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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一片净土，这里蓝天白云，这里人心纯净。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能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力，都贡献给一个事业，那是很幸运的事情。”
董金江，53岁，西藏金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藏二代。眼下，他正作为改制领导小组副主任，参与西藏自治区新组建的中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许多事务。为了能有这次面对面的采访，记者从北京赶到拉萨，又从拉萨追到成都。最后，双方约定在成都市内一个知名的饭店大堂见面，他打出租车从谈判会场赶来，记者步行从宾馆走到。
董金江脸上有明显的高原红，他伸出手掌给记者看，掌心通红。他说，西藏是个好地方，尽管会有高原反应，但主动或者被动在那个地方，反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么些年，我常去成都，也回过山东老家，但感觉都是路过。哪里是你家，是灵魂深处的认定，根本用不着思维，我就是个西藏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董金江身体前倾，一句几顿。平静的表情下难掩他内心不可抑制的激动。
老一辈人身上，太多值得学习
“革命热情高涨，不讲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要求，不计较任何得失，内心单纯，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董金江说，这是老一辈西藏建设者的普遍特征。而这种特征，也在一代代传承。老一辈的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学习，有太多的优良传统值得传承。
1956年的西藏，和平解放刚几年时间，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董金江父亲所在的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出发执行一项为期三个月的任务，目的地不详，具体任务保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那天，董金江的父亲和战友一起，浩浩荡荡开进了西藏。
董金江的父亲叫董明山，1946年冬天从山东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接到命令时，他从朝鲜回国不久。
这个秘密任务，其实是抢运硼砂。西藏硼砂资源丰富，而硼砂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特别是近代随着原子能工业、电讯、火箭、航空以及高温绝缘等技术的发展，需要耐高温、特殊坚韧的金属和含高能量的液体燃料，这都离不开硼砂。当时，美国控制着硼砂资源，并且将硼砂列为战略物资，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苏联等国对中国硼砂开采寄予极大期望，因此中央决定开采硼砂。所以，抢运硼砂，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抢运硼砂的任务是三个月。三个月后，董明山所在部队整建制转到地方，从此扎根边疆，战斗在运输战线，一呆就是30年。当时，西藏交通条件非常艰苦，一切都要靠陆路运输。从格尔木到拉萨，通常要十天半月，路上还可能当“大王”，当“团长”（指汽车抛锚后，驾驶员被冻得缩成一团），如今听着好笑，其实都是要命的事情。当时驾驶员都是睡大通铺，吃冷馒头，喝山泉水。由于医疗条件差、路上艰苦，半路上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
董金江说，父亲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那是在唐古拉山公路外的一个岔道上，有个驾驶员当了“大王”，而运送配件的车迟迟未到。这个驾驶员三天没有吃东西，又冻又饿已经不行了。董明山是坦克教练出身，修车技术极好，就停下来把仅有的一点吃的分给这个奄奄一息的驾驶员，又用了一整天帮他修车。车修到凑合能开，两人一前一后晃晃悠悠开到格尔木，重新找配件修车。如果没有这些帮助，那个驾驶员肯定已经牺牲了。这次在高寒高海拔地带修车，让董明山冻坏了一个小指头，但董明山跟董金江说，用自己一个小指头，换回别人一条性命，值。
在高原上成功试种玉米
董金江说，来西藏的上一代人非常悲壮。他们按照党的要求，一手把西藏建设起来，丰功伟绩是没得说的；他们把终生献给了这里，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一直到他们退休，要房子没房子，要积蓄没积蓄，甚至连子女的教育都成问题。董金江还记得，自己家兄妹四人，母亲是家属，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孩子教育好，至少供到高中毕业。当时父亲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困难无法回想。
