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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后中间知识分子顺应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潮流，欲在中国实现以政治、经济双重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然而其理想的实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实具有客观上的难度。美苏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落后国家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政治当道的独特环境，不具备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所需的政党政治环境；在经济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广大人民民生主义的需求。因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民主宪政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民生主义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存在的三大矛盾，极大地阻碍了中间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实现。加之，他们的力量并不足以克服这些障碍，因而其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最终归于破灭。而这些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1945-1949年这个转折点的走向，还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中间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美苏冷战，民主宪政，民生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61-10
社会主义，词义纷繁，流派众多。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苏俄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常被视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潮，即便是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风行于中间知识分子当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就因其“修正”的性质，被科学社会主义者嗤之以鼻。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派别，长期处于隐性的状态。然而，随着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认识到，自五四时期始，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潮，除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已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潮。近几年来，对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逐渐增多，除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思想家、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
通过对西方，尤其是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梳理，许多学者已充分认识到两种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显现，自由主义开始进行自我的修正，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逐渐成形。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它只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一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促使自由主义更加注重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当中吸取再生的资源。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当中，其右翼吸取历次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步转向利用所谓“资产阶级”的议会，而非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采取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作为斗争手段的问题上，列宁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所谓“修正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转而走上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影响，而且加速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欧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离合，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在社会思潮层面与世界保持密切同步的中国思想界。与此相对应的，差不多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端的五四时期。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也就是说，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自五四时期出生起，就从未受到过古典自由主义的洗礼，其血液里反而流淌着社会主义的成分。由此可见，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渊源之深。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发展势头，愈加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到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至抗战胜利前后，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理想的制度选择。他们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出现了左倾的趋势。从经济方面来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古典自由主义崇尚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之遭遇到巨大的打击。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惧，使资本主义没有前途的论调四处弥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俄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手段的借鉴，以及对民众经济利益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美国，以加强国家干预调控为特点的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43年，罗斯福总统倡导“四大自由”，第一次将“不虞匮乏的自由”纳入自由的要素，从而拓展了“自由”的含义。从政治方面来说，议会、宪政成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或社会党发展势力最有效的工具，他们借此成功上位。法国共产党一度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英国工党更在选举中取得了执政地位，进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这在当时世界发展局势当中是具有指标性的事件，也使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中间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尽管欧洲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然而他们毕竟“至今还是世界工业化程度最深，生产力量最大和在国际所占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曾是“资本主义力量最大最深的一个地域”。它们如今开始舍弃19世纪的资本主义，通过民主宪政的途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树立了在民主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典范，为全世界引领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此，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定社会主义必然是世界的发展方向。他们指出，“今日整个的欧洲，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政治的主流，无论愿意与否，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为此，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主张，中国的出路就是要顺应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潮流，兼采政治与经济双重民主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确实具有客观上的难度。本文通过考察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与客观的国际、国内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认为三大矛盾的存在阻碍了其理想的实现，即：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民主宪政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民生主义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加之，中间知识分子的主观力量并不足以克服这三大矛盾，因而其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最终归于破灭。而这些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1945—1949年这个转折点的走向，还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社会民主主义”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崇尚且欲于中国实现的理想。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是用“社会主义”来指称它，而把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称为“共产主义”(有时也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他们当时的观念中，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是极端的“社会主义”，他们 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固然值得称道，然而其政治制度还不能称得上是民主制度。尽管在二战中，苏联亦被称为民主的盟国，然而对法西斯专制政权的警惕，使得战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怀有戒心。因此，中间知识分子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抱有不赞成，但并不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尽管有一些缺陷，但其趋势总归是进步的，是合乎时代要求的。然而与之相比，欧洲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潮流，更符合这些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趣味。
