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顾名思义与传教有关。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们来中国的最初愿望和目标，但是结果却未必是如他们所努力的。从他们历尽艰险跨海越洋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已经同中国的社会发展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受西方教会的派遣，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在一个成熟、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传播一种与中国本土完全不同的信仰，因此一开始往往被当成异类。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普通民众痛恨西方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跑到中国来，几乎没有人理解，更遑论支持者。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者全国性的教案，他们难免受到攻击，并成为民族矛盾的宣泄口。
　　西方传教士想在中国大地上站稳脚跟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他们花了很大精力学习中国语言，特别是地方方言。他们穿中国人的服装，梳中国人的头发，穿中国人的马褂，吃住跟中国人在一起。他们要吸引周围的中国人，首先要靠个人的学识素养和人格魅力，其次靠自己的特长或者技能，从医疗和教育入手，或在灾难时期参与救人，才能取得当地百姓信任。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做出版……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曲线传教”的方式让人们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成果，并最终接受基督教。
　　在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不少传教士沦为殖民主义的帮凶，为殖民者出谋划策，插手中国地方事务，甚至卷入地方利益冲突。但也有相当多的“另类”传教士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他们在传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从事着非宗教性的现代知识传播，很多人甚至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启蒙教育、救治病人、展示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上。
　　他们在传播新知识，鼓吹社会改良，开办社会赈济，反对贩卖鸦片，倡导妇女权益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乃至医院、学校、报馆这些副产品，客观上反倒开启了近代中国科技启蒙之门。
　　其实从明末利玛窦等人进入中国以来，数百年间，传教士在中国陷入一种长期复杂的纠葛之中，以至于今天对他们进行评判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无论如何，认清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目的，客观地评价他们带给我们的东西，是今天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