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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邵军新著《生命的诗与思——冯至的人生与创作》是一部学术性和文学性比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作家传记，这部传记精准地发现了冯至内敛性人格形成的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细腻地分析和展现了每一个转折点对冯至成长所寓含的意义;对冯至《十四行集》“走向和解”的主题概括，既是对这部诗集在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阐明，也是对冯至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个别”的诗人人生的有力佐证。“寂寞”和“乡愁”，这两个富有审美意义的特殊情境的揭示，既把握住了诗人人格生成和创作发展的轨迹与方向，也体现着传记作者自我诗心的细腻与敏感。
关键词：冯至传 人格形成 和解主题 特殊情境
跨入新世纪后，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宏观研究，往往被冠以百年的时间称号。时间像一条长河，冲洗着一切，让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在百年的视域中凸显出来，而当年那些浮泛的时代泡沫或者无以计数的庸常之作，则必定沉淀下去，变成百年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河床，这或许就是文学史家们好用百年宏观的缘由所在。冯至，早年曾以叙事诗独步诗坛，中年后又以十四行的格律诗而声闻遐迩，无疑是这些发光的金子中最亮的一颗。自从被鲁迅称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以来，冯至生前身后都有不少研究他的学术成果问世，关于他的生平传记也不断有新著出版。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出版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王邵军著《生命在沉思——冯至》，可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国内第一部冯至传记，而且在于它以自己独到的学术探索，为国内作家传记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启示。30年前，当这部冯至传记刚刚出版时，我就深深折服于作者的才华和这部传记对冯至理解的深度，此后我给学生讲读冯至的课程教案都以这部传记为蓝本。30年来，其他作家的教案早已改得面目全非，但冯至的相关教案依然如旧，因为我确信该著对冯至的阐析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前沿的，精准的，而且充满诗意的。现在，这部冯至传记经过作者的充实修订，以《生命的诗与思——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下文简称王著）重新出版，我觉得这对学界的冯至研究，对社会上许多冯至作品的爱好者，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情，因而也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借此机会来谈谈自己对这部冯至传记的阅读体会，也算是对自己30年来在讲台上与冯至精神相遇和对话的一种纪念。
一
在文学史研究中，常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断语。在研究者看来，国家和民族经历的苦难往往成为诗人创造的动力，成为诗人不竭的艺术源泉，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性现象。但世上的事情因缘凑泊而成，这个规律的发生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诗人主体自由度的饱满与坚定。如果诗人缺乏足够的自由度，国家不幸，诗家也可能同样的不幸。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诗坛，面临着的就是这样的苦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在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如此多的战争，也几乎很少有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国家政治给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分化有如此的动荡与严重。在这个时代里，有才华的诗人并不缺乏，但如果诗人主体的自由精神不够饱满和坚定，就有可能或者将诗歌当成经国大业的工具，或者将诗歌当成自我失意时的浅吟低唱，结果是前者没了诗歌，后者没了诗歌所依托的社会人生，最终是使得诗人的艺术才华不幸空耗，甚至埋没。现代文学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凭借着自己对诗的坚定信仰，凭借着自己内心强大的精神定力，突破了才华空耗的历史宿命，把自己成就为砥柱中流的历史长河中的巨石。
冯至无疑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为冯至立传，梳理和描述他的一生，分析和评价他的诗歌成就，当然是传记写作的基本任务，但仅仅流水账似的为诗人编个年谱，仅仅理论性地为诗人的创作成就总结出几个条目，对于冯至这样的有幸突破才华空耗的历史宿命的诗人而言，依然是远远不够的。精彩的冯至传记首先应该着力去分析和说明冯至是怎样突破了这种时代里诗人往往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换言之，冯至的人格特征的建構与他的诗歌成就有着怎样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诗人，尤其是像冯至这样的抒情诗人，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一种形象定式，就是那种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心思灵敏、行为特异的人，或者像李白那样狂放浪漫，呼儿将出换美酒;或者像李贺那样呕心沥血在语言的推敲上，形容枯槁，踽踽独立;即使像杜甫感时恨别，也曾大呼白日放歌须纵酒。