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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数量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的分析与探讨是人口迁移法则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地方志及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利用GIS技术，分别从省域、区域和县域尺度上分析了我国“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移民事件中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对迁入地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人口迁移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具有差异性；（2）呈现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从省域尺度上而言，距移民籍贯地愈远，移民聚集地越少，人口迁移还与地方民性和历史政策有关；从区域尺度上而言，地理环境是导致移民进入川渝后对迁入地的选择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县域尺度上而言，移民多选择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州府迁入；（3）此次移民事件为川渝地区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如促进经济发展、川渝语言文化统一等。
关键词：历史；人口迁移；湖广填四川；GIS；区域尺度
0引言
在明末清初，川渝地区由于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锐减，于是清政府鼓励各省民众入蜀垦荒。此次移民籍贯复杂，移民中以湖广人为多，历史上便称之为“湖广填四川”事件。此次移民事件对川渝地区在人口结构、地理环境及经济發展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前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如黄权生等[1]通过移民地名探讨人口的空间分布 。张敏等[2]探讨了此次人口迁徙产生的诸多方面影响。然而，通过文献整理不难发现，迄今为止有关此事件的研究大都是定性分析。受历史资料可获性的影响，仅从定性和宏观的视角来探讨大的人口迁移现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忽略更小尺度的空间异质性，更无法展现局部范围发生人口迁移方向变异的具体位置[3]。在较大尺度上获得的人口迁移规律或特征的认识， 在另一尺度上可能有效、可能相似， 也可能需要修正[4]。因此，对历史人口迁移特征的研究不能忽略空间尺度问题。现有关于“湖广填四川”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区域差异分析方面的研究尚未报道。
GIS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功能， 结合GIS的人口分布研究克服了简单文字描述的缺陷， 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模拟人口过程， 并且能将图形与数据相结合， 给人直观和精确的表达[5] 。如，徐珊等以西安市为例，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模拟了西安市2000—2011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轨迹， 并分析了二者迁移变化的规律、时序及相互间作用关系[6]。闫庆武等利用GIS技术系统地研究了我国1995—2010年间人口省际迁移的时空动态特点及其区际联系[7]。为此，本文首先根据“湖广填四川”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特点，将人口迁移的过程和影响涉及的空间范围分为三个尺度，包括：迁出地及迁入地省域尺度、迁入地的区域尺度和县域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在收集和整理历史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定量地对该事件前后川渝地区的人口密度、社会发展、植被等方面的变化差异进行不同空间尺度的表达和分析，以探讨移民空间分布格局的区域差异和产生的原因，并剖析其对研究区当代人口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为掌握川渝地区历史人口空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合理布局当前人口分布，协调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以及指导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数据基础
“湖广填四川”事件中，清王朝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以应对川渝地区劳动力和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取乾隆60（1795）年为准，历经一百年的移民事件进入尾声。为此，本文研究的人口迁移事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为乾隆60（1795）年为止及至此之前的100年期间。据统计，这次移民结束后川渝地区人口增长约为1000万人。根据黄权生[8]、蓝勇[9]等的成果，此次移民事件涉及的人口迁出地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贵州、云南、福建、浙江等，人口迁入地主要为川渝地区①。为此，本文的研究范围涉及以上行政区所辖范围（图1）。其中，人口迁移的方式包括水路和陆路迁移两种，其迁移路径参考赵逵[10]的成果绘制。
通过查阅文献及地方志，整理得到不同空间尺度范围的人口迁移方向与移民数量。其中，移民事件前后的各州府平均场镇数量引于陈蔚[11]等的成果，移民前川渝人口数来自杨宇振[12]的成果，移民后川渝人口数来自于曹树基先生的成果。通过移民事件前后两次县域尺度的人口数相减，得到此次事件后川渝地区共计增长1058万人。根据县域尺度的人口数，可统计得到各州府和地区的人口增长总数。其中，参考蓝勇[13]的区域划分方式，迁入地可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川中及成都府六个地区。
2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原因分析
2.1.1 省域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及迁移量对比
分析移民人口来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1）迁出地的地理位置。川渝地区移民来源差异与地理距离有密切关系，距移民籍贯地愈远，移民聚集地越少。（2）历史和政策。清前期的几位皇帝对当时战乱破败不堪的四川重建十分重视，于是推动了一系列鼓励入蜀开垦的政策。如招流还遗，政府招抚因战乱而外逃的川渝原驻地人户。由于川渝原驻地人户在各个地区分布有所差异，所以招回的差异分布也有省域尺度上的体现。
2.2.2 人口迁入的区域分配及原因分析
