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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语文学习诸要素中，阅读永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块，而强调“独立阅读能力”是新课程的一个亮点，《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都要求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发展独立阅读能力”，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要“注重个性化阅读”，“学习探究性和创造性阅读，发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要么是因教师自身功底所限，缺乏独立阅读能力，在教学中缺乏有效的引导，学生的独立阅读往往被简单化为放任学生“想怎么读就怎么读”；要么是教师自身惰性，臣服于“教参”，照搬“定论”，缺乏对学生独立阅读的有效指导，学生有限的阅读根本无“独立”可言，一切为了应试，直奔“考试阅读”“语段阅读”，无暇顾及真正的“阅读”，更顾不上“自主”“独立”“创造性”。
只要我们不把“独立阅读能力”局限于“独立做阅读题”，那么，对“独立阅读能力”的理解是不必做更多的界定的。独立阅读能力的养成，最根本的是大量的阅读实践，在对各类文本的阅读探究中，丰厚底蕴，提高综合素养。而具体地说，独立阅读能力的养成，可有以下四个“凸现”。
一、直面相对，凸现细读
或盲目地固守“知人论世”，在接触文本之前，大谈作者经历与时代背景；或片面地理解“接受美学”，对文本浅尝辄止，却大谈创造性阅读。阅读远离作品本身，是当今师生阅读的一个通病。
事实上，再复杂的文本也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读懂一篇文章而非要先劳神费力地去了解作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状态，即使如被许多人认为不好解的鲁迅作品。
阅读鲁迅先生的《祝福》，对于四婶这一形象，师生颇有误读，曾有教师撰文说“四婶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教师教学用书》上也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头一次留下祥林嫂是看她能干”，“以后祥林嫂再来，她‘起初还踌蹰’，后来倒是真心怜悯祥林嫂，留下她”。
四婶真的是“真心怜悯祥林婶”吗?只要我们直接面对文本，只要我们细读“四婶起初还踌蹰，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了”等相关语段，就不难发现“独立”于《教师教学用书》的看法。
卫老婆子把祥林嫂说得那么可怜，显然是为了把祥林嫂“推销”出去，这里，四婶的“踌蹰”可能是对卫老婆子所言之怀疑，当初就是因为她没有交代祥林嫂是逃出来的才弄得“沸反盈天”的。听完祥林嫂自己的话，证实祥林嫂的遭遇是真的，“眼圈就有些红了”，自然是有所触动，女人的心可能软一些，祥林嫂“交了好运”又死了丈夫和儿子的故事也实在太悲惨了。但这不能说明，四婶是真的“怜悯祥林嫂”了。一是“眼圈就有些红了”后面是一个句号，与后面把她留下来没有直接联系，说的是两件事。如果改成逗号，才是表明心里触动而留下她。二是这个句号后一句“她想了一想”，值得我们想一想：如果把这一句去掉，且前面句号改成逗号，则表达她的怜悯是毫无疑问的了；但这“想一想”想什么?是想祥林嫂这么苦应该留下她?显然不是。联系上文看，她想的应该是找个好女工之难，想的是卫老婆子上面说的“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再也不会有先前的麻烦了，觉得卫老婆子说的“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有道理。可见，她把祥林嫂留下并不是真心怜悯她，还是为了她自己。
从操作上看，细读就是打开书，直面文本，细细地读。细读与我国传统阅读中强调揣摩、比勘、品味相通。西方文本批评理论也历来强调对文本的细读，即通过细致研究词的搭配、特殊句式、句群的语气及特殊的修辞方法的运用等，来细致体味语句的本义、暗示义、联想义，挖掘其深意。果真能够做到细读，其必然是“独立”的。
2.重视联系，凸现对读
一般社会人的阅读也可能有选择，有比较，但大体上还是较随意。而语文学习中的阅读，既是积累，又是打基础，有意识地在联系和比较中阅读，显得尤为重要。
叶圣陶先生在《精读指导举隅》中说，读文章“不用旁的文章来比勘、印证，就难免化不开，难免知其一不知其二”。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就文本释文本，每每觉得有些单调。读出来的东西虽然是正确的，却往往是他人“给”的，是定论，缺少亲身探索的体验。据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统计，毛泽东生前认真批注、圈画过的诗词总计在1590首以上，一般性地翻阅、欣赏的至少有2000首，凭记忆手书的有117首。宋词中的“沁园春”词篇目并不多，毛泽东喜用此调，当对此有过探求。宋人“沁园春”词作中，刘过有“问自古英雄安在哉”(《沁园春·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图画里，峥嵘楼观开”“须晴去，访稼秆未晚”(《沁园春·寄辛承旨》)，刘克庄有“当年目视云霄，谁信道，凄凉今折腰”“怅燕然未勒，南归划草草”(《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沁园春·梦孚若》，辛弃疾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这些词中的“英雄”“峥嵘”“须晴去”“折腰”“怅”“万户侯”“看”“秋江”“骇浪船回”等，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中均有出现。学习课文中毛泽东的词，把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和刘克庄的《沁园春·梦孚若》拿来对读，力求“从形象描述看情感基调”“从回首情结看胸怀境界”“从倾吐对象看艺术感染”，可以读出比以往更多的东西。
