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娱乐圈的“胜利夜店”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再一次令“韩流”蒙羞。
　　背后是一种力量在作祟—金钱。这是一种鬼魅般的力量，没有任何严密的法网可以限制它的活动，掌握它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回头看10年前的张紫妍事件，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戏班班主”在金钱支持下无恶不作。
　　娱乐圈是一个纸醉金迷、颠三倒四的世界，不仅韩国如此。过去一年里，中国娱乐圈发生的诸多事实，也揭示了这一点：因为对金钱的渴求，很多明星、“戏班班主”彻底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本性。
　　中韩的娱乐圈到最后都只剩下一个字：钱。里面的人离开了这个字，似乎就完全无法进行自我确认了。
　　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娱乐圈，则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同样的“烂事”一大堆，但西方娱乐人物，并不体现出这个圈子的某种道德共性和价值共性。比如罗曼·波兰斯基、贾斯汀·比伯，还有一些入狱的嘻哈歌手，一般是因为个人不良行为、犯罪事实和独特的价值立场而被公众批判或受法律制裁，他们的犯错与所在的领域本身关系不大。
　　这告诉我们，金钱对东西方的明星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西方明星不需要完全依靠金钱来树立自我，而东方明星则除了金钱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自我；西方明星不做明星了，还可以成为别的人，比如州长、总统，一样有社会地位，甚至更高，而东方明星一旦成为明星就没有退路，害怕再次沦为不起眼的“演员”，所以一方面会抓紧一切时间把信用变现，疯狂吸金，一方面又会为了制造存在感而无所不用其极。
　　这固然和西方社会具有的平等意识有关，同时也与演员这一职业的历史地位紧密相联。

西方演员不需要去对抗历史，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明星”和一般人的差别，仅存在于职业不同。

　　西方演员向来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悲剧就诞生了，它开始于色雷斯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赞颂典礼。早期的演员经常由诗人担任，而诗人在古希腊，是地位相当于哲学家，甚至一度超过哲学家的群体。西方传统里的“诗与哲学之争”，证明了诗人的地位，约等于也证明了演员的地位。奥斯卡有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这一传统恐亦来自远古—公元前449年，雅典在“大酒神节”的悲剧竞赛中设立了最佳演员奖。
　　而在东方—我们或许应该把范围缩窄到儒家文化圈—大部分的时间里，演员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作为其核心的中国，北魏开始有乐籍，它是由奴隶构成的；唐玄宗在梨园教演艺人，演员成为一个正式行当，但他们同样出身卑贱，世代承袭；清朝雍正时期废除贱籍，才让演员成为“正户”。其后戏班兴盛，名角鹊起，直到民国，群星璀璨。其中梅兰芳惊艳中西，“梅兰芳体系”成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然而，梅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女士还是难免慨叹：“吃的是戏饭，也是气饭。”5000年中华文明史，演员始终是个落魄群体，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权力和金钱的玩物。
　　西方演员不需要去对抗历史，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明星”和一般人的差别，仅存在于职业不同。而在东方，演员地位的上升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韩国在二战后开始现代化发展，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实现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也就是说，对于“明星”而言，社會自发的尊重和认同是突然出现的。他们的光芒没有历史传统、稀有文化加持，缺乏政治认可，无法和其他权力之间实现对接，他们所有的，只是当下的这个市场—“民粹”式的、以大众的非理性为后盾的价值赋予。
　　他们无法避免被权力左右，但可以不再被金钱玩弄。所以，他们唯一的自我认可、自我彰显和自我麻醉的方式，就是拥抱金钱，甚至和它融为一体。这群人就是暴发的、膨胀的，同时也是潜意识里惶惑不安的，理解了这一社会位置，以后娱乐圈再发生类似事件，当然也都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