但在王著中，冯至的诗人人格却显得非常的蕴藉和内敛。从童年的寂寞、青年的感伤到中年的沉潜，作者精心构撰，用了很多笔墨详细描述了诗人内敛性人格的形成过程。王著的学术贡献在于它不仅精准地发现了冯至内敛性人格形成的三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通过细腻的分析展现了每一个转折点对冯至成长所寓含的意义。第一个转折点是《骆驼草》的加盟。如果说冯至和沉钟社早期的浓艳风格多少受到郭沫若和创造社风格的引领，是一种青春期特征的显现，那么加盟《骆驼草》，导师换成了周作人，冯至也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成人礼。所以，王著认为冯至“由浪漫的青春幻梦，一下跌入现实的荒原，在稍作沉积、回味后，很容易转入内心，重新寻求一种能够帮他承担自己、超越现状的力量，‘骆驼草’倡导的雍容、坚忍的品格，自然契合他此时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骆驼草》是冯至性格由敏感、怯懦转向静默、坚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中介”。第二个转折点是与里尔克的遇合。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学家们要么还在世纪末的果汁中陶醉，要么左转开始戴上阶级的眼镜，而冯至恰在这个时候与里尔克相遇，精神上产生震撼，这对冯至的诗学生命而言，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种奇迹。正是这一与时代潮流多少有点疏离的遇合，“使冯至完成了由关注自我情感向观察万物、体验并克服孤独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冯至孤独、觉醒、克制、隐忍、决断、沉潜、超越，希望通过艺术找到由特殊到一般、个体到普遍的体验之路”。第三个转折点是向歌德学习。如果说与里尔克的相遇促使冯至完成了一次现代性的突进，而向歌德学习，则是突进之后向传统与经典的回归。歌德“向内的生活”对冯至在集体主义生存背景下保留自己的个性提供了一种思想上的支持，使冯至找到了在集体主义时代，如何在通过“向内的生活”形成自我决断力的根本方法。 在人生途中，转折点的清晰可见固然由时代与环境的外力促成，但诗人人格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的强大与持续，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在王著看来，冯至人格形成的三个转折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层层递进的，《骆驼草》的加盟是生命态度的确立，里尔克的遇合是生命体验的把握，歌德的影响则是生命智慧的完成。这三个层次的不断递进，其动力则是冯至对自我生命所经历的事物的吸收与思考。吸收是精神成长的必要前提，但一个诗人的精神生命仅有吸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考。现代诗人中有才华的不少，愿意吸收的人更多，但真正愿意思考的人却是稀缺的，很多诗人的才华空耗在时代的喧嚣浮泛中，就在于缺乏思考的愿望与能力。在王著中，作者对冯至的思考力不断地予以强调。在叙事诗和梦幻剧时代，冯至就“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探索，即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失望和对自我追求的怀疑与迷茫”。到北游时，“冯至对生命的思考已经从个体孤独的生存体验升华到对人类本体处境的认识，并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在本体的层面上超越这一处境”。在吸收存在主义影响时，“存在主义者超越性的思考，又帮他克服了时代中流行的短视的弊端，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个别”。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操练，“使冯至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那就是反省与否定”。对冯至而言，反省和否定当然针对社会人生，王著指出正是“对现实的‘介入’，使他避免了西方存在主义者的空洞的思辩”。在抗战时期，冯至曾经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国人精神状态上的喧嚣浮泛，提倡认真和决断的人格精神，这些不合时宜但又切中时弊的议论实则是通过对民族劣根性的审视，来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但更可贵的是，王著深刻地洞察到了冯至反省和否定的指向更多的乃是针对自己。在作者看来，冯至不断地反省自己，既是对自身沾染上的喧嚣与浮泛的抖落，也是对自身固有之秉性与潜能的发现，因而他才能不断地在自我否定中决断和担当。每一次否定，不管被否定的事物曾经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荣誉，每一次决断，不管决断的选择将给自己带来何等的危险与不安，也毅然担当而前行。所以，王著精到地把冯至的人格特征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一是坚忍，二是决断，三是担当。惟其坚忍，反省才有精神的根基;惟其敢于决断和担当，坚忍的人格精神才在冯至的文学人生中闪射着灼灼光华，在一个平凡和素朴的肉身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非凡的心灵冒险。
二
