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香港人认为重庆大厦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被错放在城市中心。 他们自己心中也充满疑惑：为什么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能够保留这么一座老旧、杂乱、装满了東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东欧、非洲“偷渡客”的楼宇？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消费竟然都不能阻止它的低端化？
　　重庆大厦的存在正是拜“香港”所赐。它的故事，折射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当代史，更是这座城市里私人权利、经济制度、城市规划和文化象征的复杂博弈。

高端变低端

　　重庆大厦原来是重庆市场，兴建于1920年，设有三十多间售卖外国货物的商店，供游客和水兵消费。1941年，香港沦陷于日军之手。重庆市场停业。1958年，移居菲律宾的福建华侨蔡天宝向港英政府购得土地，为了纪念抗战时期重庆的“陪都”地位，恢复该地旧称，取名为“重庆大厦”。
　　大厦兴建之初，是一栋17层的“豪宅”，由五栋联体大楼（A-E）组成。每个单元有独立阳台，180度海景。1楼和2楼是商场，3楼到17楼是住宅，地下车库有70个车位和娱乐中心。大厦于1961年11月落成，住宅先期开放。第二年，重庆商场装修完成。
　　生活在重庆大厦里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座昔日的高档楼盘，将因为一本小小的旅行册子而改变。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西方。澳大利亚托尼·惠勒和新婚妻子也受到了“垮掉的一代”永远“在路上”的感召，他们买了一辆破车踏上茫茫旅途，而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五月风暴”的精神源头—亚洲。
　　1972年，他们合著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第一本旅行指南《便宜走亚洲》（Across Asia on the Cheap）畅销全球。《便宜走亚洲》中，香港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苦于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左翼青年，如“达摩流浪者”一般涌入了中国的窗口—香港。这些远道而来的嬉皮士并不贪图半岛酒店的奢华、粤菜的美味，只心仪简单，歌颂贫穷，彻夜播放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大麻的味道里体验神秘的东方。
　　重庆大厦的一部分业主最初看到了商机，顺应世界潮流，将住房改造为西方青年旅馆一样的简易客栈，以二三十元的低廉价格吸引这群年轻的背包客。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群外国背包客和过去衣冠楚楚的游客不同，给重庆大厦带来的是噪音、污浊和杂乱。很快，看重“阶层区隔”的业主纷纷搬走，坚决与一穷二白的西方无产者划清界限。房屋的自住比例一落千丈，出租率直线攀升。
　　“二房东们”作为经营者，迅速完成了楼宇由住宅向商业的转变：套房改单间，单间加隔断。电线、管道随意架设、外接。更有人将房间变餐厅，由于住宅设计没有烟囱，楼道里从此弥漫着油烟和诡异的味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逼仄、混乱的小客房，招牌都十分惊人，不是叫“美利坚大酒店”，就是叫“巴黎豪华宾馆”，电影《重庆森林》之名就是源于大厦内的同名旅馆。
　　1970年代正属于“麦理浩时代”。先后获四届连任的港督麦理浩，正是从1971年开始接管香港。麦理浩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香港由原来的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型以电子工业、金融业、商业为重心，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之一。“麦理浩时代”奠定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局面，以及日后成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会”的基础。
　　经济高速发展，重庆大厦附近的高楼如雨后春笋。尖沙咀地区，可以选择的高档楼盘越来越多，加速了重庆大厦的业主流失。而且，签证政策的宽松性、自由港的地位，都让全球各地的冒险家发现了“新大陆”，况且这个“新大陆”背后还有一片更广袤的、已经打开“开放之窗”的“大陆”。

“不干预”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重庆大厦里除了背包客，涌进了无数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淘金者。

　　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口号由前财政司夏鼎基爵士在麦理浩任内提出，本来是一条财政政策，但实质上，它也是麦理浩的施政理念：“积极”建设公共设施，“不干预”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重庆大厦里除了背包客，涌进了无数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淘金者。

