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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文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南方文学相对于北方文学来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北方文学在很多方面都注意向南方进行学习，故而在很多方面南方文学都对北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北朝；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99-01
南方在散文创作上给北方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尤以史学作品为著，《魏书·李豹子传》载李豹子正光三年（522）上书，为其父李孝伯请求追封，称“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称“刘氏伪书”，当即沈约之《宋书》，《宋书·张畅传》中即载有张畅与李孝伯对话，可知李豹子当时确曾亲见沈约之《宋书》，此为南北朝时南方史学文献流入北方的证据之一。
《洛阳伽蓝记》卷二中也有关于南朝文献著作的论述：
明悬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门外石桥南.毂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遭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街之案刘澄之《山川古今记》，裁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
刘澄之与戴延之并南方人。杨街之于此提及他们的著作并做出批评，可见杨街之作此书时，也接触到了南方的地理著作，并且对他创作该书有所影响。
除了文献的交流外，北方士人在撰写史学著作时也注意参考南方的史学作品，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也有借鉴南方史学成果的地方，在其上《十六国春秋表》中说：
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残无因，不敢轻辄.（《魏书·崔光附传》）
在史传文学的创作上，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在魏收《魏书》一书的创作上体现的最为鲜明。《史通》外篇杂说中第八：“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继马后之征。邺中学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详矣，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毅传》遂具录休文所言。”可知魏收《魏书》在创作东晋诸帝的传记中对于沈约著作的观点有所接受。此外，周一良先生又认为：“伯起富于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郄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披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可见魏收在撰写南方东晋诸帝的传记时，对于孙盛和檀道鸾的书也多有参考。
除了具体的文字和内容安排上对南朝的史学作品有所借鉴外，在体例的安排上《魏书》也深受南朝史学作品的影响。《史通》卷四：“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对魏收模仿范哗史书的体例而不作说明提出批评。
接着又对二人著作中目录撰写中的弊端提出批评：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字烦者惟书姓氏。若毋将盖陈卫诸葛传是也.硌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衰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至范哗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摞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且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终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自兹以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矢，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中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王，则云借晋司马毅.岛夷刘裕，河西首长则云私置凉州牧张实.私署凉王李是，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Ⅸ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借西楚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一二具言。无所不尽也.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史通》卷四）
这里就著作目录撰写的体例对范晔和魏收的作法提出批评，范晔以前目录中对于传主的题名十分灵活，至范晔则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将传主姓名于目录中列出，魏收又变本加厉将传主的邦域名号等在目录中列出，使得目录繁琐不已，令人眼花缭乱。《史通》虽就二人的弊端立说，但魏收在史书体例的撰写上受到范晔的影响也可以从此看出。
除了应用的骈文文字外和史传散文外，在文的另一重要文体赋的创作上，南朝对北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章灿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赋史》币说：“北魏后期以降，南北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北朝文学的积累逐渐深厚，赋作技艺也有所提高，体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赋作也增多了，隋代赋家李德林作于北齐时的《春思赋》、卢思道作于北周时的《孤鸿赋》以及薛道衡《宴喜赋》，已显露山北朝赋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技巧上与南朝赋迫近的倾向，其后，这一倾向泛成一股洪流，在南北文化融合中缔造了隋代赋史的新气象。”
总之，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学都对北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从乐府诗、骈文和史传文学以及赋的创作上都可以看出来，这也使得北方的文学和史学的创作水平在北朝后期得以迅速的赶上来。但在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就是南朝文风的风靡，即使在全国统一之后，也是以南朝婉约华丽的文风为目标的。
参考文献：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1）.
作者简介：高静（1991.11—），女，聊城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魏晋南北朝方向。
关键词：南朝；北朝；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99-01
南方在散文创作上给北方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尤以史学作品为著，《魏书·李豹子传》载李豹子正光三年（522）上书，为其父李孝伯请求追封，称“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称“刘氏伪书”，当即沈约之《宋书》，《宋书·张畅传》中即载有张畅与李孝伯对话，可知李豹子当时确曾亲见沈约之《宋书》，此为南北朝时南方史学文献流入北方的证据之一。
《洛阳伽蓝记》卷二中也有关于南朝文献著作的论述：
明悬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门外石桥南.毂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遭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街之案刘澄之《山川古今记》，裁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
刘澄之与戴延之并南方人。杨街之于此提及他们的著作并做出批评，可见杨街之作此书时，也接触到了南方的地理著作，并且对他创作该书有所影响。
除了文献的交流外，北方士人在撰写史学著作时也注意参考南方的史学作品，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也有借鉴南方史学成果的地方，在其上《十六国春秋表》中说：
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残无因，不敢轻辄.（《魏书·崔光附传》）
在史传文学的创作上，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在魏收《魏书》一书的创作上体现的最为鲜明。《史通》外篇杂说中第八：“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继马后之征。邺中学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详矣，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毅传》遂具录休文所言。”可知魏收《魏书》在创作东晋诸帝的传记中对于沈约著作的观点有所接受。此外，周一良先生又认为：“伯起富于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郄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于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披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可见魏收在撰写南方东晋诸帝的传记时，对于孙盛和檀道鸾的书也多有参考。
除了具体的文字和内容安排上对南朝的史学作品有所借鉴外，在体例的安排上《魏书》也深受南朝史学作品的影响。《史通》卷四：“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对魏收模仿范哗史书的体例而不作说明提出批评。
接着又对二人著作中目录撰写中的弊端提出批评：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字烦者惟书姓氏。若毋将盖陈卫诸葛传是也.硌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衰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至范哗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摞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且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终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自兹以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矢，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中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王，则云借晋司马毅.岛夷刘裕，河西首长则云私置凉州牧张实.私署凉王李是，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Ⅸ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借西楚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一二具言。无所不尽也.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史通》卷四）
这里就著作目录撰写的体例对范晔和魏收的作法提出批评，范晔以前目录中对于传主的题名十分灵活，至范晔则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将传主姓名于目录中列出，魏收又变本加厉将传主的邦域名号等在目录中列出，使得目录繁琐不已，令人眼花缭乱。《史通》虽就二人的弊端立说，但魏收在史书体例的撰写上受到范晔的影响也可以从此看出。
除了应用的骈文文字外和史传散文外，在文的另一重要文体赋的创作上，南朝对北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章灿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赋史》币说：“北魏后期以降，南北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北朝文学的积累逐渐深厚，赋作技艺也有所提高，体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赋作也增多了，隋代赋家李德林作于北齐时的《春思赋》、卢思道作于北周时的《孤鸿赋》以及薛道衡《宴喜赋》，已显露山北朝赋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技巧上与南朝赋迫近的倾向，其后，这一倾向泛成一股洪流，在南北文化融合中缔造了隋代赋史的新气象。”
总之，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学都对北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从乐府诗、骈文和史传文学以及赋的创作上都可以看出来，这也使得北方的文学和史学的创作水平在北朝后期得以迅速的赶上来。但在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就是南朝文风的风靡，即使在全国统一之后，也是以南朝婉约华丽的文风为目标的。
参考文献：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1）.
作者简介：高静（1991.11—），女，聊城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魏晋南北朝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