省议会开会通过，始能正是签押等语。实为正当办法，本会极表赞成同。公议拟定推由黔省定期择地，约定三省各派代表共同议妥，成兹伟业。”[15]
综上，渝柳铁路修建案中，川黔桂三省在各自利益考量下，就路权问题、草约签约资格代表、铁路附带利益三个方面产生了剧烈冲突。川桂两省从各自利益出发，就该修建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在川桂两省与黔省的博弈斗争中，该修建案从提出到失败的过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 四、结语
1919年，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提出，正是这一时期贵州自主筹设铁路的重要尝试，但在多重博弈之下，渝柳铁路修建案最终流产。导致其流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方面是当时军阀混战和政局的动荡。北京政府自袁世凯死后便陷入了分裂局面，北洋军阀各派为争夺中央政权大打出手。南方則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国际上西方列强被一战拖入了战争的沼泽，从而对中国的侵略有所减缓。中央政权的弱化，使得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有了更大的权力。此外，这一时期贵州正处于兴义刘氏军阀统治之下，为寻求利益和巩固统治，贵州与华侨实业公司签订了修筑渝柳铁路的借款草约，然而，此路在草约签订后却随着川桂两省的反对陷入了僵持，贵州省内也因该修建案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在多重博弈之下，渝柳铁路修建案最终流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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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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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
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 第20辑[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5]要件[N].贵州公报，1919-7-22，第2张第2页.
[6]绅商各界开会纪实[N].贵州公报，1919-6-15，第1张第2页.
[7]承筑贵州铁路草约之研究·贵州铁路借款问题汇志[N].铁路协会会报，第84期，第八卷第九册.
[8]又有电争柳渝铁路者[N].晨报，1919-7-24（3）.
[9]交通·贵州督军覆旅京同乡电·声明渝柳路情形[N].实业旬报，第1卷第2-3号合册，1919-10-1.
[10]省议会六月十日开会纪实（续）（议）[N].贵州公报，1919-6-18，第1张第3页.
[11]交通·渝柳案熊督军咨杨省长文[N].实业旬报，第1卷第2-3号合册，1919-10-1.
[12]川省议会讨议柳渝铁路案[N].大公报（天津版），1919-11-23（2）.
[13]蜀议会议决渝柳铁路案[N].中外新报，1920-1-25（7）.
[14]省议会旁记·讨论渝柳铁路草约案[N].戊午日报，1919-10-17（1）.
[15]桂议会对于渝柳铁路之主争[N].中外新报，1920-1-21（6）.
【关键词】渝柳铁路;多重博弈;铁路利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7-0057-03
近代史上，中国铁路的发展与列强攫取中国铁路利权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列强对铁路利权的大肆掠夺，一方面导致了中国铁路利权及其沿线主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为了统一全国铁路管理，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取缔民办铁路。而后，为获取列强支持，袁世凯又将铁路作为抵押大肆出卖，掀起了列强攫取中国铁路利权的又一个高潮。其死后，北洋军阀内部混战不断，政局持续动荡，地方军阀崛起。由于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铁路修筑管理权力逐渐又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提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矿产资源丰富，又是该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却迟迟未能开发。其实铁路在中国出现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动议在贵州修建铁路。1904—1905年，贵州部分人士组建了贵州铁路矿务公司，但却未有建树;1911年，贵州巡抚沈瑜庆也曾奏请清廷饬部拨款兴筑贵渝铁路，最后也胎死腹中。[1]1与此同时，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引起了英法两国的重视。1913年，英国曾与北洋政府商议修建沙兴铁路;1914年，法国曾与北洋政府签约贷款修筑钦渝铁路，[2]179-180最终也不了了之。此后，兴义刘氏集团统治贵州时，为巩固统治和获取利益，渝柳铁路修建案应运而生。1919年3月30日，贵州全权代表王伯群同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世觐签订了渝柳铁路借款草约，欲以此作为开发贵州的起点，但在省内外多方反對之下，被迫搁浅。[3]98-99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流产，是多种力量共同博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拟以渝柳铁路修建案为例，从多重博弈视角对渝柳铁路修建案展开论述。
一、渝柳铁路修建案中的贵州统治集团分化与斗争