许纪霖曾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文中将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分为三种成分：激进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后两者在思想层面有很多共同预设，因而很难区分开来，但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即“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但在后面的论述中，许又指出，张君劢、萧乾等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理论上想超越英美、苏俄，“实际上他们心目中所真正要师法的，同样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实践模式上，他们与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许纪霖尝试把中国现代的“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做一个区分，结果却没有真正区分开来。其原因正出在所谓的“师法英美”这个词上。尽管英、美之间渊源很深，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连用，但由于英、美两国的建国方式和发展历程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及侧重并不完全一样，仍然有将它们适当区分的必要。
尽管在二战及战后，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趋势，但其程度是有所不同的。美国本土在二战中并未遭受损失，它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因而被视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力量的领导者”。对于美国来说，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功能，只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主要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美国仍然更多地强调个人主义与市场自由竞争，以保障国内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中国的中间知识分子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他们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本原则之一”仍然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而其所谓“自由竞争”实质上却是为“独占性的大企业”“保持独占的自由”提供保障。因此，美国“资源开发所产之果”，不是由全体人民享受，而是由“少数金融界或企业界大王公开霸占或巧秘把持”，它采取的仍是“极端资本主义”的制度。
然而，欧洲却在二战中遭受重创。为了“激发劳动者建设战后残破世界的热忱”，西欧国家有必要打破“战前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的寡头统治”，“开放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因此，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风起云涌。在此风潮影响之下，英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程度均较美国为深。在政治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工党，“采取渐进和温和的方式”，“依照19世纪西方议会政治的常轨，用选举票的方式”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工党采取了“侧重于国有政策和社会安全”的经济政策。可以说，英国的社会主义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尽管英国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不及东欧国家，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在“保持个人经济活动以相当大的自由”的基础上，政府只在最基本处对经济进行计划与限制。然而，这都无碍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被认为在经济制度方面占有了先进的地位，尤其是英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典范，被视为“经济制度的领导者”。
因此，对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中间知识分子而言，并不存在“师法英美”与“师法苏联”的取舍。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并非要超越英美和苏联，而是明确地选择“师法英国”，追随英国的模式，走一条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当然，所谓以英国为师法对象，并不表示百分之百的照搬英国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实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结合的社会制度。
从战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除了西欧所引领的社会主义潮流以外，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也以其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不但要冲破旧殖民主义的牢笼，其新兴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或左翼政党更欲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一种寻求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然而，这种新趋势所预示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却与当时“经济力量的领导者”——美国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二战结束以后，外需的急剧减少使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局面难以持续。为了消化战后国内过剩的生产力，美国亟须寻求广阔的、“自由”的世界市场，亟须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并维持世界市场的“自由”和“安定”。
1947年3月，英国照会美国，主动请求美国代它“接管”其海外殖民地。这一请求为美国公开、大胆地推行其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提供了便利。美国答应了英国的这一请求，并逐渐形成了以防共反共的杜鲁门主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它首先以欧洲为政策重心，积极地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由此，世界从战胜国与战败国分立的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的局势演进。
面对美苏冲突的升级，中国知识分子对在美苏两国间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日趋加重，另一方面，他们敏感地察觉到这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的不利影响。他们强烈意识到，中国内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属于中国内部的事件，而已经和国际局势发生了密切关系。施复亮指出，“国内的国共冲突和国际上的美苏对立，具有一种极微妙的相互关系”，美苏两国的尖锐对立，使解决中国问题的难度加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作为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应当如何自处，才既有助于本国党争问题的解决，又尽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呢?他们认为，从国家利益来说，中国没有与任何一国为敌的理由和实力。从主义来说，他们原本就不愿偏向或投靠于美国或苏联的任何一种主义。泉清称，中国应采行“在美苏之间采取中庸路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极左的时候必与苏联的经济制度保留相当的距离，极右的时候亦不能与美国过于接近”。因此，为避免卷入美苏的漩涡，张东荪提议中国向美苏保证不选择其任何一种主义，从而获得两国的体谅和尊重，以一种中立的身份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抵抗美苏、资共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演进的同时，正是国内中间路线思潮兴盛的时期。以往学界比较强调“中间路线”思潮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然而笔者认为，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中间路线思潮兴起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有关中间路线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自抗战时期就开始提出，但所谓“中间路线”的概念，却是随着战后国共、美苏的冲突对立而出现的。1947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施复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第一 次明确提出“中间路线”的概念，并对“中间路线”予以完整的界定和表述。在5月2日发表于《时与文》1卷8期的《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一文中，施复亮把“中间路线”的内涵最终界定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亦即，在国内号召中间力量的崛起，消弭国共战乱。在国际上充分发挥中国处于“中间地带”国家的作用，做美苏的桥梁，增进美苏的了解与合作，扭转正在趋于两极对立的局势。当然，关于中国应对美苏采取何种外交策略的问题，中间知识分子并不止于“兼亲美苏”的主张。但无论采取何种主张，其用意均在于使中国在国际上保持一个中间、独立的地位。在这里，国内、国际的“中间”作用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只有国内的中间力量将国共拉回到谈判桌上，造成国内的中立形势，才有可能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中立立场。而美苏对立程度的减轻，也会为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减少复杂因素，减轻国际压力。因此，中间路线实具有国内、国际的双重意义，它的正式提出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美苏对立尖锐化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除了坚持本国采取中间立场之外，中间知识分子也希望团结英法等中间地带的国家，形成一个国际上的中间势力。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逐渐演进，战后初期所谓“经济制度领导者”和“经济力量领导者”并存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日趋二元对立的国际格局中，美苏并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国家站立于桥梁之上，而是极力拉拢可能的力量加入自己集团，结果是“在这两大势力笼罩之下，大多数国家都不由自主地不是倒向这边便是倒向那边，很少能独立自主”。即便是中间知识分子眼中世界上唯一强有力的中间势力——英法两国，也都因为承受不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压力，而不得不在马歇尔计划的强大诱惑面前放弃了中间地位，在政治上显示出右转的趋势。至此，“冷战”的逻辑排中律使中间知识分子欲在国际上走“中间路线”的理想破灭了。受国际格局转变的影响，中国国共两党也从政治协商，一步步走向内战，以至彻底、公开的决裂。1947年7月，国民政府戡乱“总动员令”的颁布，宣告了“中间路线”在国内的破产。