分析移民迁入存在区域分异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受迁入地的地理环境影响。地理环境导致移民进入川渝后对迁入地的选择有所差异。移民多选择适宜于居住以及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区迁入。川中属盆地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适宜于人类居住，土壤多为紫色岩，适合种植水稻和茶叶等农作物；川西地区和川南地区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寒冷无夏，土壤多为岩浆岩和变质岩，不适宜农作物和人类生长。从地理位置上移民选择与原迁出地距离相近的区域。川东地区主要分布有湖广、浙江和贵州移民，川北地区主要分布有陕西和湖广移民，川南主要分布有江西、广东和福建移民，川西主要分布有云南移民。移民优先选择较近区域落脚，再深入扩散到川渝其他区域，如图2所示。 2.2.3 县域尺度人口迁入分异的原因
移民的组成差别及其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2个方面：（1）历史背景的原因。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本文所研究的移民原因造成了人为影响。部分移民奉旨入川。奉旨入川即由清政府倡导，将居民强制移民到川渝各个区域进行垦荒。部分移民逃荒入川，如《范氏族谱》中记载，“于乾隆初年遂率五子入蜀，从川南而川西，最终在成都东部的龙潭寺定居”[14]。部分移民经商入川，其中以江西移民为多，据记载，“赣省入川，大概以商业起家为多”。这样的历史背景导致移民在县域尺度上呈差异分布。（2）交通条件对移民选择的影响。川渝地区交通发展东优西劣。移民迁入地主要为水系集中分布和陆路交通方便的州府，如重庆府分布有长江和嘉陵江，成都府为岷江的起源，顺庆府位于嘉陵江中游，金沙江和岷江在叙州府汇合成长江。川东地区陆路纵横交错，交通发达。而川西如雅州府、松潘厅等地区道路分布散落，移民人数大大减少。
2.3 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
经过近100年的移民浪潮，川渝地区的人口数量由康熙二十（1681）年的60万增长至乾隆四十一（1776）年的1000万左右。其对川渝地区各个尺度的经济文化、植被类型、社会结构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3.1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根据李婷等人的研究成果[15]，在“湖广填四川”事件移民之前，川渝地区植被类型以针叶林、草场和沼泽地为主。移民之后大部分沼泽地及部分草场变成了农区，针叶林地区也有所减少。在此次移民潮流中川渝地区扩充了较大部分农区范围，农区占地面积为川渝地区的24.6%。众多移民入籍四川，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和种植技术，如玉米、红薯、甘蔗等的传入，种烟专业化技术的传播，为川渝地区经济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从图3可以看出：此次历史事件过后，川渝地区省域范围内农区面积明显增多；植被类型的改变也存在区域差异，农区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仍以针叶林、阔叶林为主；县域尺度上，成都府、宁远府、资州府、顺庆府、绥定府原以沼泽为主，经移民开垦后农区面积都明显增加。当然，以上植被类型的改变和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还与川渝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关。
2.3.2 对文化的影响
康熙六十一（1722）年，清政府由湖北荆州调旗兵2384名入川，其中包括1/3的蒙古族和部分满族，并在此定居下来。在此次移民大潮中，回族人也大量入川，较集中分布在川北地区的保宁府、成都地区、川东地区的重庆府等。不同民族人口的迁入必然促进了川渝地区民族的多样化发展，也造就了今日四川省和重庆省绚烂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语言和艺术的发展。由于湖广籍移民是此次移民事件中的主体移民，因此，在清代“ 湖广话”成了四川官话。移民之后四川经济发展，商贸发达，四川内部交通便利，人们交往频繁，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性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今天的四川普通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湖广填四川”后，大量湖广、江西、江南、广东、陕西籍移民进入四川，带来自己家乡的唱腔，在移民不断交融、文化交互影响下，川剧兼收并蓄，在清末形成了川剧。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收集和整理有关“湖广填四川”历史移民事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GIS技术定量地分析了历史移民事件中不同空间尺度下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人口迁移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具有差异性。在省域尺度上，移民迁出地主要为湖北、湖南、广东、陕西地区；在区域尺度上，移民多聚集在川中地区，川西地区最少，川南、川东、川北地区及成都府分布较均匀；在县域尺度上，移民迁入地主要为成都府、重庆府、顺庆府、叙州府，这与多种因素有关，如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空间分布，迁入地自身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的有关政策等方面。
（2）呈现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从省域尺度上而言，距移民籍贯地愈远，移民聚集地越少，同时还与地方民性和历史政策有关；从区域尺度上而言，地理环境是导致移民进入川渝后对迁入地的选择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县域尺度上而言，移民多选择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州府迁入。
（3）此次移民事件对川渝地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促进了川渝地区农业的发展，使川渝地区农区面积大幅度增加，众多移民入籍川渝，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和种植技术，如玉米、红薯、甘蔗等的传入，种烟专业化技术的传播；第二使得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川渝地区场镇数量明显增多，除了农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手工业、茶叶的生产、印刷业、商业贸易都有了明显的恢复；第三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为人口重心西移和民族多样化；第四是社会文化得以发展，移民之后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商贸发达，内部交通便利，人们交往频繁，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川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产生了如今的巴蜀方言，并且在移民不断交融、文化交互影响下川渝文化兼收并蓄，在清末还形成了川剧。
参考文献：
① 川渝地区在1820年中国疆域政区图中为图上标注的四川地区。
[1] 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111-118.