回忆父亲那代人，董金江说，50多年前和父亲一起曾经在西藏采运硼砂的英雄们，有的回到了家乡，有的长眠在雪域高原。今天有人不懂，会说当年的这些人怎么那么傻、那么驯服，背井离乡在那么苦的地方工作、生活，并且一呆就是一辈子。但是我理解，他们从战争中走出的那代人，根本不是为了个人谋取金钱和享受，而是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他们虽说没有金钱积累，没有汽车和房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创造并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遗憾，没有愧对人生。
1958年4月，董金江出生在山东。8个月大的时候，他来到了父亲所在的格尔木。
6岁时候，董金江曾经回到过山东老家，6年后又回到了格尔木。他还记得12岁离开山东老家时，叔叔骑着一辆自行车把他们送到汽车站，董金江坐后面、弟弟坐前面。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四面透风的老解放车和半个多月的艰苦旅途。
1974年8月，16岁的董金江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从格尔木奔赴拉萨，到拉萨农牧局农试场(种畜场)，成为一个二级农工。他还记得，那时每个月工资是24块钱。
就在这里，董金江和伙伴们成功试种了玉米。之前，西藏没有玉米，董金江所在的青年突击队就搞起了农业试验。试种玉米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要研究株距多大，几月份种、几月份收。试种成功后，董金江和伙伴们难抑激动和兴奋，一起半夜去“偷”自己种出来的玉米。除了玉米，山东大葱也被董金江和伙伴们从老家引进了西藏。董金江今天甚至认为，试种成功玉米，是他最得意的事情。
在西藏，我很有价值
董金江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对藏族的各种习俗很适应。他说，语言是感情交流的工具，我的藏族朋友很多，相处得也很好。交往多了，感情到了，藏语自然就会说了。
另外，藏族的酥油茶，董金江爱喝，甚至生肉也能吃。他说，能吃能喝，这是工作能力，否则号称是西藏人，结果吃也不行，喝也不行，怎么去开展工作？必须通过生活、工作来融入当地。年轻时，董金江在西藏自治区外贸公司当初级干部时，经常下乡收购农副产品。他还记得，在一个偏远的乡，他曾经一次住了81天。董金江说，虽说我籍贯山东，但实实在在融入到了西藏，性格、价值观，都是高原的。高原性格的最大特征，就是超脱。
董金江说，没有父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给我们作支撑，我们也坚持不到现在。在艰苦奋斗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就学到很多东西。一直到现在，在西藏工作的人，很少有怨言，公家给个什么房子，就住个什么房子，退休后工资极低，也不说什么。
董金江至今骄傲的事情，还有教会了西藏农牧民如何剪毛和抓绒。在西藏，藏民养羊就是为了吃肉。但对外贸领域来说，羊毛、羊绒、羊皮甚至羊肠衣，都是很好的商品，羊绒还被称作“软黄金”，而一只山羊一年就能产四两绒。而在此前，“黄金”也由于自然脱落被浪费掉了。于是，外贸公司先在拉萨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分散到西藏各个牧区，手把手教藏民如何剪羊毛，如何抓绒。
19岁到21岁这几年，董金江连续几年驻在牧区，对牧民进行培训和指导。他和同事们到牧区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他说，这是西藏的一场牧业革命，因为不仅是“教会一个动作富了一方人”，而且培养了牧民的商品意识，颠覆了传统的牧业观念，这是造福代代西藏牧民的大事。
董金江对藏族人民充满了感情。2004年，集团下属企业一个叫强巴的司机不幸出车祸死亡，妻子普珍和两个孩子陷入了绝望。董金江号召大家每人拿出一点钱，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两个孩子读书和生活。眼下，两个藏族孩子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读了中专。董金江说，我们这是为西藏培养了两个未来的人才啊。
董金江总是说，自己没取得什么业绩，前辈的业绩大得多了，但是自己对西藏感情深厚。看着西藏一天天富起来，发展起来，参与了西藏每天的变化，见证了西藏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实践者。能为西藏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做事，自我感觉很有价值。他还说，同样是自己，如果在内地成长，很可能就碌碌无为了。
参与社会变革，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董金江说，自己这代人最纠结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董金江的女儿1984年出生，因为心脏有杂音，9岁读四年级时就送到内地，小女孩一个人生活了4年多，一直到读初中母亲调回北京。
现在，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参加工作了。此前，针对女儿的培养，董金江和夫人曾经沟通过，那就是不要求培养出一个多拔尖的人，但至少要培养出一个好人出来。要给她一种价值观，那就是无所求，以及奉献。但是到了现在，女儿的知识储备已经足够了，但父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出现了一些障碍。