美国依赖其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用军事威胁和经济援助等手段，成功防止了西欧各国的左转。而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采取的一味扶植国内少数既得权益阶级，扶植封建残余势力的外交政策，却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深恶痛绝。张东荪曾“忠告”美国，若它一味坚持以中国为反苏基地，坚持片面援华政策，即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则大多数原本倾向美国的中间知识分子，也不无可能偏向苏联。但是，当世界局势进入向“两个世界”演变的趋势当中，美国已不能回头。服从于防共反共的目的，美国坚持推行其片面援华政策、乃至扶日政策。这些做法遭到了中间知识分子强烈的谴责，逼迫他们放弃美国，纷纷左转。
二、民主政治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
民主主义是18世纪以来为西方国家所引领的政治潮流。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英美国家对民主主义的崇尚长盛不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对极权政治的胜利，民主遂成为战后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无论意识形态为何，各个国家都高举民主的旗帜，纷纷自诩为民主国家。如自由概念被重新诠释了一样，民主的领域也从政治扩展到经济。人们过去往往相当重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的新的改革方向，然而基于对法西斯的反思，西方国家也更加珍视他们向来坚持的政治民主原则。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尤其是西欧的社会党或共产党也担心一党专政会导向专制，纷纷转向通过民主议会选举的方式去执掌政权。战后初期，西欧共产党或社会党取得的成功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多党竞选的民主议会制也可能为实现社会主义搭桥铺路，而这种方式比列宁主义苏俄的道路较少暴力、较少流血，却同样有效。
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如何解决党争，协调国共两大党的关系是首要且最为关键的问题。制定宪法、实行选举固然仍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项目，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交代。1946年底，国民政府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宪法，并且于1947年宣布行宪，实行了选举。但除宪法的制定还得到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以外，其他所谓民主宪政的措施都不得人心，既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承认，也为中共及民盟所唾弃。这都证明，党争问题不解决，不建设一个良好的政党政治环境，民主政治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拥有现代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对于实行政党政治仍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概而言之，他们认为：第一，政党政治是必要的。孙斯鸣强调，作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其政治的特点就在于不再承袭古代君主专政政体的那一套，而是采取了政党政治。尤其在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中，政党意味着民意的组织和运用。只有民意得以体现，并促成有效的运用，民主政治的目的才能达到。所以，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则必定要采行政党政治。第二，政党政治又是重要的。罗典荣论证了政党政治的好处。首先，它保证了一种“变而不乱”的政治状态。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当中，“撇开叛乱的政治团体或革命的政党不谈”，每一个政党对其国家的立国原则、宪法的见解都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施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更换一次政党只是更换一次政策，而不是更换一次国家的政治体系”，意味着不用经过频频动乱，就能达到对内对外政策的优化调整。其次，能够提高人民的政治常识与政治兴趣。“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全民的福利”，为通过选举掌握政权以实现这一目的，政党需要运用大量宣传的手段，鼓动、感染人民，不仅使他们在知识上都能了解政治，还要提高他们参与的兴趣。再次，政党与政党之间有琢磨与策励的作用，促使政党能够始终不断地更新和进步。纵使一个政党能获得人民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观摩的环境与竞争的空气”下，它才能始终保持警惕，不致老化、腐化。因此，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灵魂。
在中间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两党政治又是最理想的政党政治。一党政治是知识分子绝难赞同的，多党制亦难以体现宪政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而“两党政治兼具‘民主’与‘安定’两大长处，实为政党政治的理想境界”。其中，“反对党”的立场是他们最珍视的。萧公权指出，“为了获取正当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执政党对于这样的党，要雅量优容，不是请反对者做官而是让他们说话。不是分享政权而是采纳忠告”。因此，知识分子多次强调：“中国现在不需要更多的政党，不需要更多的政党参加联合政府，而需要一个有力量，有见识，有风骨的在野党，站在全民的立场上，不断地向政府作建设性的忠告。反对不是‘打倒’，不是谩骂，而是在引政治于正轨。”叫
对于政党政治而言，中间知识分子最强调的民主原则是“妥协”。他们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当中，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是通过政党来表达其政见的，而政党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的说理、协商、或 不到任何提高人民政治常识和政治兴趣的作用。其次，所谓三党竞选，党派的数量有三个，但他们却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们对面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三党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琢磨和策励的作用。因而，李时友把当时的政府称为“一党领导的多党政府”，亦即国民党为主体的“混合政府”或“比例政府”。
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出于和平解决党争，从而建立民主政治的美好愿望，基本倾向于参考英美政党政治的方式。然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形却与其民主宪政的设想并不相融。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中国的政党政治从追求英式宪政，进而发展到中国两大党都学习苏共的一党政治。无论是从既成的组织形式来说，还是从政党建设理念来说，“一党政治”都被国共牢牢握在手中，不愿放松。可以说，中国的政党本身都已非英美式政党，他们之间也难以形成适合英美式民主宪政实现与发展的政党政治的氛围。从这个角度来说，英美式的政党政治的缺失阻碍了英美式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当中间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曾试图呼吁中间力量的崛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改变当时中国政党政治的环境。他们也预计到这恐怕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的历史情势已不可能提供宽松的时间和环境等待英美式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形成了。当国民党因其党内的腐败无能、派系林立而尽丧政治权威，中共却凭借坚强的组织，坚定的信念，广泛的群众基础，接受了历史馈赠的良机，并建立起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民生主义的切实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侧重在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不同时期，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五四时期对私有制的反思，到30年代对计划经济的向往，再到40年代强调分配的公平、公道的转变过程。
在经历了八年艰苦的抗战之后，民国初期建立的有限的经济基础被损毁殆尽，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战前享受优越待遇的大学教授、学者，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亦沦为了“无产阶级”。切身感受到了贫穷和生存遭受威胁的困境。这使知识分子对民生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强调。成为民生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战后的中国未能迅速开展重建和经济复苏的工作。随着内战的逐步升级，物价涨风愈演愈烈。经济危机比抗战时更为严重。一部分学者猛烈抨击内战，把内战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却将眼光投注到更深处，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与战争的关系的体现，而反映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注意到，当绝大多数民众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亦都沦为“无产阶级”时，中国社会却同时存在着一个非常富裕的特权阶层。他们不禁问到，中国人民的痛苦一部分的确应由战争和经济落后负担责任，但是战争只应该把大家打穷，怎么会把富裕阶级打得富到如此地步呢?