[2] 张敏，柯立，孙上茜.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人口迁徙及其影响[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05）：80-82+96.
[3] 康维娜. 县域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动力机制[D].重庆师范大学，2016.
[4] 李小文，王祎婷.定量遥感尺度效应刍议[J].地理学报，2013，68（09）：1163-1169.
[5] 张岸，齐清文.基于GIS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7（01）：95-105.
[6] 徐姗，唐楠，魏东，李建伟.基于GIS的西安市人口与经济重心空间演变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06）：987-991.
[7] 闫庆武，卞正富.基于GIS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空间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2015，30（03）：125-129.
[8] 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111-118.
[9] 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02）：141-156+1.
[10] 赵逵，詹洁.“湖广填四川”移民线路上的“湖广会馆”研究[J].华中建筑，2012，30（07）：165-168.
[11] 陳蔚，胡斌.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发展与形态演变研究[J].华中建筑，2013，31（08）：144-149.
[12] 杨宇振.明代四川的城池与人口[J].建筑史，2005（00）：190-197.
[13] 田盼盼，朱宇，林李月，张苏北.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学刊，2015，37（06）：56-67.
[14]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07）：39.
[15] 李婷，苏智先，邱丽丽，冯新灵.运用GIS恢复“湖广填四川”时期四川地区植被变迁[J].硅谷，2008（04）：2.
通讯作者：冯文兰
关键词：历史；人口迁移；湖广填四川；GIS；区域尺度
0引言
在明末清初，川渝地区由于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锐减，于是清政府鼓励各省民众入蜀垦荒。此次移民籍贯复杂，移民中以湖广人为多，历史上便称之为“湖广填四川”事件。此次移民事件对川渝地区在人口结构、地理环境及经济發展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前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如黄权生等[1]通过移民地名探讨人口的空间分布 。张敏等[2]探讨了此次人口迁徙产生的诸多方面影响。然而，通过文献整理不难发现，迄今为止有关此事件的研究大都是定性分析。受历史资料可获性的影响，仅从定性和宏观的视角来探讨大的人口迁移现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忽略更小尺度的空间异质性，更无法展现局部范围发生人口迁移方向变异的具体位置[3]。在较大尺度上获得的人口迁移规律或特征的认识， 在另一尺度上可能有效、可能相似， 也可能需要修正[4]。因此，对历史人口迁移特征的研究不能忽略空间尺度问题。现有关于“湖广填四川”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区域差异分析方面的研究尚未报道。
GIS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功能， 结合GIS的人口分布研究克服了简单文字描述的缺陷， 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模拟人口过程， 并且能将图形与数据相结合， 给人直观和精确的表达[5] 。如，徐珊等以西安市为例，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模拟了西安市2000—2011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轨迹， 并分析了二者迁移变化的规律、时序及相互间作用关系[6]。闫庆武等利用GIS技术系统地研究了我国1995—2010年间人口省际迁移的时空动态特点及其区际联系[7]。为此，本文首先根据“湖广填四川”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特点，将人口迁移的过程和影响涉及的空间范围分为三个尺度，包括：迁出地及迁入地省域尺度、迁入地的区域尺度和县域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在收集和整理历史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定量地对该事件前后川渝地区的人口密度、社会发展、植被等方面的变化差异进行不同空间尺度的表达和分析，以探讨移民空间分布格局的区域差异和产生的原因，并剖析其对研究区当代人口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可为掌握川渝地区历史人口空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合理布局当前人口分布，协调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以及指导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数据基础
