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倏忽，与柯文（Paul A.Cohen）先生相识相交，转眼近三十年了。柯文先生出生于美国，师从费正清和史华兹两位教授，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
与大多数“七七”“七八”级同学一样，我也是上大学后、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的。不过，从上大学起一直到研究生，对英语兴趣浓厚，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学英语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早已是不耐人听的套话，但事情还真是这样，虽然从零开始，但功夫花到了，自己的英语水平自然突飞猛进，到研究生毕业时，已能大本大本读书了。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后，所里英文中国近代史著作藏书之富令我吃惊。那时与现在不同，国家外汇紧张，甚至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外文书也少得可怜，有限的外汇，要用在理工和“涉外”专业上；就是北京大学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当时也常常要到我所来读、借一些外文书。许多书，我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能“一睹芳容”，现在就在身旁，如同蜜蜂突然发现一大片一大片花丛，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拼命吸吮花蜜，一段时间，英文阅读量甚至超过中文阅读量。读多了，不禁技痒，也尝试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一口气竟翻译出版了三部译著，其中一本就是柯文先生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199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得与柯文先生相识。
现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modernity”学界知道的人还寥寥无几，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查字典，是“现代性”，但并未解释何为“现代性”。当时耳熟能详的是“现代”“现代化”，何谓“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有何区别？不清楚曾想将书名译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又总感可能不妥。为何作者不用“modern”或“modernization”，偏偏要用个大家都不知道的“modernity”？当非偶然，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广查资料，向柯文先生请教，终于弄清了这个“modernity”。将译稿交到出版社后，社方对书名也提出疑问，什么是“现代性”？建议改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来大家都知道“现代”而不知道什么“现代性”；二来“传统”与“现代”非常对仗，读者印象深刻。但我知道“现代性”有自己的学术内涵，不能轻动，坚持译为“现代性”。真没想到，几年后“现代性”就成学界最热门的词汇、术语之一，且往往与“反思现代性”“现代性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视域下的……”等紧密相联，有关论文论著数不胜数。对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时下几成“开谈不说‘现代性’，读尽诗书亦枉然”之势，笔者也可说小有贡献吧。
1997年，柯文先生出版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一书。承柯文先生抬举，不久即捧获惠赐大作。他对几年前的拙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颇多谬赞，同时希望如有可能，此書仍由我翻译。无奈此时琐事缠身，而且更多地做一些翻译组织工作，便推荐我所杜继东先生翻译此书，由我校订，请柯文先生放心译文质量。因为继东曾参加了我组织本所几位同仁翻译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先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在校阅过程中，知道他中英文俱佳。已经译过周氏有关义和团著作，再译柯文先生此书更有把握。中译本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中国学界好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又重出此书，恢复了“江苏版”少量删节的内容和全部图表；并且将全部外文注释（英文、法文）悉数恢复，便于研究者查找。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说明了此书的生命力。
柯文先生此书其实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写的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则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的“调”在英文原文中的单词是“key”，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本书书名使用的key一词系从音乐领域借用而来，它的一个含义是指乐曲的音调，另一个含义是指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这两种含意对我在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不过，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损失”。英语的“key”除了音乐上的音调外，还含有“钥匙”“关键”等义，以此为书名，自然又暗含、隐寓了理解、破解“历史”和“神话”的钥匙、关键之意，即柯氏所谓“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笔者学识有限，中文未能找到与“key”完全对等之词，又与继东商量，并向其他先进请教，都认为只能以“调”译“key”。“调”与“钥匙”或“关键”相较，此书首义当是“调”。遗憾的是，照顾了音乐之“调”，却丧失了内含钥匙、关键的丰富性，无可奈何地舍去了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译事之不易，翻译难免“缺损”，此可为小小一例。
全书的重点，自然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柯文认为，“历史”与“神话”的不同在于：一、“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二、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他承认，“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这种现象会在某些特别时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并常常以令人瞠目的创造性（有时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上“关公”形象的“形塑”过程，也是历史被“神话化”最典型也最易为人理解的例子。 虽然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被“神话化”或“妖魔化”，但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容易被“神圣化”或“妖魔化”，往往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的义和团，自然难逃被各种“化”的命运。柯文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帝运动时期、“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对义和团的种种“化”作了细致剖析。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老舍……一直到刘心武的一次演讲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对义和团的调侃，在不同时期，义和团被“化”的形象完全不同，甚至同一个“化”的制造者，在不同时期对义和团正负形象的制造竟然完全不同。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先生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循此进路，他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或危机时期，以及曹禺的话剧“胆剑篇”在60年代“反修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所起作用作了层层剖析。
更重要的转变在于，作为三十年前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中心观”的重要推手，柯文先生现在对此做出某种调整。他承认，“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中国中心观是有局限的”。显然，“（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极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某些情况下）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方式”。但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完成《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一书后，他突然想到，如果从世界各国的诸多事例中，选择与某些特殊问题相关的一定数量的例子，加以综合分析，可能会非常有意义。经过几年潜心研究，他又出版新作《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该书聚焦于7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未能拜读全书，但柯文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新作各章各节的内容，精彩异常。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但是，要翻译此书恐更加困难，因为不仅要中英文俱佳，而且要对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者，方能胜任。曾与柯文先生探讨过此书的中译，都认为如果仅凭一人而为，可能力有不逮，如果一人只憑英语“硬译”，或会留下许多“硬伤”。