3.勇于挑战，凸现重读
挑战教参，挑战权威，挑战自我，读出自己的新见，这是独立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章由日常生活小事引出重大问题”，“北洋政府时代生活中一件大家都曾遇到的小事”，这是教材练习和教参对《灯下漫笔》开头的解读。
钞票贬值，真的是“小事”吗？
首先鲁迅说的“钞票贬值”实际上就是大事，我们不能忽略了第二段开头的两句：“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这似乎“顺便带出”的，才是前三段所述事件的核心与关键。换言之，文章开头叙述的首先是“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件大事，钞票贬值只是给中国百姓带来的许多灾难性影响之一，而这一影响与其他影响一样正如第一段末句所云，无疑给中国的百姓“一个不小的打击”。因此，即使是就“钞票贬值”这事本身而言，也是一个大事件。其次，事情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事件对人们内心的震撼，或者说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感受、承受程度。在鲁迅先生对“钞票贬值”的叙述中，把着重点放在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心理感受上：先是相信国家银行而“乐意收受”，到“停止兑现”的“不甘心”与“恐慌”，使我们一下子联想到《林家铺子》中林老板逃走后在他店里存了钱的人们呼天抢地的情景。就是到打折兑换后“非常高兴”与“更非常高兴”，本该是轻松一些了，但同样是装在袋子里的沉重的银子，当初觉得“累坠”，现在“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可见，这件事给“我”，给其他人几乎是不能承受的“性命交关”之重。如果说这还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什么样的事才是大事呢?另外，从作者看似无意的类比中，也可以看出事件之大。作者把自己的感受与“俄国革命”这件事对人的影响联系起来，让人觉出“钞票贬值”这一金融事件的背后是一件大大的政治事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事件，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一忽儿做奴隶，一忽儿连奴隶也做不稳。
4.真正下水，凸现“写读”
许多时候，语文教师只是捧着“教参”，向学生传达别人对作品的读解，而学生一直在岸上听讲，没有真正下水。要真正深入到文本中，除了用眼睛看、用心思考外，还须有可操作的行为——写。在这方面，古代学人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圈点、批注等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从当今语文教师的特点与要求出发，笔者以为应该把“写”作为“读”的重要方式，把“写”贯穿到“读”的过程中，以“写”促读，更由“写”提升“读”的自主水平与能力层次。笔者姑且称之为“写读”。
比如读戴望舒的《雨巷》，原本总以为比较单纯，无非是了解一下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心境。但是，深入自读，边读边记下自己的想法，并整理成文，“写”的过程中还会发现不少东西。在一个“悠长悠长”的巷子里，“悠长”只是一种感觉，因其“窄”而更显其“长”，当然也因“愁”之多而显得“长”。“我”希望逢着的姑娘也是“忧愁”的，也是“哀怨又彷徨”的，反复强调，“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这实际上是对“她”的要求，是对“知己”“知音”的召唤，希望有一个有着这样美好内涵的人，有“我”相似的经历，因而有相似的感受，能够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哪怕只是同病相怜。期待的这样的姑娘终于出现了，她如“我”希望的“凄婉、迷惘”。她“静默地走近、走近”，这时，“我”该是多么激动啊!接下来，应该是面对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是虽然她如“我”一般的“愁怨”，连眼光也在“太息”。可是她的一切都不是指向“我”的，她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和我擦肩而过的路人。没有故友相逢的惊讶，没有一见如故或者一见钟情的奇迹：“我”的心这时是向她开放的，但她的心如郑愁予《错误》所写，“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户紧掩”。相逢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结果，这又如艾略特所言，“世界就这样终结，一个叹息，没有响声”。人与人交往，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终结。没有对视，没有交流，或许“我”缺少勇气，缺少热情。“我”只知道自己忧愁，只知道自己希望“知己”，但不知道自己只会彷徨，早已失去了(或许根本就没有拥有过)倾诉与沟通的能力。“我”是一个自知者，“我”又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不自知就决定了“我”难以知人。“我”难以知人，人难以知“我”，悲剧就无法避免。同病不相怜，相逢不易，相知更难，这不是人生的苦况吗?