以杨西孟、伍启元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问题追溯到抗战时期。他们指出，同样是在战时，采取的财政政策不同，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就大异。与发达国家的战时财政政策相反，国民政府无论对外、对内战争，一直单纯依靠增发货币为主，以租税公债为辅，这种偏向的财政政策，违背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其本质是中国的特权富裕阶级不愿意负担战费，而把经济压力全都转嫁到公教人员为主的中间阶层，以及负担征兵、征工、征实的农民身上，依靠过度地剥削中产阶级及广大农民来支撑战争。国民政府的这种维护富裕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无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背道而驰。长期执行这种经济政策，使得“我国经济近十年来向着失衡、失常、矛盾、和败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深化”。正是在这种经济失衡，尤其是通货膨胀下的各种价格间的失衡下，“演变着剧烈的财富重分配和抗战后期物价高涨中的经济衰退”。伍启元很有见地地指出经济震荡给中国的社会阶层带来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过大和尖锐对立社会。“经过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产生了由极少数富有的豪门资本、官僚资本集团和广大贫穷的中下层人民尖锐对立的两个阶层。战前的中层阶级(包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作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灾、旱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在饥饿线上作垂危的挣扎。在这绝大多数民众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结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筑了一个富裕阶层。“有”的阶级穷奢极侈地过着“一种最新式、最贵族、和最浪费的生活”，而“无”的阶级则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还是有限的和有形的。十年来我国这种枝节应付下的种种经济失衡与败坏，愈来愈扩大与深入社会，可说是无限的，而在许多地方是无形的。这种破坏实较战争本身为烈。”
正因有此深刻的洞见，杨西孟和伍启元得以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内战。与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内战起源于党争的观点不同，他们质问到，如今的政治动荡，乃至内战之所以爆发且延续不止，究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自抗战时期就开始的通货膨胀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呢?杨西孟指出，国内和平局面的更难调和，“焉知不是政府只注意其他方面而忽略健全的财政政策，而有识见的对抗方面知其不能持久，于是更加如此呢?”伍启元则认为，正是在这样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号召大多数的贫穷的人与政府抗争。可以说国民党实行背离了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阶级基础。他进而指出，如果说中国以往的内战，包括抗战前对共产党的武力行动都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战争”，而这次内战则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是一种反映“经济斗争”的军事行动，“内战的经济意义超过于政治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伍启元把这次内战定性为“经济战”。而贺昌群更大胆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象征近四十年来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无数内战中产生的‘天民之无告者’。”中国四十年来“内战、外患与天灾、人祸堆积起来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和“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感受的这点抑郁愁苦之情”，都经由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出来。
经济学家进而抨击国民政府十年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都是“枝节应付”。面对此种经济结构的大动荡造成社会结构大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始终有一个“主旨”，即维护并扩大富裕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牺牲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此，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发出了向豪门征税、清算 豪门、争取经济正义的强烈呼声。杨西孟提出，向富裕阶级纳税，是财政上“一个最平凡但是最健全的方策”，可是自抗战以来，无论国家经过怎样的艰难和危险，这个必须的平凡方策始终未曾用过。他主张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财政经济的控制，严惩贪污并清算豪门巨室，试厉行主要财产的登记，加重征取富裕阶级的租税，并从高级做起。一时间，经济学家掀起以“大商人、大资产者、和大地主”作为租税革命对象的所谓“租税革命运动”。
在当时众多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案当中，经济学家们都公认这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征得的巨额租税可以抵偿巨大的军费开支，缓解收支的严重失衡，有益于制止通货膨胀。一方面，政府若真能痛下决心予以实行，则将有可能改变各方面对于国民政府的感观，从而树立起维护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的姿态，挽回为物价上涨所破坏的政府威信。另一方面，如前面所指出的，国民政府片面的经济政策是引致国内分裂，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若能痛改前非，或许还可能消除引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
然而无论呼声有多高涨，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无疑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政权本质，证明了它是一个代表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经济利益的政权。知识分子痛斥到，正是这些既得利益阶级在控制着国家的财政经济，他们在抗战时期发“国难财”，在内战中又发“内战财”，豪门征税、国家财政经济的彻底变革才不能实行。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战争和天灾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更甚。
中间知识分子高倡民生主义，符合时代的需求和民众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的民生主义路线需要寄托于现任政权得以实现，因而当国民政府代表的特权阶层的经济利益与人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不仅知识分子自身的经济利益难以保障，他们提出的任何关键而重要的经济建议，也都无法被采纳而得以实施。同时，在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提出的诸多经济要求和建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争取的主要是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的经济利益。尽管中间知识分子声称自己是全国人民利益与要求最好的代言人，然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仍可看出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终究不能超越自身阶层，真正去关注底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四、小结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危机的一种纠偏。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新自由主义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新资本主义文明都还处于将形成而未形成的转型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要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实现，实具有主、客观的难度。从客观上来看，美苏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落后国家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政治当道的独特环境，不具备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所需的政党政治环境；在经济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广大人民民生主义的需求。而这些不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实现的客观条件的形成及其演变，既是历史沉积的结果，也受当时时势的影响。中间知识分子尽管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些现实的困难，并且想要努力地克服这些困难，然而这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何况，从主观上说，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多以学者和教授为主，他们既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更没有将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因此，战后中间知识分子要在中国实践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愿望，终究落空。而马克思主义一派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美苏冷战提供的发展空间，掌握了政党和军队的强大工具，在经济利益上更实行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土地政策，因而为历史所选择。
关键词 中间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美苏冷战，民主宪政，民生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61-10