“湖广填四川”事件中，清王朝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以应对川渝地区劳动力和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取乾隆60（1795）年为准，历经一百年的移民事件进入尾声。为此，本文研究的人口迁移事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为乾隆60（1795）年为止及至此之前的100年期间。据统计，这次移民结束后川渝地区人口增长约为1000万人。根据黄权生[8]、蓝勇[9]等的成果，此次移民事件涉及的人口迁出地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贵州、云南、福建、浙江等，人口迁入地主要为川渝地区①。为此，本文的研究范围涉及以上行政区所辖范围（图1）。其中，人口迁移的方式包括水路和陆路迁移两种，其迁移路径参考赵逵[10]的成果绘制。
通过查阅文献及地方志，整理得到不同空间尺度范围的人口迁移方向与移民数量。其中，移民事件前后的各州府平均场镇数量引于陈蔚[11]等的成果，移民前川渝人口数来自杨宇振[12]的成果，移民后川渝人口数来自于曹树基先生的成果。通过移民事件前后两次县域尺度的人口数相减，得到此次事件后川渝地区共计增长1058万人。根据县域尺度的人口数，可统计得到各州府和地区的人口增长总数。其中，参考蓝勇[13]的区域划分方式，迁入地可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川中及成都府六个地区。
2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原因分析
2.1.1 省域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及迁移量对比
分析移民人口来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1）迁出地的地理位置。川渝地区移民来源差异与地理距离有密切关系，距移民籍贯地愈远，移民聚集地越少。（2）历史和政策。清前期的几位皇帝对当时战乱破败不堪的四川重建十分重视，于是推动了一系列鼓励入蜀开垦的政策。如招流还遗，政府招抚因战乱而外逃的川渝原驻地人户。由于川渝原驻地人户在各个地区分布有所差异，所以招回的差异分布也有省域尺度上的体现。
2.2.2 人口迁入的区域分配及原因分析
分析移民迁入存在区域分异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受迁入地的地理环境影响。地理环境导致移民进入川渝后对迁入地的选择有所差异。移民多选择适宜于居住以及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区迁入。川中属盆地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适宜于人类居住，土壤多为紫色岩，适合种植水稻和茶叶等农作物；川西地区和川南地区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寒冷无夏，土壤多为岩浆岩和变质岩，不适宜农作物和人类生长。从地理位置上移民选择与原迁出地距离相近的区域。川东地区主要分布有湖广、浙江和贵州移民，川北地区主要分布有陕西和湖广移民，川南主要分布有江西、广东和福建移民，川西主要分布有云南移民。移民优先选择较近区域落脚，再深入扩散到川渝其他区域，如图2所示。 2.2.3 县域尺度人口迁入分异的原因
移民的组成差别及其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2个方面：（1）历史背景的原因。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本文所研究的移民原因造成了人为影响。部分移民奉旨入川。奉旨入川即由清政府倡导，将居民强制移民到川渝各个区域进行垦荒。部分移民逃荒入川，如《范氏族谱》中记载，“于乾隆初年遂率五子入蜀，从川南而川西，最终在成都东部的龙潭寺定居”[14]。部分移民经商入川，其中以江西移民为多，据记载，“赣省入川，大概以商业起家为多”。这样的历史背景导致移民在县域尺度上呈差异分布。（2）交通条件对移民选择的影响。川渝地区交通发展东优西劣。移民迁入地主要为水系集中分布和陆路交通方便的州府，如重庆府分布有长江和嘉陵江，成都府为岷江的起源，顺庆府位于嘉陵江中游，金沙江和岷江在叙州府汇合成长江。川东地区陆路纵横交错，交通发达。而川西如雅州府、松潘厅等地区道路分布散落，移民人数大大减少。
2.3 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
经过近100年的移民浪潮，川渝地区的人口数量由康熙二十（1681）年的60万增长至乾隆四十一（1776）年的1000万左右。其对川渝地区各个尺度的经济文化、植被类型、社会结构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3.1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根据李婷等人的研究成果[15]，在“湖广填四川”事件移民之前，川渝地区植被类型以针叶林、草场和沼泽地为主。移民之后大部分沼泽地及部分草场变成了农区，针叶林地区也有所减少。在此次移民潮流中川渝地区扩充了较大部分农区范围，农区占地面积为川渝地区的24.6%。众多移民入籍四川，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和种植技术，如玉米、红薯、甘蔗等的传入，种烟专业化技术的传播，为川渝地区经济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从图3可以看出：此次历史事件过后，川渝地区省域范围内农区面积明显增多；植被类型的改变也存在区域差异，农区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仍以针叶林、阔叶林为主；县域尺度上，成都府、宁远府、资州府、顺庆府、绥定府原以沼泽为主，经移民开垦后农区面积都明显增加。当然，以上植被类型的改变和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还与川渝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关。
2.3.2 对文化的影响