“西藏和内地，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内地，人们没有邀请绝对不会去别人家，也就是轻易不去打扰别人；而在西藏，大家随便就去别人家里，拿杯子就喝，端碗就吃。西藏人很简单，很纯净。
董金江是企业的掌舵人，经常要参加一些会商和谈判。他很纳闷儿的是，在西藏20分钟能谈明白的事情，在内地20个小时也谈不清楚。
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董金江看到不少朋友在内地买了房，有的发了财，自己也有过失落感。想想自己在西藏很辛苦，还没有人家挣得多，也曾想打退堂鼓，想辞职回内地。但静下心想一想，自己参与了一个社会的变革，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在西藏做事，更觉得自己是个国家公民，是自觉充满感情的。在西藏做的，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董金江说，“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都不知道创业的艰难，受教育越高，抱怨的程度越高”，董金江曾用一整天的时间，给女儿痛说家史：爷爷扛枪参加解放军，把命都豁出去了也不图什么；在西藏，什么条件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
2002年父亲去世的时候，董金江回到山东处理后事。看到父亲那些简单而陈旧的遗物，他和弟弟抱着大哭了一场。
“一件短皮袄、一个老牌的瓦斯针手表，没有房子，没有存款，他们老一辈图什么，就是国家建设。所以，你们现在不该抱怨，人和人之间不该那么复杂，看人不亲了，这是不对的。”
董金江至今看不惯年轻人的索取思想。“为什么年轻人总觉得亏，亏得不得了。谁住别墅了，谁多少钱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可思议，现代人怎么越过越俗了？”他说，如果按照这一代人的观点，最亏的应该是上一代。他还记得，父亲退休时700多块退休金，2002年离世时不过1030块钱。人不能精神空虚，一旦精神空虚，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精神财富的价值，远远大于物质财富的价值。
内地许多人都觉得累，累得不行。董金江说，西藏人不觉得累，自己想累都累不起来。为什么？内心简单，就不会累。他说，自己所在的外贸公司，原来就是河滩地里的几间平房。大家义务劳动搬砖和泥，慢慢成为城市里很大的一块建筑。刚参加工作时，外贸公司只有24多个人，总资产36万元。自己1993年上任后至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资产5亿多，员工582人的大企业。自己从公司会计做起，一直做到西藏最大外贸企业的董事长，“我不累，也不亏，可以说这么些年，我对得起西藏，西藏也成就了我。”
董金江，53岁，西藏金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藏二代。眼下，他正作为改制领导小组副主任，参与西藏自治区新组建的中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许多事务。为了能有这次面对面的采访，记者从北京赶到拉萨，又从拉萨追到成都。最后，双方约定在成都市内一个知名的饭店大堂见面，他打出租车从谈判会场赶来，记者步行从宾馆走到。
董金江脸上有明显的高原红，他伸出手掌给记者看，掌心通红。他说，西藏是个好地方，尽管会有高原反应，但主动或者被动在那个地方，反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么些年，我常去成都，也回过山东老家，但感觉都是路过。哪里是你家，是灵魂深处的认定，根本用不着思维，我就是个西藏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董金江身体前倾，一句几顿。平静的表情下难掩他内心不可抑制的激动。
老一辈人身上，太多值得学习
“革命热情高涨，不讲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要求，不计较任何得失，内心单纯，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董金江说，这是老一辈西藏建设者的普遍特征。而这种特征，也在一代代传承。老一辈的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学习，有太多的优良传统值得传承。
1956年的西藏，和平解放刚几年时间，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董金江父亲所在的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出发执行一项为期三个月的任务，目的地不详，具体任务保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那天，董金江的父亲和战友一起，浩浩荡荡开进了西藏。
董金江的父亲叫董明山，1946年冬天从山东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接到命令时，他从朝鲜回国不久。