自从司马迁的《史记》为传记写作树立起典范与标杆之后，传记写作从来就是中国文史传统构成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许许多多有成就的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曾介入传记写作的实践，为传记文学史提供了无数的精品力作，也为传记文学的写作开辟了种种的书写模式。不过，传人也好，传事也好，模式容或种种，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传人要观其主业，传事则要掘其主干。为政治家立传，须以立功立德为本，为军事家立传，当以战绩战略为主，为文学家立传，自然要以其作品也即立言的成就为传记的主要对象了。王著之所以成功，其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懂得并且严格地遵守了传记写作的这个原则。据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记载，书出第一版时，冯至女儿冯姚平女士曾把这本书拿给正在病中的冯至看，冯至翻看后对冯姚平说：“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他是根据我的作品写我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其中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靠作品立世，给作家立传理所当然要根据作品来写，抓住作品才是抓住根本;二是民国以来，政治风云激荡变幻，极少有人能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或者独善其身，或者砥柱中流。为这种喧嚣浮泛时代中的人生予以定性，目前还为时过早，与其为贤者讳而说些违心的评价，还不如从作品中来体会时代赋予作者的复杂心情和深刻体验。所以冯至说“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其实也是他对于在特定时代下从作品出发来映照自己人生的传记写法的赞许。
分析作品，评价作品，对评价者的最为重要的考验不仅在于评价者是否能够从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而且在于评价者是否能够找到精准的词语来概括或者描述自己发现的这个意义。王著在这方面是有不俗表现的。譬如作者在分析《十四行集》时用了“走向和解”来概括这本诗集的主题，这就是《十四行集》这部现代诗歌经典研究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概括。在这部诗集中，平凡和伟大在和解：“平凡，质朴与辉煌等，消释了外在的不同，而在本质上达到了一致。存在的意义在承担本身，不在承担多少。有时，承担者越渺小，越能显示出内在的崇高，因为它们在默然中，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人和自然在和解：路与水关联，风与云呼应，一切都息息相通，空间和时间的界限也消匿了，生命在时空交汇里与万物俱在生化不息中;生與死在和解：生命的奇迹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样，死亡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成了生命辉煌的完成;形式和内容也在和解：“‘十四行’这种诗体，也为冯至诗中哲理内涵的表达，提供了适宜的形式。这种诗体具有‘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错综而又整齐’的特点，与内涵的雍容、精密，转化的起伏回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十八世纪以来，由于机械工业的迅猛发展，知识生产的疯狂扩张，人类生活的古典和谐状态被彻底打破。席勒曾经用分裂一词来描述近代人的精神特征，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心灵与肉体的分裂等等，不一而足。分裂不仅制造了不安，而且带来了矛盾与冲突。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余年来的人类历史就是冲突的历史，社会发展也是分裂中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西风东渐，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分裂与冲突主题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代际、阶级、性别乃至人与环境、人与自己，无不在矛盾与冲突之中煎熬、徘徊而艰难前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时代主题中，诗人从冲突的历史漩涡中探出独立沉思的头颅，用诗的心灵和表达方式来呼唤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在喧嚣浮泛的分裂语境中，不啻是一种警醒人心、意义旷远的空谷跫音。因而，王著对冯至《十四行集》“走向和解”的主题概括，不仅是对这部诗集在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阐明，也是对冯至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个别”的诗人人生的最有力的佐证。 传记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学作品的专题研究，对传主作品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思想主题概括和艺术特点鉴赏的层面上，作品分析应该服从传记写作的目的，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作者在对作品的分析中透露出对传主人格发展的理解。作品分析的本身就是对于传主人生的解读，这可以说是王著在传记写作手法上最为精彩的特点。譬如对冯至堪称独步的早期叙事诗的解读，作者说：“这类作品，表现了冯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和思索;在这里，主人公面临的每一次美妙的召唤，都是一种可怕的诱惑，每一个向往，都是一种命定的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讲，冯至的叙事诗和梦幻剧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探索，即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失望和对自我追求的怀疑与迷茫，《吹箫人的故事》《绣帷幔的少尼》《河上》《鲛人》和《蚕马》都有一个相似的主题：表达了一个绝望的追求：主人公所追求的东西注定是不可能得到的，或者说，他们追求目标的代价正是追求目标的消失，如吹箫人的箫、鲛人因爱因消失的嘴唇、河上与蚕马中的少女。冯至通过这几部作品，集中展示了对追求的拷问”。且不说这些分析对冯至叙事诗主题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即使从作者为之深深着迷的冯至“对追求的拷问”这一精神现象史的捕捉中，读者也能体会到冯至后来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绝非偶然。因缘前定，在这里，读者已经看到了冯至从霍普斯曼走向里尔克、从《北游》走向《十四行集》时，诗人生命体中内在的文化基因的强大与坚固。