康熙六十一（1722）年，清政府由湖北荆州调旗兵2384名入川，其中包括1/3的蒙古族和部分满族，并在此定居下来。在此次移民大潮中，回族人也大量入川，较集中分布在川北地区的保宁府、成都地区、川东地区的重庆府等。不同民族人口的迁入必然促进了川渝地区民族的多样化发展，也造就了今日四川省和重庆省绚烂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语言和艺术的发展。由于湖广籍移民是此次移民事件中的主体移民，因此，在清代“ 湖广话”成了四川官话。移民之后四川经济发展，商贸发达，四川内部交通便利，人们交往频繁，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性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今天的四川普通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湖广填四川”后，大量湖广、江西、江南、广东、陕西籍移民进入四川，带来自己家乡的唱腔，在移民不断交融、文化交互影响下，川剧兼收并蓄，在清末形成了川剧。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收集和整理有关“湖广填四川”历史移民事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GIS技术定量地分析了历史移民事件中不同空间尺度下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人口迁移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具有差异性。在省域尺度上，移民迁出地主要为湖北、湖南、广东、陕西地区；在区域尺度上，移民多聚集在川中地区，川西地区最少，川南、川东、川北地区及成都府分布较均匀；在县域尺度上，移民迁入地主要为成都府、重庆府、顺庆府、叙州府，这与多种因素有关，如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空间分布，迁入地自身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的有关政策等方面。
（2）呈现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从省域尺度上而言，距移民籍贯地愈远，移民聚集地越少，同时还与地方民性和历史政策有关；从区域尺度上而言，地理环境是导致移民进入川渝后对迁入地的选择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县域尺度上而言，移民多选择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州府迁入。
（3）此次移民事件对川渝地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促进了川渝地区农业的发展，使川渝地区农区面积大幅度增加，众多移民入籍川渝，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和种植技术，如玉米、红薯、甘蔗等的传入，种烟专业化技术的传播；第二使得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川渝地区场镇数量明显增多，除了农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手工业、茶叶的生产、印刷业、商业贸易都有了明显的恢复；第三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为人口重心西移和民族多样化；第四是社会文化得以发展，移民之后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商贸发达，内部交通便利，人们交往频繁，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川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产生了如今的巴蜀方言，并且在移民不断交融、文化交互影响下川渝文化兼收并蓄，在清末还形成了川剧。
参考文献：
① 川渝地区在1820年中国疆域政区图中为图上标注的四川地区。
[1] 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111-118.
[2] 张敏，柯立，孙上茜.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人口迁徙及其影响[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05）：80-82+96.
[3] 康维娜. 县域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动力机制[D].重庆师范大学，2016.
[4] 李小文，王祎婷.定量遥感尺度效应刍议[J].地理学报，2013，68（09）：1163-1169.
[5] 张岸，齐清文.基于GIS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7（01）：95-105.
[6] 徐姗，唐楠，魏东，李建伟.基于GIS的西安市人口与经济重心空间演变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06）：987-991.
[7] 闫庆武，卞正富.基于GIS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空间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2015，30（03）：125-129.
[8] 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111-118.
[9] 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02）：141-156+1.
[10] 赵逵，詹洁.“湖广填四川”移民线路上的“湖广会馆”研究[J].华中建筑，2012，30（07）：165-168.
[11] 陳蔚，胡斌.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发展与形态演变研究[J].华中建筑，2013，31（08）：144-149.
[12] 杨宇振.明代四川的城池与人口[J].建筑史，2005（00）：190-197.
[13] 田盼盼，朱宇，林李月，张苏北.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学刊，2015，37（06）：56-67.
[14]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07）：39.
[15] 李婷，苏智先，邱丽丽，冯新灵.运用GIS恢复“湖广填四川”时期四川地区植被变迁[J].硅谷，2008（04）：2.
通讯作者：冯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