这个秘密任务，其实是抢运硼砂。西藏硼砂资源丰富，而硼砂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特别是近代随着原子能工业、电讯、火箭、航空以及高温绝缘等技术的发展，需要耐高温、特殊坚韧的金属和含高能量的液体燃料，这都离不开硼砂。当时，美国控制着硼砂资源，并且将硼砂列为战略物资，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苏联等国对中国硼砂开采寄予极大期望，因此中央决定开采硼砂。所以，抢运硼砂，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抢运硼砂的任务是三个月。三个月后，董明山所在部队整建制转到地方，从此扎根边疆，战斗在运输战线，一呆就是30年。当时，西藏交通条件非常艰苦，一切都要靠陆路运输。从格尔木到拉萨，通常要十天半月，路上还可能当“大王”，当“团长”（指汽车抛锚后，驾驶员被冻得缩成一团），如今听着好笑，其实都是要命的事情。当时驾驶员都是睡大通铺，吃冷馒头，喝山泉水。由于医疗条件差、路上艰苦，半路上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
董金江说，父亲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那是在唐古拉山公路外的一个岔道上，有个驾驶员当了“大王”，而运送配件的车迟迟未到。这个驾驶员三天没有吃东西，又冻又饿已经不行了。董明山是坦克教练出身，修车技术极好，就停下来把仅有的一点吃的分给这个奄奄一息的驾驶员，又用了一整天帮他修车。车修到凑合能开，两人一前一后晃晃悠悠开到格尔木，重新找配件修车。如果没有这些帮助，那个驾驶员肯定已经牺牲了。这次在高寒高海拔地带修车，让董明山冻坏了一个小指头，但董明山跟董金江说，用自己一个小指头，换回别人一条性命，值。
在高原上成功试种玉米
董金江说，来西藏的上一代人非常悲壮。他们按照党的要求，一手把西藏建设起来，丰功伟绩是没得说的；他们把终生献给了这里，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一直到他们退休，要房子没房子，要积蓄没积蓄，甚至连子女的教育都成问题。董金江还记得，自己家兄妹四人，母亲是家属，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孩子教育好，至少供到高中毕业。当时父亲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困难无法回想。
回忆父亲那代人，董金江说，50多年前和父亲一起曾经在西藏采运硼砂的英雄们，有的回到了家乡，有的长眠在雪域高原。今天有人不懂，会说当年的这些人怎么那么傻、那么驯服，背井离乡在那么苦的地方工作、生活，并且一呆就是一辈子。但是我理解，他们从战争中走出的那代人，根本不是为了个人谋取金钱和享受，而是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他们虽说没有金钱积累，没有汽车和房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创造并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遗憾，没有愧对人生。
1958年4月，董金江出生在山东。8个月大的时候，他来到了父亲所在的格尔木。
6岁时候，董金江曾经回到过山东老家，6年后又回到了格尔木。他还记得12岁离开山东老家时，叔叔骑着一辆自行车把他们送到汽车站，董金江坐后面、弟弟坐前面。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四面透风的老解放车和半个多月的艰苦旅途。
1974年8月，16岁的董金江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从格尔木奔赴拉萨，到拉萨农牧局农试场(种畜场)，成为一个二级农工。他还记得，那时每个月工资是24块钱。
就在这里，董金江和伙伴们成功试种了玉米。之前，西藏没有玉米，董金江所在的青年突击队就搞起了农业试验。试种玉米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要研究株距多大，几月份种、几月份收。试种成功后，董金江和伙伴们难抑激动和兴奋，一起半夜去“偷”自己种出来的玉米。除了玉米，山东大葱也被董金江和伙伴们从老家引进了西藏。董金江今天甚至认为，试种成功玉米，是他最得意的事情。
在西藏，我很有价值
董金江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对藏族的各种习俗很适应。他说，语言是感情交流的工具，我的藏族朋友很多，相处得也很好。交往多了，感情到了，藏语自然就会说了。
另外，藏族的酥油茶，董金江爱喝，甚至生肉也能吃。他说，能吃能喝，这是工作能力，否则号称是西藏人，结果吃也不行，喝也不行，怎么去开展工作？必须通过生活、工作来融入当地。年轻时，董金江在西藏自治区外贸公司当初级干部时，经常下乡收购农副产品。他还记得，在一个偏远的乡，他曾经一次住了81天。董金江说，虽说我籍贯山东，但实实在在融入到了西藏，性格、价值观，都是高原的。高原性格的最大特征，就是超脱。
董金江说，没有父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给我们作支撑，我们也坚持不到现在。在艰苦奋斗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就学到很多东西。一直到现在，在西藏工作的人，很少有怨言，公家给个什么房子，就住个什么房子，退休后工资极低，也不说什么。