民主难题

　　按照经济规律，重庆大厦想要重回旧日“高档”地位，至少保持房屋单价和周边楼宇持平，只要驱逐房客、重新修葺、招商引资，似乎不难，毕竟这里是香港的文化中心、核心商圈。但是真要实行起来，却发现在啃石头：民主决议就是第一个大难题。
　　按照香港的法律，楼宇的业主有决定楼宇命运的权利。1961年重庆大厦建立之时，楼内一共有770个单位。目前有920多名业主。由于产权过于分散，背景迥异的业主们几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由于业主几乎无人在大厦内居住，“不闻不问”是他们的默许做法—哪怕这座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厦，送走四任港督，经历了几次大火和严重的人员伤亡，整个建筑的电力、机械和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承受的极限。
　　而且，900多位业主中，华人占60%，南亚人占30%。这一情况也加剧了重庆大厦业主的分化。最早一代的南亚裔移民，要追溯到香港开埠之时。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持治安，从当时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南亚次大陆征用了一批当地人，来香港担任警察。后来又陆续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征用了大量雇佣兵。
　　香港的主流华人社会一直对南亚裔群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甚至是敌意。比如说，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南亚裔人士的体味比较重，很多香港人觉得他们“脏”；因为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一些南亚裔人士沦为偷盗滋事的惯犯，很多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坏”。虽然说同为业主，产权地位相同，但香港业主还是分出了“三六九等”。 　　重庆大厦的住宅区整修艰难，而商业区也在不断被转手，产权流转极快。重庆大厦的住宅和商场，几乎是“互相拖累”，陷入了一个低端消费火爆、高档消费无人问津的境地。

　　但是作为尖沙咀的一部分，便利的交通、永远不用发愁的客源，使源源不断的租金依然足以维持它的存在。在重庆大厦，180英尺的一个房间，当下的月租金大概为6000港币。折合成国内的单位，差不多是17平方米5000人民币，远远高出了北京市二环之内的房租均价；但在尖沙咀，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

最后的荣誉

　　香港市区重建局确实关注重庆大厦。一些提案已经指出重庆大厦的外观、内部都已经需要整修，目的是提升尖沙咀的市容市貌，解决安全隐患。在严格信仰法律的社会，重建局必须要征得90%以上的业主的同意。但是，90%则意味着，华人业主和南亚业主要达成一致，这几乎等于：不可能。
　　1993年夏天，大厦电机房爆炸，停电10天10夜。“末代港督”彭定康为此秘密视察。此次事故影响巨大，一些业主成立了“业主立案法团”，开始研究如何解决重庆大厦的管理问题。业主立案法团是社会法人组织，按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组建。香港政府希望继续用“小政府”的策略，用者自理，自行解决。
　　法团的主席林惠龙是福建人。1988年，她和两位朋友一起买下大厦里的一处房产，花了60万港币。如今，她在重庆大厦有7处房产，主要业务是经营小型旅馆。法团里有14名成员，每两月碰一次面，他们雇用了由退役警察组成的安保队伍，同时安装了400台监控摄像机。

90%则意味着，华人业主和南亚业主要达成一致，这几乎等于：不可能。

　　2011年，重庆大厦落成50年纪念日，业主立案法团在尖沙咀海员俱乐部举行了联欢晚会。中联办、尖沙咀消防局、油尖旺民政事务处、尖沙咀警署都有嘉宾观礼，晚宴特意提供了土耳其、非洲、巴基斯坦和印度食物。林惠龙强调了重庆大厦的“全球一体化”地位，有信心让其从形象到气质都“再上一层楼”—业主的做法暗示了重庆大厦的未来：保持原状。
　　香港的大地产商早已判断出重建重庆大厦没有“价值”。原因是，重庆大厦的增值空间已经逼近极限。1957年，港英政府为保证启德机场飞机起降安全，颁布《香港机场（管制障碍物）条例》，对九龙区新建筑实施高度限制。3年后，重庆大厦动工，55米的高度已经几乎达到了条例限制的上限。
　　1998年，启德机场迁离。九龙区的建筑物放开高度限制。但没几年，政府就收到大量投诉。像长江实业建于红磡的楼盘“海名轩”，由于当时地契上没有标明该地区的高度限制，地块也非综合发展区用地，结果“海名轩”高出周边楼盘一大截，从城市景观的角度看很不协调。
　　同时，随着香港城市规划理念的更迭，越来越多人同意，要保护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山脊线。所以，尖沙咀的高度限制依然存在。
　　重庆大厦最有希望重建的时期就是1998年至2005年之间，但1998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大量房产被抛售，业主们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去操心重庆大厦的未来。在2005年之后，即使业主一致达成“拆迁”的意愿，地产商也没有了强烈的动机。如果重庆大厦不能再大幅度加高高度，从而换取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利润，那么在城市规划的条例管控下，只加个一层两层，只能是损失惨重的賠本买卖。
　　重庆大厦依然矗立。经历了风风雨雨，人们把“文化融合”当作重庆大厦最后的荣誉，实际那里只有文化的自然展示，没有融合。
　　一个在重庆大厦开过店的广东商人说，“谁需要文化融合？我是来做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