写读，实际上是细读、对读、重读的深入。从表面上看，写，只是对读的成果的记录，事实上，写的过程，更是发现的过程，提升的过程。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一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要么是因教师自身功底所限，缺乏独立阅读能力，在教学中缺乏有效的引导，学生的独立阅读往往被简单化为放任学生“想怎么读就怎么读”；要么是教师自身惰性，臣服于“教参”，照搬“定论”，缺乏对学生独立阅读的有效指导，学生有限的阅读根本无“独立”可言，一切为了应试，直奔“考试阅读”“语段阅读”，无暇顾及真正的“阅读”，更顾不上“自主”“独立”“创造性”。
只要我们不把“独立阅读能力”局限于“独立做阅读题”，那么，对“独立阅读能力”的理解是不必做更多的界定的。独立阅读能力的养成，最根本的是大量的阅读实践，在对各类文本的阅读探究中，丰厚底蕴，提高综合素养。而具体地说，独立阅读能力的养成，可有以下四个“凸现”。
一、直面相对，凸现细读
或盲目地固守“知人论世”，在接触文本之前，大谈作者经历与时代背景；或片面地理解“接受美学”，对文本浅尝辄止，却大谈创造性阅读。阅读远离作品本身，是当今师生阅读的一个通病。
事实上，再复杂的文本也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读懂一篇文章而非要先劳神费力地去了解作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状态，即使如被许多人认为不好解的鲁迅作品。
阅读鲁迅先生的《祝福》，对于四婶这一形象，师生颇有误读，曾有教师撰文说“四婶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教师教学用书》上也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头一次留下祥林嫂是看她能干”，“以后祥林嫂再来，她‘起初还踌蹰’，后来倒是真心怜悯祥林嫂，留下她”。
四婶真的是“真心怜悯祥林婶”吗?只要我们直接面对文本，只要我们细读“四婶起初还踌蹰，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了”等相关语段，就不难发现“独立”于《教师教学用书》的看法。
卫老婆子把祥林嫂说得那么可怜，显然是为了把祥林嫂“推销”出去，这里，四婶的“踌蹰”可能是对卫老婆子所言之怀疑，当初就是因为她没有交代祥林嫂是逃出来的才弄得“沸反盈天”的。听完祥林嫂自己的话，证实祥林嫂的遭遇是真的，“眼圈就有些红了”，自然是有所触动，女人的心可能软一些，祥林嫂“交了好运”又死了丈夫和儿子的故事也实在太悲惨了。但这不能说明，四婶是真的“怜悯祥林嫂”了。一是“眼圈就有些红了”后面是一个句号，与后面把她留下来没有直接联系，说的是两件事。如果改成逗号，才是表明心里触动而留下她。二是这个句号后一句“她想了一想”，值得我们想一想：如果把这一句去掉，且前面句号改成逗号，则表达她的怜悯是毫无疑问的了；但这“想一想”想什么?是想祥林嫂这么苦应该留下她?显然不是。联系上文看，她想的应该是找个好女工之难，想的是卫老婆子上面说的“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再也不会有先前的麻烦了，觉得卫老婆子说的“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有道理。可见，她把祥林嫂留下并不是真心怜悯她，还是为了她自己。
从操作上看，细读就是打开书，直面文本，细细地读。细读与我国传统阅读中强调揣摩、比勘、品味相通。西方文本批评理论也历来强调对文本的细读，即通过细致研究词的搭配、特殊句式、句群的语气及特殊的修辞方法的运用等，来细致体味语句的本义、暗示义、联想义，挖掘其深意。果真能够做到细读，其必然是“独立”的。
2.重视联系，凸现对读
一般社会人的阅读也可能有选择，有比较，但大体上还是较随意。而语文学习中的阅读，既是积累，又是打基础，有意识地在联系和比较中阅读，显得尤为重要。
叶圣陶先生在《精读指导举隅》中说，读文章“不用旁的文章来比勘、印证，就难免化不开，难免知其一不知其二”。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就文本释文本，每每觉得有些单调。读出来的东西虽然是正确的，却往往是他人“给”的，是定论，缺少亲身探索的体验。据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统计，毛泽东生前认真批注、圈画过的诗词总计在1590首以上，一般性地翻阅、欣赏的至少有2000首，凭记忆手书的有117首。宋词中的“沁园春”词篇目并不多，毛泽东喜用此调，当对此有过探求。宋人“沁园春”词作中，刘过有“问自古英雄安在哉”(《沁园春·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图画里，峥嵘楼观开”“须晴去，访稼秆未晚”(《沁园春·寄辛承旨》)，刘克庄有“当年目视云霄，谁信道，凄凉今折腰”“怅燕然未勒，南归划草草”(《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沁园春·梦孚若》，辛弃疾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这些词中的“英雄”“峥嵘”“须晴去”“折腰”“怅”“万户侯”“看”“秋江”“骇浪船回”等，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中均有出现。学习课文中毛泽东的词，把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和刘克庄的《沁园春·梦孚若》拿来对读，力求“从形象描述看情感基调”“从回首情结看胸怀境界”“从倾吐对象看艺术感染”，可以读出比以往更多的东西。
3.勇于挑战，凸现重读