三
传记有文学型的，有学术型的，也有历史型的，还有文学、历史兼而有之的。各种形态的传记都有自己的体式要求，因而不管是哪种形态的传记，好作品的标准有一个是共同的，那就是表达方式上的得体。所谓得体，对于冯至这样的诗人传主而言，即是应该用诗性的思维方式和诗性的语言表述来撰写传记。王著的作者80年代中期师从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攻读硕士学位，对诗思与诗语有精到的理解，也有长期的训练。他长于思考，富有激情，也充满想象力，不仅用一颗灵动的诗心在冯至的一生作品中冒险探寻，寻求与冯至诗歌的精神遇合，而且挥洒自己的才华，用一种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冯至的思考与评价。所以，在目前已经出版的种种冯至传记中，王著的写作不仅得体，而且可谓得人。
用诗的心灵去感受诗人传主的人生，往往会对那些具有审美性的特殊情境感到兴趣。譬如王著写冯至的童年：“昏暗、沉闷、寂寞、歧视、沉默、困厄、悲苦，都是冯至回忆童年文章里的关键词，这种灰色的基调与情绪以及对此的体验与抗拒贯穿了冯至童年的心路历程。1992年1月，冯至答《现代诗报》提问‘童年值得回忆的是什么’时，只单单讲了一个词——‘寂寞’”。又如写冯至早年的北大生活：“在北大开阔的文化胸襟里，在忧郁、伤感的个人感受中，冯至思考着，吸收着，渐渐向世界张开了自己的翅翼。春花灿然，落叶纷纷，北大生活是多么充实多彩、让人魂牵梦绕呀。若干年后，他回忆起‘彼时彼地’，仍感到有一种回味不尽的‘乡愁’”。对于一个普通的儿童来说，童年生活的回忆往往是用快乐或者不快乐、幸福或者不幸福来定性的，但冯至给出的评价是“寂寞”，显示出冯至童年的心灵经验与一般人的童年是多么的不同。“乡愁”，这本来是背井离乡外出学习或者闯荡人生的游子们的共同心绪，但冯至的“乡愁”不是指向故乡，而是指向北大这个著名的学府殿堂，为之而愁的不是肉身的故乡，而是心灵的故乡。可见，王著所写的“寂寞”和“乡愁”，这都是富有审美意义的特殊情境。说其审美，因为它们乃是孕育诗人的精神土壤，说其特殊，则是因为它们规约了诗人此后人格生成与创作发展的轨迹与方向。对这两个独特情境的把握与强调，无疑体现着作者诗心的细腻与敏感。
传记作品既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学术性要求事实准确，但历史的事实与事实之间，必然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缝隙，在这种缝隙中隐藏的因果逻辑链和心理情感的波动频谱，却需要传记作者的想象力来发掘或补充，因而一部优秀的传记必然是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在王著中，读者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对诗人的生命奥秘的想象与沉思。譬如，“检讨如今变得患得患失的自己：落雨了，担心靠窗挂着的帽子要被淋坏;为买一个玻璃书柜花几个晚上去算计;这句说出怕伤朋友的心，那段故事又怕不中小姐的意……諸如此类的庸人习气，哪还有自己呢？倒是黄昏的时候，被埋没了的自己才隐隐约约地现了出来”。这是作者在为诗人设身处地地思考;又如，“从1930年到1940年间，冯至的作品实在太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首诗和几篇散文、译作。被称为20年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个时期基本停止了夜莺的歌唱，文坛也难觅其身影”。“这种表面的停止，并非创作的结束，实乃一个高峰到来前必然要经历的沉寂。《北游》以后，他已厌倦了婉转、伤感的歌吟，而将注意力转向生命本身。二者的过渡实在太大，很难一下找准自己的基调，从而使其创作由生涩逐渐变为沉寂。”这是作者在想象性地解读为什么一个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竟然在10年之中没有人们所期待的作品发表的心理原因。这是冯至传记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思路，在过往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将之归咎于现实的压迫。但王著从诗人精神和心理变化的角度，来想象从感伤到沉思这二者之间过渡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选择。
当然，诗性的表达方式也包括诗语的运用，譬如“作者寻求一种山水的超越，并不单单是在追求一种心灵的安宁，而旨在从自然的质朴、平凡的人身上挖掘一种鲜活、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无论生命如何地高贵与卑微，态度如何地严肃与旷达，都反映出一份存在个体的尊严”，这是一种理性的概括，语言精准，有力，蕴藉，相对的概念并列使用，凸显出冯至精神世界的紧张与丰富。“与此相连的是，诗的基调平静、清淡，有一种沧海过后是桑田的大气，有几分寂寞，但不至于焦躁，有几分伤感，但伤感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执著。经过漫长的岁月，站在人生的高山之巅，回首过往，可见一种黄昏时宁静、透彻的感觉”。这是一种感性的描述，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有形象，有感觉，有比喻，有揣摩，包含着许多的信息，供给读者去联想。这两种表述方式都用的是诗性的语言，在王著中它们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奠定了这部传记作品雍容华丽、蕴藉大气的叙述格调，既与传主冯至其人其诗的风格相吻合，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愉悦。一部传记作品深刻而精准地揭示了传主的意义与价值，这已经是一个值得推举的学术成就，而一部作品在拥有这样的成就的同时，自身还具有高度的可读性，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精神愉悦，这就更加值得称道。当今的学术界，各种传记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真正在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上均有追求、均臻上乘的作品依然凤毛麟角。尤其是在近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的碎片化和琐屑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当不少学者远离文本，在所谓社会历史视野的招牌下，孜孜讫讫地纠缠于某些伪问题的展开与论证时，王著修订再版，它对文本自身的细密分析，对诗人主体人格的知人论世，以及作者在写作中的诗性感悟的激情敞开，或许能给文学传记书写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冯至传 人格形成 和解主题 特殊情境