《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和《历史与大众记忆》这三部著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是历史与现实对话，或者说，历史如何与现实对话。所以柯文先生写道：“历史学家与翻译家一样，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即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读到柯文先生此话，不禁想起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一书。这种不谋而合，是彼此“心有灵犀”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与大多数“七七”“七八”级同学一样，我也是上大学后、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的。不过，从上大学起一直到研究生，对英语兴趣浓厚，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学英语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早已是不耐人听的套话，但事情还真是这样，虽然从零开始，但功夫花到了，自己的英语水平自然突飞猛进，到研究生毕业时，已能大本大本读书了。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后，所里英文中国近代史著作藏书之富令我吃惊。那时与现在不同，国家外汇紧张，甚至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外文书也少得可怜，有限的外汇，要用在理工和“涉外”专业上；就是北京大学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当时也常常要到我所来读、借一些外文书。许多书，我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能“一睹芳容”，现在就在身旁，如同蜜蜂突然发现一大片一大片花丛，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拼命吸吮花蜜，一段时间，英文阅读量甚至超过中文阅读量。读多了，不禁技痒，也尝试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一口气竟翻译出版了三部译著，其中一本就是柯文先生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199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得与柯文先生相识。
现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modernity”学界知道的人还寥寥无几，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查字典，是“现代性”，但并未解释何为“现代性”。当时耳熟能详的是“现代”“现代化”，何谓“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有何区别？不清楚曾想将书名译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又总感可能不妥。为何作者不用“modern”或“modernization”，偏偏要用个大家都不知道的“modernity”？当非偶然，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广查资料，向柯文先生请教，终于弄清了这个“modernity”。将译稿交到出版社后，社方对书名也提出疑问，什么是“现代性”？建议改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来大家都知道“现代”而不知道什么“现代性”；二来“传统”与“现代”非常对仗，读者印象深刻。但我知道“现代性”有自己的学术内涵，不能轻动，坚持译为“现代性”。真没想到，几年后“现代性”就成学界最热门的词汇、术语之一，且往往与“反思现代性”“现代性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视域下的……”等紧密相联，有关论文论著数不胜数。对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时下几成“开谈不说‘现代性’，读尽诗书亦枉然”之势，笔者也可说小有贡献吧。
1997年，柯文先生出版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一书。承柯文先生抬举，不久即捧获惠赐大作。他对几年前的拙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颇多谬赞，同时希望如有可能，此書仍由我翻译。无奈此时琐事缠身，而且更多地做一些翻译组织工作，便推荐我所杜继东先生翻译此书，由我校订，请柯文先生放心译文质量。因为继东曾参加了我组织本所几位同仁翻译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先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在校阅过程中，知道他中英文俱佳。已经译过周氏有关义和团著作，再译柯文先生此书更有把握。中译本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中国学界好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又重出此书，恢复了“江苏版”少量删节的内容和全部图表；并且将全部外文注释（英文、法文）悉数恢复，便于研究者查找。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说明了此书的生命力。
柯文先生此书其实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写的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则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的“调”在英文原文中的单词是“key”，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本书书名使用的key一词系从音乐领域借用而来，它的一个含义是指乐曲的音调，另一个含义是指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这两种含意对我在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不过，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损失”。英语的“key”除了音乐上的音调外，还含有“钥匙”“关键”等义，以此为书名，自然又暗含、隐寓了理解、破解“历史”和“神话”的钥匙、关键之意，即柯氏所谓“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笔者学识有限，中文未能找到与“key”完全对等之词，又与继东商量，并向其他先进请教，都认为只能以“调”译“key”。“调”与“钥匙”或“关键”相较，此书首义当是“调”。遗憾的是，照顾了音乐之“调”，却丧失了内含钥匙、关键的丰富性，无可奈何地舍去了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译事之不易，翻译难免“缺损”，此可为小小一例。
全书的重点，自然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柯文认为，“历史”与“神话”的不同在于：一、“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二、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他承认，“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这种现象会在某些特别时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并常常以令人瞠目的创造性（有时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上“关公”形象的“形塑”过程，也是历史被“神话化”最典型也最易为人理解的例子。 虽然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被“神话化”或“妖魔化”，但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容易被“神圣化”或“妖魔化”，往往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的义和团，自然难逃被各种“化”的命运。柯文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帝运动时期、“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对义和团的种种“化”作了细致剖析。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老舍……一直到刘心武的一次演讲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对义和团的调侃，在不同时期，义和团被“化”的形象完全不同，甚至同一个“化”的制造者，在不同时期对义和团正负形象的制造竟然完全不同。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先生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循此进路，他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或危机时期，以及曹禺的话剧“胆剑篇”在60年代“反修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所起作用作了层层剖析。
更重要的转变在于，作为三十年前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中心观”的重要推手，柯文先生现在对此做出某种调整。他承认，“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中国中心观是有局限的”。显然，“（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极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某些情况下）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方式”。但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完成《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一书后，他突然想到，如果从世界各国的诸多事例中，选择与某些特殊问题相关的一定数量的例子，加以综合分析，可能会非常有意义。经过几年潜心研究，他又出版新作《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该书聚焦于7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未能拜读全书，但柯文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新作各章各节的内容，精彩异常。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但是，要翻译此书恐更加困难，因为不仅要中英文俱佳，而且要对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者，方能胜任。曾与柯文先生探讨过此书的中译，都认为如果仅凭一人而为，可能力有不逮，如果一人只憑英语“硬译”，或会留下许多“硬伤”。
《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和《历史与大众记忆》这三部著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是历史与现实对话，或者说，历史如何与现实对话。所以柯文先生写道：“历史学家与翻译家一样，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即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读到柯文先生此话，不禁想起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一书。这种不谋而合，是彼此“心有灵犀”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