董金江至今骄傲的事情，还有教会了西藏农牧民如何剪毛和抓绒。在西藏，藏民养羊就是为了吃肉。但对外贸领域来说，羊毛、羊绒、羊皮甚至羊肠衣，都是很好的商品，羊绒还被称作“软黄金”，而一只山羊一年就能产四两绒。而在此前，“黄金”也由于自然脱落被浪费掉了。于是，外贸公司先在拉萨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分散到西藏各个牧区，手把手教藏民如何剪羊毛，如何抓绒。
19岁到21岁这几年，董金江连续几年驻在牧区，对牧民进行培训和指导。他和同事们到牧区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他说，这是西藏的一场牧业革命，因为不仅是“教会一个动作富了一方人”，而且培养了牧民的商品意识，颠覆了传统的牧业观念，这是造福代代西藏牧民的大事。
董金江对藏族人民充满了感情。2004年，集团下属企业一个叫强巴的司机不幸出车祸死亡，妻子普珍和两个孩子陷入了绝望。董金江号召大家每人拿出一点钱，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两个孩子读书和生活。眼下，两个藏族孩子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读了中专。董金江说，我们这是为西藏培养了两个未来的人才啊。
董金江总是说，自己没取得什么业绩，前辈的业绩大得多了，但是自己对西藏感情深厚。看着西藏一天天富起来，发展起来，参与了西藏每天的变化，见证了西藏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实践者。能为西藏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做事，自我感觉很有价值。他还说，同样是自己，如果在内地成长，很可能就碌碌无为了。
参与社会变革，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董金江说，自己这代人最纠结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董金江的女儿1984年出生，因为心脏有杂音，9岁读四年级时就送到内地，小女孩一个人生活了4年多，一直到读初中母亲调回北京。
现在，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参加工作了。此前，针对女儿的培养，董金江和夫人曾经沟通过，那就是不要求培养出一个多拔尖的人，但至少要培养出一个好人出来。要给她一种价值观，那就是无所求，以及奉献。但是到了现在，女儿的知识储备已经足够了，但父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出现了一些障碍。
“西藏和内地，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内地，人们没有邀请绝对不会去别人家，也就是轻易不去打扰别人；而在西藏，大家随便就去别人家里，拿杯子就喝，端碗就吃。西藏人很简单，很纯净。
董金江是企业的掌舵人，经常要参加一些会商和谈判。他很纳闷儿的是，在西藏20分钟能谈明白的事情，在内地20个小时也谈不清楚。
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董金江看到不少朋友在内地买了房，有的发了财，自己也有过失落感。想想自己在西藏很辛苦，还没有人家挣得多，也曾想打退堂鼓，想辞职回内地。但静下心想一想，自己参与了一个社会的变革，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在西藏做事，更觉得自己是个国家公民，是自觉充满感情的。在西藏做的，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董金江说，“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都不知道创业的艰难，受教育越高，抱怨的程度越高”，董金江曾用一整天的时间，给女儿痛说家史：爷爷扛枪参加解放军，把命都豁出去了也不图什么；在西藏，什么条件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
2002年父亲去世的时候，董金江回到山东处理后事。看到父亲那些简单而陈旧的遗物，他和弟弟抱着大哭了一场。
“一件短皮袄、一个老牌的瓦斯针手表，没有房子，没有存款，他们老一辈图什么，就是国家建设。所以，你们现在不该抱怨，人和人之间不该那么复杂，看人不亲了，这是不对的。”
董金江至今看不惯年轻人的索取思想。“为什么年轻人总觉得亏，亏得不得了。谁住别墅了，谁多少钱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可思议，现代人怎么越过越俗了？”他说，如果按照这一代人的观点，最亏的应该是上一代。他还记得，父亲退休时700多块退休金，2002年离世时不过1030块钱。人不能精神空虚，一旦精神空虚，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精神财富的价值，远远大于物质财富的价值。
内地许多人都觉得累，累得不行。董金江说，西藏人不觉得累，自己想累都累不起来。为什么？内心简单，就不会累。他说，自己所在的外贸公司，原来就是河滩地里的几间平房。大家义务劳动搬砖和泥，慢慢成为城市里很大的一块建筑。刚参加工作时，外贸公司只有24多个人，总资产36万元。自己1993年上任后至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资产5亿多，员工582人的大企业。自己从公司会计做起，一直做到西藏最大外贸企业的董事长，“我不累，也不亏，可以说这么些年，我对得起西藏，西藏也成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