民初贵州自从唐继尧离黔赴滇后，政权便一直处于兴义系统治集团的控制下。为巩固统治，统治者一方面加大征派剥削，一方面又竭力控制民众，致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出现的，还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日益分裂，因为政见和利益冲突，兴义系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分裂，出现了以刘显世和王文华为首的旧新两派势力。旧派以刘显世为首，在贵州旧式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形成了以熊范舆、张协陆等人的核心集团，旧派多是耆老或旧式官僚，思想顽固守旧又掌控着政界的重要职务。新派则是以王文华为首的少壮派军政人员，主要有王伯群、何应钦等人。新派大多是年轻人并占据军队要职，他们易于接受新思想，极思改变贵州的现状。[4]63-64
1919年3月30日，王伯群与赵世觐签订了从广西柳州经贵州到四川重庆的渝柳铁路草约。在签订草约的同时，“王又以‘振兴实业，开辟交通及办理善后’为由向该公司签署了借款的草约作为路约的附件。”[5]附件主要内容有“……借款额：美金五百万元，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担保品：贵州政府对于上之借款，以本省铜仁县矿山全部做抵。”[5]由于附件涉及金额较大，在如何处理这笔借款问题上，新旧两派争议不断。旧派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等人“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于贵州不利等理由，攻击王伯群兄弟‘卖省’营私。”[4]63-64该案提及省议会后，路约获得通过，而附件则遭到了旧派的强烈抵制，因此，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矛盾激化后，该案逐渐沦为派系之间斗争的工具，两派借省内外报纸推波助澜，一时间反对之声四起。在省内外的反对声中，此修建案遂成废纸。双方的激烈斗争，导致了该修建案的作废，而该修建案的流产，又加剧了贵州统治集团的分裂。此后，双方围绕着黔省军政大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致使贵州政局发生剧烈动荡。
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流产，成为贵州兴义系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导火索。为此，双方展开了多次较量，其中，以“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两个事件成为双方斗争的高潮。新派在“民八事变”中，迈出了夺权的重要一步。随着斗争的白热化，最终引发了血腥的“民九事变”。“民九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新旧两派军阀正式决裂，也开启了此后贵州十数年政治动荡和军阀内争的序幕。
综上来看，渝柳铁路修建案与贵州政局的变动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该修建案的提出，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分裂又成了该修建案流产的重要原因。此外，该修建案的提出也引发了贵州政府与民间的冲突。
二、渝柳铁路修建案中的贵州政府与民间冲突
渝柳铁路修建案事件不仅引发了贵州统治集团内部的剧烈动荡，也加剧了政府与民间的对立。该修建案除在政府之间争论外，民间亦有反对之声，引起了贵州上至绅商各界人士，下至一般知识分子、旅居外省黔籍人士等多种民间力量的关切和争议。
先是一些本省绅商提出质询。在贵州省绅商农工各界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为探清该修建案的详情，大会一致主张派员向省长质询。“……近来外间因闻本省政府有与外人订约，建筑本省铁路并借巨款照办实业等事，此事关系重大，全省人民均直接受其厉害，不知内容如何。群情惶惑，前日承绅商各界公举重光及钱青甫、文式如、陈茂初三君代表往谒督军省长探询一切。鄙人等晋谒时，督军即将筑路条约交阅，该约系与华侨实业公司赵士觐商订，大致甚妥。”[6] 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该案对贵州来说损害是非常巨大的。据《贵州铁路借款问题汇志》专题记载，在署名为黔民的《承筑贵州铁路草约之研究》一文中，作者以渝柳铁路修筑斯事体大，并称愿就管见所及对草约提出四个问题向政府当局质询。[7]28-34在周沆《贵州铁路约驳议》意见书中，则是对草约条文逐条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该修建案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对贵州资源的掠夺。[7]34-41
与此同时，旅居省外一些贵州社会团体也向贵州政府致电质询。在一份遵义六邑留学京津同乡会刊发的内容中，就有“报载渝柳铁路草约，条件苛刻，矿产森林丧失殆尽……草草订约，后患何堪。”[8]等语。而时任贵州都督兼省长的刘显世也对此进行了回应，谓“……黔省交通不便，血脉停滞，生产事业无从发展。近年来，百业凋敝，已达极途，非从筑路着手，恐将断绝生机，惟兹事体大，此间各界筹商不止，再四，并非贸然从事。诸君在外，未悉此事详情，承电垂问，固出于爱乡热忱，显世暨在省同人爱乡之念，亦与诸君无异……自当详慎进行。”[9]48-49此文表明该修建案已经引起省内外黔人的关注，因此，民间的舆论也就影响到了政府对此案的处理。
综上可见，此约在透露以后，不仅引发了政府内部的巨大纷争，也导致了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民间反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是该路所经地区的矿产资源被侵占;二是该路修建后会成为外国掠夺的工具;三是该路目的只是为了官员利益而非发展全省经济。因此，一方面，绅商各界、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质询，另一方面，政府方面也不得不对这些质询进行回应。民众对于政府的不认可导致民间舆论四起，而民间舆论又倒逼政府不得不重视民间舆论。渝柳铁路修建案在对贵州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川、贵两省作为此案相关的当事双方，在利益牵连之下，因与贵州在渝柳铁路修建案问题上的不同分歧，也致使三省冲突不断。
三、渝柳铁路修建案中川黔桂三省的冲突与博弈