跨入新世纪后，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宏观研究，往往被冠以百年的时间称号。时间像一条长河，冲洗着一切，让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子在百年的视域中凸显出来，而当年那些浮泛的时代泡沫或者无以计数的庸常之作，则必定沉淀下去，变成百年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河床，这或许就是文学史家们好用百年宏观的缘由所在。冯至，早年曾以叙事诗独步诗坛，中年后又以十四行的格律诗而声闻遐迩，无疑是这些发光的金子中最亮的一颗。自从被鲁迅称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以来，冯至生前身后都有不少研究他的学术成果问世，关于他的生平传记也不断有新著出版。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出版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王邵军著《生命在沉思——冯至》，可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国内第一部冯至传记，而且在于它以自己独到的学术探索，为国内作家传记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启示。30年前，当这部冯至传记刚刚出版时，我就深深折服于作者的才华和这部传记对冯至理解的深度，此后我给学生讲读冯至的课程教案都以这部传记为蓝本。30年来，其他作家的教案早已改得面目全非，但冯至的相关教案依然如旧，因为我确信该著对冯至的阐析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前沿的，精准的，而且充满诗意的。现在，这部冯至传记经过作者的充实修订，以《生命的诗与思——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下文简称王著）重新出版，我觉得这对学界的冯至研究，对社会上许多冯至作品的爱好者，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情，因而也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借此机会来谈谈自己对这部冯至传记的阅读体会，也算是对自己30年来在讲台上与冯至精神相遇和对话的一种纪念。
一
在文学史研究中，常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断语。在研究者看来，国家和民族经历的苦难往往成为诗人创造的动力，成为诗人不竭的艺术源泉，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性现象。但世上的事情因缘凑泊而成，这个规律的发生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诗人主体自由度的饱满与坚定。如果诗人缺乏足够的自由度，国家不幸，诗家也可能同样的不幸。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诗坛，面临着的就是这样的苦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在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如此多的战争，也几乎很少有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国家政治给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分化有如此的动荡与严重。在这个时代里，有才华的诗人并不缺乏，但如果诗人主体的自由精神不够饱满和坚定，就有可能或者将诗歌当成经国大业的工具，或者将诗歌当成自我失意时的浅吟低唱，结果是前者没了诗歌，后者没了诗歌所依托的社会人生，最终是使得诗人的艺术才华不幸空耗，甚至埋没。现代文学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凭借着自己对诗的坚定信仰，凭借着自己内心强大的精神定力，突破了才华空耗的历史宿命，把自己成就为砥柱中流的历史长河中的巨石。
冯至无疑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为冯至立传，梳理和描述他的一生，分析和评价他的诗歌成就，当然是传记写作的基本任务，但仅仅流水账似的为诗人编个年谱，仅仅理论性地为诗人的创作成就总结出几个条目，对于冯至这样的有幸突破才华空耗的历史宿命的诗人而言，依然是远远不够的。精彩的冯至传记首先应该着力去分析和说明冯至是怎样突破了这种时代里诗人往往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换言之，冯至的人格特征的建構与他的诗歌成就有着怎样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诗人，尤其是像冯至这样的抒情诗人，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一种形象定式，就是那种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心思灵敏、行为特异的人，或者像李白那样狂放浪漫，呼儿将出换美酒;或者像李贺那样呕心沥血在语言的推敲上，形容枯槁，踽踽独立;即使像杜甫感时恨别，也曾大呼白日放歌须纵酒。但在王著中，冯至的诗人人格却显得非常的蕴藉和内敛。从童年的寂寞、青年的感伤到中年的沉潜，作者精心构撰，用了很多笔墨详细描述了诗人内敛性人格的形成过程。王著的学术贡献在于它不仅精准地发现了冯至内敛性人格形成的三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通过细腻的分析展现了每一个转折点对冯至成长所寓含的意义。第一个转折点是《骆驼草》的加盟。