社会主义，词义纷繁，流派众多。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苏俄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常被视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潮，即便是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风行于中间知识分子当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就因其“修正”的性质，被科学社会主义者嗤之以鼻。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派别，长期处于隐性的状态。然而，随着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认识到，自五四时期始，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潮，除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已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潮。近几年来，对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逐渐增多，除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思想家、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
通过对西方，尤其是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梳理，许多学者已充分认识到两种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显现，自由主义开始进行自我的修正，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逐渐成形。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它只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一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促使自由主义更加注重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当中吸取再生的资源。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当中，其右翼吸取历次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步转向利用所谓“资产阶级”的议会，而非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采取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作为斗争手段的问题上，列宁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所谓“修正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转而走上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影响，而且加速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欧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离合，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在社会思潮层面与世界保持密切同步的中国思想界。与此相对应的，差不多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端的五四时期。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也就是说，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自五四时期出生起，就从未受到过古典自由主义的洗礼，其血液里反而流淌着社会主义的成分。由此可见，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渊源之深。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发展势头，愈加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到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至抗战胜利前后，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理想的制度选择。他们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出现了左倾的趋势。从经济方面来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古典自由主义崇尚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之遭遇到巨大的打击。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惧，使资本主义没有前途的论调四处弥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俄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手段的借鉴，以及对民众经济利益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美国，以加强国家干预调控为特点的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43年，罗斯福总统倡导“四大自由”，第一次将“不虞匮乏的自由”纳入自由的要素，从而拓展了“自由”的含义。从政治方面来说，议会、宪政成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或社会党发展势力最有效的工具，他们借此成功上位。法国共产党一度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英国工党更在选举中取得了执政地位，进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这在当时世界发展局势当中是具有指标性的事件，也使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中间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尽管欧洲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然而他们毕竟“至今还是世界工业化程度最深，生产力量最大和在国际所占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曾是“资本主义力量最大最深的一个地域”。它们如今开始舍弃19世纪的资本主义，通过民主宪政的途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树立了在民主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典范，为全世界引领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此，战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定社会主义必然是世界的发展方向。他们指出，“今日整个的欧洲，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政治的主流，无论愿意与否，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为此，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主张，中国的出路就是要顺应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潮流，兼采政治与经济双重民主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确实具有客观上的难度。本文通过考察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与客观的国际、国内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认为三大矛盾的存在阻碍了其理想的实现，即：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民主宪政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民生主义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加之，中间知识分子的主观力量并不足以克服这三大矛盾，因而其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最终归于破灭。而这些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1945—1949年这个转折点的走向，还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社会民主主义”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崇尚且欲于中国实现的理想。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是用“社会主义”来指称它，而把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称为“共产主义”(有时也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他们当时的观念中，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是极端的“社会主义”，他们 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固然值得称道，然而其政治制度还不能称得上是民主制度。尽管在二战中，苏联亦被称为民主的盟国，然而对法西斯专制政权的警惕，使得战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怀有戒心。因此，中间知识分子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抱有不赞成，但并不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尽管有一些缺陷，但其趋势总归是进步的，是合乎时代要求的。然而与之相比，欧洲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潮流，更符合这些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趣味。