渝柳铁路草约签订后，由于该路路经川、黔、贵三省境内，因而三省在路权铁路利益上发生了剧烈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在路权归属、利益分配、签约代表资格三个方面：在路权归属问题上，三省争论不断。一方面，贵州认为铁路路权归属贵州，其理由有二：一是铁路为贵州签订，在贵州省省议会六月十日的会议上，议员易尚廉说：“……铁路交还后，贵州政府得自由处分，应还两省条文内系与贵州政府订约，所以不必注明。”[10]二是此路途经贵州地段占有近四分之三，为此路最多。在贵州交发给四川督军熊克武的電文中，就有“路线范围黔境最长，约有全线四分之三，川桂两省约共有全线四分之一……”[11]48的表述。而在另一方面，川桂两省省议会方面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川省省议会会上，议员主要意见为两种：一是路权需要平均分配;二是与会议员多数赞同按照铁路过境比例分配，并在表决中获得通过。议员曹叔宝指出：“草约上将来无条件交还贵州政府，既是三省之地，何以只交贵州。应由三省组织共同之团体管理，权利要平均才好。”[12]最后，川省省议会形成了一致意见，即“……查此路经过三省辖境，其间权利义务自应依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列分配之。”[12]桂省主张亦与川省大体一致，也赞成川省所主张的第二种意见。“……查此路经过三省辖境，其间权利义务自应依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例分配之……桂议会接文后已经议决大体采用矣。”[13]由此可见，在该修建案提出之时，三省就在路权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铁路利益分配问题上，川黔桂三省也矛盾不断。贵州认为签订此约目的本就在于改变贵州交通状况和吸引资本发展贵州实业，因此，对于此路利益自然不逞多让。然而此路首尾都不在贵州，贵州自然无法独占利益。渝柳铁路起点是从柳州开始，广西方面却不怎么热心。而此时的四川正处于督军熊克武与省长杨庶堪的权力斗争中，这也极大影响了该修建案在四川的发展。渝柳铁路修建案电发熊克武后，熊又转交省长杨庶堪。“……查兴建铁路，事关全省，相应抄送咨请贵省长查照办理。”[11]48而杨则以无权办理，转提交省议会公决。“贵军督咨转贵州督军咨商建筑渝柳铁路一案……但兹事体大，自应交由省议会提议公决，以昭郑重。除将送到契约照抄咨交由省议会提议公决，一俟覆到再行咨达外，相应先行咨覆贵督军。”[11]48而在草约在交川议会议决时，议员反应不一。在会议中，议员郭湘说道：“贵州所订草约，四川未得丝毫利益。据本席意见，我们四川政府应该加入条约，与贵州政府平分利益方为合宜。”[14]议员曹叔宝说：“草约上将来无条件交还贵州政府，既是三省之地，何以只交贵州？应由三省组织共同之团体管理，权利要平均才好。”[12]最后，形成了权利义务按照三省境内路线长短比列分配的意见。从川桂两省的反应来看，两省认为此路若要修筑，权利义务就应以路线经过各省长短比例来进行分配。[13]在利益纠葛之下，川桂两省与黔省分歧不断扩大。
在渝柳铁路草约签约代表资格问题上，川桂两省也对贵州代表三省签订草约的资格表示质疑。在川省省议会讨论中，一种声音认为，此路既由贵州发起，就不应攘夺其权利。议员黄文裳说：“因该路条约由贵州发起，即由贵州政府对于四川负责，不必会同派员订约，攘夺发起人的权利。”[14]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应由川黔桂三省共派代表协订。川省议员陈任民和陈悦霖指出：“此路既经过三省，应由三省同订条约。前贵州代表所订之草约本会不能承认……议员陈悦霖登台云：不能只认贵州代表，应由川黔桂三省共派代表协订……或由三省会同承修人订一契约，或承认现草约而与贵州另订契约。”[12]同样，此约在桂省省议会中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在省议会讨论后，也认为必须要由三省协商重新签订。“敝省省长交议华侨实业公司承筑渝柳铁路案，本会经开大会讨论，签以蜀省省议会主张，由三省政府各派代表协商订定契约，各交本省省议会开会通过，始能正是签押等语。实为正当办法，本会极表赞成同。公议拟定推由黔省定期择地，约定三省各派代表共同议妥，成兹伟业。”[15]
综上，渝柳铁路修建案中，川黔桂三省在各自利益考量下，就路权问题、草约签约资格代表、铁路附带利益三个方面产生了剧烈冲突。川桂两省从各自利益出发，就该修建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在川桂两省与黔省的博弈斗争中，该修建案从提出到失败的过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 四、结语
1919年，渝柳铁路修建案的提出，正是这一时期贵州自主筹设铁路的重要尝试，但在多重博弈之下，渝柳铁路修建案最终流产。导致其流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方面是当时军阀混战和政局的动荡。北京政府自袁世凯死后便陷入了分裂局面，北洋军阀各派为争夺中央政权大打出手。南方則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国际上西方列强被一战拖入了战争的沼泽，从而对中国的侵略有所减缓。中央政权的弱化，使得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有了更大的权力。此外，这一时期贵州正处于兴义刘氏军阀统治之下，为寻求利益和巩固统治，贵州与华侨实业公司签订了修筑渝柳铁路的借款草约，然而，此路在草约签订后却随着川桂两省的反对陷入了僵持，贵州省内也因该修建案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在多重博弈之下，渝柳铁路修建案最终流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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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蜀议会议决渝柳铁路案[N].中外新报，192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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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桂议会对于渝柳铁路之主争[N].中外新报，19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