如果说冯至和沉钟社早期的浓艳风格多少受到郭沫若和创造社风格的引领，是一种青春期特征的显现，那么加盟《骆驼草》，导师换成了周作人，冯至也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成人礼。所以，王著认为冯至“由浪漫的青春幻梦，一下跌入现实的荒原，在稍作沉积、回味后，很容易转入内心，重新寻求一种能够帮他承担自己、超越现状的力量，‘骆驼草’倡导的雍容、坚忍的品格，自然契合他此时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骆驼草》是冯至性格由敏感、怯懦转向静默、坚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中介”。第二个转折点是与里尔克的遇合。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学家们要么还在世纪末的果汁中陶醉，要么左转开始戴上阶级的眼镜，而冯至恰在这个时候与里尔克相遇，精神上产生震撼，这对冯至的诗学生命而言，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种奇迹。正是这一与时代潮流多少有点疏离的遇合，“使冯至完成了由关注自我情感向观察万物、体验并克服孤独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冯至孤独、觉醒、克制、隐忍、决断、沉潜、超越，希望通过艺术找到由特殊到一般、个体到普遍的体验之路”。第三个转折点是向歌德学习。如果说与里尔克的相遇促使冯至完成了一次现代性的突进，而向歌德学习，则是突进之后向传统与经典的回归。歌德“向内的生活”对冯至在集体主义生存背景下保留自己的个性提供了一种思想上的支持，使冯至找到了在集体主义时代，如何在通过“向内的生活”形成自我决断力的根本方法。 在人生途中，转折点的清晰可见固然由时代与环境的外力促成，但诗人人格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的强大与持续，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在王著看来，冯至人格形成的三个转折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层层递进的，《骆驼草》的加盟是生命态度的确立，里尔克的遇合是生命体验的把握，歌德的影响则是生命智慧的完成。这三个层次的不断递进，其动力则是冯至对自我生命所经历的事物的吸收与思考。吸收是精神成长的必要前提，但一个诗人的精神生命仅有吸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考。现代诗人中有才华的不少，愿意吸收的人更多，但真正愿意思考的人却是稀缺的，很多诗人的才华空耗在时代的喧嚣浮泛中，就在于缺乏思考的愿望与能力。在王著中，作者对冯至的思考力不断地予以强调。在叙事诗和梦幻剧时代，冯至就“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探索，即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失望和对自我追求的怀疑与迷茫”。到北游时，“冯至对生命的思考已经从个体孤独的生存体验升华到对人类本体处境的认识，并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在本体的层面上超越这一处境”。在吸收存在主义影响时，“存在主义者超越性的思考，又帮他克服了时代中流行的短视的弊端，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个别”。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操练，“使冯至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那就是反省与否定”。对冯至而言，反省和否定当然针对社会人生，王著指出正是“对现实的‘介入’，使他避免了西方存在主义者的空洞的思辩”。在抗战时期，冯至曾经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国人精神状态上的喧嚣浮泛，提倡认真和决断的人格精神，这些不合时宜但又切中时弊的议论实则是通过对民族劣根性的审视，来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但更可贵的是，王著深刻地洞察到了冯至反省和否定的指向更多的乃是针对自己。在作者看来，冯至不断地反省自己，既是对自身沾染上的喧嚣与浮泛的抖落，也是对自身固有之秉性与潜能的发现，因而他才能不断地在自我否定中决断和担当。每一次否定，不管被否定的事物曾经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荣誉，每一次决断，不管决断的选择将给自己带来何等的危险与不安，也毅然担当而前行。所以，王著精到地把冯至的人格特征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一是坚忍，二是决断，三是担当。惟其坚忍，反省才有精神的根基;惟其敢于决断和担当，坚忍的人格精神才在冯至的文学人生中闪射着灼灼光华，在一个平凡和素朴的肉身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非凡的心灵冒险。
二
自从司马迁的《史记》为传记写作树立起典范与标杆之后，传记写作从来就是中国文史传统构成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许许多多有成就的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曾介入传记写作的实践，为传记文学史提供了无数的精品力作，也为传记文学的写作开辟了种种的书写模式。不过，传人也好，传事也好，模式容或种种，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传人要观其主业，传事则要掘其主干。为政治家立传，须以立功立德为本，为军事家立传，当以战绩战略为主，为文学家立传，自然要以其作品也即立言的成就为传记的主要对象了。王著之所以成功，其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懂得并且严格地遵守了传记写作的这个原则。据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记载，书出第一版时，冯至女儿冯姚平女士曾把这本书拿给正在病中的冯至看，冯至翻看后对冯姚平说：“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他是根据我的作品写我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其中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靠作品立世，给作家立传理所当然要根据作品来写，抓住作品才是抓住根本;二是民国以来，政治风云激荡变幻，极少有人能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或者独善其身，或者砥柱中流。为这种喧嚣浮泛时代中的人生予以定性，目前还为时过早，与其为贤者讳而说些违心的评价，还不如从作品中来体会时代赋予作者的复杂心情和深刻体验。所以冯至说“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其实也是他对于在特定时代下从作品出发来映照自己人生的传记写法的赞许。