许纪霖曾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文中将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分为三种成分：激进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后两者在思想层面有很多共同预设，因而很难区分开来，但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即“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但在后面的论述中，许又指出，张君劢、萧乾等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理论上想超越英美、苏俄，“实际上他们心目中所真正要师法的，同样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实践模式上，他们与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许纪霖尝试把中国现代的“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做一个区分，结果却没有真正区分开来。其原因正出在所谓的“师法英美”这个词上。尽管英、美之间渊源很深，在很多场合下都可以连用，但由于英、美两国的建国方式和发展历程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及侧重并不完全一样，仍然有将它们适当区分的必要。
尽管在二战及战后，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趋势，但其程度是有所不同的。美国本土在二战中并未遭受损失，它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因而被视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力量的领导者”。对于美国来说，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功能，只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主要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美国仍然更多地强调个人主义与市场自由竞争，以保障国内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中国的中间知识分子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他们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本原则之一”仍然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而其所谓“自由竞争”实质上却是为“独占性的大企业”“保持独占的自由”提供保障。因此，美国“资源开发所产之果”，不是由全体人民享受，而是由“少数金融界或企业界大王公开霸占或巧秘把持”，它采取的仍是“极端资本主义”的制度。
然而，欧洲却在二战中遭受重创。为了“激发劳动者建设战后残破世界的热忱”，西欧国家有必要打破“战前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的寡头统治”，“开放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因此，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风起云涌。在此风潮影响之下，英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程度均较美国为深。在政治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工党，“采取渐进和温和的方式”，“依照19世纪西方议会政治的常轨，用选举票的方式”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工党采取了“侧重于国有政策和社会安全”的经济政策。可以说，英国的社会主义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尽管英国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不及东欧国家，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在“保持个人经济活动以相当大的自由”的基础上，政府只在最基本处对经济进行计划与限制。然而，这都无碍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被认为在经济制度方面占有了先进的地位，尤其是英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典范，被视为“经济制度的领导者”。
因此，对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中间知识分子而言，并不存在“师法英美”与“师法苏联”的取舍。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并非要超越英美和苏联，而是明确地选择“师法英国”，追随英国的模式，走一条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当然，所谓以英国为师法对象，并不表示百分之百的照搬英国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实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结合的社会制度。
从战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除了西欧所引领的社会主义潮流以外，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也以其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不但要冲破旧殖民主义的牢笼，其新兴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或左翼政党更欲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一种寻求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然而，这种新趋势所预示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却与当时“经济力量的领导者”——美国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二战结束以后，外需的急剧减少使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局面难以持续。为了消化战后国内过剩的生产力，美国亟须寻求广阔的、“自由”的世界市场，亟须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并维持世界市场的“自由”和“安定”。
1947年3月，英国照会美国，主动请求美国代它“接管”其海外殖民地。这一请求为美国公开、大胆地推行其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提供了便利。美国答应了英国的这一请求，并逐渐形成了以防共反共的杜鲁门主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它首先以欧洲为政策重心，积极地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由此，世界从战胜国与战败国分立的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的局势演进。
面对美苏冲突的升级，中国知识分子对在美苏两国间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日趋加重，另一方面，他们敏感地察觉到这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的不利影响。他们强烈意识到，中国内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属于中国内部的事件，而已经和国际局势发生了密切关系。施复亮指出，“国内的国共冲突和国际上的美苏对立，具有一种极微妙的相互关系”，美苏两国的尖锐对立，使解决中国问题的难度加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作为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应当如何自处，才既有助于本国党争问题的解决，又尽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呢?他们认为，从国家利益来说，中国没有与任何一国为敌的理由和实力。从主义来说，他们原本就不愿偏向或投靠于美国或苏联的任何一种主义。泉清称，中国应采行“在美苏之间采取中庸路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极左的时候必与苏联的经济制度保留相当的距离，极右的时候亦不能与美国过于接近”。因此，为避免卷入美苏的漩涡，张东荪提议中国向美苏保证不选择其任何一种主义，从而获得两国的体谅和尊重，以一种中立的身份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抵抗美苏、资共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演进的同时，正是国内中间路线思潮兴盛的时期。以往学界比较强调“中间路线”思潮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然而笔者认为，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中间路线思潮兴起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有关中间路线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自抗战时期就开始提出，但所谓“中间路线”的概念，却是随着战后国共、美苏的冲突对立而出现的。1947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施复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第一 次明确提出“中间路线”的概念，并对“中间路线”予以完整的界定和表述。在5月2日发表于《时与文》1卷8期的《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一文中，施复亮把“中间路线”的内涵最终界定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亦即，在国内号召中间力量的崛起，消弭国共战乱。在国际上充分发挥中国处于“中间地带”国家的作用，做美苏的桥梁，增进美苏的了解与合作，扭转正在趋于两极对立的局势。当然，关于中国应对美苏采取何种外交策略的问题，中间知识分子并不止于“兼亲美苏”的主张。但无论采取何种主张，其用意均在于使中国在国际上保持一个中间、独立的地位。在这里，国内、国际的“中间”作用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只有国内的中间力量将国共拉回到谈判桌上，造成国内的中立形势，才有可能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中立立场。而美苏对立程度的减轻，也会为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减少复杂因素，减轻国际压力。因此，中间路线实具有国内、国际的双重意义，它的正式提出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美苏对立尖锐化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除了坚持本国采取中间立场之外，中间知识分子也希望团结英法等中间地带的国家，形成一个国际上的中间势力。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逐渐演进，战后初期所谓“经济制度领导者”和“经济力量领导者”并存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日趋二元对立的国际格局中，美苏并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国家站立于桥梁之上，而是极力拉拢可能的力量加入自己集团，结果是“在这两大势力笼罩之下，大多数国家都不由自主地不是倒向这边便是倒向那边，很少能独立自主”。即便是中间知识分子眼中世界上唯一强有力的中间势力——英法两国，也都因为承受不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压力，而不得不在马歇尔计划的强大诱惑面前放弃了中间地位，在政治上显示出右转的趋势。至此，“冷战”的逻辑排中律使中间知识分子欲在国际上走“中间路线”的理想破灭了。受国际格局转变的影响，中国国共两党也从政治协商，一步步走向内战，以至彻底、公开的决裂。1947年7月，国民政府戡乱“总动员令”的颁布，宣告了“中间路线”在国内的破产。