挑战教参，挑战权威，挑战自我，读出自己的新见，这是独立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章由日常生活小事引出重大问题”，“北洋政府时代生活中一件大家都曾遇到的小事”，这是教材练习和教参对《灯下漫笔》开头的解读。
钞票贬值，真的是“小事”吗？
首先鲁迅说的“钞票贬值”实际上就是大事，我们不能忽略了第二段开头的两句：“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这似乎“顺便带出”的，才是前三段所述事件的核心与关键。换言之，文章开头叙述的首先是“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件大事，钞票贬值只是给中国百姓带来的许多灾难性影响之一，而这一影响与其他影响一样正如第一段末句所云，无疑给中国的百姓“一个不小的打击”。因此，即使是就“钞票贬值”这事本身而言，也是一个大事件。其次，事情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事件对人们内心的震撼，或者说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感受、承受程度。在鲁迅先生对“钞票贬值”的叙述中，把着重点放在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心理感受上：先是相信国家银行而“乐意收受”，到“停止兑现”的“不甘心”与“恐慌”，使我们一下子联想到《林家铺子》中林老板逃走后在他店里存了钱的人们呼天抢地的情景。就是到打折兑换后“非常高兴”与“更非常高兴”，本该是轻松一些了，但同样是装在袋子里的沉重的银子，当初觉得“累坠”，现在“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可见，这件事给“我”，给其他人几乎是不能承受的“性命交关”之重。如果说这还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什么样的事才是大事呢?另外，从作者看似无意的类比中，也可以看出事件之大。作者把自己的感受与“俄国革命”这件事对人的影响联系起来，让人觉出“钞票贬值”这一金融事件的背后是一件大大的政治事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事件，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一忽儿做奴隶，一忽儿连奴隶也做不稳。
4.真正下水，凸现“写读”
许多时候，语文教师只是捧着“教参”，向学生传达别人对作品的读解，而学生一直在岸上听讲，没有真正下水。要真正深入到文本中，除了用眼睛看、用心思考外，还须有可操作的行为——写。在这方面，古代学人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圈点、批注等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从当今语文教师的特点与要求出发，笔者以为应该把“写”作为“读”的重要方式，把“写”贯穿到“读”的过程中，以“写”促读，更由“写”提升“读”的自主水平与能力层次。笔者姑且称之为“写读”。
比如读戴望舒的《雨巷》，原本总以为比较单纯，无非是了解一下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心境。但是，深入自读，边读边记下自己的想法，并整理成文，“写”的过程中还会发现不少东西。在一个“悠长悠长”的巷子里，“悠长”只是一种感觉，因其“窄”而更显其“长”，当然也因“愁”之多而显得“长”。“我”希望逢着的姑娘也是“忧愁”的，也是“哀怨又彷徨”的，反复强调，“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这实际上是对“她”的要求，是对“知己”“知音”的召唤，希望有一个有着这样美好内涵的人，有“我”相似的经历，因而有相似的感受，能够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哪怕只是同病相怜。期待的这样的姑娘终于出现了，她如“我”希望的“凄婉、迷惘”。她“静默地走近、走近”，这时，“我”该是多么激动啊!接下来，应该是面对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是虽然她如“我”一般的“愁怨”，连眼光也在“太息”。可是她的一切都不是指向“我”的，她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和我擦肩而过的路人。没有故友相逢的惊讶，没有一见如故或者一见钟情的奇迹：“我”的心这时是向她开放的，但她的心如郑愁予《错误》所写，“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户紧掩”。相逢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结果，这又如艾略特所言，“世界就这样终结，一个叹息，没有响声”。人与人交往，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终结。没有对视，没有交流，或许“我”缺少勇气，缺少热情。“我”只知道自己忧愁，只知道自己希望“知己”，但不知道自己只会彷徨，早已失去了(或许根本就没有拥有过)倾诉与沟通的能力。“我”是一个自知者，“我”又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不自知就决定了“我”难以知人。“我”难以知人，人难以知“我”，悲剧就无法避免。同病不相怜，相逢不易，相知更难，这不是人生的苦况吗?
写读，实际上是细读、对读、重读的深入。从表面上看，写，只是对读的成果的记录，事实上，写的过程，更是发现的过程，提升的过程。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