分析作品，评价作品，对评价者的最为重要的考验不仅在于评价者是否能够从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而且在于评价者是否能够找到精准的词语来概括或者描述自己发现的这个意义。王著在这方面是有不俗表现的。譬如作者在分析《十四行集》时用了“走向和解”来概括这本诗集的主题，这就是《十四行集》这部现代诗歌经典研究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概括。在这部诗集中，平凡和伟大在和解：“平凡，质朴与辉煌等，消释了外在的不同，而在本质上达到了一致。存在的意义在承担本身，不在承担多少。有时，承担者越渺小，越能显示出内在的崇高，因为它们在默然中，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人和自然在和解：路与水关联，风与云呼应，一切都息息相通，空间和时间的界限也消匿了，生命在时空交汇里与万物俱在生化不息中;生與死在和解：生命的奇迹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样，死亡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成了生命辉煌的完成;形式和内容也在和解：“‘十四行’这种诗体，也为冯至诗中哲理内涵的表达，提供了适宜的形式。这种诗体具有‘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错综而又整齐’的特点，与内涵的雍容、精密，转化的起伏回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十八世纪以来，由于机械工业的迅猛发展，知识生产的疯狂扩张，人类生活的古典和谐状态被彻底打破。席勒曾经用分裂一词来描述近代人的精神特征，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心灵与肉体的分裂等等，不一而足。分裂不仅制造了不安，而且带来了矛盾与冲突。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余年来的人类历史就是冲突的历史，社会发展也是分裂中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西风东渐，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分裂与冲突主题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代际、阶级、性别乃至人与环境、人与自己，无不在矛盾与冲突之中煎熬、徘徊而艰难前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时代主题中，诗人从冲突的历史漩涡中探出独立沉思的头颅，用诗的心灵和表达方式来呼唤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在喧嚣浮泛的分裂语境中，不啻是一种警醒人心、意义旷远的空谷跫音。因而，王著对冯至《十四行集》“走向和解”的主题概括，不仅是对这部诗集在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阐明，也是对冯至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个别”的诗人人生的最有力的佐证。 传记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学作品的专题研究，对传主作品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思想主题概括和艺术特点鉴赏的层面上，作品分析应该服从传记写作的目的，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作者在对作品的分析中透露出对传主人格发展的理解。作品分析的本身就是对于传主人生的解读，这可以说是王著在传记写作手法上最为精彩的特点。譬如对冯至堪称独步的早期叙事诗的解读，作者说：“这类作品，表现了冯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和思索;在这里，主人公面临的每一次美妙的召唤，都是一种可怕的诱惑，每一个向往，都是一种命定的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讲，冯至的叙事诗和梦幻剧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探索，即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失望和对自我追求的怀疑与迷茫，《吹箫人的故事》《绣帷幔的少尼》《河上》《鲛人》和《蚕马》都有一个相似的主题：表达了一个绝望的追求：主人公所追求的东西注定是不可能得到的，或者说，他们追求目标的代价正是追求目标的消失，如吹箫人的箫、鲛人因爱因消失的嘴唇、河上与蚕马中的少女。冯至通过这几部作品，集中展示了对追求的拷问”。且不说这些分析对冯至叙事诗主题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即使从作者为之深深着迷的冯至“对追求的拷问”这一精神现象史的捕捉中，读者也能体会到冯至后来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绝非偶然。因缘前定，在这里，读者已经看到了冯至从霍普斯曼走向里尔克、从《北游》走向《十四行集》时，诗人生命体中内在的文化基因的强大与坚固。
三