美国依赖其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用军事威胁和经济援助等手段，成功防止了西欧各国的左转。而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采取的一味扶植国内少数既得权益阶级，扶植封建残余势力的外交政策，却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深恶痛绝。张东荪曾“忠告”美国，若它一味坚持以中国为反苏基地，坚持片面援华政策，即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则大多数原本倾向美国的中间知识分子，也不无可能偏向苏联。但是，当世界局势进入向“两个世界”演变的趋势当中，美国已不能回头。服从于防共反共的目的，美国坚持推行其片面援华政策、乃至扶日政策。这些做法遭到了中间知识分子强烈的谴责，逼迫他们放弃美国，纷纷左转。
二、民主政治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
民主主义是18世纪以来为西方国家所引领的政治潮流。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英美国家对民主主义的崇尚长盛不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对极权政治的胜利，民主遂成为战后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无论意识形态为何，各个国家都高举民主的旗帜，纷纷自诩为民主国家。如自由概念被重新诠释了一样，民主的领域也从政治扩展到经济。人们过去往往相当重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的新的改革方向，然而基于对法西斯的反思，西方国家也更加珍视他们向来坚持的政治民主原则。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尤其是西欧的社会党或共产党也担心一党专政会导向专制，纷纷转向通过民主议会选举的方式去执掌政权。战后初期，西欧共产党或社会党取得的成功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多党竞选的民主议会制也可能为实现社会主义搭桥铺路，而这种方式比列宁主义苏俄的道路较少暴力、较少流血，却同样有效。
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如何解决党争，协调国共两大党的关系是首要且最为关键的问题。制定宪法、实行选举固然仍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项目，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交代。1946年底，国民政府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宪法，并且于1947年宣布行宪，实行了选举。但除宪法的制定还得到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以外，其他所谓民主宪政的措施都不得人心，既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承认，也为中共及民盟所唾弃。这都证明，党争问题不解决，不建设一个良好的政党政治环境，民主政治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拥有现代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对于实行政党政治仍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概而言之，他们认为：第一，政党政治是必要的。孙斯鸣强调，作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其政治的特点就在于不再承袭古代君主专政政体的那一套，而是采取了政党政治。尤其在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中，政党意味着民意的组织和运用。只有民意得以体现，并促成有效的运用，民主政治的目的才能达到。所以，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则必定要采行政党政治。第二，政党政治又是重要的。罗典荣论证了政党政治的好处。首先，它保证了一种“变而不乱”的政治状态。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当中，“撇开叛乱的政治团体或革命的政党不谈”，每一个政党对其国家的立国原则、宪法的见解都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施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更换一次政党只是更换一次政策，而不是更换一次国家的政治体系”，意味着不用经过频频动乱，就能达到对内对外政策的优化调整。其次，能够提高人民的政治常识与政治兴趣。“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全民的福利”，为通过选举掌握政权以实现这一目的，政党需要运用大量宣传的手段，鼓动、感染人民，不仅使他们在知识上都能了解政治，还要提高他们参与的兴趣。再次，政党与政党之间有琢磨与策励的作用，促使政党能够始终不断地更新和进步。纵使一个政党能获得人民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观摩的环境与竞争的空气”下，它才能始终保持警惕，不致老化、腐化。因此，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灵魂。
在中间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两党政治又是最理想的政党政治。一党政治是知识分子绝难赞同的，多党制亦难以体现宪政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而“两党政治兼具‘民主’与‘安定’两大长处，实为政党政治的理想境界”。其中，“反对党”的立场是他们最珍视的。萧公权指出，“为了获取正当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执政党对于这样的党，要雅量优容，不是请反对者做官而是让他们说话。不是分享政权而是采纳忠告”。因此，知识分子多次强调：“中国现在不需要更多的政党，不需要更多的政党参加联合政府，而需要一个有力量，有见识，有风骨的在野党，站在全民的立场上，不断地向政府作建设性的忠告。反对不是‘打倒’，不是谩骂，而是在引政治于正轨。”叫
对于政党政治而言，中间知识分子最强调的民主原则是“妥协”。他们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当中，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是通过政党来表达其政见的，而政党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的说理、协商、或 不到任何提高人民政治常识和政治兴趣的作用。其次，所谓三党竞选，党派的数量有三个，但他们却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们对面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三党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琢磨和策励的作用。因而，李时友把当时的政府称为“一党领导的多党政府”，亦即国民党为主体的“混合政府”或“比例政府”。
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出于和平解决党争，从而建立民主政治的美好愿望，基本倾向于参考英美政党政治的方式。然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形却与其民主宪政的设想并不相融。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中国的政党政治从追求英式宪政，进而发展到中国两大党都学习苏共的一党政治。无论是从既成的组织形式来说，还是从政党建设理念来说，“一党政治”都被国共牢牢握在手中，不愿放松。可以说，中国的政党本身都已非英美式政党，他们之间也难以形成适合英美式民主宪政实现与发展的政党政治的氛围。从这个角度来说，英美式的政党政治的缺失阻碍了英美式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当中间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曾试图呼吁中间力量的崛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改变当时中国政党政治的环境。他们也预计到这恐怕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的历史情势已不可能提供宽松的时间和环境等待英美式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形成了。当国民党因其党内的腐败无能、派系林立而尽丧政治权威，中共却凭借坚强的组织，坚定的信念，广泛的群众基础，接受了历史馈赠的良机，并建立起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民生主义的切实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侧重在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不同时期，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五四时期对私有制的反思，到30年代对计划经济的向往，再到40年代强调分配的公平、公道的转变过程。
在经历了八年艰苦的抗战之后，民国初期建立的有限的经济基础被损毁殆尽，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战前享受优越待遇的大学教授、学者，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亦沦为了“无产阶级”。切身感受到了贫穷和生存遭受威胁的困境。这使知识分子对民生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强调。成为民生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战后的中国未能迅速开展重建和经济复苏的工作。随着内战的逐步升级，物价涨风愈演愈烈。经济危机比抗战时更为严重。一部分学者猛烈抨击内战，把内战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却将眼光投注到更深处，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与战争的关系的体现，而反映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注意到，当绝大多数民众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亦都沦为“无产阶级”时，中国社会却同时存在着一个非常富裕的特权阶层。他们不禁问到，中国人民的痛苦一部分的确应由战争和经济落后负担责任，但是战争只应该把大家打穷，怎么会把富裕阶级打得富到如此地步呢?
以杨西孟、伍启元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问题追溯到抗战时期。他们指出，同样是在战时，采取的财政政策不同，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就大异。与发达国家的战时财政政策相反，国民政府无论对外、对内战争，一直单纯依靠增发货币为主，以租税公债为辅，这种偏向的财政政策，违背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其本质是中国的特权富裕阶级不愿意负担战费，而把经济压力全都转嫁到公教人员为主的中间阶层，以及负担征兵、征工、征实的农民身上，依靠过度地剥削中产阶级及广大农民来支撑战争。国民政府的这种维护富裕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无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背道而驰。长期执行这种经济政策，使得“我国经济近十年来向着失衡、失常、矛盾、和败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深化”。正是在这种经济失衡，尤其是通货膨胀下的各种价格间的失衡下，“演变着剧烈的财富重分配和抗战后期物价高涨中的经济衰退”。伍启元很有见地地指出经济震荡给中国的社会阶层带来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过大和尖锐对立社会。“经过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产生了由极少数富有的豪门资本、官僚资本集团和广大贫穷的中下层人民尖锐对立的两个阶层。战前的中层阶级(包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作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灾、旱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在饥饿线上作垂危的挣扎。在这绝大多数民众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结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筑了一个富裕阶层。“有”的阶级穷奢极侈地过着“一种最新式、最贵族、和最浪费的生活”，而“无”的阶级则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还是有限的和有形的。十年来我国这种枝节应付下的种种经济失衡与败坏，愈来愈扩大与深入社会，可说是无限的，而在许多地方是无形的。这种破坏实较战争本身为烈。”
正因有此深刻的洞见，杨西孟和伍启元得以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内战。与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内战起源于党争的观点不同，他们质问到，如今的政治动荡，乃至内战之所以爆发且延续不止，究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自抗战时期就开始的通货膨胀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呢?杨西孟指出，国内和平局面的更难调和，“焉知不是政府只注意其他方面而忽略健全的财政政策，而有识见的对抗方面知其不能持久，于是更加如此呢?”伍启元则认为，正是在这样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号召大多数的贫穷的人与政府抗争。可以说国民党实行背离了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阶级基础。他进而指出，如果说中国以往的内战，包括抗战前对共产党的武力行动都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战争”，而这次内战则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是一种反映“经济斗争”的军事行动，“内战的经济意义超过于政治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伍启元把这次内战定性为“经济战”。而贺昌群更大胆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象征近四十年来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无数内战中产生的‘天民之无告者’。”中国四十年来“内战、外患与天灾、人祸堆积起来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和“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感受的这点抑郁愁苦之情”，都经由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出来。
经济学家进而抨击国民政府十年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都是“枝节应付”。面对此种经济结构的大动荡造成社会结构大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始终有一个“主旨”，即维护并扩大富裕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牺牲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此，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发出了向豪门征税、清算 豪门、争取经济正义的强烈呼声。杨西孟提出，向富裕阶级纳税，是财政上“一个最平凡但是最健全的方策”，可是自抗战以来，无论国家经过怎样的艰难和危险，这个必须的平凡方策始终未曾用过。他主张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财政经济的控制，严惩贪污并清算豪门巨室，试厉行主要财产的登记，加重征取富裕阶级的租税，并从高级做起。一时间，经济学家掀起以“大商人、大资产者、和大地主”作为租税革命对象的所谓“租税革命运动”。
在当时众多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案当中，经济学家们都公认这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征得的巨额租税可以抵偿巨大的军费开支，缓解收支的严重失衡，有益于制止通货膨胀。一方面，政府若真能痛下决心予以实行，则将有可能改变各方面对于国民政府的感观，从而树立起维护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的姿态，挽回为物价上涨所破坏的政府威信。另一方面，如前面所指出的，国民政府片面的经济政策是引致国内分裂，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若能痛改前非，或许还可能消除引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
然而无论呼声有多高涨，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无疑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政权本质，证明了它是一个代表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经济利益的政权。知识分子痛斥到，正是这些既得利益阶级在控制着国家的财政经济，他们在抗战时期发“国难财”，在内战中又发“内战财”，豪门征税、国家财政经济的彻底变革才不能实行。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战争和天灾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更甚。
中间知识分子高倡民生主义，符合时代的需求和民众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的民生主义路线需要寄托于现任政权得以实现，因而当国民政府代表的特权阶层的经济利益与人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不仅知识分子自身的经济利益难以保障，他们提出的任何关键而重要的经济建议，也都无法被采纳而得以实施。同时，在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提出的诸多经济要求和建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争取的主要是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的经济利益。尽管中间知识分子声称自己是全国人民利益与要求最好的代言人，然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仍可看出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终究不能超越自身阶层，真正去关注底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四、小结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危机的一种纠偏。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新自由主义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新资本主义文明都还处于将形成而未形成的转型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要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实现，实具有主、客观的难度。从客观上来看，美苏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落后国家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政治当道的独特环境，不具备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所需的政党政治环境；在经济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广大人民民生主义的需求。而这些不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实现的客观条件的形成及其演变，既是历史沉积的结果，也受当时时势的影响。中间知识分子尽管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些现实的困难，并且想要努力地克服这些困难，然而这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何况，从主观上说，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多以学者和教授为主，他们既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更没有将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因此，战后中间知识分子要在中国实践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愿望，终究落空。而马克思主义一派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美苏冷战提供的发展空间，掌握了政党和军队的强大工具，在经济利益上更实行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土地政策，因而为历史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