传记有文学型的，有学术型的，也有历史型的，还有文学、历史兼而有之的。各种形态的传记都有自己的体式要求，因而不管是哪种形态的传记，好作品的标准有一个是共同的，那就是表达方式上的得体。所谓得体，对于冯至这样的诗人传主而言，即是应该用诗性的思维方式和诗性的语言表述来撰写传记。王著的作者80年代中期师从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攻读硕士学位，对诗思与诗语有精到的理解，也有长期的训练。他长于思考，富有激情，也充满想象力，不仅用一颗灵动的诗心在冯至的一生作品中冒险探寻，寻求与冯至诗歌的精神遇合，而且挥洒自己的才华，用一种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冯至的思考与评价。所以，在目前已经出版的种种冯至传记中，王著的写作不仅得体，而且可谓得人。
用诗的心灵去感受诗人传主的人生，往往会对那些具有审美性的特殊情境感到兴趣。譬如王著写冯至的童年：“昏暗、沉闷、寂寞、歧视、沉默、困厄、悲苦，都是冯至回忆童年文章里的关键词，这种灰色的基调与情绪以及对此的体验与抗拒贯穿了冯至童年的心路历程。1992年1月，冯至答《现代诗报》提问‘童年值得回忆的是什么’时，只单单讲了一个词——‘寂寞’”。又如写冯至早年的北大生活：“在北大开阔的文化胸襟里，在忧郁、伤感的个人感受中，冯至思考着，吸收着，渐渐向世界张开了自己的翅翼。春花灿然，落叶纷纷，北大生活是多么充实多彩、让人魂牵梦绕呀。若干年后，他回忆起‘彼时彼地’，仍感到有一种回味不尽的‘乡愁’”。对于一个普通的儿童来说，童年生活的回忆往往是用快乐或者不快乐、幸福或者不幸福来定性的，但冯至给出的评价是“寂寞”，显示出冯至童年的心灵经验与一般人的童年是多么的不同。“乡愁”，这本来是背井离乡外出学习或者闯荡人生的游子们的共同心绪，但冯至的“乡愁”不是指向故乡，而是指向北大这个著名的学府殿堂，为之而愁的不是肉身的故乡，而是心灵的故乡。可见，王著所写的“寂寞”和“乡愁”，这都是富有审美意义的特殊情境。说其审美，因为它们乃是孕育诗人的精神土壤，说其特殊，则是因为它们规约了诗人此后人格生成与创作发展的轨迹与方向。对这两个独特情境的把握与强调，无疑体现着作者诗心的细腻与敏感。
传记作品既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学术性要求事实准确，但历史的事实与事实之间，必然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缝隙，在这种缝隙中隐藏的因果逻辑链和心理情感的波动频谱，却需要传记作者的想象力来发掘或补充，因而一部优秀的传记必然是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在王著中，读者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对诗人的生命奥秘的想象与沉思。譬如，“检讨如今变得患得患失的自己：落雨了，担心靠窗挂着的帽子要被淋坏;为买一个玻璃书柜花几个晚上去算计;这句说出怕伤朋友的心，那段故事又怕不中小姐的意……諸如此类的庸人习气，哪还有自己呢？倒是黄昏的时候，被埋没了的自己才隐隐约约地现了出来”。这是作者在为诗人设身处地地思考;又如，“从1930年到1940年间，冯至的作品实在太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首诗和几篇散文、译作。被称为20年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个时期基本停止了夜莺的歌唱，文坛也难觅其身影”。“这种表面的停止，并非创作的结束，实乃一个高峰到来前必然要经历的沉寂。《北游》以后，他已厌倦了婉转、伤感的歌吟，而将注意力转向生命本身。二者的过渡实在太大，很难一下找准自己的基调，从而使其创作由生涩逐渐变为沉寂。”这是作者在想象性地解读为什么一个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竟然在10年之中没有人们所期待的作品发表的心理原因。这是冯至传记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思路，在过往的研究中，就有学者将之归咎于现实的压迫。但王著从诗人精神和心理变化的角度，来想象从感伤到沉思这二者之间过渡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选择。
当然，诗性的表达方式也包括诗语的运用，譬如“作者寻求一种山水的超越，并不单单是在追求一种心灵的安宁，而旨在从自然的质朴、平凡的人身上挖掘一种鲜活、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无论生命如何地高贵与卑微，态度如何地严肃与旷达，都反映出一份存在个体的尊严”，这是一种理性的概括，语言精准，有力，蕴藉，相对的概念并列使用，凸显出冯至精神世界的紧张与丰富。“与此相连的是，诗的基调平静、清淡，有一种沧海过后是桑田的大气，有几分寂寞，但不至于焦躁，有几分伤感，但伤感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执著。经过漫长的岁月，站在人生的高山之巅，回首过往，可见一种黄昏时宁静、透彻的感觉”。这是一种感性的描述，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有形象，有感觉，有比喻，有揣摩，包含着许多的信息，供给读者去联想。这两种表述方式都用的是诗性的语言，在王著中它们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奠定了这部传记作品雍容华丽、蕴藉大气的叙述格调，既与传主冯至其人其诗的风格相吻合，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愉悦。一部传记作品深刻而精准地揭示了传主的意义与价值，这已经是一个值得推举的学术成就，而一部作品在拥有这样的成就的同时，自身还具有高度的可读性，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精神愉悦，这就更加值得称道。当今的学术界，各种传记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真正在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上均有追求、均臻上乘的作品依然凤毛麟角。尤其是在近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的碎片化和琐屑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当不少学者远离文本，在所谓社会历史视野的招牌下，孜孜讫讫地纠缠于某些伪问题的展开与论证时，王著修订再版，它对文本自身的细密分析，对诗人主体人格的知人论世，以及作者在写作中的诗性感悟的激情敞开，或许能给文学传记书写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